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下手机管理反人性化批判
◎杜玉帆
摘要 全媒体时代下手机管理反人性化具体体现在管理方法重“刚性”轻“柔性”；管理手段重“制度”轻“机制”；管理目的重“功利”轻“品格”。这一不良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是师生共同体割裂、人本思想缺位和道德教育之殇，手机管理反人性化造成压迫异化和师生冲突加剧的严重后果。
关键词 全媒体时代；手机管理；反人性化；批判
中小学生能否在校使用手机一直是学校管理争论不休的话题。事实上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手机管理更是成为中小学校园管理的心头之痛，甚至有专家建议应尽快立法禁止16岁以下中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对此，南海网曾发起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2%的网友表示赞同，认为中小学生玩手机既分散学习注意力又影响视力。[1]但如此做法是否考虑过学生人性的价值诉求？
一、手机管理反人性化现象
（一）管理方法：重“刚性”轻“柔性”
在管理史上，古典科学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对管理理论影响深远，以泰罗和法约尔为代表的古典科学学派，基于“经济人”假设，对工人施加的是一种外在、消极、迫使其发挥能力的刚性管理。[2]刚性管理是科学管理的产物，主要特征是实行严密的组织管理，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和高度集权的命令指挥系统。[3]以梅奥和马斯洛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人不仅仅是标准的“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充满着丰富的内在感情和欲望，任何外部严厉的刚性管理制度对“社会人”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无法调动“社会人”的内在积极性和潜力，[4]因而强调应实施柔性管理。柔性管理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是一种灵活多样的权变管理方式，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被管理者的实际需要。[5]
基于人性需求，现代管理倡导刚柔相济的综合管理。学校管理虽离不开规章制度，但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依赖学生的心智才能完成，刚性管理只是机械解决“不应这样做”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刚柔相济管理是实现“人”与“物”、感性与理性、情感逻辑与效率逻辑和谐统一的管理方式，[6]是符合人性的。
然而，就手机管理反人性化而言，其体现为仅实施刚性管理，即通过严格规章制度和命令方式对学生使用手机进行管理。如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严禁学生将手机等电子设备随身带入课堂。同年9月21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规定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杭州银湖实验学校为防备学生玩手机而安装了手机信号屏蔽仪，每天夜间定时开启。[7]更有甚者，通过“砸手机”等暴力手段进行手机管理。上述种种刚性管理，忽视了学生作为“社会人”的感情和需求，简单粗暴，忽视人性，效果不佳。
（二）管理手段：重“制度”轻“机制”
制度与机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制度源于英语“institution”或“system”，比较权威的是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斯关于制度的观点，认为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制约，包括成文的制约和习俗、传统等不成文制约。[8]机制源自于英语“mechanism”，原本指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中的物理过程或机械装置，现广泛运用到哲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强调各部分内容间的联系和遵照统一规律运行。制度强调对自身的约束，机制强调逻辑整体；制度立足具体规范层面；机制上升到了运行规律和方法的理论层面，制度是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机制是充满了方式方法和运行规律的制度体系。[9]
校园手机管理中，师生共同体同样是割裂的，教师单向的社会职责即通过制度和惩罚措施遏制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在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眼里，学生只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和责任。这种师生关系正是手机管理反人性化现象存在的根源。
实践中，如过于注重制度建设容易导致管理阻力大、执行力度弱、管理效果差等问题。机制贯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一种人性化、精益化的管理方式，能实现更高效的管理。如公共场所通过标语或惩罚制度等措施，就无法解决水龙头不关的问题，但通过改装感应水龙头的“机制”管理手段，问题可以有效解决。[10]
