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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反思
彭靖里
(云南省技术竞争情报工作室 昆明 650051)
摘 要： [目的/意义] 进入深化改革新时代，中国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研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认真总结中国特色情报学的发展历史及存在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法/过程] 应用历史追溯和纵向对比分析方法，对建国以来中国特色情报学的兴起、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深入反思。[结果/结论]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以及学科建设与西方经典情报学理论体系相比，无论在研究范畴、研究对象和学科发展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简单照搬经典情报学体系的发展模式，将会出现其理论研究结果与我国社会实践之间严重错位的普遍现象。
关键词： 情报学；中国特色；理论与应用；历史回顾；比较研究
1问题的提出
到2016年10月，新中国以科技领域为主的情报学研究和应用已走过了60个年头，在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里，我国情报服务实践在几代国家领导人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决策、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和重要科研项目的开展与实施，积极主动地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为打破建国初期西方国家长期针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保障国家实施的“赶超战略”等做出过特殊贡献，成为科技创新决策支持和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及研究中结合中国发展国情，创造性地把理论研究与应用范畴延伸到整个科技创新过程，有力推动了科学计量学、情报分析和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兴起，初步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和学科体系[1]。然而，1992年国家有关部门出于适应全球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和对外交流合作的需要，把“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随后又将“科技情报”等5个类似方向的大学本科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一个专业，从此“科技情报”的称谓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廖：作为中国科协“科普专委会”的成员，不得不思考有关的问题.但我与其他搞“科普”的人总是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我觉得在当今时代——从小到大每天在学校中所学皆是“科学知识”的情况下，所谓“普及科学知识”实在是看失了“科普”的本质与要义；当然，也有人会说“还有弘扬科学精神呀”，但通常不过是口号而已.换言之，如何“弘扬科学精神”，也正是困扰诸多科普工作者的问题.
然而，27年时间过去了，随着国内情报(信息)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学科建设“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强化，过去仅仅依托科技领域的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没有因改名和服务领域拓展得到缓解或解决,反而因“科技信息”内涵泛化和针对性弱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导致理论研究严重滞后,无法为社会实践提供指导等深层次矛盾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使不少情报服务机构陷入“核心业务萎缩，人才不断流失，研究水平持续下降，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发展困境中[2]，这一系列的突出问题不仅反映出我国情报学研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脱节，也造成情报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始终难以形成一门健康发展的独立学科，其发展长期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成为社会各界质疑情报学科地位的焦点话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情报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呈现如此严重的尴尬局面呢? 这需要每一个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不仅要站学科自身建设角度，更要在历史发展的广阔视角上来认真思考和深入反思。
建设高标准自贸港，必须保证人流、物流、商流及资金流的自由流动，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可兑换是建设自贸港绕不开的话题。支撑香港成为自贸港的重要因素是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基本法》第112条规定：香港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对照2013年确定的上海自贸区建设目标，自贸区在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四个维度上均有显著进展，但与试点预期目标以及国际水准相比，改革推进最慢的领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在自贸区试点期间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造成此项改革任务很大程度上被搁置。
2我国情报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科技情报服务实践和理论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情报学学科演变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对其它领域的情报研究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服务实践和理论体系建设也充分体现出了既是“信息库”又是“思想库”的不同于国外(科学)情报学或图书情报学的显著特点。因此本文重点就科技领域的中国情报学(以下简称中国特色情报学)兴起发展和服务实践历史进行梳理和全面总结。