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忏悔制度及忏悔体文学对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日本论文,制度论文,文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6-01-18
中图分类号：I313.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2X(2007)01-0103-05
1.关于私小说起源的研究
对私小说的研究历来是日本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单就其起源问题，就有自然主义起源说，如中村武罗夫的《通俗小说的传统及其发展的过程》(1930)、小林秀雄的《私小说论》(1935)、中村光夫的《风俗小说论》(1950)；白桦派起源说，如宇野浩二的《〈私小说〉我见》(1925)；自然主义和白桦派共同起源说，如平野谦的《私小说的二律背反》(1951)等。也有人做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认为其与“日本的民族性”水乳交融、无法分离(大森澄雄，1982：199)，或者是佛教禅宗的艺术化，是“禅身的宗教”(王向远，1996：5)。我国学者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环境是私小说产生的历史条件，而日本传统文化的底蕴是私小说产生的内驱力。日本私小说的产生是日本民族在广泛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所采用的‘和魂洋才’的结果”(吕继臣，1988：52)；“其渊源，绝不仅仅只能‘追溯到明治时期自然主义文学开始兴起的时代’”(邱岭，1999：76)；“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日本文学的传统具有如实暴露的倾向，如平安时期的《浮蝣日记》等；(2)来自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倡导的实证主义的影响”等。(李先瑞，2005：106)
我们认为，柄谷行人的研究独具特色，富于启发。他指出：“基督教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源泉。但这并非意味着基督教对之产生了影响，重要的是，这里所指的并非具体产生明显影响的基督教，倒不如说是看似没有什么影响的基督教。即我在此所说的基督教并非事实上的基督教，而是某种起决定性作用的颠覆。”(1978：116)之后，他就该问题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中又做过进一步阐述。遗憾的是，他未就忏悔制度对私小说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及其机制展开分析，更未涉及欧洲和俄罗斯忏悔体文学的影响问题。为此，本文拟通过对基督教忏悔制度以及忏悔体文学的发展进行概观，结合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势，力图对私小说的产生、发展予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2.忏悔制度与忏悔体文学
内村鉴三认为：“在所有的宗教中，唯有基督教是从人的心灵内部发挥作用的。”(柄谷行人，2004：113)而基督教发挥作用的机制，主要就是采用“告白”形式的忏悔制度。谈到基督教，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基督教中的“罪”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性欲、贪欲、权欲和各种非道德的欲望。基督教徒相信只要“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上帝就会“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圣经·旧约》，2004：531、520)即基督教文化既非审判文化，亦非自救性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旧约》中先知的使命就是唤起人们的自我罪恶感，而在《新约》中先知约翰更是把忏悔和施洗看作人类得救的先决条件(《圣经·新约》，2004：107-108)。简言之，只有通过受洗，以信仰基督为第一要求，通过压抑自我的自然情感活动来否定现实，达到对上帝的自觉认同，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因此自起源始，忏悔已被赋予神圣的宗教内涵。
与宗教制度相伴生的是宗教文学，原始时代的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便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忏悔体文学是宗教文学的形式之一。一般认为，忏悔体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奥古斯丁(354—430)的《忏悔录》为代表的早期忏悔体文学，以18世纪卢梭(1712—1778)的《忏悔录》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之后的忏悔体文学，以及19世纪后半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和托尔斯泰(1828—1910)为代表的忏悔体文学。
正如奥古斯丁所述：“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我愿向你忏悔我的耻辱，为了你的光荣。我求你，请容许我用现在的记忆回想我过去错误的曲折过程，向你献上‘欢乐之祭’”。(1994：25、51)早期的忏悔体文学受制于宗教观念，内容局限于歌颂上帝以及对自己所犯下的基督教意义上的罪进行反省，未能广泛反映和探索社会的真实状况：“叙事几乎专注于成人时期的精神历程……外部世界几乎从不出现”(勒热纳，2001：51)。
