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明初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1368年，曾经为生计所迫，托钵四处游乞的小沙弥朱元璋，乘元末农民大起义之 势，经过十数年的沙场征战，终于在取得全国军事和政治绝对优势后，于正月初四日， 登极应天，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皇朝的统治时期。在先后 达三十余年的洪武时期，史学与政治始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明太祖朱元璋不仅从历 史中获得制定各项政策和建立各种制度的灵感和理论依据，而且还有意识地利用史学直 接为其具体的统治目的服务。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是明初史学发展的重要 特点。
一、取鉴历史，稽古定制
史学与明初政治之所以产生密切关系，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史学意识分不开。明太祖朱 元璋出身寒微，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但是随着自己势力的发展，在左右儒生的 影响下，也开始努力学习，其中尤对历史情有独钟，格外重视。朱元璋这种对历史的重 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自觉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一是有意识地利用史学为现 实政治服务。朱元璋的这一特点，无论是对明初的政治，还是对明初的史学发展，都具 有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喜欢读史，他所研读过的史著，从《左传》、《史记》、《汉书》到《唐书》 、《宋史》，多达六七十种，并常常就一些史学问题与儒臣讨论。如《明太祖实录》元 至正二十五年(龙凤十一年，1365年)正月壬申条，就记载朱元璋“问起居注詹同曰，孙 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并就此事与詹同展开讨论。(注：《明太祖实录》 卷16。)朱元璋深知历史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鉴戒，他曾把唐人李山甫《上元怀古诗》写在屏风上，因为该诗曰：“南朝天子爱风 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 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注：姚福：《青溪暇笔摘抄》。)提醒 自己不能因贪图享受，以至“尽守江山不到头”。
随着明政权的逐步建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维持住这到手的政权?怎样才能 使新政权长治久安?这种种问题都使朱元璋渴望从历史的昭示中得到答案，也就更加重 了朱元璋取鉴历史的自觉意识。朱元璋的这种意识，从现存《明太祖实录》的许多记载 里可以清晰地看到。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历史的关注，决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历史知识，而是以政治家、统 治者的视角有目的地汲取，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历史事实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例如， 《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一月戊寅日条记载，是日朱元璋曾 对侍臣谈到他读《汉书》的体会说：“汉高祖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踪指示比文臣，譬 谕虽切，语意毕竟太偏。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斫削要用武臣，藻绘粉 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 如只有空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很不像样。偏了都不对。治天下要文武相资 ，才不会坏事。”(注：《明太祖实录》卷27。)反映出朱元璋在读史时对历史与现实相 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朱元璋这种对历史自觉鉴戒的态度与意识，对于明初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 明初的许多政治措施的提出和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是基于对历史的认识与总结。例如早 在洪武十三年(1308年)朱元璋“特诏天下”，“罢中书省，升六部”之前，(注：《太 祖实录》卷129。)朱元璋一直在对历代的治乱兴衰进行思考，而把元朝衰亡的原因，归 结是“政专中书”。洪武九年(1378年)三月，他对礼部的官员说：“胡元之世，政专中 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 ”(注：《太祖实录》卷117。)
此后，在洪武二十八年(1387年)六月，朱元璋在解释他为什么废除中书省时，又说：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 ，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注：《明太祖实录》卷239。)清楚地表明他废除宰相制度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权宜 之计，而是有鉴于“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及历史上的丞相“多小人，专权乱政 ”的事实，而采取的政治决策。
