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生论文,构架论文,理论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从半个世纪前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以来，文化生态学研究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景观生态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与深入发展，但是由于受各自的学术视野局限，其操作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体系与理论要义有较大差别，系统性差、兼容性弱。在世界性的许多问题明显源于人类自身，生态观与生态方法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从而使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迅速增强的今天，文化生态学加快其学科理论建树，提升其在相关学科的应用水平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文化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述评
2.1 源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主要由美国文化进化论学者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创立。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专著中完整阐述了其主张的文化—生态适应理论。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1]。主张通过分析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以及确定环境开发中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等途径检验文化核心的环境适应，依此解析文化差异和相似，并试图概括文化规律、文化变迁的原因。其理论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怀特（L.A.White）认为它是历史特殊论模式[2]。墨菲（R.F.Nurphy）将其视为社会学的唯物主义[3]。莱塞（Alesander Lesser）概括斯图尔德的社会进化为单线发展论[3]。哈里斯（M.Harres）赞赏用文化唯物主义原则解决文化比较的具体问题[4]。吴文藻在肯定斯图尔德将自然科学引入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同时，指出社会科学有其自身规律，只能用自然科学规律解释而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规律替代[5]。黄淑娉等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注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但只讲技术，不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不全面的[6]。笔者认为，斯图尔德首次将生态学原理引入文化研究中，发现了文化与环境因果关系并系统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类型与意义，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他所确定的以特定环境下特定行为模式关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内容观点，尤其是确定区域“文化内核”是与生存和经济行为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文化，并认为对其必须进行详细研究的指导思想，都极具前瞻性。这一切均比其前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偏重人类生物学研究，以及从中未能离析人类文化现象的方法是巨大进步。只是其将社会文化变迁看作是环境单因素的线性结果是极为片面的。
必须指出的是，自20世纪初叶起，我国学者李大钊、冯友兰、梁漱溟等在探讨文化生成机制时，就力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差异性、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7—9]。虽然没有把文化生态看作动态系统而是静态研究，但启发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省。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曾出现民族调查高潮，文化生态研究一度活跃。林耀华等撰写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为其时的典型之作。近十年来，相关的实践研究迅速增多，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10—13]。的确，“全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可看作是各种文化不断地适应其境遇的变迁历程”[14]，因此，文化生态学研究意义日益显现。
2.2 源于生物生态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如果说斯图尔德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带有更多文化史或文化进化的特征，那么在作为文化生态学重要理论与方法来源的生物生态学是从其另一横断学科—景观生态学中展开对其研究的。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是1939 年德国学者特罗尔（C.Troll）提出的，并在中欧得到传播[15]，主要研究由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景观空间结构、互相作用、协调功能以及动态变化[16]。也有人认为它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17，18]。
由于现代社会环境中景观的文化蕴义越来越鲜明，因此景观生态学在最近十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19，22]。伴随国际景观生态协会（IALE）于1989 年成立文化与景观分会，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日渐增多。文化建造各种景观，同时景观影响着文化。文化特征总是与一定的景观相联系[23]。以色列的纳沃（Z.Naveh）、德国的葛尔斯曼（W.D.Grossmann）是较早重视文化与景观关系的学者。日本与加拿大等国的有关研究人员关心了景观的心理效应与生理效应、研究了景观美学以及景观的感知。美国纳索尔（J.I.Nassauer）提出了景观生态研究中文化方面研究的四条主要原则：即人的景观感知、认识和准则影响景观，并受景观的影响；文化习俗强烈地影响着居住景观和自然景观；自然界的文化概念不同于科学的生态功能概念；景观外貌反映文化准则[24]。我国学者南忠仁基于人类生态系统的热力学分析，导出人类生态系统之熵变公式为：dS＝dS[,i]＋dS[,e]＋dS[,h]。S为系统的熵，dS、dS[,i]、dS[,e]和dS[,h]分别表示系统的总熵变、内部熵变、与外交换的熵变和由于人类的技术行为所影响系统内部的熵变。进一步考查dS[,h]，则有dS[,h]＝F（dS[,i]，dS[,e]，t），t代表时间[25]。这定性地说明了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我国学者对民族文化景观研究的实践表明，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等原因，人口质量、结构和生产技能呈现较大差别。但都通过长期的环境感应，建立了自己利用、改造生态环境并使之与人类社会本身协调发展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化生态系统[26—30]。
