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社会主义的兴衰与苏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兴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近期东欧左翼力量的复兴说明：1989年剧变中东欧人民所抛弃的并不是共产党本身，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僵化了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上讲东欧社会主义的兴衰与苏联密不可分。苏联采用“输出革命”的形式，把东欧建成自己的安全带；不惜使用武力控制东欧，以利同美国的“阵营对抗”；向东欧输出“新思维”，以适应其缓和之需。结果东欧人民把对苏联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发泄在了斯大林模式的东欧社会主义上。本文就是对东欧社会主义的兴衰与苏联的关系作历史地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东欧社会主义 苏联 输出革命 阵营对抗 输出新思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范围，并在东欧连成一片。然而，经过四十余载的风云变幻，东欧社会主义严重受挫。在那个举世震惊的1989年秋冬，东欧六国纷纷放下红旗，各国共产党和平让权。西方舆论异口同声——“社会主义大失败”。时过六年，前东欧各国共产党并不象西方所预计的那样销声匿迹。相反，波兰、匈牙利等国人民又重新选择了“前共产党人”。尽管现在的东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已大大不同于前共产党，但在“共产党回来了”的喧染下，东欧一些国家的人民仍然选择有着共产党历史的左翼力量这一事实，给我们分析东欧剧变提供了新的思路：1989年东欧在剧变中抛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僵化了的苏联模式。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各国从未放弃走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甚至有人为之“流血牺牲”，但始终未获苏联“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欧剧变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应由苏联来负，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东欧社会主义在诞生、发展、剧变的全过程中与苏联的特殊关系，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一
我国著名苏联史专家江流、徐葵等同志在《苏联剧变研究》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带有输出革命的性质”〔1〕笔者考察了雅尔塔体系对东欧的安排以及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 的建立，也有共识，并认为这正是导致四十多年后东欧发生剧变的最深远的历史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有关东欧问题的争论最激烈，占据的时间也最长。因此，分析雅尔塔体系对战后东欧的政治安排也是一个相当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东欧是在大战后期被“有意”划归苏联的，并以丘吉尔和斯大林达成的“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定”为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的确是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但它决不是一项“有意安排”，而是战后苏联向东欧“输出革命”所造成的既成事实。由于问题的复杂性，雅尔塔体系的许多内容都是以这种“既成事实”的方式“安排”和“确定”的。
英苏之间确有一份“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定”，那是1994年10月由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说是“达成”，其实并无有约束力的条文。丘吉尔那“半张纸条”和斯大林画的那个“勾”，除了能证明他们曾有过这种不光彩的交易外，并不能说明别的。尽管“斯大林坚决要求征得罗斯福的认可”〔2〕， 但他们谁都无法将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到桌面上来。甚至当美国得知“百分比”真相并明显表现出“不欢迎”时，丘吉尔还不断地向罗斯福表白：“这是一份仅仅在战争状态下有效的协定，而不是势力范围的划分”。〔3〕所以， “巴尔干百分比秘密协定”不过是个非正式的“君子协定”而已，和1945年2 月在雅尔塔签署的《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相比，决不能同日而语。后者不仅由三巨头共同签署，而且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研究和磋商，并诉诸有约束力的条文。在宣言中，我们既找不到“百分比”的印记，也找不到关于东欧归属哪家的字眼。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宣言所强调的“各国人民在他们的生存条件下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以及三国所承诺的帮助东欧国家“建立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临时政府机构，并保证尽可能快地通过自由选举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4〕
毫无疑问，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内容上，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承认莫斯科协定而否认雅尔塔宣言在雅尔塔体系中的地位。至于三大国信守哪一个，或者以后的结局符合哪一个，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早在《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尚未诉诸表决时，莫洛托夫就对草案不满，认为宣言中提到的原则“未免有些过份”，而斯大林则表示：“以后执行时我们可以自行其是”〔5〕。这说明， 苏联在签署宣言时就决定要抛弃宣言了。“斯大林坚持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6〕于是，苏联在罗马尼亚采取了行动。1945年2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来到罗首都，要求由亲苏的格罗查组织政府，在“罗马尼亚国家的独立地位无法保障”的威胁下，罗国王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但是，苏联的做法引起英国的不安，尽管这并没违背那份莫斯科“君子协定”，但丘吉尔似乎更看重雅尔塔的正式宣言，所以他提请罗斯福注意：防止苏联破坏雅尔塔宣言。罗斯福虽然表示有能力不让宣言从他手中“溜掉”，但他心中也存疑虑。于是3月1日他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函，非常委婉地提示斯大林：“人们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没有权利让他们失望。”罗斯福特别提到波兰，他说：“波兰问题公平迅速地解决……是多么重要”，否则，“我们在克里米亚所担心的影响盟国团结的一切困难与危机将会以更激烈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7〕
