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易行难：“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展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易行难论文,政治学论文,十一五论文,进展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撑，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方法的“成熟程度和独特性，是判断学科独立性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无论何种学科领域，‘最伟大而艰难的奋斗是关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①。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研究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严重地制约了中国政治学的总体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表现出的“食洋不化”与“过度意识形态化”并存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方法的落后是分不开的。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以及三十多年来学科研究的渐进积累和逐步深入，研究方法问题已日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进入研究议程。“十一五”期间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域已经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但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轻视研究方法，随意地、不规范地使用研究方法依然阻碍着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要推动政治学学科的持续发展，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研究方法在整个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占据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缺少这方面的正确评估，就无法确定下一步努力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回答：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认知和运用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
何在，今后应当朝什么方向努力，这些努力又应当聚集在哪一点上。
“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展
“十一五”期间，在学术共同体共同努力下，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在认知和初步运用方面取得了显著发展，并出现了持续的、自觉的学术反思。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认知的系统化与深细化
“十一五”期间，国内诸多教学单位、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们利用各种形式和载体致力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推介，使得中国政治学领域对研究方法的认知开始走向系统化、深细化和普及化。首先是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经典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著作。其中一些著作是作为政治科学综合性译丛中的一部分出版的，如《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等。另外，有些出版社则以研究方法丛书的形式集中出版了一批国外经典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卷方法”系列丛书。从数量上来看，“十一五”期间翻译出版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经典之作甚至超过了之前二十年的总和，反映出国内政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高度重视。此外，一些留学欧美的学者所撰写的研究方法的专著也开始在国内出版面世，如王德育的《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吴量福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论文撰写》等被许多国内学者所阅读和引用。
其次，国内学者也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质量、针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特点的政治学及行政学类研究方法的教材和专著。如严强与魏姝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胡宗山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柏乃与蓝志勇的《公共管理研究与定量分析方法》等。从内容上看，这些教材和著作不仅有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介绍，更有结合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研究的实际状况而做出的有关研究方法的创新尝试，体现了国内学者对研究方法的独到理解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内政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
第三，围绕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举办以研究方法为内容的讲习班，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青年政治学学者在方法论上的素养。如自2006年起，美国杜克大学每年分别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联合举办“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自2007年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资助下，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每年举办“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方法讨论班”。参加这些讲习班的学员大多是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教师，也包括少数在读博士研究生。他们在讲习班上习得的研究方法通过大学课堂得以迅速传播，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一五”期间各地还举办了若干以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10月由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教学与研究方法国际研讨会”、2009年暑期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主办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及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此外，一些学术期刊如《中山大学学报》曾经开辟了“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专栏，《公共行政评论》也在2008年第3期辟出“研究方法”专栏进行专题研讨。