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中小学手机管理大多采取强制性制度规定，一是大部分学校实施手机禁令：“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学校，否则一律没收。”二是对于违规者开除处理。江西上高二中对带手机进校园的学生作开除处理；河北沧州一中对带手机进校园的12名高中生作劝退处理。[11]无论是强制性制度规定亦或开除处理，都是规训人的管理手段。在全媒体时代，手机已超越简单的通讯功能，成为人们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禁用手机，既不现实也违反人性。有学者调查高中生使用手机最频繁的功能是联络沟通，其次是学习管理功能，包括手机辞典、各种学习软件、计算器和闹钟提醒等，学习管理功能已成为高中生学习生活习惯的一部分。[12]因此，不考虑现实，仅用制度管理是忽视人性的。
（三）管理目的：重“功利”轻“品格”
当代中国的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为基础，其逻辑起点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内在本质，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特性，也是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17]自从《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界便开始关注“以人文本”这一话题。
杜威认为，当道德训练把重点放在矫正错误行为而不是养成积极的习惯时，训练就是病态的，教师对学生的道德生活的关心往往采取警惕学生不能遵守学校规则和秩序的形式，从儿童的发展立场来判断，这些规章制度或多或少是传统和专横的。它们是为了现存的学校工作方式得以继续下去而必须被制定出来的规则，但是这些方式缺乏内在的必需的东西，就儿童而言，反映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学校的道德纪律是专断的。[20]
手机管理是一种人类行为，人类行为都离不开社会，人虽然可以选择行为，但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教育是一种以培养人为首要目的的活动，而教育活动离不开师生关系、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三者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因此，本文试从以下三个层面透视手机管理反人性化产生的社会根源。
二、手机管理反人性化根源
杜威认为，最好的道德教育是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的教育，并通过与他人发生适当的关系才能产生效果。[15]手机管理问题同样是道德教育问题，是道德教育的一部分内容。然而学校手机管理只是规范学生合理使用手机，对教师却没有规范，教师不仅把手机带入教室，还当着学生的面使用。这种思想和行动上无法统一的道德教育显然苍白无力。学校管理者基于手机可能给学生带来消极影响的功利性目的，却忽视学生利用手机学习的可行性及需求，未能因势利导，是不符合人性甚至扭曲人性的。
大学生往往喜欢与志同道合，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处事，这也有利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他们正需要一个专业的平台来结交益友。
（一）师生共同体割裂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师生共同体是割裂的。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教师是社会中年长的一代，是时代意志的代理人，教师的社会职责是促使青年一代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学生是的职责主要是学习，社会赋予他们认真接受教育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学生的学习必须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中进行，学生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不仅受社会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等影响，更被制度所规定，师生必然存在制度化关系，而教学过程的角色定位，必然在师生社会关系上刻上权力主义、强制和不民主的烙印，形成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学生只能学、服从和被塑造，若学生不就范，教师就会使用迫使和强制学生服从社会意志的各种手段方式，如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等。[16]
老福点了一支烟，静静地坐下，突然想到应该去医院看看母亲了。他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是医院的常客。久病成医，她经常给新来的病号当健康顾问。
（二）人本思想缺位
功利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功效和利益，二是功名利禄。教育功利侧重功效利益的含义，主要指一种以眼前利益的获得为价值取向的教育理念。[13]德育管理过多渗透功利理念，会导致教育的人文价值备受冷落，进而扭曲人性，无法真正做到以生为本。道德教育始终是围绕塑造品格而展开的，道德不仅是行为问题，也是情感问题，我们除了根据起源于熟练处理任务或问题的品质来界定品格，还要根据那些能表明关心体贴他人的情感、需要和权利的品德来界定品格。[14]
以人为本归结为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人本教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人本教育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符合人的成长规律。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教育要么依附于社会政治、经济或军事，成为上层建筑、政治的工具，要么被要求市场经济化，不仅背离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更在深层次阻碍教育的理性和人性根基的建立。[18]