罗斯福的提示收到了效果。1945年苏联除在罗马尼亚有些过激之外，在东欧其它国家则有让步。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包括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民党以及斯洛伐克民主党的代表；波兰则成立了由统一工人党、农民党、社会党和民主党组成并吸收伦敦流亡政府和其他民主人士参加的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匈牙利组成的联合政府，包括小农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国家农民党、民主党、工会组织和无党派人士；在保加利亚，1944年9 月由工人党、农民联盟、“环节”联盟、社会民主党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祖国阵线政府”，在1945年11月的大选中再度获胜。可以看出，东欧诸国解放初期所建立的政府基本上反映了各党派力量的对比，同时也是战时各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统一战线的继续和发展。
可是，1947年东欧形势突变。美国人依据“苏联政策的目标是要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和共产主义运动“是征服世界的政治阴谋”这两种假设，〔8〕声称吊起“铁幕”，“解放”东欧。对苏联来说， 东欧的安全就是苏联的安全。斯大林认为，1941年德国能经过东欧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9〕换言之， “只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一致性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10〕但是，尽管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若要抛开其它党派成为独立的执政党并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是相当困难的。比如，在1945年11月的匈牙利大选中，小农党得到了57%的绝对多数票，而共产党只得到17%。〔11〕所以，虽然1944年斯大林就表示，“谁占领哪里谁就会在那里推行他的社会制度，不会是别的样子。”〔12〕但是战后苏联并未立即向东欧推行自己的制度，在苏联有影响的国家，共产党只是联合政府中的一员。是冷战战车的开动，让苏联感受到了将东欧苏联化的紧迫性。当1947年东欧各国披露了关于苏联当局破获一批试图发动政变的亲西方“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后，一场消除异已的运动拉开了“输出革命”的序幕。一大批民主党头面人物因涉嫌此案而被捕入狱或流亡国外，其中包括波兰的米科莱契克、匈牙利的费伦茨·纳吉、罗马尼亚的尤利乌·曼纽、保加利亚的佩特科夫。1948年，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又象变魔术一样纷纷合并于共产党之中。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在2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在4月、匈牙利社会党在6月、波兰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在12月， 先后完成了与共产党的合并。同时，苏联还把持着各国党和政府要员的任免权。拉科西、贝鲁特、契尔文科夫等“苏联派共产党人”均任要职。更令人吃惊的是，1949年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被派到波兰任该国国防部长，后又任波党政治局委员。苏联不仅输出了革命，而且输出了干部。到1949年德国东部建立起最后一个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时，东欧形成了“保卫苏联”天然屏障。托因比评论道：苏联“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13〕保罗·肯尼迪则称之为“卫星国‘防疫线’”。〔14〕
应当说，东欧各国人民在饱受战争灾难之后选择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同时，就东欧各国共产党当时的状况而言，它们需要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帮助，而作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然应当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况且苏联在解放东欧中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也有利于苏联支持和帮助东欧。但是，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理应以东欧各国人民为主体，并充分反映东欧人民自己的意愿和要求。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从当时各国党的领导人来看，他们也有这种认识，象哥穆尔卡、季米特洛夫、哥特瓦尔德等均主张走出新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苏联没有适应东欧各国党的这种要求，给东欧社会主义的建立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尽管东欧国家和苏联结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政策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不顾各国国情而强行输出苏联模式，却严重破坏了已经在各国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东欧社会主义的“先天不足”。
二
苏联既然已经顺利地向东欧输出了革命，而且西方也没有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实行干涉，那么苏联就在事实上占据并拥有了东欧，斯大林也就“成了半个地球的领袖”。〔15〕更重要的是，随着冷战的越来越激烈化，苏联也就越来越离不开东欧了，东欧成为苏联同美国进行“阵营对抗”的本钱。但是，斯大林并未想到，在这个阵营尚未稳定下来时，铁托就给他出了道难题。
