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移民问题与女权主义干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移民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7)06-0053-06
一、女性移民的问题
1、性别角色分工的质疑
在很多移民社区中，男女社会角色的分配通常是基于以男性为支配者，并占有特权地位的父权制模式，角色与性别密切相关，男性是经济支柱，被认为是家长，负责对孩子的处罚。[1]
正如Sluzki[2]和Landry [3]强调指出的，男性倾向于掌控所谓的“指导性”的行为(着眼于现在和未来)以及与环境的联系；而女性则更偏重“情感性”的行为(着眼于现在和过去)以及与以前的生活环境的联系。这种现实情况自然会导致一些显著的后果，即男性会建立有利于其独立、自主的联系。而女性则越来越与世隔绝，这被认为是女性移民面临的问题之一，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与原来的生活环境的分离、时间长短不一的两地分居，以及新环境带来的冲击结合在一起，往往导致问题的产生。与新环境的冲突将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并引起关于配偶之间角色分配问题的反思或重新探讨。
大部分作者都认同女性移民加入劳动力市场是有得有失的这一看法。所谓“失”，是因为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通常是在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的部门。所谓“得”，是因为通过工作，女性移民的自信、改善自身处境的信念和对与自身有关的事情参与决策的意识得以建立，并且金钱方面的保障也得以增加。[4]Juteau[5]在其关于在蒙特利尔的萨尔瓦多人的研究中，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分居和离婚作为对配偶双方角色重新协商的结果，与对原来角色进行质疑的强烈程度和双方各自采取的对话方式之间有联系。她也强调在魁北克省的萨尔瓦多妇女感到被认可度较高，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并由于其自身的收入或者政府的救济而对自身的经济状况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这与配偶间压力的产生不无关系。Juteau指出高分居率和高离婚率归因于因移居而导致的压力。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一个反例就是Gabaki[6]在蒙特利尔的希腊社区中观察到的事实，在该社区中，不稳定的婚姻关系和离婚都很少见。在我们看来，希腊人和萨尔瓦多人之间的这一差别可以用移居的不同类型来解释：前者多为移民，而后者多为难民。难民的移居通常不是出于自愿，由于准备不充分，遂演变成一种不稳定的局面，并成为造成夫妻间压力不断升级的潜在原因。
在另外一些个案中，我们发现与一个男女关系更平等的社会的冲突反而导致了对传统性别角色和男权的强化。在对哥伦比亚、海地、希腊和葡萄牙人的研究中，Labelle及其合著者[7]指出，收入并不改变配偶之间的关系：男性仍然掌握着权力。女性从事的有报酬的工作仅仅被认为是能赚些零用钱补贴家用的活计，并不能带来较高的社会评价。此外，男性作为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继续对女性的行动施以某种程度的控制，特别是对她们的外出、交友和在公共场合的行为。
对移民而言，带薪工作的严格要求以及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考验在原来的国家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也不严峻，新的移民环境要求配偶双方必须尽快找出应对压力的办法。移居是否助长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男权？例如，男权的强化有时候会导致家庭暴力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在不同的社会里往往是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家庭暴力问题在移民原来生活的社会中往往因该社会特有的干预机制而被弱化或者缓解，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家庭暴力问题导致的公共社会服务体系的干预往往是男性配偶始料未及的。
Skodra[8]针对来自欧洲南部的女性移民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对于她们而言，带薪的工作是家务劳动的延伸，她们工作是为了给她们的家庭购买以前由她们自己生产的物品和提供的服务，并且本着一种服务的精神继续照料她们的家人。Anthias[9]也同样指出，即使移民对于希腊裔和英裔妇女有一些积极后果，她们受男权压迫的问题仍然严重。
2、女性移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
很多文章关注女性移民的健康问题、她们在这方面的担忧、她们与社会和健康服务体系打交道的体会，以及她们对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态度。
