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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5、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2)02-0096-06
清末是社会变革的剧烈时期，由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过程中，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失控下的活跃状态。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行为的实现均有赖于媒介的运作。清末大众媒介的崛起所带来的社会嬗变是显而易见的。晚清以降，封建皇权控制社会的力度逐渐松弛，西方政治、文化和资本的强劲侵入、强行登陆，更使得诸如市场、民族资本、文化民族主义等封建国家的异己力量走上历史的前台，形成了对封建国家的强大破坏性因素。国势衰微的晚清政权及其意识形态已不堪载负民族近代化与救亡图强的历史重任，加之西方工业化及政治近代化的冲撞，公共领域中的大众文化和公共舆论系统已经偏离了封建文化的导向。近代的文化系统和舆论空间也在大众媒介的导引下缓慢地形成了封建文化的异己力量，营造出了民间化的舆论形态，铸就了晚清的公共舆论空间和近代化的文化形态。清末民初的文化系统的演进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维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的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与绵延不断的封建文化强烈碰撞的结果。士大夫们从拒斥、犹豫中开始反思，文化启蒙“开启民智”、文学救国的烽烟随风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几乎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同时成长，势如破竹。这都使得域外文化与封建文化发生激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和碰撞，从而激活、重构、刷新着传统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惊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参照系和坐标。作为“舆论之母”和文化传播载体的民间传媒在塑型公共舆论和由文化传播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承导控的职责，并不断支配、影响其变革的流向。
一、传媒与文化传播渠道的变革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因此为论述传媒与近代文化转向的关系，有必要廓清报刊这一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中国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但只是一种传达君臣间消息、官员迁谪信息的政府机关报。后来的京报，从新闻的角度来看，也是极不中用的报纸，而且基本上是官家独霸的格局。近代以来的现代报业却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动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一过程伴随着入侵的枪炮带给了中国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尽管它带有强烈的文化征服的意味，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功绩却是不容抹杀的。
1815年8月5日转道美国历尽周折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83年，传教士麦都士与郭士力先在广州，后迁至新加坡出版有《东西洋每月统计传》，这是曾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戈公振撰文称：“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1]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把中国期刊的发展分作六个时期，其中萌芽期(1815-1890)期刊大多为外国传教士所办。1860年前，宗教性期刊仅8种，至1890年则有127种。书中转载美国传教士范约翰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提及报刊名的76种，宗教性质的40种，世俗性的36种[2]。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大致轨迹，决非文化侵略一语可以盖过。总体而言，晚清基督教东来，是从属于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是互相结合的。鸦战后的基督教来华，是在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治外法权保护之下的活动，不是常态下的宗教活动。但在客观上，传教士作为文化人士的互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从宗教传布到自然科学知识、域外时事新闻、经济活动、文化习俗等的报道，均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它不仅是维新前土大夫了解域外文化的窗口，而且直接影响了维新变法的发生和另一个办报高潮的到来，尽管它在早期曾受到官方和士大夫的排斥与抵制。
