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加入WTO后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工作论文,思想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国加入WTO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参与全球竞争的领域更广、层次更高、交流要求更频繁，这大大刺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动，激活了国内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使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生活、心理状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的影响，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挑战之一：影响人们思想的不稳定因素扩张。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注：《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国加入WTO，标志着这场变革更加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变化进一步加大，并且影响这种思想变化的不稳定因素不断扩张。其一，竞争加剧带来的就业压力使人们的心理忧虑加重。加入WTO后，开放由自主性开放为主转为非自主性开放为主，大量跨国资本进入我国，一些过去受保护较多的行业和部门，由于缺乏竞争力而被纷纷挤垮，下岗职工不断增多。同时，外国产品蜂涌而入，特别是外国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造成了国内农产品销路受阻、价格下调、打破了农民“靠地求生”的农业结构平衡，迫使庞大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进城“淘金”。“下岗”与“打工潮”的汇合，使失业大军不断扩大，并使更多的人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而对于失业“只要谁并非自愿地长期失业，他就不仅会感到失望和沮丧，还会变得具有攻击性”，“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信任”（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可见，WTO带来的就业问题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其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使人们的社会不公正感加剧。据新华通讯社资料显示：“中国目前中产阶级有1.2亿人，其可自行支配的年收入为8000美元，据摩根——斯坦利国际投资公司提供的数字，这个阶层的人数在2010年将增加到将近5亿。”（注：《参考资料》新华通讯社，2001/10/18。）这一数据意味着：目前的普通工薪阶层，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在加入WTO后将飞速增长，另一部分人则依旧保持普通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对此，清华大学魏杰教授指出：中国人共同贫穷不会闹事，而差距一旦扩大，就会闹情绪。特别是一些国企的老职工，都曾为国家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加入WTO后的相对贫穷加剧，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其三，全球互动性加强，使西方国家的突发性事件更容易涉及我国国民。加入WTO前，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相对较少，各国国内的不安因素很难波及其他国家人们的思想，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对我国国民的思想影响较小；加入WTO后，各成员国之间形成了以经济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互动体系，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性增强，这就使西方国家的突发性事件对我国国民的影响更直接、更快捷。比如美国的"9·11"事件涉及了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股市，11月11日的“纽约坠机”事件又引起了我国航空股值下跌。也就是说，加入WTO后，西方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思想的新兴因素。
挑战之二：政府引导和控制传媒和舆论的难度增大。
传媒和舆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它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生活、心理状态等产生巨大的影响。朱镕基同志曾为中央电视台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注：《痛并快乐着》白岩松著，华艺出版社。）精辟地概述了传媒和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有效地引导和控制传媒和舆论，使其紧跟党中央的宣传方向，不脱离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国党和政府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一以贯之的战略部署。但随着WTO的加入，政府引导和控制传媒和舆论的难度越来越大。加入WTO前，政府通过组织、政策、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和渠道，从不同的角度严密地引导和控制着传媒和舆论。比如，对传媒与舆论的主要载体——广电传媒和报业集团，在领导机制上，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制，在内容上，实行严格的层层审批、逐级审定的“内容终审权”制等等，使其紧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加入WTO后，为了适应国际惯例、履行自由贸易的基本承诺、迎接跨国传媒集团挑战和摆脱依赖政府全资拨付生存的被动局面，传媒逐渐走上了资本运营与兼并联合的道路。因此，传媒的执行意志逐渐由政府意志向资本意志转变，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指挥棒。另外，由于传媒的国内市场受地域特点的影响，以广电传媒和报业集团为主的各种传媒，为了实现利润，在兼并联合的过程中，并未真正走大兼并、大合作的路子，即没有借鉴国外传媒发展的经验，强化传媒产业的国家垄断，组建大的传媒集团。以报业集团为例：各报业在兼并联合的过程中，各自以本集团利益为中心，大打“小报”牌，在集团旗下办出了各类小报，如各类都市报，不但使报业步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竞争“怪圈”，而且，由于这些小报发行量小、发行范围窄、生息节奏快，管理部门很难彻底地对其行使管理、监督职能，特别是很难彻底地行使“内容终审权”，因而偏离中央宣传方向、游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不断增多。据统计，“仅2000年，在舆论导向上出错而被管理部门点名批评的，各类小报占90%以上”。（注：《新闻记者》2001年第1期。）可见，政府对传媒和舆论的引导与控制的难度不断加大，这就必然导致传媒和舆论误导人们思想的情况增多，政府加载于传媒和舆论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不断落空，进而给思想政治工作形成巨大的压力。
挑战之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加剧。
