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进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中国论文,步伐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也波及整个世界，对世界经济总体格局及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已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在新形势下，各国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减少金融、贸易投资等风险，都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任务放在愈益重要的地位。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尽管取得一些进展，但由于起步较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还不高。本文在着重分析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以推进新世纪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成效与进程
目前，中国主要进行了以下三种类型的区域经济合作。
一、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1."10+3"区域合作
"10+3"区域合作是指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10+3"区域合作始于1997年，迄今已举行了五次会议。中国是"10+3"区域合作的重要成员，在"10+3"合作中举足轻重。中国在历次"10+3"会议上提出许多建议性的倡议，有力地推动了"10+3"合作的发展。
在1998年第二次"10+3"("9+3")会议上，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建议加强东亚各国在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在2000年第四次"10+3"会议上，朱镕基总理阐明了中国关于"10+3"合作定位的主张，指出"10+3"可以发展成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建议逐步建立起地区金融、贸易和投资合作框架，实现地区经济的更大融合。这一主张得到"10+3"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赞同，"10+3"作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的地位开始确立。在2001年第五次"10+3"会议上，朱总理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对新世纪初"10+3"合作发展的主张，表示"10+3"可以在侧重经济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
2.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上海五国会议”发展而来的。“上海五国会议”成立于1996年4月，至今已经举行了五次会晤。虽然“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最初是以边境裁军和加强军事信任为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国关系日益密切，友好关系深入发展，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也相继展开，它为五国合作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主渠道。2000年7月，在“上海五国”杜尚别会晤上，江泽民主席提出以五国元首年度会晤为核心和动力，促进各方面各领域的具体合作。从而在“上海五国”框架内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会晤机制，逐步将五国会晤机制发展成为五国合作机制。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了第六次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合作组织。
3.图们江地区次区域合作组织
图们江地区次区域合作组织是东北亚地区同时并存的三个小区域经济合作圈（又被称为“增长三角”）中最重要的一个。1991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一个开发图们江三角洲的计划。10月，UNDP召开了图们江开发会议，正式成立图们江开发项目，并成立了项目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图们江地区开发正式启动。
1995年12月，中、朝、韩、俄、蒙五国就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和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等问题达成三个协议，次年各签署国政府正式批准该三项协议。由此，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协调机制初步建立并开始投入运行。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图们江地区的开发，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推动开发的顺利进行。1992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黑河、满洲里、绥芬河、珲春四城市对外开放。国务院设立图们江开发领导小组，并把图们江开发正式列入“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远规划。1993年批准了吉林省政府制订的“图们江下游珲春地区综合开发规划大纲”，并积极建设珲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铁路、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从而使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初具规模。
4.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始于1992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到云南考察，并与云南省领导会谈。这标志着合作的开始。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澜沧江—湄公河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国际演讲和联合声明中表示了支持和合作的态度。经过几年的努力，合作已经进入项目实施阶段，已经在公路、航运、能源、投资、贸易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澜沧江—湄公河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与老挝、泰国、缅甸和越南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没有合作时间表。
二、具有论坛性质的区域经合组织
1.亚太经合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于1989年，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我国于1991年汉城会议上加入APEC。作为重要成员国，中国自加入APEC以来，全面参加了APEC各项活动，对APEC近年来的合作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积极参与了APEC各类专业部长会议、高级官员会议、贸易投资委员会及其下属工作组和专家组会议。1991年的汉城会议上，钱其琛外长提出了亚太合作的多样性、开放性、合理性三原则，为《汉城宣言》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此后，我国外交部长和外经贸部长参加了历届部长级年会。
从1993年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连续8次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每一次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决心，同时也对APEC的发展远景表明了中国的看法。中国在APEC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关税减让等方面，中国多次用实际行动落实自己作出的承诺。1995年大阪会议上，江主席宣布中国将从1996年起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的决定。1996年马尼拉会议上，江主席宣布到2000年中国争取将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降至15%左右。1997年温哥华会议，江主席宣布将于2005年将工业品平均关税降至10%。
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中国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6年马尼拉会议上，江主席就APEC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首次提出了指导APEC合作的“APEC方式”。1997年温哥华会议上，江主席重申了“APEC方式”，敦促发达成员开放技术贸易市场，加速向发展中成员转移技术，建议APEC制定一项《走向新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这一提议在会议通过的《联系大家庭宣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99年奥克兰会议上，江主席指出坚持独特的“APEC方式”，重视经济技术合作等是APEC保持活力和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2001年，APEC在中国成功举办，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努力和作出的贡献。
2.亚欧会议
首届亚欧会议于1996年3月1日至3月2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中国作为创始国积极参与了亚欧会议的各项后续活动：首脑会议、亚欧外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财长会议、高官会议、海关署长会议等。在会上，中国提出了合理建议和主张，受到了普遍重视，为促进两大洲的合作与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经济合作
1.“10+1”自由贸易区
在“10+3”领导人会议同期，还分别召开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议，即三个“10+1”领导人会议。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与东盟之间的合作。1997年首次首脑非正式会晤时，江主席与东盟9国领导人和代表就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会后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共同承诺“将发展彼此之间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作为中国与东盟在21世纪关系的重要政策目标”。2000年，在第四次中国—东盟“10+1”峰会上，朱镕基总理提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2001年，在中国—东盟第五次“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双方提出了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10+1”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这将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第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它覆盖接近全球30%的人口，拥有大约世界40%的外汇储备，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商品贸易额分别占世界总额的10%左右。
2.曼谷协定
曼谷协定签订于1975年，全称为《亚太经济社会发展中成员国贸易谈判第一协定》，其核心内容和目标是通过相互提供优惠关税和非关税减让来扩大相互间的贸易，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
1994年4月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五十届年会上，我国正式宣布申请加入曼谷协定。从2001年5月23日起，中国正式成为曼谷协定成员国。曼谷协定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贸易协议。中国加入后，通过相互提供优惠关税和非关税减让，将进一步促进与曼谷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中国的加入将大大增强曼谷协定的活力，同时将吸引更多的国家申请加入曼谷协定，从而进一步增强曼谷协定的作用。曼谷协定是中国与南亚进行区域合作的重要渠道。
