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商会与近代博览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商会论文,近代论文,博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览会是促进近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在近代国际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参与其中，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更是起到了主导性和主力作用，为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商会在各地举办商品陈列所过程中也协助官方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探讨商会与近代博览会的关系，可进一步加深对晚清商会经济功能的认识，对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更为准确的评价①。 一、商会对国际博览会的参与 博览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文明产物，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意识的推动之下而出现的人类文明交流、汇集的新形式和大舞台。博览会或展览会，英文有exhibition、exposition、fair、show等几种说法，在近代中国，晚清时期有炫奇会、赛奇会、赛珍会、聚宝会、赛公会、陈列会、博物会、雅物会、劝工会、考工会、劝业会、工艺会、赛会、物产会等多种称呼，民国鼎立之后，大多称为赛会、物产会、劝业会、展览会、博览会。博览会按展品门类可分为综合性博览会和专门性博览会，前者的展品内容可包括农业、工业、教育、艺术等各方面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风俗文化，后者的展品主要只涉及某一方面、某一行业。按参展主体则可分为国际性博览会和地方性博览会，前者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称为“万国博览会”、国际博览会或世界博览会，有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博览会之分；后者主要在一国之内征集展品，也有征集他国展品予以参考陈列的，称为“内国博览会”，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博览会。 近代意义上的博览会始于1798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工艺博览会，为期仅一周。当时的法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日渐兴盛，到拿破仑时代，更是显赫一时，威震整个欧洲，但在经济上，法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上仍难以超胜英国，因此，为了与英国进行产业竞争，拿破仑发起了以劝业为目的的工艺博览会。此次工艺博览会规模不大，出品参赛者只有110人，仅有9个审查委员对展品进行品评，获奖赏者也仅32人，其中只1人获金牌。以后，法国分别于1801、1802、1806、1819、1823、1827、1834、1839、1844和1849年相继举办了博览会，一共有11次之多。在法国举办博览会之后，奥国于1820、1835、1839、1845年分别举办了4次博览会，德国也于1822、1824、1827、1844、1845年举办了5次展览会，瑞士于1837、1844、1845年举办了3次，此外，英国、俄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都举办了规模不一，次数不等的展览会。 这些博览会都是地方性的国内博览会，展品限于一国之内，虽然各国都竞相仿行举办，但基本都是关起门来搞内赛，品评良拙，宣传技艺，都是限于本国，而且是秘而不宣的，视之为国家机密，严禁外人观摩。法国于1849年举办博览会时，有人主张陈列他国出品，当即遭到法国商务大臣的极力反对，认为是有意破坏法国的实业②。由此反映了这些内国博览会往往是封闭的，并不是开放的。 有多国参展的大型国际博览会(现多通称为“世界博览会”或“世博会”)始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是在1849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君阿尔伯特(Albert，Prince Consopt)就计划举办一次世界性的大博览会，“作为人类在应用科学成就上的一次活生生的见证，并宣告世界各国将来发展所应该走的道路”③，在阿尔伯特公爵亲自督导下，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5月1日，在伦敦海德公园正式开幕。开会时，女王宣言：“今日为博览会大功告成之日，得无上之光荣，具伟大之规模，此我国与我最爱之阿尔伯特，所以永垂不朽也！”④。此会至当年10月11日闭幕，历时164天，吸引了630万人来参观，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约一万八千名商人带来了约10万件展品，分为原料品、器械品、制造品和艺术品四大部分。这次伟大的盛会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驱动。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拥有广大的殖民地，称为“日不落帝国”、“世界工厂”，为了夸耀其强大和繁荣，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世界领导者地位，英国政府动用4500顿钢材和30万块大幅玻璃建筑了一座长达1848英尺、宽408英尺、高66英尺、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水晶宮”，以此作为主会场，向世人展示以钢和玻璃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巨型视觉空间，预示了一个以英国为“霸主”的崭新时代的来临。 英国首次国际大博览会(时称“万国博览会”)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效果之显著，其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意义之深远，均出人意料之外，“(该博览会)非笔墨所能记述，非语言所能形容，而无形之中，商业赖以发达，工艺赖以振兴……以故世界历史、人类思想，至此为之一变。”⑤“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参与其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工业技能、艺术品位和科学精神。”⑥ 此后，各国相继仿行，先后举办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国际博览会。据统计，自1851年以来至2004年，全世界至少有18个国家的47个城市先后举办过60多届专门型或综合型的国际博览会⑦，加上地方性的博览会，可以说“无国无会，无年无会”，难以胜数。 万国博览会一经产生，就邀请了初涉“国际”的晚清中国。1851年，英国在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时，就极力想促使中国参加，但此时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渠道，英驻广州领事馆就邀请两广总督代表中国征集展品参加，在遭到拒绝后，在华英国商人和官员就自行征集中国物产参加了展览，并动员华商参展，但只有上海的买办商人徐荣村以12包“荣记湖丝”参展。此后，中外商人和外国官员还自行组织展品参加了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和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但赴赛展品不多，到会场观览者更少。 中国政府正式接到邀请是总理衙门成立后的1866年，法国照会总理衙门，邀请中国参加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但晚清政府此时对博览会还一无所知，拒绝官方参加，但晓谕中国商民征集物品参加，并札饬总税务司赫德所有赴赛展品过关免税。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间接的民间方式开始接纳博览会。 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以官方形式参与世界博览会，是在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但却是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征集中国展品，委派海关洋员代表中国参加。1870年，奥匈帝国照会总理衙门，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但清政府对博览会还是不重视，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加以搪塞拒绝，后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才勉强同意商民自行赴赛，“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⑧。但中国商民对博览会的热情也不高，参展商民极少，很难由商民自行征集到展品，因而奥国公使再次请求中国政府主办参展事宜，清政府才札饬总税务司赫德代表中国办理赴赛事宜。赫德得到授权后认真组织展品参展，任命粤海关税务司包腊为办展专员，总负责展品的征集和运送，各口岸海关要积极予以配合，同时，为更好征集展品，组织各海关编撰了1863到1872年的十年贸易统计。