第四，一些高校把研究方法纳入从本科到博士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中，开始对学生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训练。例如中山大学在《行政管理硕博连读培养方案(2009级)》中规定，“定性研究方法”和“基础统计”是硕士阶段的必修课程，“政策科学方法论”是硕士阶段选修课程，博士阶段的必修课程则包括了“高级统计(I)”、“高级统计(II)”、“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和“高级研究设计”四门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其他学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也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设立了与研究方法相关的课程。
在前述高密度的、旨在促进政治学研究方法传播的活动推动下，中国政治学领域对研究方法的了解和认知开始走向系统化。“十一五”期间对政治学、行政学研究方法的介绍较为系统全面：既有实证研究方法也有规范研究方法，既有定量方法也有定性方法，既有解释性、诠释性研究方法也有批判性、建构性研究方法，既有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介绍也有对研究方法的方法——方法论的分析。
在对研究方法综合体系进一步认知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自觉思索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不再争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分歧，而是试图探索一条整合的道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更全面地对政治生活进行研究。如任剑涛教授认为，政治学中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互利的，这种方法上的互补性，既“体现为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者始终承认有些研究领域和重大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包办的，因此留下了规范研究进入的空间。同时也体现为规范研究者对于实证研究精确性和可靠性的承诺”②。
对于研究议题中有关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的争论，杨光斌教授认为绝不应当自觉不自觉地将对微观问题的定量分析视为“规范”研究，否则就认为是不规范的，甚至认为就不应该研究。之所以产生这类偏见，其原因在于，美国政治学研究很少研究自己的政体，因为不少美国政治学者觉得美国的政体已经发生并似乎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在这种语境下，更多的美国政治研究则集中关注既定政治制度下的各种中观和微观的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与政治行为，量化方法自然大有用武之处。而中国政治学所处的语境则是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革命性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和政治建设。这决定了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宏观问题重于中观和微观问题。③
在讨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关系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体认到二者的优劣取决于其与研究问题的匹配度。有些学者提出进行定量、定性方法选择时需要考虑如下三个因素：一是研究的方便性条件，二是研究者的能力，三是研究问题本身的特点。④此外，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三种研究取向都得到普遍的介绍，并且认为三种取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政治学研究过程”⑤。
中国政治学界在对研究方法的认识走向系统和全面的同时，也开始走向深细化。“十一五”期间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引介不仅覆盖面广，而且有对某一类方法的详细深入的介绍和分析。例如仅就定性研究，就先后翻译出版了《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定性研究：策略与艺术》、《定性研究：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等多本专著，其内容覆盖了定性研究的认识论和知识论基础、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与分析、资料的诠释等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使人们对定性研究方法的了解趋于深化和细化。与此同时，一些国内学者也对定性研究的涵义与特点、定性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定性研究中的道德问题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⑥
(二)政治学实证研究逐步得到重视和推广，规范研究中方法论自觉意识有所增强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十一五”期间国内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的情况，我们对9种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2006-2010年间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期刊的选择主要是根据CSSCI期刊排名进行的，其中包括政治学类期刊中排名第一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和综合性较强的《政治学研究》；管理学类期刊中与政治学相关度较高的两本期刊《中国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学报》；综合性社会科学类期刊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和《开放时代》⑦；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中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⑧。此外，为了避免漏掉范围更为广泛的期刊上较为重要的论文，我们把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和《公共行政》也纳入了统计分析的范围。在统计时，考虑到研究的学术性，以下几类文章未被纳入：文献综述、理论回顾和评价、会议信息、工作经验交流、领导讲话、译文以及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通过对9种学术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其他学者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情况的总结，“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化，制度主义和系统结构功能取向仍居主流地位