明皇朝以严刑峻法强化官、私礼制，防范社会动乱，也和明太祖朱元璋对历史的总结 分不开。据宋濂《洪武圣政记》记载，朱元璋在开国初期曾总结历史说：“昔帝王之治 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国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绮縠、操兵乘马 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奢侈，闾里之民服食居住与公卿无异。贵贱无等 ，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失败也。”认为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礼仪制度的严密与否，是 关系着历史兴亡盛衰的大事，是“元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绝不能予以忽视， 必须严以管制。朱元璋对历史的这种认识、总结的结果，也是明皇朝建国后便加紧制定 新的礼制的理论依据。
洪武时期对功臣宿将大肆杀戮的政策，也是出自于明太祖朱元璋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 。早在朱元璋登极之前，如何对待功臣宿将就是个不能令他释怀的问题。史载龙凤十一 年(1365年)，一天，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收诸将兵权时，对近 臣詹同谈到他的感想说：“(赵)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 代若也。”显然，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历史，给予了朱元璋极大的启示，为他日后 对待功臣宿将的政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此外像对宦官、宫闱实施严格的制度限制，防止宦官、外戚弄权等政策的提出和相关 制度的设立，也都是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有鉴于相关的历史教训而为。例如《明太祖 实录》洪武元年三月条这样记载：“上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 ，败蠹不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 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 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使然。向 使宦者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注：《明太祖实录》卷31。)说明“史 传所书”的宦官之祸，使明太祖感觉到有必要在制度上保证不能发生宦官“预政典兵” 的事例，是保证国家治平的重要措施。
总之，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通过史书获得的历史知识，以及对于这些具体历史的理 解，在明初统治者的政治决策以及有关制度的建制方面，曾经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 ，是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的重要方面。
二、攘夺宣传优势，笼络两浙文人
如果说上节所揭示的史实是史学对明初政治影响的一些事实，那么，通过具体的修史 活动，达到攘夺宣传优势、笼络江浙文人的目的，则是明初统治者直接利用史学为其政 权政治服务的事实。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元史》的修纂。
《元史》二百一十卷，是明皇朝官修的第一部史书，也是二十四史中编纂得最粗率的 一部正史。从时间上看，自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攻克元大都，十二月明太祖即诏修《 元史》，其间前后两次开局，在明太祖不断的躬亲催促下，至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全 书完成，累计不足一年的时间(第一次开局时间188天，第二次开局时间143天)；从编纂 的人员看，前后两次纂修总共只有区区三十人，其间纂修人员还频频更换，三十余人中 ，除总裁外，二次参加史局者仅有赵埙一人。就在这种时间仓促、人员不稳定、前后的 编修工作极不衔接的情况下编纂的一代正史，其质量自然是难以保证。
关于《元史》的修纂，明太祖在他的修史诏书中说得极其堂皇，该诏书曰：“元虽亡 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元初君臣朴厚，政务简略，与民休息 ，时号小康。后嗣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阽危。间有贤智之士、忠荩之臣， 不获信用，驯至土崩。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诸所言行，亦 多可称者。卿等务直述其事，勿溢美，勿讳恶，以垂鉴戒。”(注：《明太祖实录》卷3 9。)俨然一付当初唐太宗的口吻。问题是，若从简单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学术 目的出发，实在没有必要这样仓促上马，在丝毫不具备修史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草率修史 。