经过赫德、包腊和其他海关洋员的悉心工作，此次中国参展物品“共有三四百箱之多”。亦有中国红顶商人办货赴展，如胡雪岩就托展了价值数万金的绸缎古玩等物⑨.这些中国展品，在会场上西人“遐迩争观恐后，以为见所未见也”⑩。这次赴展在赫德的总负责下，加之包腊出色的组织工作，“中国展厅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11)，很得奥国赞赏，奥皇“特以嵌宝十字架，遥祝总税务司赫公，名为酬劳之常礼，而隐具敬中国之深意焉”(12)。这是赫德把持的海关第一次在得到清政府授权后主办中国参展事宜，取得了很大成功，深得清政府信赖，以后一遇有赴赛邀请，清政府就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办理，几成惯例，即使1905年收回办赛之权后，仍派洋员监督或帮办赛事。据统计，从1867到1905年的39年间，海关共承办了不少于29次的中国出展事务(13)，可以说，晚清中国参加博览会事业是与赫德把持的海关紧密相连的。 在海关洋员主持出国赛会时期，欺压华商、侮辱“国体”的事件屡有发生，引发普遍的不满，国人和华侨纷纷要求由清政府自己主办赛会事宜。1905年10月，赴比赛会商人、留欧学生电呈外务部、商部，认为海关办赛，“动失国体，贻笑外人，何哉？以他国人办吾国之事，利不什一，弊必什九”，遇赛会事，“如不先事筹划，则一误再误，何以尊国体而挽利权？”要求自办赛会，“专用华员”，“若不预筹善法，商人群相裹足，中国商务永无振兴之日。”他们认为海关办赛有六大弊，即失中国自主之权；耗国币于无用之地而重困商人；失中国固有之利；敷衍将就而赛品污劣；西人中饱私囊；编译赛品目录污蔑中国。而由中国自己办赛有六大好处，即赛会为万商汇集之时，考察较平时为易；采办土货时可乘便考察；可取长补短，减少进口货，以塞漏卮；可依外人喜好改良土货，促进土货出口；可推广商货之销售；可造就商部人才，促进实业(14)。 驻比公使杨枢亦认为，海关洋员办赛，“商情未开踊跃，工艺未闻改观”，推原其故，“盖以税司领办，以西人置华货，所择似未必精，且未必躬自购采，事后则一纸报效，遂以塞责，间有书掾记述，未尝晓示华商，于工艺无从考证。尤可怪者，陈所不应陈之物，徒供西人骇视嘲笑之资，至漠视华商辄加抑制，更无论矣。”但“赛会一事，于商务极有关系”，不可不赛，因此，他主张由商部奏派熟悉商情的官员充当监督，主办赛会事宜，如此有“三善”：即便于改良工艺；能切实体恤华商；能尊崇“国体”(15)。 清政府不得不顺应时人要求，于1905年底颁布了《商部新订出洋赛会章程》20条，正式收回主办赛会权利，规定“外国遇有赛会，由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谕商人有愿赴会者，务于限期内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并规定“外国会场应设立总事务所，经理华商赛会事宜。届时或奏派监督，或出使大臣就近照料，或派员监理，由外务部、商部酌核办理”；“凡有害风教卫生各品不准赴赛”(16)。 名目繁多的各类博览会是当时促进商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势必积极参与其中，但这也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 晚清商会于1904-1905年间兴起之时，恰逢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将赛会主权从海关洋人手中收回自办的转型期，政府官员能够想到的举办赛会的依靠力量，首先便是各地正在兴办中的商会及其绅商，纷纷要求各地商会组织赛品出洋赴赛，以填补海关洋员撒手后留下的空缺。商部首先将新订的《出洋赛会章程》寄发给各地商会，指出赛会在振兴中国商务中具有重要作用，“查东西各国重视赛会，商货辐辏，使节交驰。非特为振兴商务之基，亦借为联络邦交之助。近年华商风气渐开，赴会日众，徒以不习外事，不谙会章，货品不精，装配不善，往往动多隔阂，获益甚微，至难与外人角胜”，要求各商会将章程“照式印刷”，“颁发各绅商，广为晓谕”，以后遇有出洋赛会之事，好“遵章办理，以资倡导，而便遵循”(17)。 收回主办权后，商部及各地方官府在举办商品赛会问题上对商会的倚重和依赖是显而易见的。1906年，商部将驻英大臣汪某有关号召商家出国赴赛的咨文转发各地商会时，特别强调，“查该大臣所称各节，洞悉赛会宗旨，实系扼要之言。各商家果能携带工匠，亲临会地，逐物考求，目前虽费工资，日后确有心得，工艺改良，利源自日见发达……札行该商会广为劝谕，设法提倡，使商人争自濯磨，不致再蹈从前赛会故习，庶于振兴商业实有裨益。”(18) 商会在参与国际博览会上主要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 一是代为传达赛会消息，号召商家踊跃赴赛。官方有关赛会消息，多由商会代为转达商人，号召商家赴赛。1906年1月，苏省商务总局转达驻比利时公使的信函，要商会转告商人，为开好赛会，需设立工厂，广习西语，做好必要的准备，“查此次黎业斯赛会，官货以外，商货由本厂自造者无多。又以语言不通，赖监督为之延请华洋各员，始能与外人争胜”，“为此照会贵总会，请烦查照，希即转告绅商劝设工厂，广习方言，自后遇有赛会得以辟销路而悉外情。”同年9月，江苏商务总局即为劝谕商人参加英国爱尔兰德博林(今译都柏林)万国赛会，照会苏商总会：“英国爱尔兰德博林城举行赛会，该署大臣以声明入会之期甚促，愿电达展期，是盼中国入会之心，甚为敦切……为此照会贵总会，请烦查照传谕各商业一体知悉，如有情愿入会，务即克期开报，望切施行。”(19) 1909年为筹备次年在奥地利召开的维也纳猎务会展品，农工商部发函催促各地商会征集展品，“查西历一千九百十年，即宣统二年，奥京赛会虽以猎务为名，商品工品均可赴赛”，希望商会“传知各商务分会及各处商人等，如有精良货品愿赴赛者，先期报明本部，转咨办理可也。”(20) 二是协助征集赛品，办理展品赴赛事宜。这是商会协助官方办理出洋赴赛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1905年意大利密拉诺赛会，商部发文要求各地商会协助征集展品赴赛，“此次义国密拉诺赛会，所有华商运货往赛，应备地段，一切事宜统令该大臣预为布置，随时保护等语。相应札行该商会遵照，如有华商运货往赛，应需地段若干？务即报明本部，以便转电许大臣照办可也。”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这次赛会运货赴赛的重点也有明确的指示，“查义国秘(密)拉诺赛会系为庆贺开凿新泼龙山铁道落成而设，该会所包甚广，而其大旨尤注重运载、渔业两门，其余各项陈赛物件，亦与他国大略相同。该会于明年举行，外国往赛货物迟至明年二三月必须交货。为期颇促，会场基地亦须预定。相应刷印赛会章程……并照会贵总会转告绅商。”(21) 1906年商部为严格挑选赴赛物品事专门致函各地商会，要求转告商人遵行，“现今各国重视赛会，中国方应借此为开通风气、振兴商务之机……嗣后各国赛会，如遇有税务司置办官货赛会之事，应预先订明，遵照本部前订赛会通行简章办理……嗣后华商赴赛之事查照定章检查货物，必须足示美观、有益销场者，方准赴赛，勿贻外人讪笑，是为至要。”(22) 1908年，南洋巴达维亚中华商务总会拟开中华货品陈列会，寄函天津商会等请予以支持，天津商会态度积极，认为“南洋各岛，为我数百万华侨所拓殖之地，今拟开办中国土货陈列会，其眷怀祖国，维持工益之心，实堪佩慰，亟应赞成此举，以表同情”，并当即“函准陈列所分布津埠寄售货品各家，闻风愿寄者已属不少”。天津商会还为此专门致函上海商务总会，请教汇寄展品办法，“惟汇寄此次货品如何办法，敝会并无办过成案。想贵会为总汇之区，自有底案可循，用特肃函奉询，即祈查明见复”(23)。 1910年，为征集来年赴德国柏林万国卫生博览会展品，江苏地方官员致函苏州商会尤先甲等人，要求从中协助，“将境内关于卫生事项”，“解道汇转”，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商会在配合征集博览会展品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查苏属物产富饶，品类繁庶，中外素知。即如南洋劝业会陈列各品，各省兢奇争胜，而苏属未居人后……现在德京所设卫生博览会，注意各物，着重卫生。道宪札文所指十二项及单开各物，似不难按类搜求。惟期限已逾，奉催严紧，弟等固责无旁贷，而执事为商业领袖，平日依赖良多。今征求各物，既附属商业性质，谅必允相助为理。务恳执事从速查照单开各物，及札开十二类，广为搜求，多方征集，送候汇转。”(24)在苏州商会的协助下，江苏为德国万国卫生博览会征集展品还是比较成功的，王济美酒号送展的展品曾荣获奖牌一枚，后由苏州商会代为转发“洋文奖牌凭证”一份(25)。 不过，就参与国际博览会而言，总的来说，商人的态度并非十分积极，倒是官方催得更紧，这在商会档案中似也有明确的反映。1910年，苏州商会总理尤先甲在给江苏地方官员为催送赛品事的复函中，就曾对官方过于紧逼收集展品赴赛表达出无可奈何之意：“按各国赛会工商物品赴会陈赛，虽由国家鼓舞，实出商民竞争之心。我国商业幼稚，历届国内国外赛会，每由官所视为饬行之件，多方谆逼，已失赛会本意……今卫生博览会远在外国，重洋万里，苏地工商不惟视为畏途，即稍有价值之物，亦不乐代办寄送，贤长官奉行之艰，谆劝之诚，每多未谅。”(26)从这条史料看，商会在众多国际博览会展品征集中，照抄照转官方文书居多，实实在在落实完成展品征集和运送的，似并不很多。 但商会绅商对有的国际赛会还是表现出相当兴趣，并积极参与。1906年由张謇等主持的赴意大利密拉诺参加渔业赛会即为典型一例。 渔业赛会属一种专门性的国际博览会，与包罗万象的万国博览会有所区别，其功用主要是交流、传播各国在养殖、捕捞和鱼产品制造方面的技术与知识。先是意大利驻中国使馆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初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请中国派人参加该国拟在米兰举办的渔业赛会。照会中说：“本国于1906年拟在秘拉诺(即米兰)地方设立赛会，会中特有渔业分会，今接本国政府谕请转咨商部并海关总税务司，通知各省及通行水路各地方官出示劝谕，或渔业公司渔人，均行参加。”(27)商部接到外务部转送的照会之后，发函与南北洋大臣相商如何办理。结果，在南洋大臣周馥的举荐下，由时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的著名绅商张謇出马策划此次渔业赛会(28)。 张謇根据1903年考察日本大阪博览会所得经验，并研究了历次渔业赛会的情况后，对此次参赛提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政府赛会政策的转变。