政治学研究的策略取向属于整个研究方法体系的一部分，是研究者在实施具体研究规划之前选择和确定的研究思路和对策，包括研究者对政治活动主体的行为动机、政治生活运行的关键因素等方面的假设。常用的研究取向包括心理行为研究取向、理性选择研究取向、制度主义研究取向、系统结构研究取向等。“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研究取向上趋于多元化，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仍是制度主义和系统结构两种研究取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点。有学者认为，新制度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受到明显抵制的仅有的一种西方理论，对国内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⑨“十一五”期间，除了继续译介西方新制度主义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外，更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制度来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问题，如王雄军对中国基层政府改革问题的分析⑩、杨龙和张振华对公共物品供给中难题的分析(11)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在运用新制度主义研究中国政治生活时，开始探索适合于本土的研究路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杨光斌教授在思索中国转型期政治经济问题时，提出的适合于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研究的“制度范式”或研究路径，即制度环境(Situation)→制度安排(System)→制度绩效(Performance)(12)；二是由学者李月军针对中国低制度化政治体系中的社会规制问题研究而提出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研究路径(13)。
早在20世纪80年代，系统功能结构研究的代表之作——《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就被引介到中国，从而奠定了系统功能结构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并一直持续到“十一五”期间。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些学者明确指出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了系统功能结构的研究取向，如范春辉的《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政治功能研究》、冯存万的《欧洲共同外交的结构与功效分析》等；另一些学者虽没有明指，但是其研究却遵循了系统分析或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如刘鹏的《比较公共行政视野下的监管型国家建设》、朱正威等人的《中国区域公共安全评价及其相关因素分析》等。很多学者编写的教材中也体现出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深厚影响。
心理行为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坚持将政治生活看做是人的行为的产物，因此，采取这种研究取向的学者比较关注政治生活中人的态度与行为，并倾向于通过实证的、定量的方法对人的态度和行为进行描述和解释。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殿堂走向田野”并掌握了定量研究方法，“十一五”期间心理行为研究取向的政治学成果有了明显增加。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翼的《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刘大伟、唐要家的《中国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中消费者参与的调查分析》，贺雪峰的《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等。但从总体上来说，微观心理层面的研究还是偏少。
理性选择研究取向与心理行为研究取向同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策略，但后者专注于无意向性的个体行为，而前者则关心有意向性的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并且后者的知识基础是社会学，而前者的知识基础是微观经济学，包括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前提。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是理性选择研究取向的典型代表。“十一五”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这类研究，如董海军的《转轨与国家制度能力：一种博弈论的分析》、钟开斌的《遵从与变通：煤矿安全监管中的地方行为分析》、刘亚平和颜昌武的《三方互动：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思考》等。
2.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得到重视和推广
何艳玲在对1995-2005年间发表的行政学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有2579篇行政学的论文都属于规范研究，占94.5％，实证研究仅占4.5％”(14)，常健、郭薇对行政学论文的统计分析与此结果类似(15)。对政治学论文统计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则有些不同。如肖唐镖、陈洪生对1995-2003年间的293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其中的“经验研究的文章仅占1/3弱”(16)。而在我们统计的2583篇论文中，实证研究已经占到35.31％。我们并不能从前述统计数字上的某些差异得出“政治学论文在实证研究方面比行政学论文好得多”的结论，因为统计数字的差异可能只反映了研究者编码规则的差异。我们在编码时发现，之前的类似研究中，一方面对实证研究的要求非常严格，例如必须明确使用了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统计资料分析等方法才能被纳入“实证研究”范畴；另一方面对规范研究的要求却非常宽松，往往把不能被纳入到实证研究的都归入规范研究。为了避免这种宽严不一的问题，我们在编码时把在政治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历史比较研究编入到“实证研究”范围，而把那些处于模糊地带、缺乏研究方法意识的归入“无法判断”范围，从而得到表1。这一结果比肖唐镖、陈洪生的研究结果中实证研究的比例略有提高，并且还表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见表2)。
3.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有所增加，开始出现以大样本数据为基础的量化研究
近年来定量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得到了不少提升，量化研究的比重总体上不断增加。在我们统计的9种学术期刊论文中，采用定量研究的论文有243篇，约占总量的9.41％，加入时间变量则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上升的趋势(见表3)。
在这些定量研究中，既有以各种统计年鉴作为数据来源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大样本调查研究。“从问卷的使用程度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简单的数据描述，前者如于建嵘的农民上访问题的调查、项继权的农民文化问题调查、刘义强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调查，问卷数量都超过了万份，有些甚至有几万份。”(17)此外，定量研究中还出现了运用文本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有代表性的如林尚立的《行动者与制度效度：以文本结构为中介的分析》(18)。