最近的研究反映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女性移民因为不同的症状而向能够解释这些症状的专业人员寻求帮助，通过这种方式，她们表达出了她们的苦恼和不满。
Lewin[10]强调疾病和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在移民生活中，特别是移居到美国西海岸的拉美妇女生活中的重要性。她根据一项社会干预的经验写了一篇题为《高尚的苦难》的文章。文章说，生病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假期，能从以往的自我牺牲中暂时摆脱出来。疾病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证明她为了孩子们生活得好做出了自我牺牲，证明她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一个“殉道者”。生病使她可以暂时从作为一个母亲必须“忘我地为他人付出”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也使她有权力照顾自己，暂时放下主妇和母亲的角色，去医疗或护理机构，见到那些和自己处境相同的妇女。一些拉美妇女还通过疾病表达她们对自己贫穷和移居生活的不满。
通过对患神经紧张综合症(一种多发于生活在美国的拉美妇女中的疾病)的波多黎各妇女的访谈，Wolf-Dresp[11]在马萨诸塞州就一个类似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疾病，往往由于一种失落感、某种疾病、家庭内部的矛盾或者与社会的冲突而导致，表现为烦躁、焦虑，并伴有生理上的不适、性格或情感上的改变，有时还有饮食习惯上的变化。
患有神经紧张综合症的波多黎各妇女希望获得家庭成员或父母的支持、帮助和理解。但这种需求有时也难以获得，因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改变，也给家庭成员带来压力。很多人发现一些帮助放松的活动，例如运动和呼吸技巧可以减轻痛苦，饮用药物茶的方法也经常被采用，另外也有很多人去咨询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
当我们关注女性移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时，会发现焦虑、孤单、消沉在这一群体中很常见。根据对一个针对患抑郁症的波多黎各妇女的干预小组的观察，Comas-Diaz[12]提出，波多黎各妇女遵从传统的女性角色和与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相关的文化方面的条条框框，因此养成了依赖、不果断、顺从的人格特点，这又加重了她们的消沉和抑郁。另外，一些在整体上对生活在美国的波多黎各妇女有所影响的因素，例如贫困、语言问题、文化障碍，也影响了她们的健康。与以前的文化背景的割裂，诸如饮食、着装、行为习惯的改变，以及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她们原有价值观念的冲击，都与她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相背离，从而影响这些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
Skodra将自己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定位于来自欧洲南部的女性移民的社会融合。她解释说，诸如头晕、呼吸困难、失眠、无用感和绝望感等症状是各种困难因素(例如繁重的工作、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务、不佳的居住环境、语言表达技巧降低和孤独)作用的结果。这些症状的产生和一个事实密不可分，即“过度的思虑和担忧”。考虑到自己的担忧主要是个人问题，并且相对于其配偶、子女和亲属的担忧而言，处于次要地位，患病妇女往往把这些问题埋在心里，这些生理上的症状也就形成了对她们所承受的压力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当患病女性听从家人和朋友的建议，去看医生，后者往往开出镇静类药物。如果症状持续下去，患病女性就需要增加药量，直到被转介给神经专科医生，后者会开出抗压力甚至抗精神病类药物。这样，患病妇女会停止忧虑，但感觉疲劳和嗜睡，不能工作，也不能胜任家务劳动，因此引起丈夫和亲友的抱怨。于是，患病妇女不得不回复最初的保守治疗，症状也会复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对一些生活在蒙特利尔的第一代女性希腊裔移民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病症。研究人员也认为这类疾病是家庭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反映。这类疾病起因于家庭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境地，这在男性中更容易应对，但在女性中则不然。与罹患神经类疾病有关的第一个原因是妇女的反复诉求不能从配偶和子女处得到回应和帮助。第二个原因是令妇女烦恼的各种问题，例如疲于应付工作和家务劳动、家庭的贫困，有时还有和父母之间的冲突。当女性的挫折感(有时表现为愤怒)、无力感或者缺乏对眼下生活状况的控制力以及对未来的担忧等等感受激化时，会转化为疾病，患病妇女因此需要求医问药。然而，如果亲友的行为和困扰患病妇女的环境因素不改变，仅仅采用药物治疗是不够的。
