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社会和谐,是指社会的各个层面经常处于协调有序的状态,一旦秩序被扰乱,它能够通过自我调节,使之重新恢复到基本和谐的状态。要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不能没有纵向的历史文化的承接,不能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把眼光投向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精深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
重视人格完善和强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的思想和价值取向贯穿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普遍的信念。这个信念在中国悠久历史中对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过巨大作用。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充分发掘这个极可宝贵的文化资源,使之向现代转化,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普遍信念。
一 继承传统文化追求“人格完善”的传统,提高全民族的人文精神素质
今年年初,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里首先举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可谓抓到了问题的要害。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特别应该重视人的人文素养:即珍视人的价值,保持人的尊严,崇尚道德情操,对世间的一切生命,能够以仁爱的心灵去看待。一个思想道德健全的人,应该有终生不懈的追求,即对人格完善的追求,对世间真理的追求,进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明白“做人”是伴随人终生的大学问。
从这样一个角度考量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学问大体可分为三大系统:人统(如何做人)、事统(学以致用)、学统(如何做学问)。这三个系统不是平列的,首要的是人统。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讲的就是“人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一切人都需要的做人的学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说的是道德修养;下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 是从完善人格修养,说到协调人伦关系,一直讲到个人对家族、国家和整个天下负有的道义和责任。
这就是儒家文化由注重伦理演化出来的崇德重义的精神。和古代世界其他伟大文明相比较,希腊文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希伯来文明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文明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崇德重义,把仁义道德置于一切价值之上。《论语》里说到孔子对其弟子施教的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 指的是:文献、实践、忠诚、信誉。这里既有文化知识教育,也有道德修养教育,而后者不仅是做人之本,也是做事做学问之本。
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其中人文化育的内容无比丰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这些人文化育的内容,凭借它在民众中树立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树立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强化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了这样的素质和信念,人们就会自觉地丰富自己的各种知识,开拓自己的精神生活空间,感受真善美,领悟人之尊严,不断超越今日之我,在有限的生命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为建设合理的、美好的、和谐的人类生存环境做出贡献。
二 发扬传统文化追求“和合中庸”的传统,构建普遍和谐的社会关系
“和合”这个文化概念,源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古老的《周易》中就已形成。“和”的含义是性质相异的元素和谐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合”的含义是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异质元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沟通和融合。《易经》讲“阴阳合德”,老子讲“阴阳和谐”,墨子讲“兼相爱”,孔子一贯主张“中庸”之道等等,在传统文化中追求和谐的思想极为丰富,形成了民族文化中“贵和尚合”的传统和普遍的社会心理。
《中庸》一书特别指出了“致中和”的重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 (孔庙的匾额把这句名言缩写成“中和位育”)。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只有把各种不同的因素和力量合理搭配,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致中和),才能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天地位焉),才能使万物成长发育,形成生机勃勃的繁荣局面(万物育焉)。这种“中和”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孔子曾对他的学生子贡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 孔子讲的就是天地之间无所不包的一种秩序井然、自自然然的和谐。如果我们用心地去体会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运动演化的一些道理,就可以认识到孔子说的这种“和谐”是一个极为深刻、博大并有着永恒生命力的理念。在宇宙和大自然里,天体有序,昼夜递嬗,四季流行,寒温搭配,树木花草交替荣枯,走兽飞禽相克相生,其内在的运行机制是任何人类天才也难以规划出来的。以人体而论,经络脏腑若干系统组成混元谐一的整体,再伟大的科学家恐怕也无法设计出其万一。和谐是宇宙之根本,它不仅流布于宇宙自然之中,也存在于人文世界里。和谐与自然是相通的。自然即和谐,和谐即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与人文世界相对立的自然世界,而是指自生自发、自然而然的自然,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和谐是本有的、普遍的,无须人们立于人文世界而向外“寻求”。因为人文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等万事万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皆出于一源——出于天道,由阴阳“两翼”交互作用而化生出来的。《中庸》里的“中和位育”的思想便是来自上述自然和谐的理念。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特别重视“中和”思想的价值,说“《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欤?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5] 以中和思想治天下,可以创造盛世;以中和思想养生,可以达到高寿。儒家经典《礼记》中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描绘,就表达了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对和谐、和平、和顺的太平世界的向往和渴求。
尤其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孔夫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6] 的思想。“不同”而能够“和”,才能形成多姿多彩的和谐统一;如果不讲“和”而只去求“同”,势必一事无成,事与愿违。在孔子的这一宝贵的思想中,体现了积极地看待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发挥不同个体各自具有的特点和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和谐与发展的理念。在儒家的典籍中,这种文化观念还体现在《尚书》“有容乃大”的命题中。先民们向来主张要以高远博大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概去接纳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元素,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最高成就。先秦时代的儒、墨、名、法、道、阴阳等诸子百家互争互补、和而不同地共存了许久,就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实际上“百家”也未完全“罢黜”,法家、道家的思想一直作为重要文化要素存在于中华文化之中。秦汉以后,中国接受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并把这个外来的宗教渐渐改造成了中国化了的宗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元素。此后,儒、释、道三个子文化体系一直和而不同地存在了两千年,虽然有思想理论的争论,但互相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平和的,宋、元之后甚至还有过“三教合一”的尝试。世界历史上有过无数血腥残酷的宗教战争,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而中国是个例外,不仅没有过宗教战争之事,甚至没有过宗教战争之想。唐代之后,先后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也都自自然然地被接纳和包容。这一切都证明中华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有容乃大”的特点极其鲜明。
我们的国家历来就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色彩多样内涵丰富的大社会,证明了“和而不同”思想的正确和可贵。今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处理群众之间、团体之间、阶层之间、党派之间、党群之间、官民之间、民族之间的各类矛盾时,都应当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经过细致的工作,最终达到和谐共处的目的。