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看，当明太祖诏修《元史》之时，明皇朝的统一大业远远没 有完成。其时，元皇朝的政治势力刚刚撤离中原，长城沿线及西北、西南、东北的大部 分地区仍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存在着对明朝三路钳制的态势，而且此时的元皇朝还基 本保持着较完整的政府机构，时刻伺机着复辟，“整复故都”。按照后来谷应泰的叙述 ，当时北方的形势是：“(元)顺帝此出渔阳，徙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 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 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 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
林祭纛，大举报仇，田单一鼓而下齐，申胥七 日而救楚，岂得云情归之气，没世不复欤!”(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 元遗兵》。)北方的形势是这样，当时其他地方的形势也丝毫不容乐观。其中云南的元 梁王巴匝剌瓦尔密，还在与明廷对抗，甚至在《元史》修完二年之后，还将前来诏谕的 明使王祎杀害，以示与明廷的对立。此外四川明升的夏政权当时也是独立于明统 治的割据政权，据扼与明分廷抗礼。即使是明军刚刚占领的中原及湖广、闽粤等地区的 社会统治秩序也尚未完全恢复正常，而是在当时“久罹兵革，民生凋敝”，“比户空虚 ”，以及水旱之灾连绵的严峻情况下，阶级斗争形势依然紧张，人民的反抗也并没有因 新皇朝的建立而停息，例如小明王在西北的信徒就一直在活动，而且各立帝号，组建政 权，毫无承认朱氏新朝的意思。
除上述军事、政治上的危局外，同样使明统治者感到焦虑不安的，是江浙地区很多士 人依然钟情元廷，思想深处仍将元朝视为“正统”，而对农民起义起家的明政权表示蔑 视，更无意甚至拒绝出仕与新的明政权配合。他们在诗文中往往流露出怀恋旧朝的情结 ，如叶子奇虽已仕明，但是他的《草木子》，仍然称元朝为“国朝”，称元君为“圣上 ”、“上”。(注：《草木子》卷4上《谈薮篇》。)对于明初江浙士人的这种心理和思 想特点，钱穆先生《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作有缜密的考证和论述。(注：原 文载《新亚学报》第6卷第2期。)因此，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看，强调改朝换代的 合理性，宣扬自己是“天命所归”的正统政权，以及获取经济富度、文化发达的江浙士 人的支持，无疑是明皇朝当时一个迫切的任务。
《元史》编纂的动议也有它的偶然性。由于明军在攻克元大都时，获得了元自太祖至 宁宗十三朝的实录及《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功臣列传》等一批官修史籍。 这一情况立即使激起了刚刚登极的明太祖的政治敏感，使他决意仿效唐朝以来新建皇朝 必组织人力设局修纂前朝历史的做法，(注：《元史》附录《宋濂目录后记》云：“昔 者，唐太宗以开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于《晋书》，敕房玄龄等撰次成编，人至今 传之。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即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 。古今帝王能成大业者，其英见卓识，若合符节盖如是。”)抓住这个机遇，通过修史 ，在当时还未完全稳定下来的政治局势中赢得社会对于自己政治上正统地位的认同，攘 取史学上的话语权。(注：按《元史》将徐寿辉所建政权国号“大宋”篡改为“天完” 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详参戴玄之《白莲教之反元运动》，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 学报》第3期(1985年3月)。)与此同时，通过召集江浙等地文人参与修史，达到羁縻笼 络此时对于这个由农民起义军转化的新皇朝尚处于观望状态的士人的政治目的。关于明 廷攘夺宣传优势的问题，可以从李善长《进元史表》所云“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 统”及“大明出而爝火熄，率土生辉；迅雷鸣而群响销，鸿音斯播”等话语体察出来。 (注：李善长：《进<元史>表》，见《元史》附录。)事实上，朱元璋在与元末群雄角势 ，发展自己政治势力的过程中，在对待政治统绪认同的问题上，也确实有一个持宋帜， 以宋统自诩，到抛弃宋号，承认元朝正统地位，打出承天命、继元统旗帜的演变过程。 至于笼络江浙士人的政治目的，则可从当时招聘的纂修人员大多是江浙间有影响的著名 文人而不用北人的事实看出。当时胜国降臣危素，虽深谙元朝史事，并有功元朝史料的 保存，却终不见聘人史局，参与修史。而从后来的情况看，明廷也确实达到了羁縻笼络 儒生的政治目的，其所征聘的所谓江浙“山林隐逸”，在这以后，绝大部分从拒绝出仕 、逃避征召，转而走向与明朝政权合作，出仕于明政权的政治道路。(注：参见罗仲辉 《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通过《元史》的纂修，明初的史学再一次与政治联系到一起。
三、重视历史教育的政治价值
利用历史进行思想教育，乃至进行政治和思想的控制，是明初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 也是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的一个方面。
明初统治者重视历史教育的政治价值，一个方面是表现在对于自己子孙的政治启蒙。 他们视历史为对自己子孙的政治教科书，不仅将史学作为子孙的必修课程，还常常以自 己丰富的政治经验讲解历史，培养自己子孙敏感的政治意识。例如《明太祖实录》洪武 元年(1368年)正月丙戌日条记载，这天，朱元璋“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 说经史何事”?太子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汉事。”朱元璋遂问：“此曲直孰在? ”太子对曰：“曲在七国。”朱元璋不以为然地说：“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 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 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 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 君臣之义。”(注：《明太祖实录》卷29。按：一说明成祖朱棣改修《明太祖实录》时 所加。)
