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6)05-080-(6)
20世纪以来，众多文化研究学者，从卢卡奇(Georg Lukacs)、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布罗齐 (Ernst Bloch)、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人，均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分析文化形式与文化发展、社会历史的关系，了解文化形式对大众和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因此，要把握文化研究的发展路向，在现时期理解文化研究的各种类型和表现形式，必须了解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
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1.马克思与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在研究中提及文化现象，但具体谈得很少。马恩提出，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中，文化和意识形态保障统治阶层的统治地位。这种极富影响力的“经济基础／上层结构”模式认为，经济是社会基础，而像文化、法律、政治和其他生活形式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再生产。
马恩认为，文化形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服务于特殊的社会经济利益，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马恩看来，一定时期的文化观念总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阶级统治提供合法的意识形态支持。在这里，意识形态是个关键因素。马恩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一个既定阶级的统治观念提升本阶级利益，掩盖阶级压迫、偏见和负面影响的本质。根据这种分析，封建社会里，虔诚、荣誉、勇敢以及骑士精神等文化观念是拥有统治权的贵族阶级的统治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利润、竞争和市场等主导文化观念，明确表明了正在巩固其阶级力量的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因为意识形态看起来是自然明确的，故常被忽视，也未遭到批判。
马恩批判意识形态，试图揭示统治观念重塑占统治地位社会阶层利益的机制，这些利益符合现行社会及体制，也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自然化、理想化和合法化表现。在竞争激烈和个人主义泛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坚信人的本性在本质上是自利而相互竞争的，就像坚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本质上是相互合作的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人类和社会的关系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但意识形态却抹平了矛盾、冲突和负面特性，将人类或社会一些特性理想化为个体性和竞争性，并将其提升为统治观念和价值观。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世界市场和社会风云变化，但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文化分析模式。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文化现象研究。
2.卢卡奇和布罗齐
文化批评家卢卡奇认为，只有用相关的历史背景才能很好地解释文学形式、人物角色和小说内容。因为，在不同的背景下，叙述本身会采用多种形式，体现多种功能。赋予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分析范畴以明确的历史意义，强调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阅读文化著作，并通过阐释著作来展示其历史背景，是卢卡奇对文化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卢卡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分析，为现代社会文化分析提供了经济学基础。因此，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建构了历史，要了解处于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各种文化形式，只能从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入手，而文化形式也正好阐释并展示了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卢卡奇对巴尔扎克(Balzac)、左拉(Zola)、托马斯·曼(Thomas mann)，卡夫卡(Kafka)和其他作品的解读为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阅读、分析那些批判性著作提供了研究模式。
与卢卡奇形成对比的是布罗齐。布罗齐重视西方文化理想性一面，关注文化著作中对美好世界和社会变革方式的渴望。这种解读方式使布罗齐在诸如荷马(Homer)的著作、《圣经》(Bible)甚至现代广告和百货商店的陈列品等文化产品中寻求美好生活。这对文化研究提出的挑战是，如何清晰地描述那些有助于推动个人解放和社会变革的现存世界、意向、理念和叙述是如何通过文化得到选择，而诸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像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之类的当代理论家形成其认识视野的文化机制何在。
3.葛兰西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某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与各种文化力量共同构成一种思想霸权，实现观念和文化形式的统治，从而诱使人们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一般来说，建立国家政权（像美国革命和19世纪的意大利革命）能统一各阶级，而在建立霸权过程中类似“市民社会”的建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这里，“市民社会”包括教会、学派、媒介和一些大众文化形式等，其职责是调节个人、家庭经济利益者等私人领域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后者也是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核心。