南斯拉夫（还有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非是苏联输出革命之结果。1948年，铁托依据本国国情正在探索与苏联“略有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这本来是无可指责的，但却遭苏联非难。尽管铁托保证“我们正在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仍然忠于苏联，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16〕但斯大林还是认定“南共已走上了脱离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人民联合阵线的道路”，“并采取敌视工人阶级事业的民族主义态度”。〔17〕结果南共被“革出教门”。为防铁托式人物再度出现，苏联令东欧各国“连续不断地肃清可能的铁托分子，并加快苏联化和斯大林化的步伐。”〔18〕于是，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再现东欧。“在这场预防性的报复面前，共产主义集团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19〕哥穆尔卡、拉伊克、科斯托夫、斯兰斯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在被清洗之列。“苏联强迫东欧各国共产党实行血的清洗，从而堵死任何易于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的道路。”〔20〕东欧各国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被强加给了东欧。
然而，就在东欧完成清洗之后，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 这对东欧诸国来说是摆脱苏联模式的一个契机。首先显露出反对推行斯大林模式的迹象的是最后一个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德国。因为东德不仅要照搬苏联模式，而且还要按雅尔塔会议的规定向苏联交纳赔款，这在他们看来是难以忍受的。于是，斯大林仅仅去世三个月，他们就借故发泄不满，并诉诸东柏林街头。事件虽然被平息，但苏联从中嗅到了来自东欧反控制力量的火药味，一旦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就可能会出现第三个甚至更多，以致于苏联会失去与西方对抗的阵营。这样，苏联新领导人试图改变一下形象，对东欧国家实行“怀柔政策”。先是免除了东德的赔款；后又于1955年5 月由赫鲁晓夫率团去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道歉；1956年2 月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承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同年又宣布解散1947年9月成立的“情报局”。然而， 赫鲁晓夫解冻是虚，控制是实，苏共“二十大”没过几个月，他就向世人“验明了正身”。当铁托回访莫斯科时，他公开提出要南斯拉夫重新加入阵营，他对铁托说：“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行动是不可思议的……不能每个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那样，将是工人阶级的巨大不幸……”〔21〕赫鲁晓夫的出尔反尔，说明他不会容许东欧走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接着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就是佐证。
1956年6月在波兹南爆发的事件， 使波兰社会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主张走“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呼之欲出。正当波党十月“八中全会”拟清哥穆尔卡出山之际，赫鲁晓夫飞抵华沙，苏联担心波兰退出华约。哥穆尔卡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说：“我说服苏共代表团，华沙条约符合波兰的切身利益，波兰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他还声明：波兰仍将是华沙条约坚强的一环。〔22〕赫鲁晓夫被说服了，科涅夫元帅接到了停止军队调动的指示。哥穆尔卡顺利地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也不再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
波兰的成功传到匈牙利，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呼声甚高，人们要求为拉伊克平反，要求纳吉重新上台。但遗憾的是，匈牙利出现的这股民族潮流却与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交织在一起，并引发了一场社会大动乱。匈牙利党和政府无能为力，格罗决定请“老大哥”帮忙，赫鲁晓夫毋须促驾，苏军已全副武装开往布达佩斯。但事态的发展并未停止，反而更加严重。纳吉复出后要求苏联撤军，宣布退出华约。赫鲁晓尔用坦克镇压了匈牙利，维护了华约的“尊严”，保全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
然而，东欧与苏联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各国都潜伏着一股很强的反控制力量。1961年在柏林危机中，苏联用“柏林墙”堵住了“西方的窗口”，但这并没有堵住东欧民族主义的潮流，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又起事端，特别是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斯洛伐克掀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倍受苏联关注。尽管苏联与华约成员国们在布拉迪斯拉发“苦口婆心”，但杜布切克“痴心不改”。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在8月2日到8月20日期间就象匈牙利在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期间一样，其国家独立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23〕终于，勃列日涅夫学着他前任的样子实施了入侵。所不同的是，勃列日涅夫不是“单枪匹马”，而是以华约的名义集体出兵。这种做法一方面表明苏联希望通过华约成员国的直接参与来限制它们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也表明“苏联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依靠条约作为工具。”〔24〕“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捷克斯洛伐克又重新回到苏联模式的老路上去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再一次证明，苏联将使用武力防止东欧向违背其生存利益的方向发展。”〔25〕从此，“勃列日涅夫主义”象一股严寒不断地侵袭着东欧，并对一些国家正在酝酿或实行的改革进行压制。