根据不同时代对信息/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服务实践侧重点的差异，中国特色情报学兴起发展和服务实践历史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1改革开放前情报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956-1978) 与西方经典(科学)情报学发展主要为解决自二战后所出现的科学文献数量迅速增加，导致“信息爆炸”与利用之间出现的矛盾不同，中国特色情报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活动有着特殊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在新中国建设之初，由于以欧美列强为首的一些国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等跨国组织，对华长期实施全面物资禁运和科技封锁，当时我国面临着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正常渠道(除前苏联和少数东欧国家外)基本断绝，国际科技信息大多处于长期隐匿状态，即便是普通外文原版学术期刊也很难在国内找到的严峻形势[3]。为打破国外封锁，更好地为国家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尤其是为国防工业等重要行业独立自主的科技攻关提供科学和技术情报服务，在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事业列入《十二年科技发展总体规划(1955-1966)》，相继成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即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前身)等机构，明确要求将情报服务作为我国科技工作了解“外部世界”的动态“窗口”，并赋予了其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耳目、尖兵、参谋”等Intelligence重要功能[4]。
本文提出的“互联网+军民融合+知识产权+科技服务”运营机制，为军民融合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实现了海量信息轻松掌握，跨界资源轻松整合，军地发展共赢共生，以运营平台模式展现各要素功能。该平台叫“军地网”（www.ejmrh.com），平台下设6个版块，分别是军民科技融合网、民参军服务网、军地专利创新网、军地双创汇、军民融合金融服务网、军民融合资讯网，运营模式中的诸多要素和信息，在平台上都有充分体现，用户对应查找，用起来方便快捷。
现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伴随着膳食结构的调整，对优质的牛羊肉的需求与日俱增，锡林郭勒草原牛羊肉凭借着营养全含量高、肉质鲜嫩、风味独特等特点，为锡林郭勒草原畜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及机遇；为人们提供了优质、营养全面的草原牛羊肉产品。同时，为大力发展优质草原牛羊肉的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开发锡林郭勒草原牛羊肉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也为推动锡林郭勒畜牧业发展及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2改革开放初期情报学的发展与特点( 1979-1992)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发展重心也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境外企业和资本的不断涌入使人们了解外部信息的渠道开始日益增多，从根本上打破了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封闭式科技发展和成果应用模式，同时科技人员以及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技术/资本输出的发达国家为谋求利益最大化，也充分利用其在科技等信息的不对称优势，改变了竞争策略，由简单限制输出转变为技术垄断或产业控制，中外科技竞争焦点也由自力更生突破与封锁的矛盾转向吸收学习与构筑知识产权保护壁垒的激烈冲突。这促使我国情报服务的范围由科技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到了经济建设、金融投资和工程咨询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围绕当时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产生了大量类似“国外科学技术发展动态”跟踪、“新产品/装备”资料搜集翻译和解读、“新产品样品”实物引进剖析等一系列带有浓重Intelligence色彩的经济-技术情报需求(这与日本20世纪50年代在技术引进战略中广泛开展反求工程等情报工作非常相似)[8]。而要想较好地满足这些量大面广的情报需求已不能仅仅依靠所谓的“馆藏文献资源”优势，所利用的知识/信息更多地来源于包括文本、媒介、人际网络交流、产品实物甚至专家智慧等各种载体在内的众多社会知识/信息渠道，具有明显的信息/知识多样性特征。显然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学术文献搜集为核心的科学情报传统服务模式已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为此在服务实践中引入了“现场调查”和“反求工程”等“非文献”类的第一手信息搜集与分析方法，从而推进了情报研究服务方式及实践的蓬勃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特殊问题和巨大情报需求也促使情报研究活动对知识/信息的处理分析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入，推动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9]。
所以，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客观上需要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回归到现实社会实践和全球化发展大背景中来，从跟踪分析转向战略预判及快速反应上来；由科技情报向全领域情报转化，面向国家安全、公共外交、军事斗争、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播等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并根据社会普遍存在的信息/知识既公开又隐匿的辩证关系和客观规律，融入更多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新工具，推进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逐步形成符合学科自身发展逻辑关系和理论演变规律的独特方法论，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的基于可计算型、分析型、大数据、可视化的情报学理论体系[20]，以改变目前传统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滞后于国家战略的被动局面；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更要通过增强情报学对基础原始研究中重大发现/发明等及其产业颠覆性创新突破的洞察能力、判断能力和预见能力，勇敢地担当起主动提供前瞻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前沿动向、科学预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机、正确评估市场潜力前景及其竞争态势等，具有引领性和决策性的情报支撑重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耳目、尖兵、参谋”和“导航、引领”的智能化与智慧型决策支持作用，服务于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是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四个全面”发展等国家战略。