4.定性研究中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占据主流地位
历史比较分析“可以理解为一种分析历时性的过程、用数量不多的个案进行比较并论证其观点的做法”(19)。政治学领域中有不少学者来自于史学专业，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的影响，历史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的定性研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研究中除了少数研究成果符合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要求、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理素养和学术功底之外(如张康之的《对“市民社会”和“公民国家”的历史考察》、王绍光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等)，大量被归入到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符合其方法论要求，如没有因果分析作为逻辑，使用的资料来源单一，甚至缺乏明显的问题意识等。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说明很多学者在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时尚处于“非自觉”状态，因此其研究结果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对政治学知识积累的贡献度有限。
5.案例研究方法增多，并且开始走向规范化
“十一五”期间，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案例研究开展实证研究；另一方面由于近年对案例研究方法规范的引介和讨论，学者们在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时，能更加自觉地按照其研究规范进行研究设计，提高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王浦劬、萨拉蒙等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于建嵘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刘金海的《产权与政治：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村庄经验》、卢福营的《冲突与协调：乡村治理中的博弈》等。
6.规范研究中方法论自觉意识有所增强
“十一五”期间，一些学者开始对政治学中的规范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任剑涛教授认为规范研究方法形式化的共性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规范研究基本上都面向“元问题”而展开；第二，基本价值理念的多元性；第三，阐释方式的多重进路并存；第四，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可；第五，解释范式的形成是一个多重要素构成的复合体；第六，范式的共存。(20)颜昌武、牛美丽认为，规范研究是一种以价值问题为核心关注点、以解释和诠释文本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严谨的逻辑构造来回答某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乃至人生与世界的“大问题”的研究路径。(21)好的规范研究首先要从研究内容、手段与目的三个方面满足规范研究的基本特征；其次要符合形式上的要求，即逻辑上的自洽性；第三要符合实质上的要求，即价值目标上的“合法性”。这些讨论使得政治学规范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得到学者们的注意，并开始自觉按照规范研究方法的方法论要求进行研究，从而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张凤阳的《政治哲学关键词》、李强的《自由主义》、任剑涛的《伦理政治研究》等。
(三)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运用的持续反思
学科的进步来源于持续地、自主地反思。“十一五”期间，学者们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进行了持续反思。这些反思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门针对研究方法甚至是某一类研究方法的；既有立足体悟的描述性的，也有不少是建立在文献计量学基础上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骏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徐勇和邓大才的《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严洁的《中国政治学概率抽样调查的实践与特点》、颜海娜和蔡立辉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等。还有些学者进行了“反思的再反思”，如何艳玲的《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工作述评》。它们大多建立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从研究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阶段、资料收集的方法、资料分析方法等多方面对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进行了反思，并取得不少共识。
“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和挑战
“十一五”期间，国内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认知已渐趋系统化和深细化，然而正所谓“知易行难”，中国政治学界在研究方法的认知和实践之间还存在巨大的落差和鸿沟，无论是和欧美政治学界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发达相比，还是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要求相比，都还存在很大距离和很多问题。
(一)“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研究取向方面，侧重于微观视角的心理行为取向和理性选择取向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制度主义从进入中国就受到普遍认可不同，注重心理行为研究的行为主义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充满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行为主义所主张的“价值中立原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唯实证研究方法的本质是新形而上学”(2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过分专注于碎片化的、局部微观的行为研究，而无法回应真正有价值的社会政治问题，往往会“花了很大的力气证明了一个人人知道的道理”。西方国家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进一步加重了国内学者对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质疑。这些争论和疑惑使得中国政治学中以行为为中心的研究始终无法进入主流话语空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偏少的状况，因为定量研究方法恰恰是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但侧重个体政治行为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生活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的政治行为构成的，要了解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建构本土化的政治学知识和理论，必须重视对政治场域中的个体态度及其行为进行研究，中国政治学发展需要更多的学者致力于心理行为研究取向。