由于景观生态学不仅仅借鉴生态学的理论，还充分吸收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定量分析景观空间组成、空间构型、空间相关，这对建设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此外，两者研究的对象和构建新型景观生态系统的目标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关概念可以对应理解。例如，基质相当于区域主体文化景观；廊道不过是特型景观；空间镶嵌体意同于文化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等。但是景观生态学毕竟长期偏重景观的自然性研究，加之对景观历史过程的关注不足使其原生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文化生态学。不过已有学者呼吁景观生态学的整合，将文化的景观生态学方法置于景观生态学的中心地位[31]。
2.3 源于社会学与哲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化研究向多学科的渗透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意识增强，社会学家重新审视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基础。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学后起之秀的文化社会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们与文化哲学学者一致认为，从宇宙整体性看，人类的社会文化创造仍是宇宙中的一种自然力；从自然界的普遍存在与联系上说，人类既是创造活动的主体，又是对象世界的客体；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的引进，形成以人类为核心，人类文化为层次，外围是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司马云杰运用不同类型的历史文明、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以及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实例说明了文化生态系统客观存在[32]。有关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失衡并非相关民族文化正常运作结果，而是族际关系失衡或相关文化转型而诱发的灾变[33]。在如何从文化理论与文化建设的实践结合的层面探讨文化生态问题，梁渭雄、叶金宝[34]、袁国友[35]、王海生[36] 等的工作是有益的尝试。
文化哲学认为，文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统一的过程[37]。由于文化的现象与文化的本质是同一的，从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中就可能找到认识文化本质的途径[38]。人类是以实践途径、文化的方式而使人与自然发生关系，同时自然通过对文化的选择实现对人类的制约[39]。文化与环境各个因素在总体的综合变化中，既显因变量的性质，也呈自变量的性质。即每一因素的自身变化是其他因素变化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成为其他因素继续变化的原因[40]。人类生态文化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与信息传输存在普遍的联系之中[41]。作为对可持续发展支持性回应，文化的负效应引起人们更大重视[42]。回眸文化生态的历史路程，展望人类未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今后人类社会必将进入生态文明社会。其对应的新文化就是生态文化[41—43]。生态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倡导尊重自然的文化，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因此有人主张用“生态化的生物产业社会”一词替代流行的“信息社会”一说并确信生态化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44]。更有学者提出“反育自然的文化”概念，深刻指出，人类文化进步、人地矛盾的解决，“都必须以维护人同自然所构成的文化系统的整体性的同一（或统一）为基础”[45]。近几十年来，社会学与哲学界围绕文化生态问题始终在争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以及随科技发展，人类与自然关系是趋于“密切”还是“疏远”问题[46，47]。 愈益倾向地认为自然界一方面随文化发展而递减着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影响力，一方面又随文化发展而扩大它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影响力[48]。可见，文化社会学与文化哲学中文化生态理论具有全景透视性与方向指导价值。其中有关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式、有关文化价值与自然价值相对性观点，辨证发展与普遍联系的思想对文化生态学学科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2.4 源于地理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传统的研究主旨所在。文化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表现为文化调控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成为构成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为此，文化被看作是人与自然的契合点，被理解为人类在环境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复合体[49]。索尔有关文化景观的卓越研究使文化景观学派曾风靡一时。生态观点被理解为人类及其行为与环境，加之时间、空间和生产关系的三角态势的评判[50]。Kent Mathewson觉察了文化、景观与生态研究终将走向统一的趋势[51]。认识到人类圈只是全球系统五元系统之一[52]。建立了“环境感应与行为学说”、“人类营力”及“人地关系供求学说”[53]。现在文化生态学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中主要研究内容之一。迄今为止，地理学界已出现的文化生态理论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适应论、感应论以及文化决定论。它们对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54]。有学者深刻认识到，人类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55]。生态环境在民族文化演进的历史地位是可变的。生态环境在个别环节，特别是在民族文化源头上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56，57]。这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我国经过半个多世纪批评的理性反思[58]。
