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新型身份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市民论文,身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3.80;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4-0168-09
《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刊物，是上海凇沪战争之后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它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5年5月停刊，共出版34期。第一、二卷施蛰存独立主编。第三卷到第六卷第一期，与杜衡联名主编。1935年，现代书局被徐朗西掌管，第六卷第二期主编改为汪馥泉，《现代》由文学杂志变成综合性文化杂志，只出三期就停刊了。本文讨论的是第一卷到第六卷第一期共31期作为文学期刊的《现代》。
对《现代》的评价充满歧义和争论，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它被公认为是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结出的硕果①。但论及这一“现代”色彩，主编施蛰存却坚持“说它‘提倡所谓现代观念。’我觉得全不中肯”②。出现争端，除了“现代”一词本身复杂多义之外，更因为研究者大多没有意识到文学杂志并不等同于文学作品。文学杂志不仅是一个资料库，也是一个文学文本。当时杂志编辑所要处理的、所已经处理的，都已经凝定为一种文本现象③。所以只研究《现代》刊登的文学作品，忽略它的杂志文本远不足以概括《现代》特色。《现代》还有许多商品广告，它们同样参与了《现代》的杂志文本建构。
本文认为，《现代》商品广告尤其是香烟广告，以自己的方式勾勒出《现代》对于现代生活的想像。它们作为符号营造了那个时代的“现代”概念，也是《现代》杂志想像现代的媒介。借助文化研究方法，探讨《现代》杂志文本构成元素之一的香烟广告如何建构现代生活，可以辨析出《现代》所处时代关于现代性想像的一个层面，它将有助于考量《现代》的现代性，并进而回答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一、作为广告媒介的《现代》
20世纪30年代杂志剧增，广告繁荣。《现代》因杂志广告及自身优势，引来品种繁多、涉及庞杂的商品广告，并形成特殊的都市生活描述。这种描述一方面勾勒出文学杂志器物层面的现代性想像，另一方面作为城市个体与其所处商品环境的想像性关系表达，为读者描摹出幻想的物质“现实”，暗示特定的历史情形及关于“现代”的价值判断。当广告图片、广告语作为杂志文本构成之一融入《现代》时，这种器物层面的想像，一方面具化现代性想像，另一方面则加强了《现代》现代性建构的模糊多义。尽管“现代性”在中国一出现就受到质疑，但海派最早开始为它涂上欢快沉醉的色彩。在海派笔下城市第一次有可能不仅是一切罪恶的渊源，还是新生的富有创造力的象征，有魅力且完全可以成为审美对象④。《现代》作为公认的海派杂志代表，则有品种繁多的商品广告呼应海派作家笔下充满魅力的现代都市。
《现代》从第5期开始刊登商品广告，第5-31期登载书籍以外的广告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现代》商品广告几乎涵盖了生活各方面，吃、穿、用、学无所不包，为读者营造出一个物质丰富的商品世界。作为纯文学刊物，《现代》却有121则生活用品广告，研究这部分广告，可使研究者不仅从单一的文学角度发掘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发展，还能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角度观照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发展，从而为文学研究建立多维视野及不同的研究参照系，扩大文学研究领域。
20世纪30年代，杂志发展和广告发展出现了重合。此时，“民国政府终于大体上平息了军阀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实质性的国家统一，广告也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最繁荣的阶段。”⑤快速发展的广告需要有效的大众媒介，杂志的兴盛和杂志广告的特色，使杂志成为广告的一个重要选择。
（一）杂志广告的特点
报刊广告在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1934年《申报》固定资产达200万银元，年营业额达200万银元，广告收入在其中竟占了150万银元。此时杂志刊登的广告数量同样很大⑥。
作为印刷媒体的杂志，其广告有自身特点，包括：
1.确实性。杂志是可以确实把握读者层的媒体，杂志读者大致固定，其诉求对象的质与量亦明确，并且以知识及经济水准的高层消费者为多，刊登杂志广告可以确实把握杂志的读者层，广告主可按商品的顾客层，选择适合的杂志刊登广告，收到确实效果。
2.持久性。杂志广告比其他广告寿命持久。一般媒体注重讯息的迅速性，其广告亦仅有短时间的效果。杂志则具有长久的持续性，是有较长生命的广告媒体。杂志容易传阅，广告效果自然加倍，杂志具有保存价值，相对地，广告寿命也持续较久，收到反复效果。