理性选择研究取向又被称作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其所占平均比例也上升到20％左右，而在1994年(也就是第89卷)更是达到了它的顶峰，达到了42.4％”(23)，此后有所下降，但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大多数中国政治学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数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尽管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科背景为经济学的学者开始运用理性选择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还很少。
其次，研究方法意识仍较淡薄，缺乏学术规范自觉。就研究方法而言，可以说中国政治学还基本上处于美国政治学行为革命之前的状态。许多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方法意识淡薄，缺乏方法自觉，甚至连基本的问题意识都没有，研究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而只有宽泛的“议题”、“领域”，甚至认为把针对某一议题的一些想法和感悟表述出来就是研究了，“存在着严重的‘学术文人化’的倾向——做研究等同于‘写文章’，只是收集资料加苦思冥想，然后一挥而就，不讲究方法，没有方法论的自觉”(24)。在我们统计的2583篇论文中(25)，数量最多的就是这一类论文，达到947篇，占总数的36.67％(见表1)。如果加入时间维度，这类论文在“十一五”期间虽然整体趋势是下降的，但是总体比例仍然较大(见表4)。
这种状况反映出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缺乏学术规范自觉。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相对统一的学术规范共识，这样学者们才可以在一个沟通平台和话语体系中展开对话和批判，从而共同推动政治学领域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发展。“学科”(discipline)一词的本义不仅有“科”和“类”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含有“纪律、规则”之义。其基本的学术规范需要通过长期的学术训练和规训得以形成和传承。学术规范的缺失导致很多学者在做研究时不清楚什么是一个好的研究，更不清楚如何做一个好的研究，从而出现大量非学术性的、不规范的、重复性的研究。
第三，规范研究“不规范”。在我们的统计中，尽管规范研究所占的比例达到28.03％(见表1)，然而如果严格按照规范研究的特征要求来衡量，那么真正属于规范研究的论文数量是很少的。目前大多数的规范研究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规范研究的理解存在偏差。不少学者认为只要是回答“应该怎样”就是规范研究，甚至认为定性研究就是规范研究，而忽略了规范研究对直面价值问题、直面根本性问题的强调；二是不少规范研究缺乏严密周全的逻辑推演，而直接给出结论性的判断；三是“太过沉迷于体系建构……得出一些无比正确但又无所适用性的宏大结论”(26)；四是政治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是回答“人类如何实现美好的公共生活”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中能够超越现实的政治生活，从人类美好的公共生活的要求出发对现实政治生活进行反思和批判，并提出替代性的选择，但
长期的思想禁锢加上西方社会科学的霸权地位使得中国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中缺乏应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
第四，实证研究偏少。“十一五”期间，政治学实证研究有了明显增长，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从整体上看，实证研究仍然偏少，学术刊物上大多仍是一些概念分析和理论思辨性的文章。由于实证研究的缺乏，中国政治学研究面临严重的本土化困境。当代中国有着异常丰富和多彩的政治实践，其中充满着惊奇、迷惑和争论，以至于有人发出“新闻比小说更精彩”的感慨。然而，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实际的政府运作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黑箱”，学者们使用的仍然是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概念、知识和理论体系，甚至在研究问题方面也追随西方学术界的潮流，出现“问题殖民”现象。要走出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困境，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直面中国政治实践，严格按照实证研究的规范要求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以累积关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知识。
第五，实证研究中缺乏量化研究，且质量有待提高。谢韬和Lee Sigelman通过对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表明，定量分析在美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定量分析在中国还处于萌芽时期，并且极少涉及因果关系推理。(27)我们对9种学术期刊的统计也表明，即使不按照严格的定量研究标准进行统计，定量分析的论文在“十一五”期间也仅保持在10％左右。大多数国内学者仍然习惯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读书—思考—写作”的研究路径和方式，缺乏进行量化研究的能力和习惯。大部分学者没有修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课程，对于量化研究的数字和公式望而生畏，对于量化分析的各种软件工具非常陌生，再加上对于行为主义的保留态度，使得很多国内学者选择远离量化研究，甚至有一些学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排斥、排挤量化研究方法。
在数量不多的定量研究中，大部分研究又都属于简单统计分析，而较少看到涉及假设检验、推断统计的中级统计分析，更少看到涉及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的高级统计分析。从定量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来看，有不少研究使用的是二手数据，其来源大多数是各种统计年鉴，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一手数据，但是从这些研究来看存在几个常见的问题：一是没有按照概率抽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概率抽样。二是样本的数量过小。这两点都使得样本的代表性不足，研究结果的外推性受到严重制约，甚至出现过度推论的问题。三是少数运用概率抽样进行的大样本研究，在研究的独立性、数据采集中的质量控制、成果发表的规范性、数据共享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