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报纸，滥觞于林则徐。林深知报纸在传递信息、了解世情方面的作用，在广州组织人员据外报编译了《澳门新闻纸》，并摘录汇编《澳门月报》。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产生。1897-1898两年间，创办报刊104家[3]。从1896年《时务报》创刊至1911年，各地创办报刊（包括海外华文报刊）多达1600余家[4]。近代报刊的发展如此迅猛，原因有三：其一，国势衰微，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力图救国于危难之中的封建士大夫从传教士及外商办的报纸中窥见了报刊在政治活动中的功用，从反对、敌视进而走向参与创办报刊，并以此传播思想，介绍域外文明，开启民智，实现政治图谋。甲午战败，洋务派的强国梦破灭。亡国灭种的沉痛反思使士大夫们再次对域外文明产生深层关注，而不再把对域外文明的学习局限于技术移植，报刊的功用因此得到重新审视，柳亚子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波尔克谓报馆为第四种族。拿破仑曰：‘有一反对之报章，胜于十万毛瑟枪。’”梁启超也认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维一切自由之母”，他主张“报馆者国家之耳目喉舌也”[5]。视报刊为治国之利器，认为国家的强弱可以从报刊的数量看出。另外，清廷也在“庚子事变”后，科举改试“策论”，糅合了新兴的报刊文体“报章体”。这些都成为报刊业勃兴的主要原因。其二，传教士与外商所办报刊为维新派、革命派创办报刊提供了办报经验，培养了办报人才。近代中国报刊师法外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维新派倡导变法，深受《万国公报》刊发李提摩太《新政策》、林乐之《中西关系略论》和《文学兴国策》、李佳白《改政急便条议》等文章的影响。维新人士1895年创办的刊物《万国公报》，不仅名称与传教士所办报刊相同，而且大多数文章亦取材于此。受其影响，其变法主张亦以域外文明邦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近代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商务印书馆，其主持人夏瑞芳幼年入教会学校学习，18岁入教会报馆习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报》、《捷报》做排字工头，后与其妻兄鲍咸恩合资创办商务馆。商务大股东沈伯芬为天主教徒，商务内部亦有相当数量的教徒，人称“教会派”，他们所受外报影响可见一斑。因此，早期的报人多是传教士、外商所办报刊的职员、主笔，后来才独立出来办报。在向外报学习的过程中，简洁、通俗、立体化的报章文体成为时尚，中国传统文体首先在报刊上失去市场。其三，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是报刊出版业勃兴的又一重要原因。上海开埠的翌年，传教士麦都士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采用机器印刷。1861年11月英商匹克乌得创办《上海新报》，铅字排印，机器印刷，外观上开始摆脱线装书的形式。1897年，《申报》采用华府台单滚筒机，用电气马达拖转，每小时可印一千张，报纸销量大增。1900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在国内采用纸型技术。印刷技术的近代变革和与世界接轨，既可降低书刊成本，又可加快传播速度，促进文化普及。
由上不难看出，报刊在晚清民初的勃兴是域外文明强行登陆与传统文化碰撞对话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参与，而且还表现在与近代出版机构一起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生产、传播的通道，使文本从创造到传播到受众接受，皆与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文本创造者身份的平民化、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化。晚清以前，文本创造者主要是士大夫，他们渴望以文章藏之名山，留于后世，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有的甚至就以文章参政、议政，如韩愈、白居易等。这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以载道”的遗绪直至科举废止才稍得遏制。真正导致文本创造者从士大夫圈内奔突而出的是近代报刊的兴起和出版印刷术的近代化。新兴的报纸为了吸引读者，广设副刊，于是出现主笔与连载作品；专门的期刊问世，卖文为生的职业文人出现，文本创造者普泛化为被左宗棠斥之为“穷极无聊”的落魄文人、士大夫和新式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物。1910年，清廷颁布第一部《著作权律》，职业文人的存在有了法律保障。众多作者为了稿费而加入文本制作队伍，更使其成分日益平民化、复杂化。同时，报刊作为“维新”“革命”的工具之一，引起社会各层面的关注，一种新兴的报章文体也应运而生。
鸦战前的传教士报刊，是教会宣传品，而非卖品，直接向社会散发。19世纪40年代后，传教士和外商所办报刊，均以营业方式出售发行。报刊的商业化运作使之与读者的需求紧密起来，报刊的发展受市场支配而非某一政治、经济集团的行政干预。1872年创办的《申报》是商业报纸的典型。它作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而诞生，其目的就是为了赢利，当然要受市场规律的支配，而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各阶层的受众，所以在其创刊号上就公开声明它是为大众而创办的。依此原则，不久便将历时十载的大报《上海新报》挤垮。一拙职业文人主持的报刊更是以作品的传奇性、娱乐性、艺术性符合大众化的消费心理而求生存。报刊鲜明的“读者意识”和市场意识决定了报刊迎合公众的平民意识。市场象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制约、支配着报刊、出版业这一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使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日益紧密，使之日益世俗化、平民化，而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阶层。