学校人本思想的缺位，导致手机管理中未能考虑学生的权利和人性需求。纵然是在全媒体时代，学校仍然忽视甚至遏制学生使用手机的正当需求，并未把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理论指引。手机管理中学生没有参与权利，因此在手机管理制度的制订与实施中缺乏学生的声音，缺乏民主合理的管理程序。手机管理人本思想的缺位，更没有考虑学生成长规律，一刀切的刚性管理方式未能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分类管理。人本思想缺位是手机管理反人性化现象的本质根源。
（三）道德教育之殇
手机管理似乎理所当然是班主任和思想政治教师的责任，学校管理者并没有从学校整个结构、具体工作和各学科教学的立场思考手机管理问题，仅笃定校园内使用手机是不妥当和不被允许的。因此，学校手机管理的重点仅在于矫正他们所认为的错误行为，并不是从习惯养成入手，在发现学生无法矫正行为时，为了使手机管理得以继续下去，便制定一系列规则，迫使学生服从，以致形成恶性循环。可见，道德教育之殇是手机管理反人性化现象存在的内在机理。
DONG Hao, WANG Qi, PENG Yong-han, LI Ling, LU Chao-yue, SHEN Rong, GAO Xiao-feng
道德教育始终占据着学校教育的核心地位，但道德教育很难通过一本教材而进行。然而现实中往往将道德教育简单归位于思想政治课，似乎道德教育仅是品德教师和班主任的事情。正如杜威所说的，学校的智力训练和道德训练、获得知识和品格成长令人遗憾地分离。[19]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脱离社会实际，重“德”轻“育”，重点在于纠正错误，矫正行为，而不是因人而育，这显然是违背人性的。
综上，手机管理反人性化归因于师生共同体割裂、人本思想缺位和道德教育之殇。
制造能力增值度的计算如下：订单任务交货时间TFD为12月30日，即TFD=365；任务时间T0为12月5日，即T0=340；该批次铸件的制造活动的完成时间为18 d。时间效益时间收益比实际完成时间小于交货周期，时间效益值大。
三、手机管理反人性化后果
（一）师生成为压迫异化的奴隶
手机管理所体现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更深地说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而手机管理中违背人性的事实将促使压迫关系陷入紧张局面，压迫者使被压迫者人性扭曲，压迫者自身同时变得愈发非人性化，最终双双成为压迫异化的奴隶。学生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在手机管理过程中被视为没有主动权利的被管理者，直接成为被压迫异化的奴隶。教师作为管理者处在压迫者的地位，在手机管理过程中更多地把“原罪”指向手机本身，缺乏疏导，间接成为压迫异化的奴隶。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教师有效管理中小学生使用手机前提下，他们可以更广泛地使用手机，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然而现实是学校在引导学生使用手机管理工作中存在许多缺失。90%的学生回答在课堂上玩手机被老师发现后的处理方式是“暂扣，适时才能领回”，但学校却没有开设教学生健康使用手机的课程或组织班会。[21]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能力高素养的复合型会计人才，职业高中会计教学也在不断进行自我优化完善，知识框架逐渐得到加固。所以教师有职责在实际会计教学中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及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方面发展。
（二）师生关系冲突加剧
学生频繁使用手机容易成瘾，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和学业不佳。学校对学生进行手机管理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管理手段和方式上违背人性，学生抵触和叛逆情绪加大，加剧与教师之间的冲突，甚至酿成伤亡事故。如有学生因上课玩手机被老师批评和没收手机不满，遂起杀念，将老师残忍割喉；有学生因上课玩手机不服教师管教，把手机扔向老师，并爆粗口骂人，师生双方发生肢体冲突。[22]手机管理反人性化，违背人性，忽视人性，造成师生权利不对等和对话不平等，导致师生沟通障碍，加剧师生间情绪的对抗和紧张，既严重影响了德育效果，也影响了师生情谊。
为了保证建筑设计质量、降低建筑安全隐患、确保国家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97年建设部在上海、武汉、苏州、合肥等城市进行施工图审查试点工作[2]，并于2000年开始实行了施工图审查制度。但传统的审图方式效率低且漏审、错审的概率高。2014年住建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 号文件要求：“改进审批方式，推进电子化审查，加大公开公示力度，推进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化与诚信体系建设，推进BIM等信息技术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全过程的应用，提高综合效益，探索开展白图替代蓝图、数字化审图等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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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9）08-0010-04
杜玉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对外交流合作处，讲师。广东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 徐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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