为此，我国第一代情报工作者针对科技管理决策和国防科研攻关的现实需要，在服务实践中秉承中国共产党倡导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打破图书文献的束缚和封锁，深入到科研第一线，并借鉴学习前苏联科学“情报综合”的经验，大胆尝试将“调查研究”与“文献编译分类整理”和“专家咨询/采访”等各种信息搜集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学术文献收集、分类标引和检索等传统图书馆服务的深度加工情报产品——“情报调研”(即情报研究的前身)[6]。由于这种服务方式强调“情报问题来自于科研一线，情报分析成果又回到具体实践中接受检验”的反馈循环研究过程，在内容深度上既高于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在时效性和针对性上又超越通常的“综述或评述”类科学文献，因此深受科技管理部门和一线科研人员普遍欢迎，在促进“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研究成果文本在理论上也被称为“三次文献”。所以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服务实际上主要存在两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即面向“学术研究”的传统文献/图书信息服务和面向科技研发及管理决策的“情报分析”服务，显然后者带有浓厚的Intelligence特征和创造性色彩，其服务对象和应用范围覆盖了整个科技创新过程，不仅实际上超越了西方经典科学情报学只局限于图书馆等公共平台“学术文献”共享信息的传统定义范畴，而且强调情报服务与科研实践紧密结合，构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和理论研究重点。
添加等量亚硝酸盐的参考对照组的肉脯红度值a*=12.33，由图5可知，红曲红与蛋黄粉复配时，红度值最高。当复配比为1∶2时，红度值a*最高，为15.31，高于其他任意组合，也明显高于亚硝酸盐对照组。由于蛋黄粉具有乳化性，因此对色素有稳定作用。因此，红曲红与蛋黄粉以1∶2复配时，发色效果最好。
因此，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科技情报工作融入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号召，一些科技情报机构在总结和发扬光大情报研究(即“情报调研”)成功经验基础上，勇敢跳出“学术文献象牙塔”的高墙，加入到各级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软科学研究实践大潮中，凭借深厚情报素养和擅长比较分析功底，不仅在众多研究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既知彼又知己，既有现状又有对策建议”的独特研究风格，受到社会各界欢迎和赞赏。而且通过研究实践不断总结升华，有的情报学者还提出“大情报”的新理念和面向情报源、传递过程和情报用户三维一体SCU规范模型等，取得了一批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包昌火先生编著的《情报研究方法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一书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作，这些探索从理论上彻底摆脱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情报学派对我国情报事业发展的束缚，有力推动了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蓬勃发展[10]。
3.1.2 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和应用服务范围覆盖了整个科技创新过程的各类知识/信息，它不仅实际上超越了经典(科学)情报学研究对象只限于图书馆等公共平台“学术文献”共享信息的传统定义范畴，而且强调情报服务与科技创新实践紧密结合，以及知识/信息(包括对隐匿知识/信息的合法挖掘)利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中，对公共“学术文献”的收集、分类、组织、检索和平台建设，仅仅只是其服务/研究过程的其中一个环节或领域，从而构成了自己更为广阔且独特的情报学发展方向和理论研究重点。
2.3深化改革开放中情报学的发展及其战略转型( 1993-2010)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段，将推动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以及发挥市场要素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就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情报服务及其理论发展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渗透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中，为政府管理部门、企业/组织和个人提供各种有针对性的“个性化”专业情报研究及其服务[12]。而这时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我国的科技竞争策略也由构筑知识产权产权壁垒进一步延伸到了争夺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和控制全球价值链高端自主创新主动权等齐头并进的态势，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和知识化。
因而我国情报服务界为适应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浪潮的要求，在持续加大“文献馆藏数字化、网络化”和“数字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时，通过总结开展“情报研究”服务经验和借鉴国外竞争情报实践的基础上，相继推出“科技评估”“竞争情报”研究等带有情报学鲜明特色的服务产品，并于1991初年编制颁布了首部《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蓝皮书》(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6号)，明确规定:“情报研究是对情报的深度加工,属思想库范畴”，要求“结合情报服务特点研究开发其专属的信息技术软件和分析工具”[13]，以推动科技情报服务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协调发展，促使国内情报服务研究机构努力打破多年以来业已形成的“服务模式趋同化”“大而全，小而全”和专业化服务质量低下等弊端，并且以“竞争情报”研究与应用及其国际交流为突破口，推动由单纯依赖所谓“馆藏资源优势”提供学术公共信息服务向努力培育和增强适应经济、科技和社会等不同领域需求的专业化情报服务核心能力的重大战略转变，开始探索出一条既包括“信息库”又具备“思想库”功能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特色情报事业发展道路。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特色情报学所涉及的研究范畴和对象已不仅仅只局限于Information或Intelligence，而是两者的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并大胆地提出重构情报学理论体系等若干具有原创性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激烈的反响[14-15]。