问题及原因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参与了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战略选择。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还较低，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参与的区域组织都是松散的，一体化程度相对比较低。
APEC是中国加入较早的一个区域经济组织，但是APEC只是一个具有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经济合作突出松散性和开放性特点，不仅合作程度和水平低，且至今没有政府间条法协议的约束，严格地说APEC不是一个区域性集团，只是个自主平等参加的制度化的由政府出面的经济合作协商论坛或磋商组织。
曼谷协定和“10+1”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的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但由于成员国经济实力和政治方面的影响有限，以及各国之间协调不够，曼谷协定的发展较慢，没有建立定期审议机制，缺乏向纵深发展的动力。而“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才刚刚达成协议，一切都处于起步之中。
中国参与的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最重要的是“10+3”、上海合作组织。就目前而言，“10+3”还仅仅是一个区域经济论坛，还算不上真正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10+3”区域经济合作自第一次会议以来，虽然各方面都在加紧研究，并表示合作的良好心愿，但迄今为止尚未跨越研究阶段取得实质性成果。“上海合作组织”目前还主要在战略层次展开，还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区域联盟，
中国目前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较低，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环境的原因。
1.主现原因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从总体来说，实力还不够强大。区域经济合作是自身实力的反映，只有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加深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从体制来看，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区域经济合作。同时，中国一直强调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对参加国际多边组织，尤其是机制性较强的地区组织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些导致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较低。
2.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比较复杂，这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地区是东亚，而东亚地区地域广阔、国家众多，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难度非常大，而且各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严重影响到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从历史方面来说，东亚地区很多国家都曾是殖民地，独立后与原来的宗主国联系密切，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联系较少。另外，东亚许多国家之间存在历史积怨，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信任。特别是东亚国家历史上深受日本侵略之害，但日本至今仍然不真正反省和道歉，并有意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东亚地区还存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主权的争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同时加大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
从经济方面来说，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有限，经济发展不均衡。近十年，虽然东亚地区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地区之一，但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实力与欧、美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东亚地区除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及少数新兴工业国外，大多数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同时，东亚国家的国内市场大多比较封闭，特别是区内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国内市场远没有美国和欧盟开放，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东亚发展中国家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力军，但在未来的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可能会阻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加大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
从民族方面来看，东亚都是国家性民族主义强烈的地区，仍然处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国家性民族主义的强大决定了难以出现地区性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了亚民族主义即分裂性民族主义，如台独分子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在上述总体上民族主义仍强烈的地区环境下，要各国作出一些走向利益共同体的让步与妥协绝非易事。
从政治方面来看，东亚地区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将阻碍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导致区域合作难度增大。同时，东亚经济合作还受到许多外来阻力，这最主要的是美国阴影的存在。美国不是亚洲国家，但美国为建立在其领导下的单极世界，为维护和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一直不断地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手段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的影响力，一向阻挠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
政策建议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密切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巩固彼此之间业已建立的政治友好关系，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走联合自强的道路；另一方面，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开展合作、建立互动关系，也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因此，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符合我国政治、外交和安全上的利益，也可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外条件都已具备，我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参与世界经济的能力。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而东亚地区也成为中国贸易和投资的最大合作伙伴，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已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目前，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70%是在东亚地区进行的，投资中国的外商85%来自东亚，这为以后的合作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入世和西部大开发也将为东亚各国和各地区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中国在东亚的威信迅速提高，信任度大大增加。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采取了主动积极的态度，宁肯自己受损而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危机过后转入恢复，中国对地区货币合作机制，即“清迈协定”表示了完全赞同支持的态度，从而促使东亚有史以来第一个货币合作协定得以签署。中国以切实的行动在东亚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奠定了合作的基础。
从外部条件来说，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趋势，通过建立各种优惠的经贸安排，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另外，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使得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对美国、欧洲构成压力；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和投资占有重要的比重，提高了各类经济体的依存程度，促进了东亚区域的一体化。东亚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区内依存度的加强为中国参与区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因此，我国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把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对策是：
1.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力度，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产品竞争力。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经济实力和产品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完善，生产技术落后，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进一步增强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为更好、更有效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2.积极主动参与区域合作领导人会议并提出建设性的方针，提高参与协调区域组织的能力和运作能力。
中国目前协调区域组织的能力较弱，要通过积极主动的参与方针增强这方面的能力。目前，我国可与东亚成员进行对话的组织有APEC和“10+3”会议。我国应积极利用这两个组织现有的对话渠道，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扩大自身的利益。
3.应注意次区域经济—体化的合作。
根据分阶段、有重点的原则，应先以开发和组建“经济增长三角”为辐射基点，促进小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加强中国与东亚的凝聚力，使中国与东亚经济合作形成势不可挡的势头。我国地域辽阔，陆海边界与众多国家相邻，可以在双边和多边合作基础上，推动与边境发展相关的小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由于我国与这些地区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共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经济合作上将有更光明的前景。
4.发挥工商界人士和企业家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性。
区域经济合作的实施中要靠工商界人士和企业家的参与。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要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和要求，在一些重大的合作项目中，认真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并吸收工商界人士和企业家参与，使企业在国际竞争和合作中获得锻炼，进一步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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