3、成为干预对象的理由
在会见社会健康服务系统中的社会工作干预者时，我们请她们列举出哪些女性移民遭遇的问题和困难是社会干预的对象。我们在访谈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人被介绍到你这里来？在访谈中探讨过的60个个案中，共涉及117个理由。
我们将这些原因分为三大类，即与儿童有关的原因，共52条，占45％；与妇女自身有关的问题，共37条，占32％；其他社会问题，共27条，占23％。最主要的一类原因，也正是社会服务针对的首要目标，紧密围绕着儿童。对地区性社区服务中心而言，大部分的社会干预以婴儿为主要对象(避孕、堕胎、怀孕，以及产前、产后陪护)；而其主要的服务也是针对儿童。与妇女自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列在第二位，并占了引起社会干预的全部原因的32％。这类问题主要包括夫妻暴力(32％)、心理健康问题(27％，主要是焦虑、不安、感情脆弱、抑郁、感情危机)、孤独(2％)，以及分居和离婚(16％)。其他社会问题占社会干预对象的23％。这一般是艰难的社会、经济处境，恶劣的住房条件和工作环境适应问题。这一类原因是对第二类原因的补充，正如我们在最近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很多作者认为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与贫困、语言和文化障碍、工作和家务劳动条件、住房条件以及孤独等因素之间存在着联系。
由于干预动机出于与妇女自身相关的问题的情况只占32％，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女性移民可以利用的公共社会服务不足。但就社会服务系统的使命而言，妇女本身不是干预侧重的对象。妇女主要是通过她们的子女——社会服务优先考虑的对象，作为子女的亲属、母亲而进入到干预程序当中，她们的社会角色也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诠释的。
二、女权主义干预
自从针对女性移民的女权主义干预这一论题被提出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了解女权主义方法吗？研究者采用的对这一方法的定义为：针对就整体而言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妇女遭遇的特定问题而采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分配给妇女的社会角色提出质疑，并呼吁个人的和社会的变革。我们向干预者询问，她们是否了解符合上述定义的女权主义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结果显示，89％的干预者知道上述定义，75％的干预者在针对女性移民的工作中应用了这一方法。接下来，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在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工作中，应用女权主义方法的具体方式是什么。就这一问题，我们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答复。
女权主义干预——也称为女权主义咨询服务，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妇女心理健康的质疑和研究。[13][14][15]一些研究表明妇女比男性更多地寻求心理咨询服务，并且相对于男性患者，医生更经常给女性患者开出处方药物，而这些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影响。研究还显示妇女经常被持有性别歧视观点的治疗师接待，也就是说这些治疗师认为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判断因性别而异。最后，妇女往往被局限于被认为是受限制的或不令人满意的社会角色中。随着这些研究结果的公布，有关妇女心理健康状况的一系列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这些问题可以被纳入一个更大范围的框架内，即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在工业国家中，进行了一些对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并针对对妇女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些问题开展了若干行动，女权主义干预就是其中的一项。从根本上说，干预者们根据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些分析和论述对自己针对妇女的干预方式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于预方式。女权主义干预正是以这些新的方式为标志的。