除了重视以历史教育自己子孙外，明初的统治者还更直接地将历史教育当作朝廷政治 行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赋予史学活动更直接的政治目的。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 统计，有明一代敕撰的图书大约二百余种，绝大部分是洪武、永乐两朝所撰，成于这“ 两朝者，超过半数，洪武一朝又几于两倍永乐”，达八十四种之多。(注：顾颉刚：《 明代敕撰书考序》，《明代敕撰书考》卷首，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而在这些敕 撰图书中，又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昭告、教育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历史著作，例如《资 世通训》、《志戒录》、《省躬录》、《精诚录》、《相鉴》、《臣戒录》、《辨奸录 》、《宗藩昭鉴录》、《武士训戒录》、《永鉴录》、《世臣总录》、《古今列女传》 等等。例如其中：
——《宗藩昭鉴录》成于洪武六年(1373年)。内容是“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 为劝戒者”。“书成，缮写为二卷，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为序以进”，明太祖朱元璋亲“ 赐名曰《昭鉴录》，以颁赐诸王”。(注：《明太祖实录》卷80。)
——《资世通训》编于洪武八年(1375年)。这是明太祖因“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 ，乃著是书，以示训戒”而编纂的史著。全书共十四章，从君、臣至民、士、工、商， 分类辑录，其主旨是要臣僚要对君主绝对效忠“勿欺，勿蔽”，同时亦有“申戒士庶之 意”。(注：《明太祖实录》卷97。)
——《臣戒录》编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时胡惟庸谋叛事觉，上以朝廷用人待之 本厚，而久则恃恩肆惟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尝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侯 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既成，赐名曰 《臣鉴录》，颁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注：《明太祖实录》卷132。)
——《相鉴》亦成于洪武十三年。是书的编纂，乃是因这年罢中书省，明太祖为了申 饬诸臣，遂“命儒臣与国子生取历代相臣，贤者自萧何至文天祥八十二人，为传十六卷 ；不肖者自田鼢至贾似道凡二十六人，为四卷。命编修吴沉序之，太祖亦制序冠焉”。 (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0。)
——《志戒录》颁布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此书又名《历代奸臣备传》，“其书采 辑秦、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颂，使知所鉴戒”。( 注：《明太祖实录》卷179。又参见《千顷堂书目》卷10“史部政刑类”。)
——《武士训戒录》颁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将臣于古者善恶成败之事少所 通晓，特命儒臣编集申鸣、鉏麂、樊哙、金日
、张飞、钟会、尉 迟敬德、薛仁贵、王君廓、仆固怀恩、刘辟、王彦章等所为善恶为一编，释以直辞，俾 莅武职者日亲讲说，使之劝戒。”(注：《明太祖实录》卷194。)
——《永鉴录》、《世臣总录》成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太祖实录》记载： “其书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又辑历代为臣善 恶可为劝惩者，别为一书，名曰《世臣总录》，以颁示中外群臣。”(注：《明太祖实 录》卷230。)
……
从以上列举的史著可以看出，这些史著编纂的政治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表明明初的 统治者，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历史的政治教育价值具有清醒的认识，甚至是有些狭 隘的功利主义。如上述这种由统治者有意识地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象，选择不同的历史事 实，以通俗的形式分类编纂，来灌注自己统治意志的情况，在以往的史学史中还没有表 现得像明初这样突出。通过这些史学活动，史学与明初政治获得了进一步密切的联系， 使史学在明初的政治史中扮演出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也看到，统治者对史学的特 殊关注，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依照自己统治意愿，制造出大批大小卷帙历史著作的同时 ，也极大地遏制了真正史学学术，尤其是史学思想的健康发展，乃至使史学过度政治化 、庸俗化。从明代史学的发展情况看，明代前期的史学发展，重心是在官方史学活动方 面，而私修史学则相对薄弱，在一定意义上，与明前期统治者这种特殊的关注不无关系 。因为特殊关注，统治者才格外注意对史学的控制；因为特殊关注，统治者才格外注意 反映自己的统治意志，而不顾史学的学术要求，史臣们的工作也更多的是敷衍和搪塞， 从而削弱史学的学术性，使史学扮演政治婢女的角色，这也是明初史学不发展的原因之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