第六，对定性研究方法认知不准确，高质量的定性研究成果偏少。国内大部分学者对到底什么是定性方法、如何运用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政治生活和实践缺乏必要的思考和研究，甚至对定性研究存在严重的误解。浏览一下学术期刊上那些自认为在做定性研究的论文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定性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突出的问题：一是认为只要在研究中没有使用数字和数学分析、只要不能对所收集的资料做量化分析而只能以文本形式进行描述和阐释的就是在做定性研究了，甚至把定性研究等同于规范研究；二是在研究之前缺乏审慎的研究计划和方案设计，不能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特征在深度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中进行合理的选择；三是缺乏自觉的研究方法意识，在研究中跟着感觉和经验走，存在狭隘的经验主义，无法实现实证研究所要求的“可复制”；四是高质量的定性研究往往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深入的观察和体验，在目前讲求数量甚至出现学术GDP化的学术氛围下，很少有学者愿意投入巨大的时间成本从事高质量的定性研究；五是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即是研究工具，研究质量的高低与研究者本人的理论素养和方法论素养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大部分的定性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
第七，实证研究中存在理论和经验材料相分离的问题。政治学实证研究的目的除了了解真实的政治生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形成和发展以中国政治生活实践为基础的政治学概念、知识和理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这就需要在实证研究中处理好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应当有理论关照，并努力把研究的具体问题还原到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上；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理论、结论先行，以理论和结论套经验材料的现象。反观中国政治学中的实证研究，在这方面同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很多实证研究缺乏理论预设(28)。一些“研究者只是知道应该做实地调查，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调查而调查”，对学科知识的贡献度很小。二是结论先行，即在实证研究中用在书斋中形成的理论和观点“裁剪”经验材料，“实证研究变为证实研究”。三是理论提升不够，对理论贡献不足。
(二)“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国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在方法方面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是大环境方面的问题(如整个学术界的浮躁与重数量轻质量的GDP化倾向的影响)，也有一些是历史的原因(中国政治学研究曾经中断了几十年，目前不少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来自于哲学和历史学学科，从而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还有一些是政治学本身的特点造成的，即中国背景下从事政治学实证研究比其他学科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等。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在短时期内靠学术界积极的努力和行动得到解决，因此将略去对这部分原因的分析，而专注于剖析那些学者们能够“有所作为”的原因。
一是对研究方法的系统训练不足。目前高等教育机构政治学相关专业中系统开设从方法论到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从初级统计到中高级统计课程的很少。大多数学校仅仅开设了类似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通论性的方法论课程以及“社会调查方法”和“统计”等课程。更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学校的博士生课程中恰恰没有系统的研究方法课程。这使得大量的“未来政治学者”缺乏必要的研究方法训练，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前景堪忧。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是在国际学术界，“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政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例如在美国，绝大多数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政治学系几乎都设置了五个基本专业方向，即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然而在中国，无论是教育部的学科目录还是各个高校的专业方向设置，都看不到“研究方法”这一专业方向。
二是学术界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不足。从整体来看中国致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仍显不足：一是以研究方法为主题的对话少，每年全国范围内召开的政治学学术会议数量繁多，然而聚焦于研究方法的专题会议很少，更鲜见专以某类方法为主题的专题性研讨；二是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还仅仅局限于较小的范围内，持续性也不足，一些学术期刊开设的研究方法专栏难以持续；三是缺乏对研究方法教学的对话和反思。
三是有关部门对政治学研究的资金投入过少。实证研究的基础是数据和经验材料，而数据和经验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从问卷设计到发放、回收、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从长期的观察和参与到观察访谈笔记的整理，从初步接触到建立信任关系，从购买统计软件和书籍到订购网络数据库，所有这些都需要大笔的经费，没有雄厚的科研资助是无法完成的。国家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费虽然近年来已经有所增加，但是与自然科学相比仍然较少，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花钱”。
四是缺乏开放性的合作机制。知识的积累有赖于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往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很多缺乏特定经费资助的学者(其中尤以青年学者居多)往往没有条件进行实证研究。在发达国家，这一问题是通过建立开放式的资料共享体系来解决的。例如由总部设在芝加哥大学的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负责实施的定期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综合社会调查(GSS)所形成的数据库是免费开放的，从而已经成为美国被引用得最多、影响最广泛、社会效果巨大的社会科学数据库之一。美国诸多的青年学者尤其是在校学生所做的定量研究往往都是使用这些免费开放的数据库完成的。但在国内，虽然有不少学术机构和学者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调查，积累了不少实证数据和资料，但是这些数据和资料往往是封闭的、垄断的，至今为止还没有类似于GSS的平台或者机构能够提供资源共享的数据库，致使许多学者无法进行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同时，不同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重复性研究也造成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资源的大规模浪费。开放共享的资源库的缺失也迫使每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必须成为“全能选手”，要全面掌握研究路径和手段各个环节的技术和方法，例如从问卷设计到问卷发放和回收，再到数据的录入和整理，最后到数据分析和阐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研究的深化。