主体性是对人类主体存在的本质性规定，将人置于社会实践的背景下，人的主体性本质得以逐渐清晰。生命存在总以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面貌呈现出来，这表现人之主体对生命运动的肯定，并通过身体行为建立起思维意识与自然存在的联系，“在人主体性确立的过程中，体育是人主体实践的能动经验，是维护人主体地位的重要手段，维系着人运动存在的实践形态”[8]。体育是以人类身体为运动载体的实践行为，它是本体自发的一种生存需求，是主体有意的一种身体培育。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和特殊国情要求，决定了中国科技情报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服务于高校和理论研究机构之间纯粹基础性学术研究文献的组织、交流与共享范畴内，而是需要囊括针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推广应用等众多产业化阶段的知识/信息进行广泛搜集、甄别、解读与分析评价。但这些知识/信息的转移和传播往往又受到“创新收益占有”机制(其知识/信息公开大多以能否对己方有利为准则，实际上并不都具有完全的共享性)以及国外封锁等众多因素制约，需要通过对公开或披露的部分信息/知识(包括学术文献等)进行全面搜集、甄别、整合和评价等研究，并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对尚处于隐匿状态或无法搜集到的信息/知识和未来变化趋势做出正确推测判断与科学预见，才可能拼凑出一幅有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全景图像，并自觉接受实践的检验[5]”，这就使得情报分析研究(而不仅仅是学术文献收集、分类组织和检索)成为整个情报服务过程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和重点，文献工作则仅仅只是情报搜集整理服务其中很小的一个环节。
然而，受国内外“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学科发展指导思想禁锢和部分教育界专家学者传统观点的影响，有关管理部门不是积极引导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继续沿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经长期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正确的)，不断增强专业化情报服务核心能力的独立自主道路发展，而是忽视“情报”与“信息”之间的根本区别，片面强调与全球“信息化”浪潮接轨，于1992年10月人为地把“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16]，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领域相互激烈博弈的Intelligence情报研究，倒退回依托所谓“公共信息资源”(尽管由过去文本型文献演化到当前的数字化资源)交流共享和服务平台建设的传统图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应用，把文献信息组织和检索作为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使得充满活力的情报研究实践也蜕变为仅限于针对某一领域中的图书馆/数据库或公共平台已有文献数量及外部特征进行归纳和统计的所谓“信息分析”，重新回到只能为“学院式科学”研究提供序化服务的发展老路上去了，而这种建立在传播或共享利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倡“可证实知识”意义上的狭隘情报观，在很大程度上也逐渐演变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管理实践中单纯追求“论文至上”和“专利申请”数量的绩效评价考核体系的理论依据之一。
2.4建设中国特色“科技强国”背景下情报学的发展( 2011-)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科技创新与发展开始出现逐步由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呈现出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可喜变化，并进入到在重点领域打造先发优势，由跟踪为主逐渐向引领型发展的新目标迈进的重要时期[19]。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形势，党中央相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开展“大众创新、万众创新”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趋势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合作方式也由过去单纯的“追赶型竞争/合作”转化为全面的“并行或领先型竞争/合作”，各方为争夺“颠覆性创新”主动权和领导地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发展背景和影响因素更加复杂，整个创新过程中双方(甚至是多方的)信息隐匿与共享之间矛盾冲突也更加激化，这就使得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大幅度增高，这在客观上需要情报研究与服务具备更强的针对性、超前性和预见性，不仅要求情报服务继续发挥“耳目、尖兵、参谋”的作用，更需要在重大科技创新及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起到“导航、引领”的独特作用，以提高决策层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动向和对“颠覆性创新”及其动荡环境的洞察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建立在“追赶型”创新基础上的科技情报跟踪模式和服务机制，以及依据于西方经典情报学理念，仅仅依靠不断完善公共信息资源和数字化共享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或奢望信息技术应用革新的情报服务模式及其方法论，已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发展对全方位情报的实际需求，传统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而未来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所涉及的领域将越来越广，需要探讨的主题越来越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这些不仅为中国情报服务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特色情报学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情报学发展指导方针出现如此的根本性逆转，不但使国内情报服务事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和自主创新战略要求渐行渐远，对决策科学化的情报支持和保障功能逐渐削弱，导致我国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有效的情报支撑，也造成一些产业的重大关键技术创新被严重制约，长期受制于西方跨国公司，发展被人为“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饱受国外反倾销诉讼和技术壁垒的困扰，不仅使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现象成为国内科学技术进步的顽症[17]；而且还造成情报学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始终停留在仅仅研究公共信息/知识外部特征及技术应用层面上，演变成为不断追逐“互联网”、“信息构建”和“数据挖掘”等层出不穷时髦信息技术，失去了自身独立学科核心理论内涵和特色且“飘浮不定”的研究领域，严重背离当今世界现代情报学理论体系建设中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情报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最终成为我国情报学科建设中的一宗争议颇多的“历史悬案”[18]。