在葛兰西看来，“统治”和“霸权”的结合维系着社会组织的稳定，这种稳定也意味着与“知识精英和道德领袖”保持一致。一些机构或组织（例如，政治、军事组织等）为维护社会界限和社会规则采用暴力方式行使职权并维持其统治，从而建立并发展了社会秩序。其他组织（如宗教团体、学派和传媒）与统治秩序保持一致的方法是建立诸如像市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特殊社会秩序支配权或意识形态统治地位。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既分析了统治要素和特殊政治力量夺取统治权的方式，也阐述了能与现行统治一决高低并推翻它的反霸权力量、组织和观念。这里，智囊团和由基金支持的政治团体都属于文化组织。比如，要解释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的统治，就要分析他们的右倾思想成为媒体、学派和文化圈主流的机制。还要讨论一种文化现象，即在全球范围内，市场被视为财富的源泉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而国家则被视为制定税金、规则和培养官僚惰性的罪魁祸首，从而详细说明了保守党是如何通过控制国家政权，利用媒体、新兴技术和文化组织来取得领导权的。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性观念，它起着一种“社会粘合剂”作用，能统一和巩固已有社会秩序。他在《文化主题：意识形态的材料》(Culture Theme:Ideological Material)一文中写道，在日常生活中，新闻传媒成为构筑现有制度和社会秩序之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统治工具，而教会、学派和各种团体等各种社会建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借鉴并吸取了葛兰西对文化和传媒统治方式的批判，从而为文化批判提供了多种有价值的工具。卢卡奇和布罗齐发展了意识形态、空想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分析概念，并影响着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的路向。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为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这一现代交往理论的先驱的批判路径奠定了基础。
4.法兰克福学派
在从传统文化和现代主义艺术向媒介和消费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视角。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认为，广告和商业的需要控制着由电影、广播、报纸杂志所引领的文化生产界，后者服务于消费资本主义体系并为其创造便利。以后的批评者指出，他们的研究方法有过多的操作性、还原性，并带有精英论特点。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革》(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书中，哈贝马斯(Habermas)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分析历史化了。他阐述了文化工业辉煌的历史背景，分析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勃兴的机制，这种公共领域介于平民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调节公共和个人利益。个人和一些团体组织能形成公共意见，并直接表达其需要和利益诉求，从而影响政治实践，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由反对国家权力的公共意见和资产阶级社会众多利益共同构成的新王国诞生了。
哈贝马斯认为，在文化工业中，大规模合作取代了公共领域，并使之从一种理性辩论场所转变为一种可操作的消费与服从状态。在这一转向中，“公共意见”由原先的源自争论、讨论和反思的理性变为民意或媒介专家的人为意见。公共争论领域和个人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结因此而遭到瓦解，并演变成政治操纵和发表政治主张的领域。在这里，市民消费者能够获取积极的休闲娱乐和信息，“市民”由此成了观看媒介表现和媒介讨论的旁观者，而这种媒体讨论能仲裁公共讨论并迫使观众关注新闻、信息和众多公共事务。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今天，由于大众传媒从资产阶级的自我辩护中揭除了其文学空壳，并利用这些空壳作为买卖形式为文化消费者提供公共服务，从而颠覆了其原来的含义。”
哈贝马斯的批评家认为，哈贝马斯将早期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理想化了，并把其作为理性争论和讨论的舞台，却将许多社会组织和绝大多数女性排除在外，忽视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工人阶级、普通公民和女性等公共领域。然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哈贝马斯是正确的。公共领域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时，普通公民能够参与政治讨论、组织管理，并与不公平权力进行斗争。
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和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原样派”(Tel Quel)，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卢西奥·科利蒂(Lucio Colletti)等，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60年代英语国家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用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分析文化产物的生产、解释和接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y in Birmingham)的“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1.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是个充满变数和竞争的社会文化变革时期，有人称之为“后福特制”、“后现代主义”时期。当时，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基于工人阶级的旧文化和新型大生产文化关系略显紧张，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文化工业产品。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其所描绘的文化形式中明确讲述了这一时期的背景。由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普森(E.P.Thompson)开创的文化研究事业，力图使工人阶级文化免受源自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的攻击。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深入调查，霍加特和威廉斯倡导的工人阶级文化运动，与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当代社会的变革力量，动员和组织这支力量，可以与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展开斗争，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在某种程度上，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对大众文化的早期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批判是一致的。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法西斯专制时期的德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工人阶级被打败了，未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在许多重要领域形成了激进主义思想，推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为文化研究转向后现代平民主义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