3.欣赏性。杂志讲究印刷，其广告不但可以偏重于读的说服性广告，也可以因精彩的印刷着重于欣赏性的广告设计。
4.重复性与信赖性。杂志广告可以一贯的主题和造型连续刊登，重复广告印象。同时也可以在同一期内，连续刊登数页，加强效果。还可利用杂志的编辑方针，以杂志本身的信誉，间接影响广告的格调与效果，杂志具有的信誉可相乘为广告商品的信用。
5.独占性。杂志广告容易独占版面，可以防止其他广告的影响，如特选封底、跨版双页等作集中式占领诉求，效果特强。此外，杂志是一种清静媒体，能够让读者慢慢地仔细欣赏，因此广告效果亦高⑦。
（二）《现代》作为广告媒介的优势
在广告和杂志繁荣发展的20世纪30年代，《现代》以其独特的办刊方式赢得一定广告优势，从而使杂志文本丰富多样。在现代传媒技术（广播、电影等）未普及之前，印刷媒介是主要的大众传播手段。20世纪30年代“各种杂志层出不穷，1933年到1934年曾被称作‘杂志年’。仅1933年，上海就出版了至少二百种杂志，而1934年，仅‘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月有两种新的出世’。”⑧虽然1933-1934年被称作“杂志年”，但在当局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许多刊物只出了创刊号就面临停办查封的局面。为了办刊，主办者们往往被迫采用转移、分散的方法引开当局注意力，让刊物至少能够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出版发行下去，犹如文化战线上的“游击”或“迂回”战术。因此“杂志年”，并非杂志命运真正亨通。茅盾在1934年《所谓杂志年》一文中指出，“杂志的‘发展’恐怕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以预言：即此所谓‘发展’决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种数的增加。”⑨在这种出版氛围下，文学刊物生存下去已经颇为不易，要争取广告资金以求发展更是艰难。但《现代》非同人期刊性质的宣称、中立政治立场的确立、兼容并包编辑方针的坚持，加上“一·二八”战事之后上海文艺期刊空窗期的天时，使得它对广告主的吸引力除了一般杂志广告特点之外，还有杂志销量大、影响广的独特优势。
1.读者群体相对广泛而确定
《现代》作为新文学刊物，以独特的办刊方式赢得了比较固定的读者群。《现代》第五卷第5期曾举行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文艺作品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30日内收到199份应征文章。留下了宝贵数据。随后《现代》第六卷第1期刊出了征文结果以及应征人籍贯、性别、年龄、职业等情况。
应征者籍贯、年龄和职业数据位居前四者如下：
《现代》分析数据并得出结论：虽然应征者的职业难以准确统计，但是总体来说，中学生较大学生为多；“教育（指教育界从业者——本文按）”指的是校长和教员，大都是小学的，而且多是国语教师；应征者以年龄论是以二十上下的、以职业论是以学生占绝大多数（占总比例的44.7%——本文按），并认为新文学的根基在年青人身上⑩。
杂志也意识到，年青人最踊跃应征投稿，人到中年即使经常看书，但也没有了热烈兴致，所以对于中年读者是否真这样少（30岁—40岁共8人）也发出疑问。但这些数据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它显示读者群基本确定为年轻人、有一定教育背景。施蛰存在1937年曾撰文说“一般新文学书的读者可以说十之五六是学生，十之一二是由学生出身的职业者，其余十之一二才是刻苦用功的小市民。”(11)可见，《现代》的新文学特质造成了读者群的基本确定，使杂志广告诉求对象的质与量比较明确，广告主（指在杂志上投放广告的商家）可以按商品的顾客层，选择适合的广告刊登，以收到确实效果。
2.销量带来广告效益
《现代》的销量也是其广告优势之一。据施蛰存回忆，《现代》创刊号印刷了6000册，第2期印刷了5000册，从第3期到第6期各期销路升降于四五千册之间。但是第二卷第1期因为内容编得整齐，选稿标准也比较高，出版后颇得读者好评，添印了二版，一共卖了10000册，达到杂志销量最高峰。他在给法国的戴望舒通信中说：“《现代》这期创作号销路特别好，初印8000份，现在已销完，正在再版中。一号那天，上海门市售出四百本之多，不可不谓盛事也。”(12)当时许多纯文学刊物的销量顶多在2000册左右，所以《现代》能有如此销量，的确是盛极一时(13)。
“大众媒介作为商业所具有的偿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广告，而广告业又深深地依赖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传播工具。”(14)所以，销量大于同期其他文学杂志的《现代》，在广告主眼里具有了可观的商业价值。在纷纷投入产品进行广告的同时，这些广告一方面为杂志带来了继续发展的资金，另一方面它们的不同又构成了独特的杂志文本形式，进而形成一种都市生活描述。
二、《现代》广告里的现代性质素
赢得诸多广告主青睐的《现代》，也因此形成丰富多样的杂志广告面貌，它勾勒了都市繁华、市民阶层勃兴、工业化程度提高导致消费观变革等现代性质素。
（一）工业化、世俗化：市民阶层勃兴