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彻底暴露了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危险。但东欧命运多舛，几次冲击均告失败，并形成了“东欧国家周期性地爆发动乱”和“针对这些动乱的苏联军事干预或这些国家内部大规模镇压”循环出现的情况。〔26〕自从1944—1945年东欧地区相继解放后，几乎每隔12年就要发生一次大震荡，这似乎成了“规律”。1980年动荡又“如期”降临了。这年8月， 波兰因肉类涨价而发生罢工，并出现了影响波兰局势的团结工会。“苏联对1980年事件的最初反应是波兰仿效1968年的样式”，“但是，不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没有被入侵，苏联领导人代之以‘战时状态’宣言，以和解告终。”〔27〕华约部队总司令库利科夫曾试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占领波兰，〔28〕但苏联军队正入侵着阿富汗，它没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战场。不过，华约部队由库利科夫指挥在波兰国土上进行了22天的军事演习，以示警告。
可见，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最大的问题来自它们的“老大哥”苏联。“苏联在欧洲首要关心的是确立对东欧的全面控制，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东欧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29〕苏联把东欧进行的每一次改革都看成是“背叛行为”，或劝说，或威逼，或出兵，结果东欧社会主义一直生存在一种武力威胁的阴影之下。苏联可以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处理国际国内事务，而东欧各国则只能放弃国家利益来服从苏联的利益，苏联的利益高于东欧国家自身的利益。“东欧共产党国家实际上是苏联‘另一个我的缩影’，苏联领导人只有看到东欧适当地反映他们自己的影响，他们才会感到满意。”〔30〕如果东欧国家自己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它们找到出路的可能性要比苏联干涉大得多。然而，苏联总是严加看管，它们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三
东欧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史。莫斯科的每一次发难，看起来都取得了成效，使东欧平静下来，并继续按苏联模式前进。但是，苏联的高压政策，大大地伤害了苏联与东欧各国的民族感情。不能否认，苏联也曾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援助过东欧，但是，那些援助因民族感情的伤害而失去了光彩，以致于反对派利用人们对苏联控制的不满来大作文章，从而使人们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呼声，变成了摆脱苏联模式，取消社会主义的行动。如果说在40年代末人们对苏联输出革命持支持态度是，因为那时东欧人担心重新回到过去，那么在50年代末期以后人们就逐渐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可以为他们当年的胜利而“庆贺”，但若是他们“在天有灵”，恐怕也会对他们亲手埋下的一颗颗炸弹在1989年同时爆炸而悲伤。因为那些事件在1989年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东欧剧变的引爆点。
当然，历史上的积怨在1989年一下子爆发并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全线突变，也有更直接的现实原因，而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充当了点火者的角色。
1982年11月至1985年3月，28个月内莫斯科红场举行了三次国葬。 及至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尤如一只“瘸腿鸭子”：军事上无疑是强大的，但经济上只能算是个二流国家，苏联几代人所走的“军事强国主义”道路愈来愈显现出颓废之势。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现国家工业化。”〔31〕赫鲁晓夫以批判斯大林而闻名，但对“军事强国主义”未加指责，反而将其发展为“霸权主义”，勃列日涅夫则将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看在眼里，对外侵略扩张，四处插手。结果苏联在半个世纪内没有认真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军备。军事上是强国了，但经济上却脆弱了。利加乔夫曾直言：“1985年以前国家的经济已接近窒息。”〔32〕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苏联人以获得稳定与发展的信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轻，而且他的“新思维”也鼓舞迷惑了不少人。但是，“新思维”不过是戈尔巴乔夫哗众取宠之杰作。苏联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而他的“新思维”却在诸如“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等方面耗费了笔墨，他是“借助公开性这种仿佛是‘爱克斯光’来照射国家经济肌体。”〔33〕结果经济问题没解决，反而引发了全社会的混乱。戈尔巴乔夫步履维艰，逐渐失去了与美国抗衡的能力，他不得不放弃对抗寻求缓和，并打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招牌，向美国和西方表白自己的“真心实意”。为讨好美国，戈尔巴乔夫甚至决定牺牲东欧，并开始从苏联几代人苦心经营的西部“安全带”上全线收缩。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革命进程的不同性，无论观点是否有分歧，两党两国之间必须相互尊重。“新思维”的这些提法，是不同于戈尔巴乔夫前任们的传统观点的，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些观点是为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在他看来，苏美缓和是第一位的，决不能使苏美关系“发展到对抗的地步。”〔34〕所谓“全人类的利益”就是苏美缓和，为达此目的，苏联必然要调整对东欧的政策。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苏联是强迫东欧照搬苏联模式；而戈尔巴乔夫则相反，他是强迫东欧实行“改革”。但在本质上，这种对东欧的政策都是强迫东欧各国同苏联保持一致。
