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对总供给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简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字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简要论文,总供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西方国家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始于本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理论上则是源于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应该说，在总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凯恩斯所提出的加大政府支出（这必然导致赤字）来刺激总需求的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有效的，而且它作为一种政府调节经济手段中需求管理的手段是可以长期备用的。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历来的财政政策都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但实际上，自1979年以来，我国财政连年出现赤字（本文所指的赤字均为包括国家债务收入的赤字，故通常认为有盈余的1985年也是出现赤字的）。相应的我国国债规模逐年扩大，1994年和1995年，我国国内债券发行收入分别占同期财政收入的19.85%和24.85%。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总供给相对不足和总需求相对过剩。就同时存在赤字和总供给相对不足这两点而言，从一般的西方经济理论中是很难得到解释的。但实际上，诚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所发生的赤字的行为，完全是出于国家投资基金的不足，国债发行的最初与最终目的都是在于为国家直接投资建设募集资金，弥补国家单纯依赖税收而存在的财力支出不足的局限。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实行赤字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政府的投资来提高社会总供给，而不象西方理论所理解的，赤字的目的在于刺激总需求。因此，面临着已经存在的巨额赤字，我们所要展开的分析将是：通常作为需求管理手段的赤字，能否被运用成供给管理的手段？或者更直接地说，在西方国家中被认为是刺激总需求手段的赤字，能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有效地运用来提高总供给呢？
但在展开系统分析以前，做一些必要的理论上的假定是合适的，这将有助于本文分析的简便和更易深入。
1.本文所指的赤字是不包括债务收入的赤字，而且假定赤字的唯一弥补方式是发行国债。也就是，国债收入减去国债的还本付息将是赤字总额，如果进一步忽略国债还本付息，那么，国债的收入总额将是赤字总额，如果进一步忽略国债的还本付息，那么，国债的收入总额将是赤字总额。
2.在复式预算中，经常性项目不得列有赤字，因而，赤字只能是来源于建设性预算。同时，我们注意到地方政府基本上是没有赤字的，所以，我们假定我国赤字全部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建设性预算。而实际上，中央政府的建设性预算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如果进一步把国有企业界定为国有工业企业，那么，就可以认为，全部的赤字来源于政府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事实上，就1994年而言，全部的建设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足30%，而当年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中有22.7%来自于债务收入，因而，可以认为，针对国有企业的建设性支出几乎全部是靠举借国债来支撑的。
3.本文所要着重分析的是赤字对于总供给的影响，而且只分析国内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因此，假定分析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下进行。相应地，我们假定国债是指内债，而不涉及外债。
以上假定尽管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但这并不妨碍这里分析的进行和结论的得出。
二、赤字对总供给能力形成的影响：静态要素分析
简单地，可以把社会总供给划分为政府部门的总供给和非政府部门的总供给，因而，相应地社会总供给的能力是由政府部门的投资能力和非政府部门的投资能力来共同决定的。因此，在社会总储蓄额（也就是总投资额）不变的情况下，两者的投资能力存在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一般而言，政府的赤字（也即国债的发行）是被用来扩大政府投资能力的，因此赤字对于社会总供给的能力肯定是要产生影响的，对于这种影响我们首先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进行静态的分析。
首先，政府的投资能形成有形资本。这些资本将首先集中于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具有基础性和自然垄断性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投资往往巨大，而且建设周期长，私人资本无力承担，可以认为政府的这种投资是极富有效率的。此外，政府还可以投资于具有竞争性的行业，但政府的这种投资马上会与非政府部门投资产生尖税的矛盾。这时只有政府的投资效率高于非政府的投资效率，赤字所带来的政府投资能力扩大才有利于社会总供给的提高。
其次，政府可以对劳动力进行投资。这里，主要指的是教育和公共卫生投资，因为，劳动力的素质主要是指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和健康状况。尽管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说，这两项支出是具有生产性的，但在我国的财政预算体系中，是把它们列入经常性支出。因此，赤字不能通过对劳动要素的影响来提高总供给的能力。
再次，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被视为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当然也可以对它进行投资，尤其是基础性科学研究。而从我国的财政预算体系来看，我国一向把基础科研支出列入经常性项目的支出，在建设性预算中，仅有企业挖潜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两项支出涉及到科技投资，但这两项投资，同样地，只有政府的投资效率高于非政府的投资效率，赤字才会有利于社会总供给的提高。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国的赤字所带来的政府投资能力的扩大对于形成社会总供给能力主要是通过形成有形资本来完成，微弱地通过对科技的投入，而且几乎不涉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但是，由于涉及政府与非政府投资效率以及政府对各种投资的比例，我们很难在此就作出判断：赤字是否有利于总供给的提高。因为，在长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总供给是决定国民收入的最终力量，总供给提高的程度也就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判断赤字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判断赤字对于总供给的影响。如果赤字有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就可以认为赤字是不利于总供给的提高，赤字是不能被运用为供给管理手段；反之，则反。
三、赤字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总供给的动态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它的函数关系式为：
g＝△Y／Y＝s／c
其中，g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即是△Y／Y；s为一国的社会总储蓄率；c为一国的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也就是社会平均的资本生产效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由该国的社会总储蓄率和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共同决定的。
（一）赤字对社会总储蓄率（s）影响的分析
从1979年我国恢复发行国债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1994年的20%以上。但如果仅依据这点就认为赤字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是很轻率的，因为，显然光靠赤字本身的规模是不足以把储蓄率提高如此之多。实际上，我国储蓄率的提高主要依据的是，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和我国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金融意识的提高。但终究，赤字会对社会总储蓄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分析之前，我们必须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国债收入全部用于政府投资的前提下，银行和企业所购买的国债是不会对社会总储蓄率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它们所动用的资金可以认为全部是储蓄基金或投资基金，所以，赤字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只能是出于因国债的发行而挤占了个人的消费基金，若个人动用的是储蓄去购买国债的话，则不会对总储蓄率产生丝毫的影响。
我们应当承认，在80年代，我国的国债利率比较低、国债的发行具有摊派性和强制性，这对当时来说可能因为这种发行方式而挤占了个人的消费资金，从而有利于提高总储蓄率的倾向。另外，由于当时的赤字的弥补有一半多是通过货币的发行来解决，对于这样一种赤字的弥补方式，我们可以认为是有利于总储蓄率的提高。但是，限于当时的赤字规模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事实，我们也只能认为，这种有利倾向的程度是很低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姚长辉的计算中得以证实。