自苏东解体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把意识形态渗透的矛头转向了中国。无奈我国党和政府吸取了苏东的经验教训，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非常重视，严密监视意识形态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产品，因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只能停留在运用境外电台、学者交流、关注中国留学生以及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已被中国政府过滤）等手段间接进行，一直不能“大举进攻”。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行政环境、市场环境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承诺降低关税，逐步取消进出口配额，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开放投资禁区等，这使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有了可乘之机。加入WTO前只能“偷偷摸摸”、“打外线”的意识形态工作集团及其职员，如因特网、电影、电视、广播、报纸、书刊、音像制品等，如今可以披着“自由贸易”的外衣，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进入我国。如法国的《ELLE世界时装之苑》、《追求》，美国的《IT财富》、时代华纳，德国的贝塔斯曼等等已悄悄地渗入我国市场，虽然它们没有写上“意识形态”字样，但意识形态渗透却无处不在。另外，据有关资料显示，外资在我国所有的电信服务业中所占股权飞速进军49%，在增值服务和寻呼等服务业中的股权正蓄势问鼎51%，出版业的关税也直奔10%，在电影娱乐业中外资则可毫无障碍地兴建与改造电影院。特别是最近“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目前已初步达成共识，允许外资电视涉及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节目‘有限度’地在内地播出”（注：《联合早报》2001/9/21。），而在加入WTO前，凡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电视，国家有关部门规定：严禁非特殊职业部门收看境外电视，更谈不上让境外电视进驻中国本土。因此，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惊呼：WTO是“布满鲜花的陷阱”，加入WTO是“与狼共舞”（注：《中国问题报告》金鑫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这话听起来有点偏激，却道出了西方国家利用WTO悄悄加剧意识形态渗透的现实。
挑战之四：思想政治工作的自身功效相对减弱。
思想政治工作的功效与以前相比相对减弱，是思想政治工作在我国加入WTO后受到的又一挑战。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信息网络中的空间和时间占有密度相对减弱。对于一个普通的思想政治工作受体（某一组织、某一个人，等）来说，在限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它能够接受、处理的各类信息的总量是有限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众多信息中的一种，必然会受到其他信息输出量的影响。加入WTO前，由于组织、政治和法律手段的支持，思想政治工作占据了很大一片信息跑道。诸如各宣传部门、政治机关、电影电视、广播报纸等。加入WTO后，各类信息跑道迅速扩容，未加载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的信息跑道增多，并且思想政治工作受体自由选择信息的自主权扩大，从而出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的空间和时间为其他信息所挤占的现象。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的变化跟不上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和对象的变化。加入WTO后，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日新月异，从决策方法到传播途径、承载工具，都今非昔比，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与改进却明显落后，如“网络政工”远远落后于互联网络的发展；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在WTO的催化下，竞争意识增强，观念转变加快，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使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受众间原本存在的观念落差与文化知识落差不再显著。也就是是说，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队伍的素质优势及其相应的设备优势在退化。再一方面，相对固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客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思想政治工作遂行的难度加大。加入WTO前，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国家宏观调控较多，企事业单位和企事业职工以及过剩农村劳动力感受的竞争压力较小，多数在一个单位、一个村落“从一而终”；加入WTO后，市场经济体制迅速与国际接轨，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配置必须紧跟市场的客观要求，使“跳槽”、“转行”、“进城”日益频繁。于是，人的频繁流动、人的身份的频繁变化，使依靠相对固定的“主体——客体”关系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能性减小。
二
面对加入WTO带来的新挑战，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消除人们思想上的模糊认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增强时代感上下功夫。
一、强化服务意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工作，因此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注：《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因此，应对WTO带来的新挑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就必须不断增强服务意识。首先，要做到“知民”。要深入分析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人民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切实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利益要求，掌握群众情绪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有的放矢地回答“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等问题，并寻找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其次，要做到“敬民”。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和心声，改变长期以来政工干部居高临下的不民主作风，克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陋习，切实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爱护人。再次，要做到“重民”。思想政治工作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开展，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当作自己的工作重点，坚持把做人民群众思想工作与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真正做到“事情办好，道理说通，感情到位”。这样，以人民群众的事情和问题为圆心，以优质的服务为半径，由WTO带来的系列思想问题就会尽收其中，并不断弱化，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不流于形式。
二、构建多维格局，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格局过于单一，视界不够开阔，因而在应对WTO带来的各种思想问题时，效果显得不佳。要改变这一不良局面，应对WTO带来的新挑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就必须走出单一格局，拓宽视界，构建“多维”格局，走综合治理的道路。具体来说，要做到六个结合。一是虚、实结合。加入WTO后，更多的人们步入了现实与网络的两栖生活，网络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与日俱增，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来自虚拟的网络世界的信息远远多于现实世界，其思想主要为网络所左右。因而，必须重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虚、实结合。二是疏、堵结合。引发人们思想问题的因素多种多样，要视其性质区别对待。对于违反原则、破坏力较强的因素，如黄、赌、毒等，一旦发现，要坚决制裁；对于由人们内部矛盾引发的，如利益调整，则要加强疏导，多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三是灌、引结合。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思潮披着WTO的外衣渗入我国，导致一些人思想混乱，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产生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衰微的现象，我们必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6月第3版。）