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刺激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繁荣，大大增强了城市吸纳能力，并由此造就了中国的市民阶层，使之成为近代城市消费主体。按照世界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随。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过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工业革命阶段，但城市工业也在近代较快发展起来。由于城市功能增强而集聚在一起的工人、士绅、企业家、银行家、记者、买办等构成了城市的新兴阶层，他们打破了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政治格局，成为一种“新人类”——都市人，而这一类人无疑是近代城市消费生活的主体(15)。《现代》大量的商品广告正说明了市民——这一潜在消费群的兴起。
（二）都市化的消费观念
《现代》广告产品几乎包含了各行各业，银行、电器、学校、丝织、服装、医药和食品等。《现代》丰富的商品广告突出了都市化和相应的都市消费观念，而这些都是随着现代进程而逐步出现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商品渗入、新观念输入，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和习惯发生了质变。近代以前，中国传统生活观念是“修身为本”，重道德修养，轻物质利益。在消费观念上，以淡泊明志、知足常乐为主。开埠以来，洋货大量涌入，市场吸引力增强。人们不仅能从市场上买到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以比家庭手工成本低很多的价格买到这些商品，这使得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近代上海因其“列国租借”的相对安定，工商业的繁荣，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有钱的旧式人物，更诞生了由新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新阶层。他们以炫耀性消费作为显示身份的标志，这标志极其脆弱，常换常新。与传统旧式社会不同，商业消费社会的社会关系分层，按财富威望之类的合法标准，形成等级层。在连续的等级体系中，个体攀升是允许的，也是可能的。于是炫耀性消费成为社会底层效仿的榜样。此外，商品广告和人口流动更促使风气蔓延，广告往往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向社会灌输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样式(16)。
《现代》大量的商品广告突出了都市化的消费观念，再现了以都市化、市民化、世俗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质素，并作为杂志文本丰富了《现代》的现代性构成。
三、香烟广告：新型身份建立与传统审美意识
从表1可以看出，香烟广告名列《现代》广告榜首，美丽牌和金鼠牌香烟，占据了杂志所有封底。香烟不是生活必需品，它以最高频率出现在杂志上，除了说明30年代上海，工业发达商品丰富之外，更传递出杂志对消费观念改变、物欲受到肯定、消费从生存本能上升为个人价值体现的认可。
《现代》广告产品都是上海制造，而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的消费有了革命性质变，消费主体由臣民变为市民，自致性的身份逐渐取代了先赋性的社会地位，自我奋斗、自我决定命运表现为消费的独立性。30年代是一个远较过去更为自由的时代，消费的本质也从仅仅满足生存本能而上升为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人们在消费行为中，获得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心灵解放与快感，从中领悟到消费的真正涵义(17)。香烟广告在这背景下占据着《现代》有商品广告以来的所有封底，暗示人们可以通过这种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获得新型身份的自我实现。
香烟广告这种较强的暗示作用来自它在杂志文本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
（一）香烟广告的特殊位置
香烟广告垄断了《现代》5-31期的所有封底，始终占据整页封底这一最重要广告位置，而从杂志文本和广告角度看，广告登载在杂志版面上的不同位置有着不同意义和价格。“杂志刊登广告的最主要广告版位，是在封底、封面里和封底里。”(18)相应地，不同广告版面有不同的广告价目。从创刊号到第三卷第5期九月号（共17期），《现代》广告价目如下：
从两个时期的广告价目表可以看出，底面外（即封底）的广告价格始终最高。而香烟广告不仅在《现代》上出现频率最高达29次，并垄断了《现代》5-31期有商品广告以来的所有封底。始终占据整页封底这一最重要广告位置，似乎说明香烟制造业资金最为雄厚，独占中国工业鳌头。实际情况是30年代上海棉纺工业始终名列第一，香烟业年产值一般位居第三(19)。《现代》登载并非工业龙头的香烟产品，显示出杂志文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和意义建构。
（二）香烟消费的身份建构