近二十年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论成为流行趋势。这迎合了20世纪后半叶人本主义在我国兴起的潮流，使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研究新热点[59]。近年来，行为理论也被运用于文化生态乃至文化地理其他领域[60]。伍家平据对侗文化剖析提出“民族文化地理系统”概念[61]。无疑，人对环境的适应研究是地理学者从事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62—64]。IGBP组织的2000年人与环境适应研究就是明证。韩茂莉与此相关的研究发现，由于人类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与能动反映，人类调整生产与生活的每一次文化行动，都可以作为人地互动信息的反映[65]。对环境历史地理学的众多研究表明，人地矛盾由来已久。其中有自然环境自身剧变的原因。近现代则更多表现为文化生态不适的原因[66，67]。
既往的研究事实说明，文化地理学未能提炼出深层系统的文化生态理论。人地关系论不但未成统一的理论，将人地关系论的加积视为文化生态理论，从层次上和侧重点上也满足不了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需要。
3 文化生态学理论的新构架
基于前面的研究述评，笔者试图吸取相关学科有关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的精髓，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综合，充分发挥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生态的研究优势，构建新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
3.1 概念体系
3.1.1 文化景观与文化群落
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对，可定义为：人们基于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而形成的具有文化要素叠加的地域存在。这里欲强调的是，文化景观的实质是自然景观上叠加了文化要素，从而使其作为系统单元时，不只是自然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存在文化要素内部关系以及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的关系；文化景观的表象可以是直观的实体，如物质文化景观，也可以是抽象的存在，如精神文化景观。但都落脚于地域，因此是客观的地域存在。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核心之一就是透视文化景观两种表象的关系。文化群落一词通用已久，但一直未能很好界定。我们理解其含义为：由具有衍生联系的多种文化或一种文化中多种文化要素（事象）组成的文化有机复合体。可见，文化群落与文化景观两个概念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集合的概念，后者多指单一或独类的文化事象。文化群落是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
3.1.2 文化生态系统
笔者将其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这比简单地将文化与环境的互相关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和贴切。事实上，关系寓于系统中。人地关系研究不置于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不可能提升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同时由于人地关系过于复杂以及科学发展的限制，在较长时期将停留于哲学观念上。文化生态系统系指由文化群落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由于文化源于人化，广义的社会环境又可称为文化环境。所以，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均由特定的人群及其文化群落、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组成。简言之，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人、文化与物质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各部分（要素）以受制整体又牵制整体的方式发生作用。与文化生态系统直接相关的概念是“文化生态位”，由它指证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健度。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文化生态系统也有它的结构与功能，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罢了；更有平衡与失衡问题，只是形式有别罢了。
3.1.3 文化变迁
与文化进化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进化又常被用作社会进化，泰勒认为是指文化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过程。摩尔根依据生存技术划分文化进化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可见，文化进化着眼于文化发展的宏观全局与总趋势。相对而言，文化变迁更适于对区域、局部文化的动态描述。显然，文化变迁对于文化生态研究的实际价值更大。由此，可以概括文化变迁的内涵为：由于内外因作用而引起的一个民族或区域的文化结构性的变化。已有研究表明，进化、发明、发现、传播或借用都是文化变迁的途径[6]。经济基础变迁在一定程度受制于自然生态变迁影响。文化变迁是文化生态系统演化的直接原因与重要动力。而文化变迁的动力尽管千差万别，但根本的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结果。文化变迁既构成区域文化生态系统演替的核心内容，又随区域文化生态系统演替而发生。
3.1.4 文化区域
文化区域又简称文化区，指以文化景观的独特性而区别周边的一定范围地理实体。它是文化景观、文化群落以及文化生态系统的空间载体，并以其位置、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等赋予它们基本特色。基于文化区域的文化空间分异和文化变迁组合成文化时空耦合，体现文化地理学研究文化的特色。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含义不同，分别强调“区域”与“文化”。前者可解释为依据文化要素划分的区域，后者特指存在一定区域的文化。
3.2 基本理论
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除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理论外，还主要包括系统结构理论、生态功能理论以及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以下重点阐述笔者发展的后三种理论。
3.2.1 系统结构理论