其中之一便是建议成立“七省渔业公司”，由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自筹展品赴会。 张謇认为过去中国商人参加历届博览会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委派洋人操办，政府很少参与，难以调动民间参赛的积极性。他指出；“中国与各国赛会自光绪二年奥国维也纳之会始，继是有费尔特之会，巴黎、伦敦之会，皆任税务司为之，不措意也。至西历一千九百年巴黎大会，乃于会场自建会亭，费帑十五万，仍任洋员为之。”后来民间士大夫和政府稍加留心，效果便大不同，“光绪二十九年大阪之会，安南、东京之会，士大夫乃稍稍措意，京师之景泰蓝得超等文凭一纸于东京。三十年美之散路易斯会，政府重视，特派伦贝子往。计大阪之会各省费数十万，美之会费户部七十五万，要不能测我政府有何注意之事。”(29)所以，张謇竭力主张此次渔业赛会一定要合官民之力，“七省设一总公司，各省置二渔轮，不分殄域，彼此往来”，参考各国的做法，“先由总公司规仿章程，量为变通，分渔界、渔具、渔船、鱼类、水产、水产制造为之类别。将此表分寄直、东、浙、闽、广、皖、鄂、赣、湘诸省，饬该关道及商务局派员按表调齐送吴淞渔业赛会汇集出品公司陈列。”(30) 因此次渔业赛会的筹备系由商会头面人物张謇出面主持并鼓励民间商人踊跃参与，各地商会表现出相当配合的态度。资料反映，刚成立不久的苏州商会即配合江苏地方官员前往各地“调查出品暨渔具等项，按表登注、采办，运省汇送上海总会考核，转送赴赛”，对渔业公司印制的“调查江海渔业赴意大利赛会汇集出品表”，商会也认真填报，及时汇交(31)。在张謇等人的策划指导和各地商会的配合下，此次渔业赛会准备和举办均比较成功。江浙渔业公司于4月上旬在上海设展览馆，将展品陈列三日，前往参观者每天达数千人。“驻沪义国领事及各国西商，亦皆络绎前来。”展出完毕后，遂装船运往意大利参展。结果，闭会后计得奖牌、奖凭百余张，而且“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效果较佳(32)。 二、商会与国内商品展览 在晚清，“赛会”是博览会和展览会、陈列会的统称。清政府于提倡商人出洋赴赛的同时，又迫不及待地在国内倡办商品陈列所、劝业会、物产会等各种类型的“赛会”，以刺激工商业的发展。 早在戊戌变法前后，日本等国商人已经开始在华设立商品陈列所。1897年5月，日本商人在沙市设立“日本商品标本陈列所”，其成立之初，日本驻沙市领事出席开幕式，其所到各货每一种仅有数件，无论何人均可随便参观，欲购买者先付价银(33)。1898年2月，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照会上海道台，称日本商务衙门商品陈列馆长将章陈送呈并请照知各国劝谕商民寄送货物陈列，小田氏称中国所产商货甚多，“所制各色珍奇亦极精致”，商民如有情愿，或直接寄交，或“来署商议寄陈列馆中以资赏识与有益两国商务”，并希望道台帮助劝谕商民(34)。在出洋赴赛以及振兴商务等活动中，晚清政府逐步意识到商品陈列所、陈列馆、劝业会等的重要性，开始有初步的尝试。1901年，在《江楚变法三折》中，张之洞、刘坤一提出设立劝工场的主张。他们指出“西国常有赛会之举，聚本国他国之货物，萃于其中，人见己国货精工巧，则来购者多；我见他国货精工巧，价贵销多，则力求追步，此欧洲赛会之本意也。日本效之，故设劝工场，亦名货物陈列所。今宜于沿江沿海及内地各省大城巨镇，各设劝工场一区，备列本省出产货物、工作器具，纵人入观，外国人尤要，一以察各国之好恶，一以考工艺之优绌，使工人自相勉励。”(35) 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注重奖励工商，主张在成立农工商局后劝导绅商选择繁富市镇仿照欧西各国、日本设立赛珍会、资物陈列所(36)。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兰陵街所开设的两湖劝业场，规模宏大，陈列中外各种商品和制造品甚多，起到了“以开风气”的作用。 1903年8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备文照会省中五大善堂令联合七十二行设立商会，其要旨称商会为振兴商务大本急务之一，强调商品陈列馆为研究商务励商便商要务(37)。在这种背景下，当清政府劝办商会章程颁布后，根据章程中准予商会添建房屋设立陈列所等相关规定，在官方推动与扶持下，各地商会纷纷筹设商品陈列所、陈列馆。 在广州商务总会成立后，郑观应被各商公举为协理，其重要工作之一便是筹备商报、商业学堂以及商品陈列馆(38)。 1905年9月，安徽商务局会同商会诸董事“以皖省界扬子江之中心点物产富饶于商界有绝大关系，今欲振兴土货必须陈列商品”，因此准备筹集股份设立商品陈列所择地开办。具体办法如下： (一筹款)拟招股立一有限公司，每股十元以千股为额，或招五百股先行试办。 (一拓地)现拟于适中之地借一公所，以便布置，否则即在商务总局。惟该局议设传审公，原址不敷展布，亟须择地迁移。 (一用人)拟请商会公选总理一人，副理一人，管帐一人，管货一人，股东有认百股以上者准派一人，再设审查员、参议员，由商务局特派随时调查议商。 (一储货)先以寻常土货，如舒潜之簟、亳州之毡、泾县之纸、宿松之烟庐、江之布和州之棉、六安之茶麻，分类陈设，如各项工业制造精品，愿行呈验者，可禀呈商务局考验后，准其咨部请奖，并予以专利年限。 (一分类)一谷品类；二五金制品类；三木制品类；四丝棉毛麻制品类；五竹木制品类；六纸张及纸制品类；七皮革牙角品类；八油漆品类；九磁器玻璃品类；十食物品类；十一服饰品类；十二雕画品类；十三染色品类；十四教育品类；十五制造品类；十六机器类；十七刷印品类；十八农器类；十九洋货类；二十杂货类。以上二十类于每品标明价值、出产地方、制造人姓名籍贯及承购商号。 (一定价)现为振兴土货起见，宜酌定价以便通行，照原价略加一成，提为公司经费，如奇售品物一律照加。 (一考工)各省设考工厂与商品最有关系，兹拟不另建厂，每年于春秋两季分考一次，请大宪考验给以奖牌，(一筹销)土货销场为第一要着，每设一物必先考产自何地，宜销何路，逐渐讲求，广登报告，如有精粗不齐之品，当即筹商改良。以上章程粗举大略，俟开办之日，再行会商妥协以期周备(39)。 1906年9月，镇江商会“以工商品必有比较，乃足以显优劣而动争奇竞胜之心，爰公议另癖空屋三四间为陈列所，搜罗各种美术与利赖民生有关日用之件，标志来历书明价值分东洋货西洋货及中国各省出产为三大宗，而以本埠土货相形见绌之处，着为图说以梓工艺之进步云”(40)。 1906年10月，商部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专供陈列中国自制各货，供人观览，以为比较改良之张本”(41)。在陈列所成立后，商部电催各商会解送货品赴部陈列。十一月五日(1906年12月20日)浙江绍兴山会(山阴会稽)商务分会呈复商部电催，报告选送天然产品、工艺品作为陈列品。天然产品为茶叶四匣以及麦冬两盒，工艺品为铁花方灯四盏、铁花挂屏四条、竹丝篮三双(42)。 1908年4月14日，厦门商会总理林尔嘉曾邀请商界及道宪在商会共议陈列所办法，道宪“刘观察已允担任，准派委员照料”，林氏则派陈剑门等八人为陈列所照料委员。“又与各省商会派人带货来厦陈列，将次到厦，即就商会开一招待所，凡带货来厦门者，均可到所住宿，并派人招待一切。”(43)1908年7月，厦门商会总董林尔嘉“与税司商议以美舰队来时约近万人，拟在商会内辟一广场陈列百货，凡刺绣制造天然物品美术物一一陈列备美舰队之游观以便振兴商务”(44)。对于林氏的建议，9月农工商部表示同意，赞林氏在厦门召开百货陈列所“足征热心商务”，为此电委其为陈列所总办“迅即开所”(45)。随后，林氏分别电各省商会，“请其派商带货来厦”；又函致上海、广东二区陈列所，“届时请来厦襄助”(46)。在南洋劝业会期间，南京商会电致厦门商会，“转谕各商前往观会，以扩眼界”，厦门商会总理林尔嘉“令弟三大人及其亲戚龚某多人，结伴搭图南船往观赛会”(47)。 刘世龙在研究中央政府对博览会事业的倡导中，梳理了晚清各地商品陈列所的设立，详见下表：
除商品陈列所外，劝工会、展览会是重要的商品展览形式。 1906年3月10日至4月13日，成都官员和商人在青羊宫发起召开了首次“商业劝工会”，宗旨为“农商并重”，是为中国国内近代商品博览会之嚆矢。从1906至1911年，四川先后六次在成都召开商业劝工会，“仿外洋博览会之意而变通之”，每开会时，“各属物产，栉比竞赛，实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观”(49)。1907年举办劝工会时，四川绵竹县陈某利用本地产竹甚佳之优势，在春季竹子生长之时套上方形或三角、多角之模具，使其依式长成，就其天然雕饰为各种玩具，将成品送入商业劝工会陈列(50)。 1906年10月，在直隶工艺总局的主持下，天津首开劝工展览会于大经路河北公园内，展销农工商物品十分丰富、精美。开会九天内，每日邀请各军乐队分班鼓吹，以为助兴。展览会任人游览，鼓励购买所需物品，每张门票值钱仅数文。“于是商民乃走相告，每日购票参观者以一二千人，计售货物几及万品，值价乃自十万金，奋发勃兴几有一日千里之势。”(51)工艺总局禀报袁世凯谓：“观者甚众，购票入览者日千数百人、二千余人不等；购买货品亦时有之，似此民智可期逐渐开通。”(52) 1907年5月，天津商务总会仿上年成都商业劝工会成例，在天津天后宫发起召开“商业劝工会”，为民间商人举办较大规模的国内商品博览会开启了先河。天津天后宫商业劝工会的发起人为时任商会总理和协理的王贤宾、宁世福。1907年1月，王、宁二位联名上书直隶工艺总局及天津府，提出改修天后宫，作为举办商业劝工会地点。在其禀文中，首先陈述了各国竞相举办博览会以强国力，我国亟须仿效的大势，接着提出了在天后宫创设商业劝工会的必要性，“佥以天后宫地势宏敞，又为津市适中之地，应即筹款改修，以便联络工商，仿照博览会成章，举办天津商业劝工会，自系商市之一大观，不惟工业以比较而精，即商情亦以团结而胜”。拟议中的商业劝工会，“拟以每年三、腊月在天后宫，六、十两月在公园开特别大会，会期以一月为度，准由各工商一切精美物件及新奇各品均陈列其中，任人游览，彼此交易。”(53) 在天津官府的支持下，天津天后宫商业劝工会于1907年5月2日(阴历三月二十日)开会，为期一个月。开会期间，远近商人闻风而至，热闹异常，“各行商感洽肌髓矣，并于各街巷高揭国徽，建立彩坊，全津胪欢，莫可名状。”因劝工会实行交易商品减税政策，“于比赛之中，寓疏通之法”，“由商会发给凭单，持赴钞关厘局，核减二成税厘”，深受广大商人欢迎，“开会以后，来货尤伙”，(54)“计报进出口华洋各货共二十万八千二百余件，免二成税银八千九百十一两二钱六分。核与未办劝工会之先，销货顿增多数。