1987年，戈尔巴乔夫遍访东欧，在与各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他“极力地描绘苏联的改革计划和新政治改革方针。”〔35〕但是，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推行苏联的改革计划是“不情愿的”。“齐奥塞斯库就象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样，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也不受来自莫斯科的干扰。”代替胡萨克的雅克什，“其改革主义方案是难以令人信任的。”昂纳克则力图使在苏联国内实施的改革方案“变得温和些”。〔36〕保加利亚是东欧四十年来唯一没有发生反抗行动的国家，但这一次，即使是保加利亚也“对改革小心谨慎”。在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准备迫使东欧加快变革步伐的建议。”〔37〕
然而，戈尔巴乔夫下定了决心，力促东欧沿其设计的“改革道路”走。一方面，广泛进行舆论宣传。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他特意提到“改革中的”波兰和匈牙利，并公开宣称：“苏联将不妨碍正在东欧发生的变化。”〔38〕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格拉西莫夫甚至清楚地阐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新内容。他告诉西方记者，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终结，莫斯科已经采用了“西纳特拉主义。”他提到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歌——“我行我素”，并强调说“匈牙利和波兰正在自行其是。”〔39〕这些宣传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另一方面，对不情愿接受“新思维”的东欧国家领导人施加压力， 逼迫其进行“改革。 ”1989年10月3日戈尔巴乔夫访问东德，他警告昂纳克， “最重要的事情是承认并满足人民的需要，否则就太晚了。”〔40〕戈尔巴乔夫还致函日夫科夫、齐奥塞斯库，希望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压力下，东欧形势急转直下。昂纳克于1989年10月18日被迫辞职，日夫科夫于11月10日被解除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在莫斯科对记者发言谈话，说“保加利亚领导人的变更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来说是必要的”，“它将有助于使社会主义‘更加人道和民主’。”〔41〕苏联的表态进一步刺激了东欧并一发而不可收。11月24日，雅克什率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集体辞职。而赶上东欧剧变“末班车”的罗马尼亚则将齐奥塞斯库处死。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象他的前任们那样直接掌握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任免权，但决不能说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及随之发生的剧变与苏联无关。法国《费加罗报》载文称：从“东欧如此迅速地这种变化可以看出，除了变化速度和规模，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戈尔巴乔夫参与了这些变化”。“诚然，它不是莱比锡、柏林或布拉格群众运动的根源，但是，他的话鼓舞了他们……”，“戈尔巴乔夫对正在进行中的变革作出了贡献”。前西德《时代》周刊也说：“没有克里姆林宫的推动因素，东欧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42〕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到东欧去，还是东欧国家领导人到苏联去，总是会带来东欧的某些实质性的变化，这决非偶然。
可见，东欧社会主义在最终剧变的这个“环节”上，仍然在受苏联左右。东欧社会主义需要改革，但不只是改革，“还需要经济援助、进口技术和专门知识、增加贸易等”，而“苏联对于其卫星国的基本需要一点也帮不了忙。”〔43〕于是，戈尔巴乔夫假借和平与民主，鼓励东欧国家“重新选择制度。”戈尔巴乔夫“开错了药”，东欧国家则“集体中毒”。东欧国家高喊摆脱苏联控制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孰不知戈尔巴乔夫为它们设下了圈套，它们所走的仍然是一条同苏联相同的道路。如果说东欧社会主义是靠苏联“输出革命”而诞生的话，那么，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苏联“输出新思维”而衰落。东欧的剧变应和了戈尔巴乔夫要与美国缓和的大气候。因此，说戈尔巴乔夫是东欧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并不为过。
综上所叙不难看出，东欧社会主义的兴衰与苏联密不可分。苏联采用“输出革命”的形式，把东欧建成自己的“安全带”；不惜使用武力控制东欧，以利同美国的“阵营对抗”；向东欧“输出新思维”，鼓励其“离家出走”，以适应其缓和之需。从一定程度上讲，40多年来“苏联东欧”是一个整体，苏联做了的东欧必须做，苏联没有做的东欧决不能做。难怪东欧人把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看成是“苏联统治时期”。1989年它们以放弃社会主义为代价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但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华约解散了，北约又在东扩。当前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时，铁托寻找了一条“不结盟运动”的道路，在国际关系中站稳了脚跟。今天的东欧处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之中，其环境不比当年的南斯拉夫恶劣。我们希望东欧切莫忘记受人摆布的痛苦历史，不要再“寄人篱下”而重新失去得来不易的“独立”。近几年一些东欧国家的人民重新选择“左翼力量”说明，他们已经有能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注释：
〔1〕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 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2〕Thomas G.Paterso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Heath,1974,P.91.