文化传播如此迅速地拓展，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还来自其接受对象。封建传统文化（或精英文化）的接受者是士大夫、读书人，与百姓无缘。晚清以降，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为数众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以及逐渐形成的市民阶层、准市民阶层分布在各大城市及周围的城镇。这个大众化的受众群对于文化传播的需要是多元的和多层次的。它已经突破了特定的阶层而走向了大众，大众的多层次需求又促使文化传播呈现立体化的态势。比如，此时既有“维新”“革命”派倡导的文学，又有纯娱乐、趣味性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因为读者的大众化，白话文作为传统文言文的对立物而被大力提倡。一时间，白话报刊、白话书籍盛行一时。
晚清民初报刊、出版业的兴盛，在当时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近代报刊业的勃兴，就没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就没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文化传播的世俗化、大众化、市场化，直接触及的是封建传统文化及其体制，反映、张扬了人们的要求，它参与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使土大夫文化精英之外的各阶层都享有接受文化传播的权利并为其所影响，它第一次把文化生产、传播、接受这个原本来自大众却被特权阶级据为己有的权利还给了大众。
二、新式学堂、留学教育与新知识群体的形成
西方传教士除了引入域外报刊和出版印刷技术，他们带给晚清中国的还有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传教士为了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不得不用报刊的浅显文字介绍域外文化，并开办洋学堂培养人才，使他们首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这一切旨在打破清帝国锁国排外的自尊自大，引入世界文化的广阔背景，使病入膏肓的晚清加快与世界接轨，方便基督文明的流布及市场的开拓。这在客观上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睁眼看世界，汇聚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先进文化思想，努力变革旧体制，改变民族积贫积弱、为异族凌辱的命运。他们不仅成为晚清封建专制的掘墓人，而且也在努力“复兴”民族文化，使日益自强的民族取得与域外民族平等对抗与交流的资格。晚清民初新知识分子的形成是从文化传播的另一辅助媒介新式学堂和教育的推广开始的。
1905年科举取仕这一历时1300年的甄选和教育制度宣告废止。这给中国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冲击，它使全国的教育形式系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既而对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晚清政权将它视为新政的重要举措并寄予厚望。但实际运作的结果却背离了统治者的初衷，两种从内容到形式根本对立的教育制度，适逢晚清的重大变局，期望与结果实难契合。一定程度上说，科举的废止与新学堂的建立正好培养出了旧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掘墓人和批判者。新式教育的兴起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1904年全国有学堂4222所，在校学生92000余人。1909年学堂增至52343所，在校学生156万人。新式教育正在迅速地替代旧式教育。二是出洋留学也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着。1901年清廷下诏各省选派学生留洋，学成后视情赐进士、举人出身；次年，又诏令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再令各省筹款选派学生留学、出洋游学，学成优等生赐以进士、举人出身。在此政策鼓励下，留洋学生逐年增加。
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培养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下逐渐成熟，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且是文化传播的活性载体，他们在唤醒民众、文化启蒙、传导公共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甲午战后，“学者不在斗室蓬庐，而在梯山航海”，“尽吾力，竭吾能，焦吾唇，敝吾舌，洒吾血泪，拼吾头颅，以唤醒国民也”已成为多数学生的主流意识。各地学生在感知大众传媒的信息后，“无不广演其说”，上海、安庆、保定、杭州、武昌、长沙、南昌等地学生群体以“演说会”为主要传播形式，致力于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宣传。许多学生在假期中，也通过“演说会”的方式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社会。”爱国学社、南京水师学堂、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堂的学生群体联袂演讲，颇受民众欢迎。演说到慷慨悲愤之处，往往四座拍掌之声如雷。此外，学堂生模仿大众传媒形式，积极编辑新式书报，广为发行，以求新知识的广泛播撒。晚清众多的大众传媒也常以新学堂为发行代办点，如《中国白话报》发刊后，湖南学生集资订购数百份，“以分送其乡人”；成都学生“创设学会撰报译书著论，通行于四乡，推及于全省”。这样，学堂生这一新知识群体所承担的星罗棋布的信息扩散机构便成为晚清公共舆论传导的基层网络，越来越强劲地侵蚀着僵化的封闭的封建文化，孕育着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公众。