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国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居民的储蓄余额增长得更多，这就很难让人相信赤字能给总储蓄率带来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从这两年的国债发行来看，国债的利率已经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许多城市的居民排起了长队来购买国债，这说明了，人们购买国债基本上自愿的，业已形成了所谓的“国债储蓄”。因而，可以认为，国债正日益成为居民的金融资产组合中的一部分。而一旦国债完全成了居民的一种金融资产的选择方式，那么，赤字对总储蓄率是不产生任何影响的。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赤字对于我国总储蓄率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而且正在日益消失，因此，我们很难相信，赤字会因提高了总储蓄率而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
（二）赤字对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c）影响的分析
如果是在社会总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那么，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c）的大小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因素。这里的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是指各类资本产出率的加权平均，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这种加权平均至少要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部分，其中的非国有企业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工业产值中，非国有企业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国有企业则相应地下降到1／3左右，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比例份额，如果两类企业的资本产出率存在巨大差异的话，那么，无疑要对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产生巨大的影响。
依照前面的假定，我们以工业企业来代替对所有企业的分析。
下表是林青松在1995年对各类工业企业的资本产出率所做研究的结果，表中数据为每万元固定资产净值的净产值。
单位：元
注：其它类型工业指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从表中，可以看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产出率大致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两倍左右（林青松所指的资本产出率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资本产出率刚好是倒数关系）。此外，谢千里等人在更早的1990年，就利用80年代的有关资料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林青松是在一个更长期的范围内论证了这个结论。
如果上述的结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成立的话，那么，就目前的国有企业所占社会总产值的份额和国债发行规模来看，赤字对于社会资本产出率是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
（三）初步的结论
既然，赤字对社会总储蓄率的影响微不足道，并且在迅速地消失；而对资本产出率的不利影响是巨大的。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即赤字是在起着抑制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因而，赤字是不利于我国的总供给的提高，也因此可以认为，赤字在我国是不能被运用为供给管理手段。因此，如果仅仅根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债发行持续扩大与我国经济增长这两个事实所呈现出来的表面上的正相关性，就认为，赤字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而认为，国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功之臣”的观点，在本文是得不到映证的。
四、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以上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是集中在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效率的低下上。但是，也许有人会认为，国有企业相对来说是资本密集型的，而非国有企业相对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因而，不能简单地根据两者的资本产出率就决定两者的生产效果，要进行全面的比较，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把它当作不变量来处理，但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问题，在这里，不妨对这些不变量也作出分析。
从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来说，如果我们从实物角度来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话，那么，无疑国有企业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这点可以从谢千里等人（1990）、林青松（1995）、黎玉柱（1995）的论述中得到论证。但是，在黎玉柱（1995）的比较中，进一步说明了，若从货币角度来考察，即把劳动生产率认为是工人的产值与工人工资成本的比率的话，那么结论正好相反，即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及非国有企业的。而在一个国家的宏观分析中，无疑，后者是更具有价值的。而且，即便是从实物角度来说，两者间的劳动收益也存在着趋同的走势。从这些来看，相对来说是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优势。
另外，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尽管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要大于非国有工业企业，但是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率的相对增长率是要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的。在林青松的研究中有如下的结果：在1980—1990年中，国有、集体以及其他类型等三种工业企业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06%、5.86%、19.23%；而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也即为生产率的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5.7%、26.6%、16.5%。如果把两组数据分别相乘，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表现在增长率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1.09%、1.56%、3.17%。由此可见，同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并没有优势。
综合以上来看，高资本密度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相应带来生产的高效率。而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不仅仅是指资本生产效率的低下，而是指整体生产效率的低下。因此，我们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论证了我们的初步结论。
如果，本文以上所有的论述都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如下的结论：
1.在本文的粗略分析中，可以知道，赤字在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其实一直起着制约总供给有效提高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得以提高，而且赤字还在继续的话，那么，这种制约作用将持续下去。
2.对于我国社会主义而言，产生赤字的最终目的是在于要更有效地提高总供给，而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单纯地用来刺激总需求。但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主观上我们希望那样，但事实上，赤字的存在是不利于社会总供给的最有效的提高，赤字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能被运用为供给管理的手段。
3.实质而言，赤字在我国不能转化为供给管理手段，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低下。而对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原因的研究，目前可以主要归纳为的两点：（1）产权结构不合理；（2）国有企业的集中度低。因此，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从国有企业角度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单纯地依赖于通过扩大国债发行来募集更多的投资资金。实际上，这正是经济增长从外延型增长转变到内涵型增长所必然要求的。
在本文将要结束以前，还要最后说明一点，尽管我们论证了赤字在我国对于经济发展存在着制约的作用，是一种效率损失，但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取消赤字。因为，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肯定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实际上，赤字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而且这种损失又必须存在，可以理解为是，对过去几十年计划体制（这种体制过分注重外延增长）所造成后果的一种消化，这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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