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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桌子周围堆满了高高低低的书，一派典型的传统出版社风格。科技出版社对外合作编辑部主任傅东伟从书桌上拿起一沓夹得颇为工整的合同，那是科技出版社版权贸易合同的一部分。从1989年到2002年，科技出版社通过版权贸易出版的图书只有310多种，其中引进有260多种，输出50多种。
就13年的时间而言，这个数字无疑显得单薄。但如果放在中国的版权贸易市场中，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情况。
尽管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展版权贸易，但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颁布《著作权法》，版权保护仅仅是以内部文件（文化部颁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条例》）实行。因此那时的版权贸易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多采用的是合作出版的方式，国内许多出版单位积极与海外出版单位进行合作，以共同出版同一部作品，或同期在各自所在地出版同一作品的不同语种本，或单独授予翻译权和复制发行权等方式进行合作。
1991年6月，我国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紧接着相继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国务院还颁发了《关于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至此，版权贸易有了法律依据，版权贸易活动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据中国国家版权局统计，从1998年到1999年5月间，中国通过出版社开展的图书版权贸易约20700种。主要的贸易对象有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俄国、法国等国家。
同时，版权贸易组织也发展起来了。1988年4月，中国第一家国家级综合性版权代理机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成立，随后又批准成立了一批地区性和专业性的版权代理公司，目前已经有27家版权代理公司从事版权代理的中介业务。此外，国内许多大出版社也积极成立与版权贸易有关的对外合作部、版权贸易部。
但是版权贸易蓬勃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隐约的不和谐。
版权代理的烦恼
从版权贸易的流程来看，其涉及到海外出版社——版权代理机构国内出版社——读者（市场）。
在国际上，版权代理机构的活跃与否和版权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中国，它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目前20多家的版权代理机构中，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上海、广西万达、北京等版权代理公司在涉外版权贸易中比较活跃，但这样的公司数目并不多。有些版权代理公司甚至有名无实，基本没有开展任何的业务。
“在中国，版权代理的职业环境很差。”一位从1988年从事版权代理至今，并且在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经营多年的老版权代理人向记者讲述了版权代理的烦恼。
在国内，出版业中并未形成委托代理制。长期以来，很多出版社觉得与其让版权代理人赚取代理费，倒不如自己与海外的出版社联系更划算。
即使有出版社与版权代理公司合作，也经常会出现一些不符合行规的事情。更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出版社缺乏基本的信用。在版权代理人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以后，出版社撇开版权代理人而自己与其交易。有些出版社甚至在合同寄出以后，还会出尔反尔，从而造成版权代理人的损失。
另外一个是代理费问题。这是版权代理人的收入来源。代理项目成功后，通常代理人会收取委托人所得报酬的10%-15%作为代理费，有些项目会预先收取少量立项服务费。
而由于国内外图书的价格比相差比较大，以普通图书为例，国内的价格大概会是国际价格的1/4至1/5，而彩色类图书的价格大概会是1/2左右。另外一个是国内图书版税率普遍不高，再加上印数和册数偏少，扣除中间环节、所得税、以及权利人分配，所得利润无几。同时还涉及到的是一个与海外出版社的竞争。有着巨大资金实力的海外出版社，往往会先拿下全球代理权，再进行分授权，这样使得版权交易的费用大为提高。
这些因素都使得版权贸易的利润空间收窄，版权代理费也随之跌落。
现在这个老版权代理人，已经找到了他的版权贸易生涯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电子版权的贸易具有更大的利润空间。”他拿起几本英语类的工具书，这是他现在正在做的几单生意，把英语工具书的版权卖给PDA等电子产品的厂家。如果说上面的这些因素仍然是外部的因素，那么版权贸易人才的欠缺则是其发展的致命瓶颈。“出版、贸易、外语，这是一个版权代理人的三板斧。”一个版权代理人说，“但在国内，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尽管版权代理的困扰多多，但这一行业无疑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以中国566家出版社全年总产值436亿元人民币来计算，目前的版权贸易总量（1998-1999年为20700种）仍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而20多家经营得并不算好的版权代理机构应远远未能满足需求。
地下版权代理机构的活跃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推介目录比我们做得还专业。”有业内人士称。
同样瞄准这一版块的还有境外的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
据了解，像一些台湾的版权代理机构和出版社已经在中国大陆静悄悄地开展起了业务。
由于出版业的敏感性质，版权代理机构的成立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国家版权局负责“批准设立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涉外代理机构和全同纠纷仲裁机构，并监督、指导其工作”。其实目前正在运营的版权代理机构都是各地版权局的属下单位，有相当部分的版权代理机构负责人同时也是版权局成员。