各商受益，诚非浅鲜。”商业劝工会在促进商品销售上效果十分显著，民间与官方似均感到满意，“开会以来，各商胪颂销场兴旺，则税厘转增。既于商情税课两有裨益，似应永久遵行。”(55) 在南洋劝业会召开之前，国内最大的地方性博览会无疑当数1909年在武汉召开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武汉乃九省通衢，素来居天下要冲，1905年9月京汉铁路开通后，交通更形便利。加上张之洞督鄂后力倡新政，大办洋务，此地商务日渐繁盛、实业日形发达，以钢铁、兵器和纺织业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初具规模，举办商品博览会的各项条件始逐渐具备。1908年，张之洞调任中枢，陈夔龙移督两湖，见武汉虽交通日便、工商发达，但“囿于一隅，识见不广”，实需开设会场，陈列商品，“以旌其良能而幼掖奖勤之”，如此方足以鼓舞群商，日臻进步，“故博览会亟宜规划而不可稍缓”。(56)1909年春，陈夔龙札饰湖北劝业道暨官钱局总办筹设劝业博览会。奉文之后，劝业道邹元汴及官钱局总办高佑即共同拟订劝业博览会章程15条，商人报名规则8条，正式筹备开会。因系初创，规模不宜过大，故仅取奖励实业之义，定名为武汉劝业奖进会，旨在“萃各种实业家所创造经营之物品于一处，比较其优劣而劝勉之，而奖进之，意不在现在之物品，而在将来之物品，重在制造之人。”劝业会会场遵陈夔龙之旨意，设在武昌平湖门外乙栈，因此地滨临长江，规模宏敞，景色宜人，“既有悦目赏心之乐，又可供参观借镜之资。”(57) 1909年10月9日，武汉劝业奖进会如期举行。武汉的官、军、警、绅、学界主要人物加上观礼代表，估计到会者500余人。开幕式上，湖广总督陈夔龙登台演说，宣称武汉劝业奖进会于南洋劝业会之前先期举行，该会虽仅初具规模，但“吾鄂兴商之举，已基于是”。“自此以往，如何而能改良，如何而能扩充，斯皆吾商之责。苟能力求进步，凌驾诸邦，则斯会之设，造端虽微，收效甚大，中国富强之基，可翘足而得。”(58)武汉劝业奖进会的展陈共分5个部：天产部，略分农产、树艺、药材、水产、矿石、狩猎等6大类372种，出品人86人；工艺部，略分染织、服装、陶瓷、五金、玉石、化学制造等12类3512种，出品人627人；美术部，略分绣织、绘画、雕塑、手工编制、陶烧等6大类564种，出品184人；教育部，略分教育用具、理化器械、图画等5类941种，出品人156人；古物部，略分金石、陶瓷、书画、杂物等5类1137种，出品人154人。5个部的出品，共6526种，出品人数1208人。同时分设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四馆及汉阳钢铁厂、枪炮厂、实习工厂等7个特别展览室，出品共1473件，展品共8000多种。 从开会到闭会，武汉劝业奖进会共历时约一个半月，参观人数每天多则9000余人，少则1000多人，合计参观者，男子163236人，女子39989人，外国人2344人，共计205569人，不愧为中国首次大型地方商品博览会。奖进会共进行了两次颁奖，第一次共颁发了一等奖10名、二等奖16名、三等奖26名。10名一等奖分别是：无线电机、轧花机、瓷器、绣画、绣字、黄白丝、新式绸缎、茶瓶、茶叶和刻牙。第二次颁奖(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共颁发二等奖3名、三等奖13名、四等奖46名、五等奖75名。凡陈列物品除留赴南洋劝业会(定于次年在南京举办)物品外，其余均限期领回。经费方面，其支出共计银35730两，门票收入也大致如此，收支正好平衡，总体而言，办得还算比较成功(59)。 武汉的商会在筹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中虽然仅处于配角地位，但也力所能及地发挥了一定作用，使该会多少具有官商合办的特点。奖进会开办之初，由劝业道邹元汴、官钱局总办高佑诸任总办，黄伯雨为会办，增派卞微阁为参议，负责招商，行文各省商会，敦请协助征集出品。后更添派陈介庵为参议，胡瑞霖为坐办，具体负责筹办事务。胡瑞霖上任后即提出三条建议：(1)会计员由武汉商会公举；(2)停止参考馆；(3)停办乙栈。这三条建议全数为总督陈夔龙所采纳，使商会绅商在筹办过程中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例如查验所有赛品的审查员，即由商会选派经营经验丰富的商董20人充任，其中武昌商务总会推选8人，汉口商务总会推选12人。两个商务总会的总理还担任审查长，负责分门别类考核物品，处理会场相关事务。 为了宣传奖进会，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武昌商会、汉口商会、教育会及宪政筹备会四团体还联合发起组织协赞会，分途演说赛会的历史及意义。为晓喻商民，协赞会还采用白话文告示及宣讲书，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商品赛会的形式、性质及武汉开办劝业奖进会的目的、宗旨。这些白话宣讲书曾被刊印5千份广为散发，使普通市民对奖进会有了初步了解，舆论亦为之一变，“劝业”、“奖进”一时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主题(60)。 除武汉外，全国其他地方也屡有类似之举动。1910年3月，常州武阳奖进会在商会图书馆开幕，此次奖进会中各府县均到会品评物品之优劣。优者给予不同等次之奖章以示褒扬，劣者告知改良方法，以图进步。闭会后，“拟将各物品运送南京以便与赛”(61)。 在江西，1910年4月初，江西物产总会开幕，会期25日，在闭幕后所有陈设物品经过审查会员分为天产、教育、美术、工艺四部分别种类，遵照审查定章评定一、二等，“呈请抚宪奖给银牌”。其中，天产品一等者36种，二等者37种；教育品一等者45种，二等者15种；美术品一等者6种，二等者32种；工艺品一等者18种，二等者29种。这些展品有的论府分出产不论出品商人者(如景德镇之瓷器、抚州之竹器)，有的论学堂不论个人(如各女学堂编织造花之类)。4月21日，物产总会监督傅春官在百花洲沈葆桢公祠内开设奖进会，邀请了江西巡抚、藩司、学司等官员出席，奖进会报告了开会宗旨、审查物品等情形，还宣读了“众商谢词”最后拍照留念(62)。此次物产总会，还专门出版了《江西物产总会说明书》，对各府县展品做了详细介绍。 武汉劝业奖进会及前此所召开的一系列地方性博览会，为1910年中国首次全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武汉劝业奖进会先南洋劝业会而成立，应推为劝业会先导”(63)。正是在各地不断试办博览会的潮流推动下，晚清国内博览会终于在南洋劝业会期间达于高潮，而各地商会也势将在这次全国性博览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商会与南洋劝业会的发起与组织 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国内博览会，它以某种新形式体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的农、工、商业和教育、卫生各方面均有弥足珍贵的影响。因南洋劝业会设有专门展陈外国出品的参考馆，所以有时也将其列入国际博览会类别之中。 南洋劝业会的发起，一般记在端方名下。但严格说来，也不尽然。1908年底，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曾饬令江宁公园办事处筹办一个植物赛会院，其目的，无非“考察种植，研究农学”，装点“新政”门面。该办事处主事的道员陈琪思想比较开通，他趁此时机，联合另一名道员严其章给端方上了个禀文，认为如果仅陈赛植物花卉，于国计民生并无大的补益，不如就江宁公园地界，举办一次国内博览会，“合农工商品蔚成巨观”，“求农工商业之勃兴”(64)。 经过邀集一些著名绅商反复研讨，确信举办博览会有利可图，端方于1908年12月给皇帝上了道奏折，正式发起召开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之所以用劝业会取代博览会名称，是为“暂避博览之名，俾免竭厥之虑”。关于劝业会的目的和宗旨，奏折中提到：“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65)以后具体负责劝业会事宜的坐办陈琪进一步概括成三条：(1)振兴全国实业。(2)建造南京市面。(3)补助社会教育(66) 南洋劝业会从酝酿发起至正式闭会，历时几达两年之久，大体可划成两个阶段：(1)准备期(1908年12月—1910年6月)。(2)开会期(1910年6月—11月)。准备期间，主要进行了组织机构创设、资金筹集、赛品征集和会场营建诸项工作；开会期则主要进行展品的展陈、参观、研究、评价、评奖等各项工作。 无论是在南洋劝业会的准备时期还是开会时期，江苏和其他各省的商会绅商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江苏几位上层绅商张謇、虞洽卿、周金箴、李平书等遂成为南洋劝业会的主要发起人与经办者，实际充任着此次兹事体大的全国博览会的组织者。某种意义上，南洋劝业会也是对商会和近代绅商阶层社会活动能量和组织能力的一次大检验。 南洋劝业会的组织机构以劝业会事务所为中枢机关，负责会务的总体组织与协调工作，事务所于1909年3月26日成立于南京，设正会长1人，由端方自任会长(后改为继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委任郑孝胥为主任副会长，其余几位副会长则由当时的江宁藩司、江宁学司、江安粮道、金陵关道和有候补道职衔的上海商务总会议董虞洽卿担任。劝业会最早的发起人道员陈琪任事务所坐办，驻会办事，为实际的操作者。事务所下辖董事会，设于上海，具体负责筹款，征集各省赛品等业务。董事共13名，由众股东推选，其中上海商务总会绅商即占8名，分别为总理周金箴、议董朱葆三、严义彬、丁介侯、苏葆笙、陈子琴、祝大椿、席子佩(67)。可见，上海商务总会实际上控制着南洋劝业会的董事会，担负起为劝业会筹款和征集、运送赛品的重任。 同劝业会事务所平行的辅助机关为协赞会，其目的在于“联络各地官绅、实业各界而谋南洋第一次劝业之发达。”(68)协赞会总事务设于所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内，分事务所则分别设于该地方商务局、商会或出品协会事务所内。协赞员中选任总理1人，协理若干人，理事2人，评议员若干人。协赞会的协赞员既有“各省实业行政官吏”，也有“各省商会、农会及其他项事业团体职员”。其职能包括“筹备出品事件”；“游戏馆院设备及招待事件”；“筹划观览人便利事件”；“增进会场盛况事件”(69)。 