文艺复兴运动解放了人文主义精神，为忏悔体文学溢出宗教意义范畴奠定了基础。生活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最后挣扎时期的卢梭，希望借助把自己“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卢梭，2003：3)，即通过采用基督教直言不讳的告白形式回顾自己的生平，来实现精神的升华，从而将忏悔体文学发展成为一种非宗教意图但又具有深层宗教意识的文学形式，使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甚至成为近代自传的代名词(杨正润，2002)。
进入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但俄罗斯却依旧是落后的农奴制度。先进的知识分子忧患民生疾苦，寻求解脱之道。由于神学影响根深蒂固，他们选择“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1993：64)，采用忏悔体文学创作来表达对农奴制度的不满和控诉。但由于欧洲浪漫主义影响的深入，人们的主体和社会意识更加强烈，他们的忏悔体文学不再采用自叙传的形式，而是借助自己所塑造的社会生活中的个体的内心独白与真实抒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从而使忏悔体文学溢出了宗教和道德范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作品，通过描写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以及借助忏悔而完成的精神升华过程，展现了19世纪末的俄国生活，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忏悔体文学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忏悔体文学的发展与昌盛一般是在受压抑的时代。“为什么总是失败者才忏悔，而支配者却从来不这么做呢？原因在于忏悔是另一种被扭曲了的权力意志。忏悔绝非悔过，而是在柔韧的结构中谋求获得‘主体’地位，即以支配为目的。”(柄谷行人，2004：116)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的发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忏悔成为基督教世界弱者达到解脱和成长的最主要的精神手段，忏悔体文学成为作家的主要工具之一。
其次，在形式上，袒露忏悔者内心情感世界的这种主体性第一人称叙述与独白式倾诉——尤其是主体性第一人称叙述——成为忏悔体文学的“制度”，不仅保证了抒情与叙事的真实性，而且使倾诉的情感内容在表达上不受拘束。
再者，通过否定情欲和个人意志来解脱痛苦，实现精神的升华。奥古斯丁祈求上帝“‘请您赏赐我纯洁和节制，但不要立即赏给’，我怕你立即答应而立即消除我好色之心。”(1994：150)卢梭的作品中也充满了矛盾和压抑的心理：一方面期望解脱，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世俗的情欲。而俄罗斯作家们也认为“淫欲引起嫉妒，淫欲产生残暴。”(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662)正如米歇尔·福柯指出的那样：“从基督教的改恶从善开始至今，性一直是忏悔的特权性题材”，(柄谷行人，2004：105)性也自然而然成为忏悔体文学的特权性题材。
3.基督教忏悔制度对“私小说”形式的影响
明治维新(1867)后，在国策推动以及开化的知识分子努力之下，欧洲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疾风怒涛般地进入日本，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在文学创作方面，基督教忏悔制度和忏悔体文学首先为日本私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形式上的借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歌颂在天神父功德’的基督教，也在明治初期带着异国情趣，震撼了新时代敏感青年的心”。(正宗白鸟，2002：19)但这里的“青年”并不是泛指所有的青年，而主要是指由于明治维新被剥夺了幕府时代曾经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的武士阶层，尤其是原来的“佐幕派”武士。这里主要存在着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明治维新之初，基督教被视为西洋文明的体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为尽快摆脱亡国危机，走上与欧美比肩的强国之路，日本政府开始了“自我殖民地化”(小森阳一，2001：16)，全面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当时基督教领军人物之一的小崎弘道的发言具有代表性：“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基督教，深刻理解其真理……我们确信其文明之精神。”(1880：1-2)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被视为西方文明、价值体现的基督教在日本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在国民国家建立过程中，“宗教学”性质的宗教观念① 渐渐得以确立，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