从旅游地质学的角度来看，以观赏石的实用性及营销市场的细分原则，进行现代观赏石的另一种分类，这种实用性的分类可将观赏石分为八大类：即地标石、景观石、园林石、厅堂石、书斋石、把玩石、首饰石和情怀石。
相反，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则由于受历史局限性等因素影响，在学科建设中深深陷入到前苏联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情报理论学派的藩篱中难以自拔，始终未能从基础研究单纯依赖学术公共文献分类序化的“小科学”研究发展模式走出来，再加上受当时理论研究界“极左”思潮的干扰，使得“情报调研”“三次文献”等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情报服务经验和观念未能及时上升为理论，造成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长期停滞不前，客观上造成了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与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等相关学科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结关系，导致许多不了解国内情报学发展历史和特殊性的人们(尤其是教育界专家)想当然地误认为:中国情报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经典情报理论学派同样源于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假象，而情报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这种相互脱节的状况也给我国情报学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的矛盾冲突埋下了深深隐患[7]。
3总结与反思
从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走过的60年历史来看，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得出以下的结论与反思。
3.1总结
3.1.1 中国特色情报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都有着特殊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它并不是像西方经典(科学)情报学那样仅仅只是为解决自二战后所出现的学术文献“信息爆炸”与利用之间出现的矛盾所产生的,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提出和实施“赶超战略”的实际要求,以克服并解决在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竞争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知识/信息不对称”等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科技情报机构由于受政府部门职能条块分割和政策失误等因素影响，并没有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重点发展方向，主动增强与服务对象的紧密结合，推动科技情报工作战略转型，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能力，而是逐渐脱离服务主业，陷入到“全民经商”和“创收生存”的歧途中难以自拔。尤其是理论教育界仍然继续坚持狭隘的“图情档一体化”发展路径，在摆脱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情报学派影响的同时，又片面强调与国际图书情报学主流接轨，转而盲目追求模仿以欧美发达国家“技术致上”和仅限于学术研究、医学等少数领域共享信息资源的西方经典情报学(Information)理论体系，不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极力排斥或刁难不同于经典情报学体系、基于Intelligence的中国特色情报认知观，迷失了自己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独特方法论，导致在许多研究内容上与计算机信息学部分传统领域产生很大重叠，致使情报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重点调整严重滞后于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步伐[11]，从而失去了一次情报学理论和应用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转移相结合的重大机遇。在这一时期，上述两种情报学理论体系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路径，客观上导致国内情报学理论研究领域和学科建设中开始逐渐形成“务实派”和“学院派”两种不同情报观念的认知分歧和长期争论，其消长彼落的竞争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情报事业的健康发展。
3.1.3 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研究与应用所涉及到的知识/信息渠道不仅有图书馆等公共平台交流的“信息资源”(含数字化的文献库或互联网资源)，而且还包括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联的文本、媒介、人际网络交流、产品实物甚至专家智慧等各种载体在内的众多社会渠道，具有明显的知识/信息多样性和非正式交流传递等特征。因此不仅需要深入实践或现场收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还需要对搜集来的知识/信息真伪及渠道进行科学甄别和判断，融合应用到后续的处理环节去，其情报工作对知识/信息的处理分析方式更为复杂和深入。
3.1.4 与经典(科学)情报学理论主要建立在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归纳方法论(即从已发表的学术文献资源中寻找出符合需要特征的某些目标文献)基础上不同，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更强调利用公开或披露的部分信息/知识(包括学术文献等)进行全面搜集、甄别、整合和评价等研究，同时对尚处于隐匿状态或无法搜集到的知识/信息和未来变化趋势做出科学推测判断与正确预见,以拼凑出一幅有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全景图像”，其研究方法论和结果都是社会构建性的，并自觉接受实践的不断检验和修正，因而与科技创新的真实情况更加接近，也更加符合人类对外界未知事物由表及里的一般认识规律。
3.2反思
3.2.1 目前，我国社会公众和理论界对情报内涵的理解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将情报视为“处于敌对或冲突状态下的双方，采用秘密方式甚至不择手段来获取对方尚未公开或者按照规定不公开资料(信息)的一种秘密活动”[21]，强调知识/信息的对抗性和秘密性，与“间谍”“阴谋”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因此普通人大多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另外一种则是把“情报”看作是“针对特定对象的需要而提供的、在科学研究或各种活动中起到继承、借鉴或参考作用的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22]，强调情报活动所涉及信息/知识的公益性和共享性。而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所强调的“情报”特性仅仅只是现代情报学研究对象中知识/信息表现出来的两种极端的特殊情形。