结语：多方努力形成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共识
中国政治学研究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本土化和规范化的双重困境，而无论走出哪种困境都依赖于学术共同体对研究方法的自觉和规范运用，其前提则是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形成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规范共识。学术规范包括方法规范是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和技术标准，是学科身份识别的标志。有了它，政治学研究者才能知道如何进行真正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才能分清哪些是好的研究、哪些是不好的研究。学术规范使学术探讨与批评有了一定的规则，严肃的学术对话和学科对话得以开展，从而使知识累积和创新成为可能。其对于学术实践的根本意义是保障其在连续性基础上的持续有序发展。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规范共识最起码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哪些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重大的、有价值的问题；(2)应当如何进行政治学规范研究，如何评判规范研究的好坏；(3)应当如何进行政治学实证研究，如何评判实证研究的好坏。要达成对这些问题的基本共识，可以从多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把政治学研究方法纳入到学科建设之中，在政治学学科目录中增设“政治学研究方法”作为二级学科，以引导各个高等教育机构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认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其次，改革政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增设系统的研究方法课程；第三，开设政治学研究方法师资班，定期进行研究方法的教学研讨；第四，加大对政治学实证研究和政治学方法论的资助水平；第五，定期举办以政治学研究方法为主题特别是针对某类研究方法的研讨班或研讨会，以加强在政治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对话和沟通；第六，采用多方筹资和多校合作的形式，建立开放性的政治学数据资料库，逐步形成“数据资料库免费开放—使用者使用时标注资料来源—各种基金会根据数据资料库的使用情况提供资助—数据资料库的完善和维护—更多的使用、更多的资金……”的良性循环；第七，充分发挥引领性专业学术期刊的正确导向作用，在期刊发文中倡导方法意识。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束媛媛、吴本亮、周萍、朱磊同学为本文的数据收集、编码和统计做了大量工作，特此感谢！
注释：
①陈振明、李德国：《走向规范化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东南学术》2009年第2期。
②(20)任剑涛：《试论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③参见杨光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问题》，《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
④牛美丽：《公共行政学观照下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⑤严强、魏姝：《政治学研究方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⑥参见牛美丽《公共行政学观照下的定性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4期。
⑦排在第二位的是《学术月刊》，但是由于该刊物中政治学类论文很少，因此选择了排在第三位的《开放时代》。
⑧最初的选择包括了《北京大学学报》，后因为该学报中政治学类论文过少而放弃。
⑨杨龙：《新制度主义在中国的局限性分析》，《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6期。
⑩王雄军：《路径替代与基层政府改革——关于基层政府阶越式变革的制度主义分析》，《求实》2007年第2期。
(11)杨龙、张振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难题：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读》，《理论探讨》2007年第5期。
(12)参见杨光斌《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变迁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杨光斌、高卫民《探索宏观的新制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3)参见李月军《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李月军《社会规制：理论范式与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5)参见常健、郭薇《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状况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南开学报》2008年第5期。
(16)肖唐镖、陈洪生：《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7)徐勇、邓大才：《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实证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程》，载邓正来、郝雨凡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18)林尚立：《行动者与制度效度：以文本结构为中介的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5期。
(19)陈那波：《历史比较分析的复兴》，《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3期。
(21)(26)颜昌武、牛美丽：《公共行政学中的规范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1期。
(22)叶娟丽，《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23)(27)谢韬、Lee Sigelman：《中美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4)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25)我们在统计时实际上已经按照比较宽松的方法要求进行，即把那些虽然作者并没有明显的方法意识，但是实际上在使用某种方法的研究都归入到“规范研究”或者“实证研究”中了。
(28)在一些开拓性研究中，尤其是在一些严重缺乏既有知识和理论积累的领域中，则一般采用没有理论预设的扎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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