其次，基督教给人们带来了精神解脱，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部分武士，尤其是“佐幕派”武士，由于受到因拥戴维新而掌握了政府实权的“倒幕派”发展而来的官僚的压制，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和门路，社会和经济地位尤为悲惨。“因为可以借助成为基督教徒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武士’地位”，具体来讲，就是因为“基督教所带来的，是借助放弃成为‘主人’方式从而谋求成为‘主人’(主体)的一种逆转。他们放弃了成为主人的念头，依靠完全服从神的方式，从而获得了‘主体’”。(柄谷行人，2004：115)换言之，正是因为可以通过信仰基督教而获得精神上的补偿或寄托，正如山路爱山在《现代日本教会史论》(1906)中所指出的，明治初期的基督教徒基本上都是幕臣的子弟。作为失去权势的阶层，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往往只有文学创作。
下面让我们通过对“基督教会文学者”植村正久的分析来看当时基督教对他们的精神和创作产生的影响。植村出身于维新前拥有很高地位的幕府将军直属武士——“旗本”家庭，他认为：“武士道是日本最好的产物……如果将基督教融入武士道的基础，那么所产生的将是世界上最好的产物。她将拥有能够拯救日本乃至全世界的能力”。(内村鉴三，1933：393)而其融入方式就是“武士道接触基督教的感化，接受其和平、爱、福音和洗礼，不但能够保存武士道的精髓，而且可以使日本的基督教产生一种特殊的性格，无疑这也将为发展基督的生命而做出巨大贡献。”(内村鉴三，1964：288-289)同时期的基督教大师内村鉴三也同样出身于武士家庭，他同样对“武士道和基督教”充满兴趣。(内村鉴三，1933：642-647)而且，两人均对卡莱尔推崇备至，力图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著作达到启蒙社会的目的。其后众多作家秉承初期“基督教会文学者”的传统，创作出诸多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品。
对于当时的日本作家而言，基督教所传入的“忏悔，并非单纯告白什么罪恶，而是一种制度。只有在该已确立的制度中，才会产生应该被隐藏的内容。而且，忏悔本身是一种制度这一事实也被人们所遗忘”，如“麻疹”般广泛地影响了日本近代作家。(柄谷行人，1980：88、93)“透谷、独步、芦花，还有自然主义时期的人们，他们之所以将怀疑、忏悔、自白等词语挂在嘴边，并频频为之伤神，不正是因为西洋宗教的刺激所致吗？”(正宗白鸟，2002：42)基督教发展成为“宗教学”性质的宗教思想，潜移默化之中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创作“制度”。
在该创作制度下诞生了一大批日本作家。二战前，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田山花袋、森鸥外、正宗白鸟、志贺直哉等名家要么曾经一度加入基督教，要么直接受到植村正久、内村鉴三的影响。尤其是“自然主义”作家和评论家几乎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农村出身，其中部分人如田山花袋还是武士家庭出身。无论是出身原因，还是试图到大城市寻梦，残酷的现实所带来的失落感和无助感，都使他们对基督教产生了共鸣。“白桦派”作家更是“接受了基督教·托尔斯泰主义·社会主义的洗礼，历经苦恼之后站立起来，在四十三年前后正式开始了作家生涯。”(西垣勤，1981：2)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轻易找到“忏悔”的痕迹自然不足为怪。我们认为，这也是传统上或者将自然主义、或者将白桦派、或者将自然主义和白桦派共同视为日本“私小说”起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至于文坛怪才芥川龙之介的《南京的基督》、《西方的人》、《续西方的人》等众多的“切支丹物”更是影响深远。他临终时甚至以《圣经》为枕，足见基督教对其影响之深。可以说：“日本近代文学者中，很少有人与基督教没有关系。几乎所有的人都与基督教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关系。”(小玉晃一，2006)
二战之后，由于“被占领”这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与西方的交流更加深入，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更是人才辈出，如椎名麟三、岛尾敏雄、太宰治、远藤周作、三浦绫子、有吉佐和子等。其中远藤周作(1923—1996)在中国大连度过了幼年生活，于战后回到日本。当时日本社会所面临的痛苦促使他深入思考社会和人生，后来在母亲的影响下受洗，从基督教中寻求解脱。他毕生追求将日本的传统与基督教精神相结合，撰写了《海与毒药》、《丑闻》、《最后的殉教者》、《沉默》等“切支丹物”。由于其影响深远，新潮社拟于2007年出版《远藤周作文学全集》，称之为“国民作家远藤周作奉献给21世纪的贵重遗产”。
如上所述，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忏悔制度，自近代以来成为日本文学创作“制度”，深深影响了日本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
4.忏悔体文学对“私小说”内容的影响
明治维新并非市民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因而日本社会封建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加上自由民权运动渐渐危及到自己的统治，明治政府转而采取镇压政策，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迫使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创作。而当时基督教的适时影响使他们坚信：“将忏悔与宗教联系起来，只要忏悔就能消除自己的罪，从而为神所解救”，(正宗白鸟，2002：211)因而试图从忏悔体文学中求得人生解脱。