为了更好地筹集展品，南洋劝业会还仿照日本举办博览会的办法，在各地创办物产会，该物产会既是收集展品的组织，同时也就地举办小型的物产陈列，由创办人会同地方官，“勘借该地方所有公所、庙宇、祠堂宽广之地，以为物产陈列之所”，然后从展品中选送优秀物品到南洋劝业会展陈(70)。“查设会比赛物产，所以促进农工实业之进步，为明岁劝业会与赛起见。会中陈列分天产、工艺、美术、教育等品，应由各属会同调查员，督饬绅商学界，调集章程内所开各种物品，注明产地，价值、销额、运销地方及原料制法，改良方法，尽四、五、六三个月内运送来府。”展陈后，“如有物品精美者，呈请商督宪派委该会审查员来府会办。如有物品精美者，呈请商督宪分别给以金、银、铜等牌，以示奖励”(71)。 在劝业会事务所指导下，两江所属各府州先后设立了物产会事务所计39个，由地方官和本地著名绅商共同主持。其任务是对本地物产、工艺进行周详调查，选择品质精美的土特产品举办物产会，然后再择优运往南洋劝业会赴赛。两江以外的其他各省以及南洋群岛诸埠则分别设立出品协会，其作用与两江物产会类似。各地先期举办的物产会、出品展览会和劝业奖进会不仅为劝业会征集、提供了一大批精良赛品，更重要的是在全国各地分别进行了劝业会预演，相当于开了若干个小型劝业会，从而为南洋劝业奠定了基础。 各地协赞会、物产会和出品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几乎全系各地商会绅商。上海协赞会总理由著名绅商商会议董李平书担任，在他的主持下组建了上海出品协会，选举绅商王震(一亭)为总干事长。王当时身兼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沪南商务总会总理等社会职务(72)。天津协赞会由商会总理绅商王贤宾担任协理，商会议董宋则久、纪联荣、刘承荫任经理，10名董事中，列名商会的绅商亦占绝大部分(73)。苏州物产会的负责人显然主要为商会绅商。按照两江总督府的规定，江苏物产会的组织，由知府任物产会监督，商会总理任物产会“创立员”，“会同调查员实力宣传，赶紧组织，定期开会，认真研究本地土产工艺，以立劝业会之基础。”(74)一份由“苏州商务总会同人”发出的通知谓：“前奉南洋大臣端札饬各属设立物产会，以为南洋劝业会之基础，同人等拟先组织物产会事务所，于本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在本会开会，届期务祈驾临为盼。”(75)另根据一份《苏州府物产会在事得奖人员清单》，榜上有名的苏州绅商共7名，分别为侍读衔内阁中书商会总理尤先甲、同知衔商会议董吴理杲、三品衔度支部郎中商会议董张履谦、候选布政使理问商会议董倪开鼎、监生陶榕、女界手工部员三品命妇蒋沈孟渊、帮同办事出力员候选员外郎杭祖良、驻宁代表翰林院编修蒋炳章，占获奖人员的80%(76)。 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博览会，大量的经费筹措是必不可少的。除参与劝业会的组织领导外，商会绅商的作用也体现在会款筹集上。南洋劝业会会款初定为50万元，官商各半，后增至70万元，仍为官商各半。根据官商各半分筹的原则，官股和商股各应认35万元。依5元作一股，共14万股(77)。官股由江宁财政局从不动部款中拨用2万元，以津浦铁路债票134张押银11.5万元，余下21.5万元则由裕宁官银钱局和财政局各认一半，分头筹拨(78)。商股筹措较为困难，早在1908年7月，端方即曾委任陈琪前往上海游说筹股，他指出：“沪上开通最早，商情团结”，希望上海工商界踊跃认股，“赞成斯举”。稍后，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偕同议董虞洽卿等一行9人专程到南京谒见端方，并当场认定商股15万元，占当时议定会费50万元的30%(79)。会费增添后，又有南京绅商宋雨棠独自认股5万元，但余下的10万元却尚无着落。劝业会事务所和董事会只得求助于各地商会。但由于不少商人对劝业会能否盈利尚持怀疑态度.认股者甚为寥寥。如苏州虽经商会持册“分别劝招”，可是“应者毫无”，最后只好由商会认洋100元，共20股(80)。为凑足商股，劝业会只好派试用道江孔殷前往南洋诸埠劝说华商认股，南洋侨商(其中很多系有职衔的绅商)反应比较积极，很快认定会股7万余元。商股会款的筹集算是勉强告成。劝业会闭会时所亏空的约30余万元，也主要靠各地商会绅商鼎力掖助，据说上海绅商虞洽卿曾“将己产向道署押充十五万，“因公受累”(81)。 在参赛展品的征集、运输和展陈评比方面，商会绅商们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空前的组织力，在短期内即征集到10万余件展品，并对之进行鉴别分类，包装运输，使劝业会能如期召开。 1910年6月5日，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会场规模宏巨，蔚为壮观。两江所设展览馆计有教育馆、工艺馆、农业馆、机械馆、通运馆、美术馆、卫生馆、武备馆、京畿馆，并附设一劝工场。又设有暨南馆一所，作为南洋华侨出品陈列之处；设第一、第二、第三参考馆，展出英、美、日、德等国的产品。各省自建陈列馆共十四座，分别为直隶馆、东三省馆、山陕馆、湖北馆、湖南馆、四川馆、河南馆、山东馆、云贵馆、浙江馆、福建馆、安徽馆、江西馆、安庆馆。此外辟有三个专门实业馆：江宁缎业馆、湖南磁业馆、博山玻璃馆。三个特别馆：江南制造局兰锜馆、广东教育协会教育出品馆、浙江渔业公司水产馆。全部赛品约百万余件(82)，以农副、工艺和教育出品为主，共分24部，444类。出品陈列展出由陈列装饰部专门负责，逐件附以标签及说明目录，力求井井有条，并随之开展了对展品的研究工作。 时任江苏谘议局局长的著名绅商张謇对南洋劝业会展品的审查和研究非常关心，由他领导发起劝业会研究会，以李瑞清为会长，梁祖禄、钱宝书为副会长，张謇自任总干事，“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83)。研究会的经费相当一部分来自商会的捐助，会长李瑞清曾提及，“敝会成立以来，深荷实业诸大家相继赞助，以图劝业会之发达，而谋农工商改良之方针……窃维农工之扩张进步，端赖商家。想贵总会实望俱隆，登高一呼，群山易应。倘承顾念公益，慨助经费，一面转告各分会，酌量分任，俾敝会得克终其事，至纫公谊”(84)。 该研究会在六月、七月两个月内，对农业、卫生、教育、工艺、武备、美术、机械和通运八个馆的展品分别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多为专题性质的，如莫竹摘的《中国农业品之种类与外国农业品之比较》、江瘦生的《宁缎与杭缎之比较》、陶先进的《江西瓷与湖南瓷之平论》，等等。研究方法，先是各自研究，条具意见；次为共同研究，证勘疑义；再分头请专门人才提出改良办法；最后将全部研究成员编辑出版。劝业会研究会的活动，对中国产品的改良提高做出了一定贡献。张謇早在1903年参观日本大阪博览会时，对商品博览会这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已获极为深刻的印象。南洋劝业会的举办，更使他能实地考察如何将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手段移植到中国。他十分认真地参观了劝业会的各展览馆。5月27日，他专门参观了直隶馆，在当天的日记里记道：“颇觉袁(指袁世凯)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85)张謇认为在机械与新式纺织品方面。直隶较江苏更占优势。 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在比较所有展品后，评出了66个一等奖，其中教育类有4种，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等展出的各种图书印刷模板；化学工业类有12种，包括启新洋灰公司的洋灰火砖花砖、北洋硝皮厂、龙华制革厂、巩华制革厂、利华制革厂、制革官厂、陆军制革官厂等厂家的各种皮革，湖北水泥厂展出的水泥，等等；矿业类有4种，包括开平煤矿公司、滦州煤矿公司展出的烟煤焦炭、汉冶萍总公司展出的各种烟煤焦炭钢铁；染织类有8种，包括北京首善工艺厂、直隶实习工厂展出的各种织物；机械类有2种，包括巴达维亚商人梁祖禄展出的全分制茶机；农业类有5种，其中就有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展出的各种成绩；蚕业类9类，上海信昌丝厂、恒丰丝厂等获奖；瓷业类有4种，包括江西景德镇等瓷业公司展出的各种瓷器；其他的获奖各类，还有水产类1种，美术11种；茶叶类8种；武备类4种。对于这些展品，有人指出，如日辉的呢布，耀徐的玻璃，启新的水泥，大冶的铁器，广东的花纱、花砖，上海的棉丝、棉布，以及各省所仿造的其他洋货，“大都质美而工精，何邃不若外人？”(86)日本工商人士考察了南洋劝业会工艺馆展品后评论：“清国工业现已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由手工业、家庭工业逐渐向工厂机械工业发展。”(87)然而，正如作者此前曾提到的那样，只要把南洋劝业会参考馆陈列的外国机械、电器、化学应用、武器等出品同中国工业展品稍加比较，就会看到，清末的工业新文明尚处在一种多么稚弱和落后的状态。有人对中国工业展品详加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机械制造尚在萌芽时代耳”(88)，观教育馆“而实业学堂无几焉”：观机械馆“而普通工业应用机械无有焉”；“观通运馆则以交通之设备不得备焉”(89)。在前述66种一等出品中，以农产品中的丝、茶，工艺品中的染织品为最多，矿产、陶瓷、教育品、美术品次之，机械、武备、棉纱、面粉、畜牧、水产品仅各占一、二(90)。 劝业会期间全国各地绅商云集一地，增强了彼此间的联络和团聚力，使绅商的资产阶级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会上，上海、江宁和苏州三个商务总会联合发起召开苏属商界联合大会，集中讨论了如何在江苏全省实行裁厘认捐问题。1910年10月，在上海、天津等商会和实业界代表的发起下，各地绅商酝酿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实业协会，“以联络实业各界调查全国实业，研究进行法，以发达国人之企业能力”为该协会的宗旨。成立会上，选举李平书、向瑞琨为理事，陈兰薰、虞洽卿等5人当选为会董，并公请张謇等著名绅商及各埠商会、各大实业机关首脑同入会董行列。该协会设事务所于上海(91)。张誉等还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工业演说大会，报界俱进会等全国性社团组织(92)。