从文化研究角度来看，任何时代的物品都不仅是物质性的，它们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香烟广告也是如此。因为物品选择产生出特定的区分模式，物品是可见的文化，它们被安置在不同的界域和等级系统内。人们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且稳定下来。而消费就是一场仪式，主要功能是让一系列进行中的事件产生意义，消费者可以用自己选择的商品建构一个可知的世界。消费活动就是消费同仁联合建立价值体系的过程(20)。《现代》香烟广告无形中为读者建构了一条通过香烟消费获得现代身份的路径。
在消费社会，人们可以通过消费方式建构个人与群体的身份认同。蒂姆·爱德华兹指出：购物和消费不断构成身份认同，人们越来越按照他们的消费模式而得到界定(21)。
广告中，常常能见到把产品及其消费与特定的身份认同、身份区隔联系起来的“个性化”修辞策略，使用特定的产品被当作是特定身份和个性特征的标志。在《现代》里，香烟消费被建构成新阶层身份的获得手段，大张旗鼓的香烟消费宣传暗示世袭的阶层壁垒被打破，经济方面的消费模式成为新的身份区隔手段。《现代》所处的30年代，正是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不断被打破的变革时期，在上海这个中国工业最发达区域，消费观念发生质变，天赋阶层特权已不被认可，人们需要新的确立身份差异的手段。《现代》香烟广告的突出，暗示了一种通过消费确立身份的新方式，而这种新方式指向了更为现代的质素。
因为与传统社会相比，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更常见地在自己、也在别人的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之间建立联系。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之所以与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形成身份区隔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商品通过象征的方式被赋予了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的意义。日益扩大的符号——文化生产，对于以前那种建立在门第或其他世袭因素上的身份等级系统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身份等级系统越来越趋向于建立在消费方式而不是其他差异（比如家庭出身、亲属关系、道德品行等）的基础上(22)。
《现代》美丽牌香烟的广告语是“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画面上一个时髦的洋服女郎低首含笑，她纤细的手指间夹着一支正在燃烧的香烟。
《现代》第五期封底
《现代》第六期封底
这个悦目的摩登女郎形象浮现现代商品的某些想像性题旨，她回应着个人愉悦性视觉经验，同时暗示着商品可能给人带来的福音，它试图给读者一个幻想的物质“现实”(23)。画面和广告语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暗示：购买美丽牌香烟，将“有美皆备，无丽不臻”，什么好东西都可以得到。对于男性读者，画面可以满足一种幻想，这个时髦女郎就如同烟卷一样，可以通过购买行为收归麾下；而对于女性读者来说，它还传递了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抽烟这种更现代和新潮的生活方式是被期许的，只要拥有美丽牌香烟，就会“有美皆备，无丽不臻”。
而香烟广告的这种通过消费获得新身份的暗示是建立在它对读者群的预设基础上。
（三）香烟广告与《现代》的目标人群
《现代》从不讳言它是“综合性、商业性刊物”(24)，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资方“办文学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25)而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多数杂志其实要靠广告来为它们提供大部分收入，所以杂志为了生存，必须对读者赋予热切的关注(26)。
早在创刊号上，施蛰存就声明，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这表明他将杂志读者定位成“文学嗜好者”。能够嗜好文学，必须受过教育。而在当时环境下，支付教育费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1929年—1930年社会调查‘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元。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多在16-33元之间，平均为22元；每个家庭必须同时有两个人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的劳动人民家庭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一般只能上国立大学或者免费的师范学院……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份额的5-10%，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27)教育费用筹措不易，大多数平民子弟选择师范类学校，毕业后多半从事教育。而教育界的工资水平却并不能让他们在消费上真正处于“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自由境地。