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1963-1964年由霍加特和霍尔创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该研究中心通过学派争论、反思、参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斗争和运动，深入研究了文化背景下阶级、性别、民族、种族以及传媒文化的特点及其意识形态性。他们最先开始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和其他流行文化形式对观众的影响，分析各种使观众以不同方式对待传媒内容的因素，关注不同观众在不同背景下以不同方式解释和利用媒体文化的机制。
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研究仍沿袭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路径，并受阿尔图塞(Althusser)和葛兰西的影响。虽然伯明翰学派的一些学者竭力在其论述中排除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从他们在做文化研究时所采用的社会理论、精神病理学模型及其政治视野和方法来看，他们仍在某些方面坚持了法兰克福学派特有的阶级立场。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关注工人阶级与其革命意识信仰间的统一，研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外在条件，得出结论是：在工人阶级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大众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全新的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正在构建一种新型资本主义霸权模式。
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特点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传统都注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叠合，视意识形态批判为批判性文化研究的关键，从而把文化看作重建意识形态和建立意识形态霸权的模式。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形式有助于塑造思想和行为方式，引导个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两派学者都把文化视作一种抵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形式。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特别是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把高雅文化视为抵抗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意识形态的组成力量。后来，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维持了传媒文化、观众表演和传媒制品中的抵抗性成分，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却使大众文化在概念上成为“霸权”或意识形态统治的强有力形式，正是在此处，构成了两个传统的不同，并导致两者的分道扬镳。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研究了那些相互对立的亚文化出现对抗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讲，他们的研究是高度政治化的。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把青年文化作为提供对立和社会变革的新型潜在形式。在保留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潜在形式后，他们揭示了青年亚文化对抗资本主义统治霸权形式的机制。通过研究青年亚文化，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描述了文化构建不同个体的过程和组织成员形式化的过程，评价了各种青年亚文化的潜在对抗性。这就使文化研究开始关注亚文化组织在创造其特有的形式和特性过程中反抗文化统治形式和同一性的机制，那些与主流服饰、时尚规范、行为和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个人在主流团体中形成其同一性，并成为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像白种人、美国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而那些与亚文化保持一致的个人，像“朋克 (punk)文化”或黑人民族亚文化，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其实际运行都与主流存在着极大差异，由此创造出相反的同一性，而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对标准模式的反叛。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差异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没有过多介入现代主义运动和先锋派美学运动，而仅仅局限于对媒体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产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将文化提高到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力图使大众文化研究主流化以及介入到媒体文化产品的过程中，从高雅文化转向了大众文化。但这一转变却以牺牲对所有文化形式的深入研究为代价，并再现了文化领域中“大众和精英”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它将文化研究与反文化形式割断开来，而后者与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先锋派运动”存在着密切联系。
从根本上讲，作为跨学科研究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反对对已有学术活动领域的划分。事实上，他们的学科交叉背景及其对抽象文化负面影响的批判遭到了那些强调学科导向、坚持文化自治、宣扬社会政治阐述的学者们的反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采用跨学科方式研究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文化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文化的文本作品及观众对文化的接受程度，这种视角与法兰克福学派极其相似。例如，霍尔(Stuart Hall)在其纲领性的论文《编码和解码》(Encoding /Decoding)中，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Grundrisse)为模型，分析了包含“生产-分配-消费-生产”等要素的“连续巡回”系统。他关注传媒机构创造价值、进行发行、观众利用或解读这些文本并使之产生价值的机制，这使其模式具体化了。1983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提出一种文化分析模式，以生产、文本、接受的循环为出发点，强调生产和分配的重要性。
在反对学术形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同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张，文化研究一定要置于创造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文化分析与社会、政治、经济研究紧密相连。该学派借用葛兰西的“霸权和反霸权”模式，分析占统治地位的“霸权”统治和社会文化力量，寻求“反霸权”力量，以便从压迫和统治中获得解放，促进政治斗争，推动社会变革。