全国农务联合会刊行农务联合会杂志，张春为之作序，云： 于会明农，于农薪通，则杂志之作不可以已也。士大夫皆知其不可以已，则愉彼之说以确此，征此之说以怕彼。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证合发明，辗转相益，岂非联合会士大夫之责乎？(93) 这说明张謇一类绅商的社会关怀度是非常广泛的，他们虽身在商界，又不止于商界，对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均十分关注。 劝业会期间，尤其是通过联合抵制征收赴赛展品厘税的斗争，显示出以绅商为领导，以商会等工商社团为纽结，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事经济、政治活动的经验也更加丰富。自1909年初起，由各地物产会及出品协会选出的赛品陆续经由水陆两路运往南京。围绕赴会赛品是否免征厘金问题，商人与清廷税务处争执激烈。开初，税务处出于弥补严重财政危机的考虑以及苛征商民的积习，执意不允对赴赛物品免征厘金，认为“赴赛物品彼此售卖，核与寻常商货趁赴市场无异，该会场所拟报运各省赴赛物品，沿途概免厘税之处碍难照准”(94)。商人则以国外赛会为例，指责对赛品征厘税，未免滑天下之大稽，于劝业会前途“阻碍甚大”。曾经出洋考察过的端方等也清楚对赴赛展品征厘实在说不过去，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申诉：“惟查各国通则，无论大小赛会，从未招人赴赛而转征赛品税之例。”并指出：“今日即明言概免税厘，尚恐赴赛者未必踊跃，犹必待广筹招徕倡导之法。若复限之以税厘，劝引稽征同时并举，商民将闻风裹足，却顾不前。”(95)最后，清廷不得不于1909年11月25日颁布上谕，饰令税务处对赛品“分别豁免税厘”(96)。税务处遂拟定了所谓“联单报运赛品”方案。该方案规定：运商须持劝业会董事会填给的三联单，在所经第一关卡验明单货是否相符，按照海关税则核算税厘，详细标注在运单三联之内，并出具保结，照保二倍于税厘的银数，限三个月内运到南京会场。赛品运到后，由金陵关批销保单执照，寄回原出口关卡，注销保结予以免税待遇。但凡是运送机器或仿制洋式货物，不在此例，而是按照咸丰八年(1858)所订税则核算正税，或完值百抽五正税一道。这一方案尽管仍带有种种限制，但也多少表示了封建官府对商民的让步，显示了商会绅商起而维护商人利益的意图和实力。 在南洋劝业会举办期间，商会还积极开展了民间外交活动，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日本实业团访华。1910年美国实业团成功访华是美国旧金山大商人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一手策划下实现的。 大来策划美国实业代表团访华，始于1908年11月。当时他刚刚率领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代表团访问了日本，顺道来上海考察商务。在上海期间，他应邀出席了上海商务总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介绍了美国商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情况，并表示希望中国商会联合邀请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派出代表团访华，从而增进双方的商务联系(97)。1909年2月，大来再次来华调查商务，先后访问了香港、广州、青岛、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在汉口，他参加了由汉口商务总会召开的商人和银行家会议，专门与商会会长和副会长讨论了如何与上海商务总会合作接待美国商会代表团来访的问题。后来，在上海商务总会的宴会上，大来再次劝说中国商会联合邀请美国实业家代表团访华。上海商务总会的代表们在大来的这番劝说下，终于同意让大来如愿以偿，“决定向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商会发出邀请，答应他们于晚些时候来访”(98)。后来，这个计划被延迟到1910年，以便美团来华时正好可以参观届时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1910年8月底，由美国太平洋沿岸8个重要城市商会组成的实业代表团一行23人从旧金山启程，途经夏威夷群岛，在日本横滨和大阪稍事停留后，于9月15日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40多天的对华访问。 美国实业代表团由团员23名、同行夫人7名、随员2名组成，团长为前洛杉矶商会会长威廉·H·布什(William H.Booth)，但核心人物却是此次活动的策划者大来轮船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99)。实业代表团成员主要由西部太平洋沿岸各城市商会代表组成，包括旧金山商会、西雅图商会、塔科马商会、斯波坎商会、波特兰商会、澳克兰商会、洛杉矶商会和圣迭亚戈商会。团员多为美国西部著名的实业家，其中10人与金融业有关，8人与外贸有关，有的还经营多项产业。他们中有18位是各商会会长、副会长、会董或会员，有的还在多个社会团体中任职，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代表团中有3位还是1908年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访日代表团的成员。 美国实业代表团于1910年9月15日抵达上海，受到上海商务总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并参观了阜丰面粉厂、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江南船坞、商务印书馆、大清银行等工厂、企业和金融机构。9月24日代表团转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以张謇为首的东南绅商乘美国实业代表团来访之机，积极开展了所谓“中美国民外交”。8月22日，张謇在江苏咨议局举行隆重的宴会招待大来一行，到会的还有16省咨议局代表。张謇在宴会上发表长篇致辞，说：“一、中国事事方在递蝉蜕化之时，贵国平时之所接触，必皆已见其概；二、名为事业改良，而从旁牵制如财政、法律、官厅制度，无事不与相涉，非在同时改良不能大有功效；三、今日略可指为功效者，謇能举一例以告贵国，即吾人所欢聚所托之谘议局也”。从张謇的致词看，中美实业界人士的接触，其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合作与交流，更在于通过工商实业界的参政议政，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张謇在致辞中强调，将效法美国之实业和政治作为中国改良之“指南”，并希望美国实业代表团对他们正在进行的立宪活动给以指导和帮助，“以有益之图将来得互相资助之道”(100)。美商代表朋汉(George Burnham)所致答词，也同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大意为：“中国政治进步日著，必以民造咨议局为代表，江苏咨议局尤属首屈一指。深望咨议局他日与弗兰费亚(即费城)之自由厅相颉颃。”(101)大来也意识到张審致辞的政治意义，认为“因为中国刚刚开始实行宪政，这次宴会显得特别重要，大家都迫切地想了解美国政府的运作形式，以及如何从美国的联邦制中加以借鉴，汰劣存优”(102)。 除上海、南京外，美国实业团在华期间还游历、考察了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上游和东南沿海的杭州、苏州、南京、镇江、九江、武汉、天津、烟台、福州、广州、厦门等城市以及首都北京，沿途还经过了嘉兴、无锡、常州、芜湖、香港等城市，广泛接触了中国的商人和官员，仔细考察了许多重要的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机构。 美国实业团访华期间，两国商会通过多轮会谈，商讨了有关中美经济合作、交流事宜，由大来代表美方提出的合作项目有：(1)双方合资开设银行，资本中美各半；(2)在中美两国分别举办商品展览；(3)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博、览会；(103)(4)双方对互相进口货物采取互惠原则；(5)两国商人相互访问，增进相互了解，以推动中美贸易发展；(6)中美合作建造一艘货船，资本双方各半，悬挂中国国旗；(7)中国各地商会联合成立统一的中国商会，总部设于上海。(104)1910年11月11日，中美商会按照约定各自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美商业研究会”。在双方讨论的意向合作方案中，议定两国商会互设物品陈列所。美国商会设立中国物品陈列所，陈列销美的中国土产工业等品。中国商会酌量运往代为陈列，并派熟识英语人员驻美经理其事，由美国商会妥为照料。该员负责向美商提供信息和回答他们题的各种问题，并及时报告本国商会，还应随时提供中美两国的商情报告。中国商会亦照此办理，设立美国货品陈列所。 在邀请美国实业团访华后，1909年2月中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会见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和协理李云书，正式提出希望中方能像邀请美国实业团那样“招请我国实业家”。日本实业代表团由团员12名、随员2名组成，团长为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其团员多数为各商工会议所的会长、副会长，如土居通夫系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大谷嘉兵卫系横滨商工会议所会长；大桥新太郎系东京商工会议所副会长；铃木总兵卫系名古屋商工会议所副会长；白石重太郎系东京商工会议所书记长(105)。 日本实业团声称其访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参观南洋劝业会和考察中国的工商业，“联络中日两国之商情，及增进两国之商业”。