《现代》在第五卷第5期举行的征文活动，留下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数据。它显示读者群基本为年轻人、有一定教育背景，其中有职业者又以小学教育工作者居多。这样的读者群消费方式有自身特点。1934年大夏大学教授曾对上海市300多所小学教师的收入、生活、闲暇娱乐情况进行了分类调查，结果显示30年代小学教师收入在60元以下的占66%，这在中层社会中属较低水平。该项调查表明，工资低下直接影响了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社会交际率与课余生活丰富程度。67%的小学教师有不良习惯，依次为21%抽烟，18%搓麻将，8%跳舞(28)。这些在社会中属于较低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既有抽烟习惯，又迫于经济原因，选择香烟品种时，自然多半不会挑选较贵的洋烟。《现代》频登国产的美丽牌和金鼠牌香烟广告，迎合了目标人群的消费需求。
香烟广告在广告语里许诺的“有美皆备，无丽不臻”幻境，则通过价格合适的非生活必需品香烟的购买而获得，这样，杂志读者群可以在阅读杂志时，顺利地接收杂志广告传递的信息，并将这个“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特定产品当做自己期待达到的特定身份和个性特征的标志。
（四）香烟图案里的传统审美意识
明确读者群，并为他们设计了通过消费获得新身份认同路径的《现代》广告，却在广告图案这一重要组成部分里，渲染了浓厚的传统田园迷恋，既抚慰都市人逐渐感受到的工业化、都市化给人带来的挤压和焦灼，同时也显示出《现代》现代性想像的复杂。
作为主编，施蛰存非常重视杂志的版面设计，他曾颇为自豪地回忆“《现代》杂志的封面是很有些特点的，‘现代’两字的美术体设计得很富有时代感觉，是叶灵凤设计的。起初二卷的封面都是请叶灵凤画的，每卷都是一个样子，只调换年月、期号，我觉得有些呆板，刘呐鸥也说太俗，我不太满意，到第三卷时改为每期用一张木刻作品，仍然不够活泼。第四卷开始大变，我请庞熏琴、张光宇、雷圭元、郭建英、叶灵凤、周多，这些当时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的美术界新锐、名家轮流设计每期的封面画稿，颇具现代艺术趣味，那时我就非常满意，不但为杂志封面设计开创了一种新风格，而且也介绍了几位代表新画风的画家。现在再次翻阅第四卷的每期封面，仍然耐看。”(29)
在这位重视版面设计的主编审视下，《现代》29次香烟广告，却有14次是同样的画面：双飞燕子在柳树枝条中呜叫。重复频率甚高，从而为《现代》香烟广告奠定一种独特审美风格。
燕子和柳条本是乡村的常见物，代表着典型田园风光。熟悉古典文学的读者可能还会联想到北宋词人晏几道《临江仙》中的句子，“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反复以田园风光、传统意象作为广告诉求点，正说明了《现代》的现代性构想复杂的一面。
30年代的上海正向现代化急遽转型，伴随着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心理变态、精神失常的最激烈后果就是自杀。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1929年、1930年分别发生自杀事件1989起和1932起，1932年、1933年、1934年则分别为1944起、2096起和2749起。从1932-1934年上海市民自杀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出，自杀现象频繁、数量与年俱增，自杀原因多和经济相关，与生活程度低下、生存空间狭小有关，因家庭关系失调而自杀的多，在年龄层上更显示出21-30岁自杀率最高(30)。
在这样的转型社会背景下，《现代》广告流露出向传统审美寻求归依的用意。双飞燕子和柳条轻摇的图案不仅传递出与都市迥异的浓厚田园意蕴，更传递出现代性构成的复杂多面。
中国是一个古典美高度发达、圆熟精致、田园乡土广大的国度，中国作家中，不论是鲁迅、茅盾还是城市背景较深的新感觉派，大都有着真实乡村（镇）记忆。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作家群落中大都是些“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虽然新感觉派作家算不上正宗乡村子弟，但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大上海都市中人，其根仍插在乡土田园和中国传统文化大氛围中。所以即便是人们认为最“现代”的新感觉派作家，乡土田园也依然是他们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向往。
对土地的眷恋一代代沉淀下来就形成了一种浓厚的乡恋情结，深深嵌进民族血液和心理气质里，那不是都市一两天所能洗刷抹掉的。植根于这片土地的传统文化虽经历史周折，仍执拗地驾驭着人们的心态结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审美意识(31)。与之相呼应的是，《现代》广告同样再现了这种古典审美意识的牢固。