〔3〕William L.Neumaun:《Making the Peace,1941 ─1945 》,Washington,1950,P.76.
〔4〕Robin Edmonds:《The Big Three, Churchill Rooseveltand stalin in Peace & War》,London,1991,P.493—494.
〔5〕〔苏〕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89页。
〔7〕〔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3页。
〔8〕〔美〕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21页。
〔9〕《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10〕〔前西德〕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11〕〔匈〕温盖尔·马加什、萨博尔奇·奥托：《匈牙利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9页。
〔12〕斯大林在接见南共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转引自《世界历史》（康春林文），1990年第4期，第95页。
〔13〕〔英〕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托因比：《欧洲的重组》（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14〕〔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
〔15〕〔苏〕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5页。
〔16〕铁托、卡德尔1948年5月17日致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信。 转引自〔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0页。
〔17〕斯大林、莫洛托夫1948年5月22日致铁托、卡德尔的信。 转引自〔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4页。
〔18〕Alvin Ⅰ.Rubinstei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Imperial and Global》,Princeton University Rress,1989,P.91.
〔19〕〔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
〔20〕〔美〕斯蒂芬·费希尔—盖拉蒂：《东欧各国共产党》，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21〕〔前西德〕卡尔·古斯塔夫·施特勒姆：《铁托与南斯拉夫》，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
〔22〕〔波〕扬·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23〕Jiri Valenta:《Soviet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1968》,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92.
〔24〕〔美〕托尔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40页。
〔25〕Thomas W.Simons :《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warWorld》,New York,1993,P.124.
〔26〕〔美〕休厄林·比亚勒：《“新思维”与苏联外交政策》，载《新趋势与新思维》，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27〕Robin Edmonds:《Soviet Foreign Policy,The BrezhnevYears》,New York:Or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97.
〔28〕New York Times,April 6,1981.
〔29〕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30〕〔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31〕《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页。
〔32〕〔苏〕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
〔33〕〔苏〕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吉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
〔34〕〔苏〕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文版，第273 页。
〔35〕Thomas W.Simons:《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warWorld》,New York,1993,P.199.
〔36〕Aurel Braun:《The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hipin the Gorbachev Era,The Prospects for Adaptation》,WestviewPress,1990,P.23.
〔37〕Alvin Ⅰ.Rubinstei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Imperial and Globa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28.
〔38〕Vera Tolz:《The USSR in 1989,a Record of Events 》,Westview Press,1990,P.576.
〔39〕Aurel Braun:《The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hipin the Gorbachev Era,The Prespects for Adaptation》,WestviewPress,1990,P.218.
〔40〕Vera Tolz:《The USSR in 1989,a Record of Events 》,Westview Press,1990,P.537
〔41〕Vera Tolz:《The USSR in 1989,a Record of Events》,Westview Press,1990,P.620.
〔42〕《费加罗报》、《时代》周刊材料，均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袁胜育文），1991年第3期，第74页。
〔43〕〔美〕休厄林·比亚勒：《“新思维”与苏联外交政策》，载《新趋势与新思维》，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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