具体而言，包括：日清实业家的接近；邀请清国有实力的实业家访日；为日清两国共同事业的兴起准备条件；(106)同时也抱有“奉政府命令”，“联络中国政府”的目的。试图通过与中国政府官方和商会两方面的接触来增进对华的贸易关系。 在日本实业团即将访华之前，清政府外交部曾通知各地商会做好接待的准备，并强调要“派员照料，从优接待”。(107)尽管一些商会抱有“日人此次之来我中国也，名为调查我国之实业，实则扩张己国之利权”(108)的想法，但出于礼貌，仍做好了热情接待日本实业团的准备。 日本实业团自1910年5月12日从汉城(现首尔)出发经新义州从朝鲜进入中国的安东县，一路经过奉天、大连、营口、天津、北京、汉口，然后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之后又访问了镇江、苏州、杭州、上海等城市，并取道上海返回日本。尽管中日之间存在关系紧张的一面，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阴影还未完全消除，但日本实业团对中国方面的接待是十分满意的。该团团长近藤廉平在回国后所做的报告中谓：“此次，中国官民以其诚心诚意欢迎优待我团，参观团作为日本国民的代表、和平的使者，接受了四亿以上人口的大帝国的中国官民的深情厚谊，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向我国五千万同胞报告。”他还专门谈到对南洋劝业会的观感，“关于中国在博览会上表现出的良好成绩，只能举出一些突出的谈谈。首先值得一说的是教育馆的展品，中国创办新式小学校仅过四五年，但男女学生们制作的东西有足堪叹服者。其次是汉阳铁厂的出品，萍乡产品的模型，是博览会上的重要成果，足以在世界上夸耀之处。还有暨南馆中展出的南洋群岛的产品，是住在该群岛的中国人所为，颇为可观。中国的势力及于南洋群岛是明确的事实。总之，中国劝业博览会可谓成功。”他还特别提到日本对中国博览事业的影响，指出“担当此次(劝业会)事务的人多系留日学生。”(109) 从近代中国博览会产生、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商会的诞生与积极参与是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得以不断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商会自成立以来，迅速在组织、领导商人参加海内外博览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了以往传达信息、组织商品的单纯作用，一跃为国内外博览会的重要组织者与参与者。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成功举办可谓是商会组织博览会事业的成功展示。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宣传者与实务家、《中国实业杂志》的出版人李文权曾评论南洋劝业会的重要影响，称：“昔年南京之南洋劝业会，亦以事关初创往观者少，然而数年以来，工艺发达，未始非南洋劝业会之力也，盖博览会之宗旨，一曰生计之竞争，二曰世界之教育，三曰国家之盛典，四曰国民之外交。”(110)以此目的而言之，李文权认为南洋劝业会的成效体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劝业会对南京城市的重要影响，“凡经博览会闭会以后，该地方每因之发达……南京之南洋劝业会以后，电灯电话旅馆宁省铁路沪宁铁路等，亦较前发达，因该会而教育与实业发生之团体，至今尚存，其影响所及，非当时所能豫料也，所可惜者，南京两遭兵燹生计上最不堪问，非然者，而今日之南京，其发达不知几许也……然以昔年南洋劝业会观之，当时之成绩，国人所易知，而闭会后之影响，至于今日，迭经兵火，而实业犹有可称道者，此中国之特长也。”(111)其次，南洋劝业会对于华侨之影响：“中国人之对于海外侨民，所谓祖国人之爱侨民，不如侨民之爱祖国。前清时虽有抚慰华侨者二三次，及设暨南学堂，然究之未甚联络，自南洋劝业会开幕以后，首设暨南馆，于是侨民之归国者有之，侨民之兴业者有之，即数千年无领事之爪哇已设领事于南洋劝业会之后，所谓华侨二字，已赫赫然于国民耳目者，苟非有此暨南馆，其收效能如是乎，即以华侨结成团体，以归国游历者，亦始于南洋劝业会，是此一会也，又不啻为中国与南洋群岛交通之纽也。”(112)其三，南洋劝业会的成功举办，在李文权看来，可谓中国以往被动参与博览会的历史，一跃为主动举办，“竞争心”、“名誉心”与举办经验大大增强。 此外，正如李文权意识到博览会有国民外交功效的那样，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南洋劝业会举办前后，由上海等地商会出面邀请美国、日本实业团访问中国，开展了重要的国民外交活动，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博览会这一层面，对于近代中国、亚洲乃至环太平洋区域而言，无疑均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 ①关于晚清商会、博览会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笔者《20年来的中国商会史研究(1990-2009)》(《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②朱肇飏：《论各国赛会之种类及沿革》，《商务官报》1910年第2期。 ③邓元忠：《西洋近代文化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第556页。 ④⑤芸生：《世界万国博览会之起源》，《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7期，1915年7月10日。 ⑥Babbage,Charles.ESQ,The Exposition of 1851.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51. ⑦王战主编：《2010年世博会：创新与发展》，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⑧台北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01—27—4—1。 ⑨《奉劝士商百工宜赴美国赛奇公会游览俾广识见论》，《申报》1875年2月1日。 ⑩《赛会各国珍奇之物》，《万国公报》1874年10月10日。 (11)[英]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7页。 (12)《各国近事·奥国近事》，《中西闻见录》1874年第19号。 (13)亦有人统计为25次，或28次，见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8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档·国际会议奏，留欧学生商人禀》，卷3911号。 (15)《出使比国杨兆鋆奏报赴会日期暨会场大略情形折片》，《申报》1905年8月7日第9版。 (16)《商部新订出洋赛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年第3期，1906年。 (17)《商部为颁发赛会简章札苏商总会文》，《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1页。 (18)《农工商部为劝谕工匠赴赛考察事札苏商总会文》，《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66-467页。 (19)《商务总局等为劝立工厂、广习方言以便赛会事照会苏商总会》、《商务总局为劝谕商人参加赛会照会苏商总会》，《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68、487页。 (20)《农工商部劝谕参赛札文》，《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505页。 (21)《商部为意大利举办赛会事札苏商总会文》、《商务总局等为参赛事照会苏商总会》，《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72-473页。 (22)《商部为严格挑选赴赛物品事札苏商总会文》，《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69页。 (23)《巴达维亚中华商务总会拟开中华货品陈列会说略及附件》，《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64-869页。 (24)《张鹏翔等为征集赴赛物品事致尤鼎孚等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512页。 (25)《苏商总会为领取奖牌事致王济美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519页。 (26)《尤鼎孚等复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517-518页。 (27)(30)(32)李士豪、屈若蹇《中国渔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本，第63-64页，第64页，第70页。 (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02—20—8—1。 (29)《日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初十日，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69页。 (31)《商务总局等为调查赴赛物品事照会苏商总会》，《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73-474页。 (33)《商品设所》，《申报》1897年5月7日第2版。 (34)《道示照登》，《申报》1898年2月16日第3版。 (35)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40页。 (36)《晋抚岑云帅委司道开办农工局札》，《申报》1901年12月15日第2版， (37)《饬兴商会》，《申报》1903年8月31日。