一些社会干预工作者参与了问题的提出。“这些干预人员提出，妇女是社会和健康服务的主要对象，并且要求社会和健康服务的实践应更贴近这一现实，即实践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使妇女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16]这些干预者认为，由于来自社会的歧视，妇女处于不平等地位，并且在很多方面缺少应有的权力。要采取的行动应立足于为妇女争取权益，以实现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对妇女权益的尊重。在魁北克省，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展开的正是这样的行动。
最近的一项研究[17]尝试对魁北克省的这一类型的干预，主要是在社会和健康服务领域，做一个总结。他们试图将焦点放在实践的本质问题上，即分析、目标和策略。分析是指对社会性别关系的分析，在这一社会性别关系中，妇女的个人地位被重新置于妇女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框架内，并且强调社会分工。
我们要明确针对女性移民的女权主义干预的基本要点是相同的，即分析、目标和策略，但是其中每一点都必须结合女性移民的特殊情况加以考虑。因此，对社会性别关系的分析也应当包括围绕妇女的社会关系，和能够对女性移民正面临的一些特殊困难加以解释的关系。Skodra对针对女性移民的传统干预方法进行了批评，并强调说，“一种以为女性移民提供咨询服务为中心的方法必须再次把这些妇女融入适当的背景中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把这些妇女放到她们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现状中进行分析。对她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分析也要如此”。Lewis和Kissman[18]根据自己针对非洲裔美国妇女工作的经验对惯用的女权主义方法和跨文化干预方法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两种方法都必须认识到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对个人的生活及其遇到的问题的作用。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赞同这一观点的受访社会干预工作者认为，针对女性移民的成功的女权主义干预应当包括“对其所处的综合的环境进行的评估”。
干预的目标是唤起对社会分工、妇女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在家庭及社会领域将妇女局限于服务者角色的社会偏见的认识。干预，主要是小组干预，指向个人的改变和直接影响女性生活的社会分工的改变。其中，个人的改变旨在使妇女获得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实现经济的和感情上的自立，这种自立应当是建立在自信、自我肯定和具有做出选择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层面的改变则要通过加强与其他妇女的团结、社区参与和集体活动来实现。
尽管干预工作者在妇女的处境问题上持不同的批评意见，但是在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和受性别歧视压迫方面，她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女性移民，我们已经提到了对社会角色的质疑，以及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并与移居的主流社会有文化冲突的夫妻间对这些角色的重新定位。如果很多妇女认为移民之后处境有所改善是真实的，那这种改变也只不过是经济上的，并且因为这些改变导致的不稳定的夫妻、家庭关系而被冲淡或者干脆抵消了。
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来讨论针对女性移民的干预。首先是对不同文化中的社会角色的概念及其灵活程度，特别是女性客户对主流社会倡导的社会角色的开放程度进行评估。
不论何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创造一个相互信任、有安全感、能够让女性移民跨出家庭的小圈子接触外面世界的氛围，这是干预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Skodra曾说过，真正有兴趣倾听妇女的问题并理解其含义(而不带个人的偏见)是使妇女就私人问题敞开心扉的关键所在。这种分享进而促成一种干预人员与客户的联盟，这在帮助程序中是核心的、不可或缺的。Skodra认为妇女是通过一系列赋予她们很少的权力并且经常是矛盾的“人生位置”来体验其文化归属的，并强调要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因此，干预要有助于逐渐向妇女开放新的可能性，帮助妇女越来越明确地判定自己的生活状况并对自己的生活加以控制。这就是蒙特利尔妇女中心的Guindon[19]提出的尊重被帮助者的节奏的“小步走”策略。针对女性移民的女权主义干预的这个特点经常被我们的访问对象以外的干预工作者提及，很多人特别指出，如果干预的节奏过快，妇女的处境反而会恶化。还有些人建议要关注一些显示妇女情绪低迷的信号，或者过快地适应主流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虚假的、具有迷惑性的信号，也就是Abadan-Utat[20]概括的“伪解放”。