至于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传教士很早就零零星星地介绍过。但真正注意到民主、自由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并在这一方面有独到见地的是经过系统域外学习的严复等新式知识分子以及维新、革命派人士。严复早年留学英国，精通英文，翻译《天演论》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影响深广。因为他能较深入地考察中外文化，所以才提出“夫自由者，各尽天赋之能事……故言自由，则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民主之权。”因此，“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梁启超受域外文化浸染较深，主要是因为报刊及翻译的影响，并加之流亡日本的亲身体会。所以他不仅使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性思想研究走向深化，而且指出了中国国民积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专制政体造成国人奴隶性之中最可怕者为“心奴”，如此下去，国无国格，人无人格，国岂不亡乎？对“自由”的理解也比严复更进一层，直指“自我”、“个人”。要自由，就必须打碎束缚人性的枷锁，不然，“有专政则无我辈”[6]。尽管严、梁后来出现与此矛盾的言辞，使其“自由”学说陷入困境，但这是历史形势所迫使然。因为民族危机日重，作为智者他们不得不考虑国家之于民族的重要性，所以就试图找出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二者的中间物。但历史的局限，使他们摇摆于传统与域外文明之间找不到出路，又不得不把目光从现实转向过去。
晚清的这一自由、民主思潮的矛盾也深深地印在辛亥志士身上，革命者反对传统文化其实是出于颠覆旧政权、旧体制的一种需要，而不是说明他们果真已彻底割断了传统。尽管他们大多数人留学海外或接受新学，接受过域外文明的洗礼，但他们的意识仍深埋在传统的土壤中，这一点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爆发了，但国民依然愚弱，复辟帝制者十分猖狂，革命的阵营也出现南辕北撤的分化，其根本原因便是文化的局限性和制约性。但与此同时，随着辛亥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却有一种文化反思的言论十分引入注目，其基础是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等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尽管他们所占非主流地位，但其激进的锋芒却显示了这一股文化革命思潮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7]。而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反传统文化、全面传播域外文明，并非割裂传统，而是以域外文明激活、复兴传统、改变文化的发展走向，使之更有利于文化启蒙和科学、自由、民主的传播，其目的是使民族富强。
可见，晚清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的崛起、新知识群体的形成、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强大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按照广义媒介的定义，从晚清公共领域中近代文化系统实际生成和拓展的范围来看，近代社会崛起的新式学堂、新知识群体和各种职能性社团曾以辅助媒介的形态弥补了大众媒介的某些不足，事实上也成为清末公共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激活性因素，并且承担了市民社会中近代文化系统的创造主体和传感载体，对近代市民意识形态由省会市镇到乡村的辐射和蔓延发挥了传承中介的作用。有的学者将之喻为“天然媒介”或“辅助媒介网”[8]，以对应于大众传播中的主流媒介。它可以被看作位于大众媒介和民间社会之间的重要的传播中介机构。
三、白话媒介与传播符号的变革
其实，白话文历史悠久，一直存在于民间文学（俗文学）之中，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从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白话文以市井文化的角色在市井社会里广为流传，但其价值与意义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认识。只是到了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报刊迅速勃兴，白话文才逐渐被文坛所接纳和提倡。以白话代替文言，貌似文体的变革，其意义却远远超出其本身。欧洲用民族语言代替拉丁文标志着新的文化时代的开始，中国以白话代替文言又何尝不是如此？语言这种传播符号作为一种文化前结构，可以先定地制约使用者的思维逻辑，文言和白话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晚清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一直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起伏发展着，就是因为文言已不能满足新的逻辑和思维方法，一些简单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术语在中国文言文中无法找到对应物。