将系统论运用于文化生态学理论构建，集中体现为承认文化是一个系统整体，由文化亚系统与其地理环境亚系统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系统组分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其中文化亚系统及地理环境亚系统均有自身的系统结构，最活跃的部分是人群。特定的人群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解（破坏）于一身。文化生态系统的环境既有自然环境也有文化环境。随文化生态系统的演进，文化环境在其结构中的地位愈益强化。在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链或文化共生有重要意义[38][68]。如果说自然生态系统主要是通过食物链而产生动态变化的话，那么文化生态系统则主要通过文化链、文化共生使其各组分发生关系并产生动态变化。这些都是文化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鲜明差别所在。系统结构的维护是任何文化生态系统平衡与演进的基础。系统结构的优化则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根本目标。
3.2.2 生态功能理论
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支撑之一的生态功能理论的要义包括：文化生态系统有其生态功能，它可以分为基本功能与特色功能。其基本功能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即为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以及生物间的信息流。但即使这些功能在内容上也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表现为人类大规模生产性的参与。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殊功能是文化信息流、调节规范功能、社会与人的发展功能等[69]。特殊功能体现了文化生态系统的根本属性，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3.2.3 景观感知与景观映射理论
这一理论主要从心理学，尤其是心理人类学家卡丁纳（A.Kardiner 1945）的“基本人格”论拓展、引申。笔者认为，在文化生态学中其主要思想是感知主要是文化的，绝非纯本能属性，即感知直接与文化相连；人群对景观的不同感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景观不同的评价与不同的开发模式；由于感知是主观的，不同人群对相同景观的感知结果并不同一；感知又受景观的影响，因此它们是交互影响的，结果景观被感知所印染；受感知印染的景观像镜面一样，能映射出其制造人群的文化特质。从这点说，文化与其环境具有共生与互相写照的关系。事实上，景观感知与景观映射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形成、文化群落结构以及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阐释[24，50，70]，只是一直未作上述归纳。
3.3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我们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以文化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传统文化生态研究强调文化与其外部环境关系研究，现代文化生态研究则同时也重视文化之间关系研究，这样能更好透视区域文化特点及其真实生态位。事实上，文化不仅衍生于自然环境中，文化景观与群落内部及其之间都有深刻渊源。因此，概括来说，现代文化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如下。
3.3.1 主要研究内容
现代文化生态学立足区域，从三个层面探讨区域文化群落与其地理环境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宏观研究层面考察区域文化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关系。这是一种双向关系，文化在其中扮演双重角色。因此，一方面要研究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特质形成的影响，一方面研究区域文化在其发展阶段中对地理环境的不同影响。既关心这种关系对区域文化变迁的积极意义，更关注它对区域文化变迁的消极影响。阐明这种双向关系、双重作用对区域文化成型及其变迁的不同效应，是地理学研究文化生态特色所在，也是文化生态学传统的研究领域。显然，区域文化赖以形成的地理环境背景研究是其基础研究之一。同时，由于文化生态系统有明显的历史积淀性，文化生态的宏观研究也必须以区域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为基础。现代文化生态学的中观研究，探讨文化三大层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关系。揭示它们通过地理环境的作用所形成的有机联系性与系统整体性。以文化群落为载体，中观研究为宏观研究提供材料与佐证。构建区域文化生态研究的主体。
微观研究面向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或制度文化各别文化层面，研究其内部各文化景观产生、发展的互相影响及其各自特质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感知、影射密切关系。着力分析区域人群对景观感知以及景观所影射的区域文化特质。正是各别文化景观所蕴涵的文化特质的抽象概括拟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微观研究对宏观研究的贡献在于，抽象出最基本的文化质素，成为提炼与认识区域文化特质的基础；对中观研究的意义表现为文化景观的深描夯实着三大界面文化研究内容。可见，现代文化生态学三大研究层面是逐层递进和深化的（图1）。
附图
图1 现代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构架
Fig.1 The Framework of Theory of Modern Cultural Ecology
固然，文化是人群的文化，它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才能形成与发展。所以，现代文化生态研究目的是研究区域人群（族群）在创建区域文化过程中，如何通过感知地理环境、开发与利用资源、改造自然界形成区域文化特质与风格的；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区域文化为中介，人地关系的协调程度如何；在肯定和谐一面的同时，主要揭示不和谐一面的文化潜因，为地方政府在资源利用、文化建设、旅游开发、人口控制、产业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从而有益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也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诚然，作为独立学科，文化生态学还有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但其主要内容显然是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
3.3.2 主要研究方法
现代文化生态学研究，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其具体研究方法来源于上述其理论源的主要学科。因此，区域文化对比法、田野调查法、历史文献研究法、抽样调查方法、系统综合法等成为常用方法。近年来，个案研究、统计分析成为定性分析补充的重要方面。内容决定形式，现代文化生态学研究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依据于其具体研究内容。跨学科的高度综合的学科属性，使其必然借助SPSS、GIS等定量研究手段，笔者拟专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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