此外，还强调商报馆为开豁民智之一，商业学堂为造成商才之一，注意外埠粤商为振兴商务原始要终要务之一。 (38)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0页。 (39)《皖省商会筹设陈列所之办法》，《申报》1905年9月21日第3版。 (40)《商会拟设陈列所》，《申报》1906年9月4日第17版。 (41)农工商部编：《第二次农工商统计表》(农政)，1909年。 (42)《山会商务分会致商部呈文(选送陈列品)》，绍兴县馆藏历史档案精品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县馆藏商会档案集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页。 (43)《商会总理邀商界道宪共议陈列所办法》，厦门总商会、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同日商会还收到江西商会的来函，称已经派人装瓷器数十担来厦陈列(《江西瓷器来厦展览》，《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第315页)。 (44)《商会拟开百货陈列所》，《申报》1908年7月15日第12版。 (45)《农工商部电委林总理为陈列所总办》，《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第316页。 (46)《商会电各省商会参加厦门百货陈列所》，《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第316页。 (47)《商会发动商人参观南京首届劝业会》，《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第317页。 (48)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政府的振兴产业政策》，见马敏主编：《博览会与近代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49)周询：《蜀海丛谈》卷1《布政按察提学三司盐茶巡警劝业三道》，转引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67页。 (50)《制造竹器新法》，《申报》1907年4月28日第12版。 (51)《劝工陈列所总志》，见《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卷上，第11页。 (52)《北洋公牍类纂》卷17，第2页。 (53)《津商会拟改建天后宫举办商业劝工会文及工艺局复文》，《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807页。 (54)《津郡各行商禀陈劝工会举办后华货更为滞塞请将华货进出口税一体核减文》，《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810页。 (55)《津商会禀报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开办情形并附天津商业劝工会一览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811-812页。 (56)(57)(58)(60)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上海经武公司，1909年，第230页，第2页，第231页，第91页。 (59)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开会、闭会典礼”及“展出”部分)。 (61)《武阳商品奖进会》，《申报》1910年3月27日第12版。 (62)《江西物产会奖进便纪事》，《申报》1910年4月27日，第12版。 (63)《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九》，《东方杂志》第6年第11期，1909年。 (64)(65)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87卷，第39页，第33页。 (66)《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一》，《东方杂志》第6年第3期，1909年。 (67)《南洋第一次劝业会股份简章》，《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16-417页。 (68)《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协赞会草案》，《苏州商会档案》第87卷。 (69)《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协赞会草案》，《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397-398页。 (70)《南洋劝业会事务所详订各属物产会简章》，《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01页。 (71)《苏州府为创设物产会照会苏商总会》，《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46-447页。 (72)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668、669页。 (73)《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870页。 (74)《苏州府为创设物产会照会苏商总会》，《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46页。 (75)《苏商总会为组织物产会事务所的开会通知》，《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47页。 (76)《苏州府产会在事得奖人员清单》，《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22页。 (77)参见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87卷。 (78)《两江总督奏劝业会需款浩繁筹议布置情形折》，《商务官报》1909年第32期；又见《时报》1910年4月4日。 (79)《时报》1908年7月13日、15日。 (80)苏州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全宗》：乙2—1251/111。 (81)《虞和德电请核销劝业会垫款》，《申报》1913年6月18日第7版。 (82)据杨士琦等：《开会补成办理情形折》，仅物产会产品就有100万件，显然有所夸大。 (83)(91)南洋劝业研究会编辑：《南洋劝业研究会报告书》，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行，1913年，第7页。 (84)《李瑞清等为筹集研究会经费事致苏商总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第432页。 (85)《张謇日记》，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86)景学玲：《上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书》，《东方杂志》第七年，第九期。 (87)《南京博览会各省展品调查书》，引自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 (88)(89)《南洋劝业研究会报告书》第139、127页。 (90)《奏京师及各省出品列入一等名数照商勋章程奏奖等片》，《商务官报》第五册，第二十四期。 (92)《时报》1910年12月10日。 (93)《农务联合会杂志序》，《张季子九录·文录》。 (94)苏州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全宗》：乙2—181/27。 (95)《又奏请将赴赛物品概免沿途税里片》，《商务官报》1909年第15期。 (96)《谕旨》，《商务官报》1909年第22期。 (97)(102)Dollar,Robert.Private Diary o f Robert Dollar on his Recent Visit to China.81,27. (98)Dollar,Robert.Memoirs of Robert Dollar.132-133. (99)《神州日报》1910年9月11日。 (100)《江苏咨议局招待美国实业团欢迎词》，《时报》1910年9月30日。 (101)《时报》1910年9月27日。 (103)张謇于1913年出任民国农商部总长职后，曾负责主持中国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筹办事项，使中国成功地参与了1915年召开的巴拿马博览会，获奖为历次参加国际博览会之冠。 (104)Dollar,Robert.Private Diary of Robert Dollar on his Visit to China.68-69.张謇于1914年致陈锦涛的一封函件中，对中美实业界在南洋劝业会期间所谈合作事有追述，言：“所拟办者为银行、航业二事。”(《张謇全集》第4卷，第276页) (105)《时报》1910年6月8日。 (106)《日本实业观光团莅沪初志》，《申报》1910年6月18日。 (107)《预备欢迎日本实业团》，《申报》1910年5月20日。 (108)《日本实业家游津之盛况》，《华商联合会报》第8期，1910年5月29日“海内外纪闻”，第5页。 (109)《日本访华参观团团长近藤廉平的报告及解团辞》，《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辑，第351页。 (110)(111)(112)李文权：《论南洋劝业会之影响》，《中国实业杂志》1914年第5卷第1期。
标签：中国征集论文; 世界博览会论文; 海关论文; 渔业论文; 德国商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