3.2.2 在现实中，我们所面临的知识/信息环境通常都是处在既公开又保密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因为知识/信息是否公开或隐匿是动态变化的，往往取决于能否给知识/信息产生者、拥有者或传播者带来好处或利益。因此，既使像“技术垄断与锁定”这样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十分普遍的现实情报问题，也不可能仅凭图书情报学“知识/信息共享”机制就得到圆满解决。所以，“知识/信息既公开又隐匿的辩证统一关系”和“知识/信息来源多元化”是任何领域情报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3.2.3 由于学术界对情报学特征及学科定位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并且出于满足“知识共享”假设前提或担心触犯“国家秘密”等考虑，主观地将“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知识/信息来源严格限制在图书/档案馆或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平台)中的学术文献/知识，以及政治/军事等特定领域秘密信息的范围内，人为地割裂了它们之间在信息与情报、公开与隐匿等看似冲突的基本概念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使得各自所谓的“情报学理论研究”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很难对现实中的许多复杂情报问题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预见。
3.2.4 随着当今世界科学研究基本模式由“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单向科学-技术发展路径的认知已正在被科学-技术多维关系思维所取代。而建立在V·布什倡导的科学-技术单向发展和“知识共享”理论假设基础上的经典(科学)情报学派却完全忽视这种变化，未能在理论创新研究中与时俱进，最终造成其理论缺乏普适性的致命盲区:即只能适用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少部分信息共享行为进行解释，并不能为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众多领域情报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实验组、对照组体检采血人员均有皮下血肿情况,详细血肿形成率结果见表1。经统计学计算,实验组体检采血人员皮下血肿形成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4结束语
综上所述，今后中国特色情报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和发展，应当遵循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原则，根据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信息既公开又隐匿的辩证统一关系和客观规律，以及知识/信息来源多样性等情报学基本原则，融入更多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具，积极主动推进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两者的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逐步形成符合学科自身发展逻辑关系和理论演变规律的独特方法论，走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才能够成为现代情报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门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的分支应用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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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for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ng Jingli
(Workroom on 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 of Yunnan Province，Kunming 650051)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With the reform in China entering into a critical period，intelligence studies are facing new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refore，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t meaning to summarize seriousl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existing problem of the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thod /Process ]By using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longitudi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sult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classical theory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scope, research target and subject's development emphasis and so on. Therefore, if we simply copy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class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system, there will be a general phenomenon of serious dislocation between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and our social practice.
Key words ：intelligence stud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historical review；comparison research
收稿日期： 2019-04-19 修回日期：2019-05-27
作者简介: 彭靖里 (ORCID:0000-0001-6720-3505)，男，1961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情报学理论与应用、决策情报、技术竞争情报。
中图分类号： G3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0-0001-06
引用格式： 彭靖里.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反思[J].情报杂志，2019，38(10)：1-6，11.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0.001
(责编/校对：贺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