“广西万达经营的成功，除了它本身的因素外，与广西省版权局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一位业内人士认为。版权代理机构半官方的性质是一个事实存在。
尽管在1993年，有关部门曾下发文件，允许个人开设版权代理机构。但由于行业秩序混乱，至今无一例获批。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承诺，在法律服务当中允许外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从事盈利性活动。版权贸易、商标和专利的代理，已经纳入司法部律师的代理活动当中。这样一来很多具备条件的国外代理机构，将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本土的版权代理机构造成冲击。
面对这种冲击，中国政府表示，无论国营还是私企，谁能把中国的版权代理的事业干起来，就支持谁。
出版社的“地狱与天堂”
这是一个令众出版社垂涎的领域。“有了教材就像有了印钞机”，这已是出版业公认的事实。中国出版业全年总值436亿元人民币，其中教科书占60%到80%。
“当有人抱着金娃娃时，就不会再想去淘金。”一位出版业人士以此作为解释中国版权贸易乏力的原因之一，长期地依赖教材会导致图书结构的不合理，从而使各出版社的有效出版资源相对地匮乏。
广东省教育出版社——这个担负着广东省教材出版重任的出版社，从1996年开始版权贸易，至今签定的引进和输出的版权贸易合同各有几十个，种类多集中在青少年读物上。
绝对的数字并不多。究其原因，对外编辑部主任姚沙沙认为，因为教育出版社在教材的投入达到了99%，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就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固有销售渠道多是在学校即是与教材相关的渠道上，引进的好图书在销售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在经济效益方面也差强人意。
但事实上有此金娃娃的出版社只是少数。教材的出版重任一般是落在教育部直属出版社各教育出版社的头上。也有些省为了平衡利益，采取“分猪肉”的方式，几家出版社一起干，但更多的出版社只能是望洋兴叹。于是打擦边球的方式出现了——出版教辅成为创收之途径。但前几年教育部减负的指令又断了这条财路。
没有了稳定且深厚的收入来源，出版社要走向市场，版权贸易成为了创收的途径之一。
广东省科技出版社版权贸易的真正的发力是在1999年开始，在那一年，引进的合同达到了68个，引进书种达到90多种，多是时尚生活类，科技类等。这个爆发的诱因是教材辅导材料的砍断。
“但现在我们遇到了新的难题。”傅东伟说。对中国内地有深入了解的国外出版商已不仅仅满足简单地出售版权，收取版税，他们要求参与投资，共同经营，甚至直接参与到印刷、设计、发行中，以期获取更大的利润。同时也借此熟悉中国市场。
这种新的合作出版是一种风险和利润均分摊的版权贸易的形式。但这种形式经常在国内传统的出版社中遇到阻碍。例如科技出版社的一套3L英语教材原来向外方买断版权，出版后也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在期限到来时，科技出版社提出再买断，外方出版社就提出要以合作出版的方式来进行，科技出版社没有同意。后来外方与另外一家出版社达成了协议。
“销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内出版市场混乱，倘若双方合作发行运营，通常在发行折扣方面会不一致，从而导致市场秩序的扰乱。”傅东伟表示类似的事件在出版界并不少见，有些出版社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同时为在版权贸易中控制印数，不受蒙骗，外商直接提出他们认为合理的最低印数，低于此印数版权交易便无法成交。有些实力雄厚的海外出版社还在国内设有办事处，雇请专人到各书店核对印数。
逆差的“道理”
中国图书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从1998年到1999年5月间，在通过出版社开展的图书版权贸易20700中，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0:1。2000年，我国输出的版权只有630项，与7000多项的版权引进相比，二者的差距之大令人深思。而且输出的多为古籍、绘画书法、中医药类版权，自然科技、人文社科类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输出的国家也主要局限在东南亚一带华文圈内。
在业界的讨论中，文化论调一直为大家所认同，“经济强势必然导致文化强势”，“输出版权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国的文化，要缩小的不是一般意义的贸易逆差。”但单纯的文化论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有业内人士指出，国内出版社与著作权人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才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在国内，出版社与著作权人的结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稿费，按千字结算；一种是版税结算，印数乘以价钱再乘以版税率。在国内大多数出版物采取的都是前者。版税结算的方式其实是出版社和著作权人之间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游戏规则。采取这一游戏规则是国内版权贸易市场化的基础。
“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只能靠私人感情来维系与作者的合作关系。没有市场化的运作，好作者很容易会流失。”傅东伟说，隔海相望的台湾有近乎5倍于大陆的出版社，竞争惨烈。
“台湾的出版业同行总是说，他们生活在地狱，而我们生活在天堂。”
走出科技出版社的走廊里，有一个放着各种奖状和奖杯的橱窗，发黄的状纸和层层的灰尘显示着历史，时冷空气南下，窗外刮着猛烈的风，屋里的空气却仍然显得有些闷热。“这是我们的最高荣誉——全国优秀出版社。”傅东伟指着一份奖状说。这意味着又一个特权可以无数额限制地得到书号。这或许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但在未来的市场不知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新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