中江兆民翻译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受其影响，卢梭的文学作品也在日本掀起热潮。1911年《忏悔录》日译本出版，给日本文坛，尤其是自然主义作家以决定性影响。而1910年后期《托尔斯泰全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更是在日本掀起了俄罗斯忏悔体文学的热潮。忏悔体小说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手法方面，自坪内逍遥之后，写实成为日本文学创作的准则，但在自由民权运动遭受镇压之后的黑暗时代，作家们对描写现实噤若寒蝉。基督教带给他们的“所谓的忏悔，尽管带有宗教的情调，但究其实质，仍是基于对社会制裁的恐怖。奥古斯丁等人所恐惧的神的影子已经淡薄，社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神。”(正宗白鸟，2002：210)忏悔体文学为他们提供了确保抒情与叙事真实性的范本，这种借助忏悔体文学主体性第一人称叙述与独白式倾诉方式所形成的小说形式——私小说，很快占据了日本“纯文学”的主流地位。
其次，在题材方面，由于骨子里传统的文艺风格、国民的传统审美情趣、国民性格(就该问题已有许多先行研究，在此不赘述)以及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严酷的社会现实等均不允许作家涉及社会问题，虽然后来深受俄罗斯忏悔体文学的影响，但是日本最终没有产生俄罗斯式的剖析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而是将被视为近代法国自传体文学起源的卢梭的《忏悔录》奉为典范。不过，在俄罗斯忏悔体文学影响下，他们并没有走上卢梭式的自传体文学创作道路，而是将视野局限于自己的身边，私小说的内容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忏悔的特权性的题材”——“性”的方面。
在这里，基督教的影响显而易见。正如《马太福音》所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圣经·新约》，2004：5)由于受到“从人心灵内部发挥作用的”基督教的影响，田山花袋等人坚持的“露骨的描写、大胆的描写”(田山花袋，1972：201)，实际上只是“写了丑恶之心，并非写事”，(柄谷行人，2004：103)即自然主义所告白的不是奸淫之“事”，而只是奸淫之“心”。如《棉被》(1907)这类小说中露骨的对被压抑的情欲的描写和忏悔色彩在日本文坛掀起了风潮，并彻底改变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依靠《破戒》(1906)一举成为日本自然主义先驱的岛崎藤村，之后的作品都明显带有忏悔这种宗教情调，尤其是藤村借助主人公岸本忏悔自己与侄女的乱伦关系，批判自己自私、利己思想的“《新生》被视为忏悔文学，作者本人的口气中也透露出是为了‘忏悔’而写的”(正宗白鸟，2002：209)。
进入大正年间，托尔斯泰主义成为人道主义的代名词，对“白桦派”等众多作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武者小路实笃赤裸裸地礼赞《复活》所讴歌的道德，并对田园生活充满了憧憬，最终开始了“新村”的尝试。“白桦派众多作品中共通的与女佣人的恋爱、结婚问题，也是起源于托尔斯泰主义、尤其是《复活》的道德与青年欲望之间的葛藤。”(西垣勤，1981：5)而志贺直哉创作的主线之一，更是基于托尔斯泰主义立场的他与站在资本主义体制立场的父亲的“激烈冲突——不和——和解”，由此而形成了心境小说——具有深刻自我反省格调的小说。像《在城崎》这类小说适应了大多数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和心境，很快获得文坛和社会的认同。随着志贺被推崇为“小说之神”，其文学作品被特权化，这种强调个人的内心净化和自我反思的小说对文学界影响深远。
最后，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表面上看，似乎基督教“没有发展显现为文学方面的强大力量”，但实际上“如果排除了基督教，无论欧洲过去的艺术或者文学都无法理解”，即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19世纪，仍然是“除了一部分有识之士之外，整体上每个人内心都有宗教的影子”。(正宗白鸟，2002：19、42)由于当时被日本知识分子视为文学楷模的“西洋‘文学’总体上是由于忏悔制度而形成的，无论是否愿意接受基督教，只要一接触到‘文学’就会被纳入该制度之中。因此，日本近代‘文学’根本没有必要是‘基督教性质的文学’”。(柄谷行人，2004：109)换言之，由于“宗教学”性质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西欧文学实际上早已被深深打上基督教忏悔制度和忏悔体文学的烙印，作为“自我殖民地化”结果之一的日本文学，自然也具备了忏悔的形式和内容。
5.结语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传入，基督教的忏悔制度以及“在忏悔制度下所形成的”包括忏悔体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俄罗斯文学也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坛造成极大冲击。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方面来看，基督教均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借鉴，并起到了催化作用，形成了以日本独特的国情为基础，将视野局限于身边琐事，以告白自己的欲望，尤其是性欲为主要内容的私小说。这些小说，借用内村鉴三的话来说，实际上成为日本人“经过了罪孽、眼泪和众多悲哀的洗礼，记录以上天为目标每日所取得的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日记。(柄谷行人，2004：116)
注释：
①此处的“宗教学”是
崎正治所提出的特定概念。详见参考文献[16]。
②许多日本学者将此类文学作品作为“基督教文学”进行研究，如高桥俊一编《近代文学のなかのキリスト教》(南窗社，1981)、久保田晓一著《日本の作家とキリスト教·二十人の作家の軌》(朝文社，2006)等。但上述著作较多关注研究对象的基督教背景，较少涉及忏悔制度和忏悔体文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本文对作家的综述部分参考了上述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