在心理和生理健康领域，当有焦虑、恐慌、失眠、无用感和无力感、感情脆弱等症状表现时，社会干预需要通过很多不同的手法来揭示隐藏在这些神经性症状背后的信息，并帮助妇女明确表达出她们的不满。正如Wolf—Dresp指出的，无力感、失望，或者也可能表现为愤怒，往往与压力有关，并且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加以解决。
在女权主义干预的目标方面，最重要的是妇女获得掌握自己的生活的权力、实现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自立。这一目标对女性移民同样适用。社会干预工作者把实现自立摆在针对女性移民的女权主义干预方式的第二位。用来表述这一目标的关键性词语是获得或加强掌握自己生活的个人能力、了解并坚持自己的权利、积极向上的自我意识、相信自己的潜能和自己的价值。
Guindon坚信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自立是蒙特利尔妇女中心贯彻的女权主义干预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种自立的实现总是循序渐进的，并且要考虑到女性移民的习惯和困难。首先，从个人层面着手，为了避免妇女局限于家庭圈子而与外界隔离，中心提倡小组干预方式，包括社会适应和互助小组、教育小组、支持小组。这些小组有助于创造凝聚力，构建社会关系网，并提高妇女的社会性技能。
社区参与、集体和社会活动是女权主义干预的目标的另一个方面。这在针对女性移民的工作中非常重要，因为在很多个案中，都需要这类行动来推动。在妇女的地位方面也是如此。妇女往往是“被保护的”，这限制了她们参与很多社会项目以及她们的自立，增加了她们熟练掌握移民国家当地语言的难度，也限制了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获得托儿服务，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集体活动，来补充个人和小组干预的不足，并使后两种干预更有效。另外，在目前的实践中，我们还观察到对干预类型的调整，这是“已经取得的经验，以及社会问题及其涉及的客户多元化的结果”。
干预策略主要是指在一个尽可能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的策略。自行采用一种将干预和自己的女性身份联系起来的方法的干预工作者，将自己视为“女性”这一社会类别的一员，并力图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采用分享、参与的方法为其他妇女提供帮助。
女权主义干预倡导的策略，即干预者与客户之间尽可能平等的交流。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审定了，以便更好地弥补在同一个个案中，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职业培训和机关的个体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差异。Skodra强调“尽管干预者与被帮助者同为女性，她们也因所处阶层、所受教育、工作经验和社会权力地位的不同而不同”。De Koninck与Savard在她们关于女权主义干预的框架的论述中提到，对于妇女和干预工作者对干预目标的不同看法，很多干预工作者表示不确定。一些妇女希望干预者承担一个领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对这些干预工作者而言，这不是简单地拒绝某一方法及其策略，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成熟，它迫使我们必须适应实践的要求。但是，女权主义干预一直提倡干预者经历的分享和个人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女性移民希望从干预工作者那里寻求的往往是一个朋友、母亲的角色，可以用在自己国家里熟悉的方式——往往是非正式的家庭和社区干预——与之交流。
最后，我们还要回到参加本次研究的干预工作者们曾经提到的一个方面，即不要点明女权主义干预。因为这一术语通常是女性移民所不了解的，或者会使她们感到害怕。移民到新环境之初，不是强调其女性角色的好时机。干预者愿意使用一种女权主义的方法，但是必须以一种慎重的方式，不要大肆宣扬。我们相信在这一方面，女权主义干预是双刃剑。
三、结论
1、女权主义干预在社会和健康领域逐渐被认可。定性和定量的分析都表明其经验、方法和效率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上，所针对的问题、面向的服务对象、干预的场所和涉及的干预人员的数量，以及一些质的方面，诸如干预的目标、方式等等，都指向一个结论，即从现在开始，必须把女权主义干预作为针对妇女和更广泛的被干预对象群体的重要的行动之一。
2、女权主义干预发展的背景是妇女运动。这一运动和女权主义自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衰落时期。有人说女权主义不仅没有必要继续存在，而且已经过时了。但是，事实是，特别是针对女性移民，有待于发展并完善一种适当的、从对她们面临的问题的理解出发的干预方法。因此，一些在产前产后服务(助产士开展的工作、产后护理的人性化、陪护)、计划生育工作(女性健康中心)和育儿工作[21]中应用的女权主义干预可以运用在针对女性移民的工作中。
3、女权主义干预的发展和在特定女性群体，例如女性移民中的应用，仍然不明确，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