出于宣传新知识的时代需要，文言已无法承载思想和文化传播的功能，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变革。所以，从报章古文化到古文报章化到新的报章文体（如时务文体等），报刊文体日益走向大众化、通俗化，逐渐摆脱文言的束缚。社会的需要代表了读者的心理需求，维新革命、辛亥风云带给人性解放的渴望，这不仅表现在对新潮知识的追求，而且表现在情感趣味的满足上。社会的多层次、立体化也决定了需要的多层次性。白话媒介乘势而上，锐不可挡，实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尽管晚清还存在言文分离、文白对峙的弊端，但白话文的重要性已被社会各界所公认。晚清报章中面向市民的白话报刊遽然崛起，在整个大众媒介中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尽管1887年《申报》发行的《民报》是近代较早的白话报刊，但其时并未形成气候，直到20世纪初年，白话媒介才勃然兴起，并左右了晚清大众媒介的存在形态。清末的最后十年，共出现过约140种白话报刊和杂志，其出版地遍及香港、广东、湖南、湖北、山西、江西、东北、天津、伊犁、蒙古以及东京等地，而尤以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扛、安徽三省为盛[8]。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有了这一运动的发生，才使五四白话文运动得以在最广泛的社会空间普及和推行。除此以外，配合白话报刊的兴起，白话出版物的大量印行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白话教科书，近代中国小学教科书的创始人陈容衮，在澳门创办蒙学书塾，就编有白话书刊36种。作为近代报刊媒介的副产品，晚清白话小说的舆论功能也日益受到知识界的重视。梁启超对西方的政治小说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深有感触，他以为，在西方国家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书一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9]就中国而言，晚清的“谴责小说”更使这种舆论媒介显其身价，鲁迅先生曾评曰“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0]此外，其他白话形式的媒介尚有白话历史书籍、浅说画报，以及文白相杂的报刊，诸如《知新报》、《上海晚报》、《中国时报》（香港）、《拒约报》、《国民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大公报》等等。由以上资料不难看出，清末脱离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化的白话媒介已初具规模。相对而言，南方的媒介密度高于北方，沿海沿江地区媒介辐射力度甚于内地和边远地域。
但是，真正能说明白话媒介信息内容转向和白话文兴起原因的莫过于其本身的创办宗旨和内容倾向，它更能显示其离异倾向、独立色彩和公共品格。1876年创刊的《民报》称其“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常态”。1897年创刊的《演义白话报》称“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1903年创刊的《中国白话报》以“开明民智”为宗旨。1906年创刊的《兢业白话报》，其宗旨为“振兴教育”、“提倡民主”、“改良社会”、“主张自治”[7]。这些报刊的倾向表明了传播符号的变革、白话文的兴起皆因便于文化传播的需要。媒介信息内容和形式的转向，意味着晚清大众媒介已演变出一种相对独立、贴近下层市民社会的公共品格，其更深远的目标在于强化国民意识，因此“开通民智”、“浚导文明”、“改良风俗”几乎成为各种媒介的主流意识。1899年陈容衮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主张：“地球各国之衰旺强弱，恒以报纸之多少为准。其报纸愈多者国愈强，报纸愈少者国愈弱，理势之必然者也。……民智之开闭民气之道塞，每根由于此。”其时国内报刊“多用文言，此报纸不广大之根由”。故他断言，“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文言。”[11]更有甚者，有人主张将白话媒介与文明普及和中国文化形态的演进直接联系起来。白话文媒介的遽然崛起，与晚清民间社会价值的凸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近代化何以要“启牖民智”？“启牖民智”何以要突出白话媒介？其中理由，前者是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是用其方便，是方法。惟其如此，媒介人士对那些不肯变通的文言文媒体多有不满，认为这是将不通文言文的“农、工、商、贾、妇人、孺子”置于“不议不论”的地位，是“直弃其国民矣”[11]，以至于要求“言文一致”、创立国语的言论直到民国初年仍呼声不绝。
白话文运动的提倡、白话媒介的创办，就其实质而言，追求的是平民化、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它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促使都市大众文化迅速浮升起来。这种倾向导引和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中有一部分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由此也可以看出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和文化观念上的必然关联。
〔收稿日期〕20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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