三、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走向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转向。它强调愉悦、消费和一致性的个体建构，这些被麦奎根(McGuigan)视为“文化民粹主义”。从这一视角出发，媒体文化为一致性、愉悦和权利创造了素材，从而使观众通过对其文化产品的消费来建构“流行”。于是，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学派从前期的社会主义与革命政治学转向了后现代的一致性政治学和媒体文化、消费文化的次批判视角，其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观众、消费和接受上，关注文本生产消费以及文本在传媒产业中被创造出来的过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文化研究系统阐述了植根于大批量生产和消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后者被视为一种新资本制度和社会秩序，描述了信息与休闲社会中全球资本的特色及其对形成差异性、多样性、折衷主义、民粹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推动作用。这样，骤增的传媒文化，后现代建筑、购物商业街和后现代视野文化成为技术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发起者和发祥地。因此，文化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也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一个回应。
例如，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是“独裁主义”“民粹主义”的分析，就与全球资本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转换中出现的权力霸权运动相联系。霍尔的文化研究始于对生产的分析，他详细论述了“两种范式”和资本循环，在更高层面上综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主义”和建构主义。但对他的批判者来说，霍尔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转向中经济因素的作用。霍尔在回应葛兰西时并没有否认“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核心作用”，但这并不能确定霍尔自己在文化研究和政治批判时充分运用了经济分析方法。他在《全球后现代化》中强调，当代全球资本主义需要更多批判性观念，需要系统阐述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他指出，全球后现代性意味着下述现象：出现差异性和边缘化现象，偏离西方主流文化的可能性；形成文化政治中心地带，强烈抵制差异性的行为，恢复传统西方文明准则的尝试；对多元文化直接或间接的侵袭；对历史、语言和文学描述的回归，对种族绝对主义及文化激进主义的抵御；对即将攻破欧洲堡垒的恐慌。
因此，对霍尔来说，全球后现代性既包括文化的双重性，也包括边界、差异性以及摆脱西方文化描述的开放性。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全球后现代性仅仅代表全球资本主义在新传媒和新技术领域的扩张，而传媒文化中信息和娱乐的激增代表了强大的资本实现和社会控制的新资源。可以肯定的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和政治新世界秩序是以多样性、多元主义、公开差异性和边缘性为标志的，但它受制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正成为强大的新文化侵略者，它限制了而非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
四、文化研究走向全球化
近年来，文化产业的合并与联合体现了极少数超大媒体的联合，去控制信息和娱乐活动可能性骤增。媒体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文化同质性强加在某种民族文化中的过程，如CNN，NBC，NTV， BBC等就在全球把最无聊的一致性和同质性施加于传媒文化。
全球传媒文化的规定性特质是同一性和差异性、同质化和多样化、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对抗，它们彼此影响、碰撞、和平共存或产生新的互利关系。全球化意味着跨国文化工业的垄断，主要是指美国的文化工业占领了全球电影、电视、音乐及其他文化市场。因此，全球后现代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再现体现了多种反抗全球同质性和相似性的趋势，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强调的主题。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重点阐述了处于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中的经验和现象。他们关注充满活力的观众、反抗性的阅读物、敌对的文本、空想成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从而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在那里，人们被训练成精明的媒介消费者；在那里，人们获取了更广泛的文化选择范围，相应的，就有了以广泛的消费选择、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为特征的新型全球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由特色销售、差异性、多样性和多样化所支撑的后现代理论描述了一种新型社会秩序中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激增状况，这种社会秩序是在消费欲望和消费需求激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全球资本主义拥有大量产品、文化和民众，拥有全球和局域新结构，拥有斗争和反抗新形式，这也成为后现代文化研究所描述的混合文化形式。那种把传统与整个世界连接起来的新型文化研究复现了发展中的全球文化结构，产生了更多的文化研究形式，如激增的文章、书籍、会议、网站和全球讨论。从1980年至现在，文化研究模式扩展到了理论界、宗教界等，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传统。从根本上讲，它深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总之，现代文化研究以特定的政治干预方式将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历史哲学分析糅合起来，超越传统的学科领域，采用跨学科概念，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交往理论、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等理论精髓，强调文化研究不应停留于一种文本范围，而应了解多样的文本成为生产样式或类型体系组成部分的机制，大大拓展了文化研究视野。从而使现代文化研究不只是一种学术热情，而正在成为争取美好社会和生活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06-06-28
校对：张春美，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上海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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