基于这样的集体无意识，面临现代转型社会的挤压，《现代》香烟广告一方面为读者建构了一条通过消费获得新身份的路径，另一方面不自觉地流露出传统的审美意识，这也再现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由乡村向都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人们的精神历程。作为《现代》杂志文本构成，它为《现代》增添了一层复杂多义的面貌。
综上所述，可以说处在30年代杂志和广告共同繁荣发展时期的《现代》，以自己独特的非同人办刊方式、中立政治立场和商业性色彩的宣称，赢得了较高杂志销量，从而也赢得数量众多的商品广告。而杂志的香烟广告通过香烟消费的提倡，暗示一种获得新型身份的路径，其中传统审美意识的广告图案，既流露都市化工业化给人带来的现代焦灼，又再现了传统审美意识的牢固。这些广告作为杂志文本之一，构成了《现代》现代性构想的复杂多义，并为日后考量《现代》以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设置了重重迷雾。
收稿日期：2008-01-15
注释：
①马以鑫：《〈现代〉杂志与现代派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②《访谈实录》，载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③邵宁宁：《关于现代文学杂志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④参见吴福辉《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象——都市文学笔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⑤⑥黄勇编：《中外广告简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0-81页。
⑦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255页。
⑧⑨参见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⑩本文所有关于《现代》上的内容均引自《现代》第1-6卷合订本，上海书店1984年9月影印版，此处是第6卷第1期292页。
(11)施蛰存：《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编、北山散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12)孔令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13)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4页。
(14)［美］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版，第470页。
(15)参见谯珊《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
(16)参见周石峰《“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7)参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349页。
(18)张觉明：《现代杂志编辑学》，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19)参见［美］罗兹·墨菲、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20)(21)参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63、155页。
(22)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3)姚玳玫、王璜生：《面对“月份牌”的新年画》，《读书》2005年第8期。
(24)施蛰存：《浮生杂咏》，《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5)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6)参见［美］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145页。
(27)陈明远：《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学费》，《教师博览》2004年第4期。
(28)参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29)《访谈实录》，载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30)参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
(31)参见黄献文《论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传统情结》，《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