。因此，我们要坚持“灌输”这一基本原则。但这种“灌输”并不是简单化的“填鸭”，而是结合启发引导进行，授人以“渔”而不是“鱼”，也就是“灌”“引”结合。四是专、群结合。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专兼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同时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所有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做。”（注：《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充分表明，在应对WTO带来的新挑战中，必须走专、群结合的道路，不能只叫政工干部“单枪匹马”，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向全体党员。五是隐、显结合。文化建设，相对于显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言，是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隐性“杀手锏”。《印度时报》刊文指出：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要加强隐性斗争建设，即弘扬民族文化。事实上，诸多的国家利用文化这一隐性的斗争武器，在反西方意识形态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文莱等国家用伊斯兰教义抵制住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它们的经验从某个角度来说，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我们要大力加强“隐性建设”，做到隐、显结合。六是攻、防结合。加入WTO，外国企业、文化、意识形态更加自由地进出我国，同时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入西方国家提供了条件。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一味地只针对自己的国民，要进入西方国家，做西方国家公民的工作，使他们了解、信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弱化西方思想政治工作的冲击源，这样，在里防外攻的态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就会更加明显。
三、把握发展动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
一切工作的主动性，都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一致。它相当于哲学上讲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注：《人民日报》2000/8/31。）因此，要应对WTO带来的新挑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就必须在认识和适应加入WTO后人们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动态上下功夫。首先，要积极预测，未雨绸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善于从历史发展进程与世界发展形势，来分析、预测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矛质和问题，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增强人民群众的免疫力。比如预测加入WTO后因产业结构调整而遭遇下岗的群体的工作性质、年龄大小、思想基础、文化水平、再就业可能性；预测加入WTO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方法，精神产品介入我国的时间、可能样式等等。必须指出，这种预测不是空想、更不是瞎测，而是“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注：《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所进行的规律性推导。其次，要实时监控，全面检索。对“本地区、本部门思想政治领域到底存在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心中一定要有数”（注：《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特别是在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内，要及时发现并制止那些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各种隐蔽的或半公开的群众性活动，防止“分裂势力”、“法轮功”、“西方恐怖主义”等等利用WTO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利益上的变化做文章，影响人们群众的思想稳定。再次，要主动遂行，讲求时效。对已经预见到的问题，或者是现实中扫描到的不良现象，不管上级有没有布置，都要在第一时间主动遂行，“一抓到底，一抓到位”，不能“等着上级拿主意，等着别人做工作”，贻误战机。只有这样，才能在应对WTO带来的新挑战中，真正赢得主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
四、推进创新工程，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注：《论“三个代表”》，江泽民著，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8月第1版。）思想政治工作在应对WTO带来的新挑战中，也应不断创新，以创新求发展，以创新紧贴时代。首先，观念要更新。“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观念一变天地宽，思路一变面貌新。”（注：《于永波同志在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2000年9月21日。）过去，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环境相对封闭，对象思想相对简单，利益矛盾相对隐蔽，现在，WTO使环境空前开放，对象思想日益活跃，利益矛盾逐渐明显。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摒弃过去那一套“关”、“卡”、“封”、“压”的老观念，树立民主、开放、整合的新观念，首先从观念上主动适应时代特点。其次，内容要拓展。要密切关注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新动向，特别是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兴阵地的出现，思想政治工作要迅速扩张，在第一时间有效地占领阵地，比如，在互联网上建设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要不断查找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盲点”，消灭死角，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比如查找停薪留职到异地工作的“脱钩”人员、查找偏远山区的“尘封”人员等。第三，机制要变革。要深入研究，因大量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社会成员流动的数量、范围、方式的不断扩大和变化带来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不适应的问题。最紧要的是要实现从思想政治工作的“单位人”管理机制向“社会人”管理机制转变。第四，方法要改进。要根据加入WTO后的基本形势，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进行改革和新的实践。从决策角度看，要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从主客体关系看，要从单向灌输型向双向交流型转变；从布局看，要从集中型向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转变，做到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异，讲求实用、有效，群众喜闻乐见。第五，手段要完善。要迅速改变政工干部队伍文化偏低、知识老化、手段落后的现状，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引导现代传媒，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科技含量，同时要大力加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亲和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富于强烈的新时代气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应对WTO带来的各种新挑战中游刃有余，开辟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