三 重视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传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人最基础的信仰。它认为,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人文与自然是融会贯通的,即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是重合一致的。这里的“天”有“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神道之天”三方面的含义。自春秋末年管子、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出现之后,“神道”的内涵渐渐被淡化,“义理”即道德的内涵渐渐被强化和深化。天人合一的信念统摄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规定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行为模式。《易经》里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7] 这应该是对“天人合一”的最早的阐释。它的基本内涵是:(1)人为天地所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应遵循这个规律;(3)人道源于天道,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 因此人类的道德法则(仁义礼智信等)与自然规律一致,具有先验的神圣的真理性;(4)合理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天人的一致与和谐, 即人应该遵循天赋的善良本性不断自觉地提升道德涵养,就可以上通天德,体悟天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人的精神之升华,思想之超越,人格之完善,真理之感悟,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之境界。
在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中,对“天人”关系阐释得最多的是孟子。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8] 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发挥其善良的道德之心,就可以认识自己的本然之性;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就明白天是怎么一回事了。孟子的这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到汉代,董仲舒依据阴阳家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改造成神秘的“天人感应论”。直到北宋以后,一批杰出思想家先后出现,他们都对“天人合一”的命题进行了各自的阐释,使“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成为他们共有的思想理论框架。其中,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在解释《中庸》的“诚明”说时,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这是在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在他的著名的文章《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率,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9] 他把天、地视为人类的父母,而人只是一种渺小的存在,茫然处于天地之间。充塞天地之间的物质性的“气”形成了人的身体,天地运行的本然规律赋予人以人的本性。这样看来,包括人在内的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平等共存的,所以他进而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天地间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姊妹,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是我的朋友。这是何等宏伟博大的胸襟!自从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之后,为各家各派思想家普遍接受和认同。“二程”中的程颢进一步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也吸收进来。朱熹说:“惟仁,然后能与天地万物一体”。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1] 概括起来,他们的理论的共同点即在于“溶小己入大我”,或“化小己为大我”。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张有机地、整体地去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自西方工业革命300年来,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 人与自然的对立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资源与环境问题困扰着全世界,我们国家也在这个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时至今日,人类应该在所谓“征服自然”这个问题上换一个思路,因此今天重提“天人合一”的思想,意义非常重大。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其中物理奖得主阿尔文博士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里的“孔子的智慧”显然是代指中国古代圣贤的智慧,亦即“天人合一”的思想。
更为可贵的是,两千三百年前的孟子就已经由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一步产生出明确的环境保护意识:“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开端。他还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1] 等等,都是我们的先民尊重自然、皈依自然思想的真实表现。古人这一类热爱自然,平等对待自然的思想是极可宝贵的,在今天把其发扬起来,普及到民众中去,再用上现代的环保技术,就可以补救源自西方的“戡天役物”带来的弊端,重新处理好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四 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论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建立我们民族新的价值体系的问题。
胡锦涛在他的重要讲话中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和谐社会的内涵已不单是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各类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是包含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新的价值体系的内容。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构建将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任务,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一新的价值体系只能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之上。
自鸦片战争以来,历史上的种种“破”和“立”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人们可以凭着某种理由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这并不很难;但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却是极难极难,往往造成旧的已破,新的未立的青黄不接的状态。结合历史仔细想来,人的理性设计的能力和作用都是很有限的。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宗教、文化是无数代人的智慧的沉淀和结晶,这样的智慧不是任何一代人(哪怕是最杰出的人)所能比拟的。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的浪潮,我们与先人的文化联系已经是不绝如缕了。祖先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规则、价值等等,已经在当代人心中渐渐淡化了。这些,对一个伟大民族来说,不是吉祥的征兆,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的讲演中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这段话简捷明快地说明了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要义。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正是我们当前应该做的事情。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只作为“经济人”崛起,更应该是这个伟大民族精神文化的重振和复兴。
刚刚去世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近年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在学界引起广泛称许和重视。他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他说的“文化自觉”,看来包括人在内的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平等、和谐的存在,“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2]
如何认识和对待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是个重大而严肃的文化论题,必须理性地对待。历史上有过而且至今仍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都执著于片面的真理,分别走“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个极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科学的态度。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主张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做到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特色和发展趋向,消除民族虚无主义,然后才能自主、自尊、自信地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建设新的中华文明。
半个多世纪以前,著名的国学家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里说,任何一国的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接着他说: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13]
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就是对祖国的传统文化首先抱肯定与热爱的态度(这是爱国主义的起点),然后再作细密的分析。我们不是说传统的东西一切都好。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其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在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淘汰,而贯穿其始终的基本精神不断向前发展,形成民族文化传统。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总体上看,它是数千年文明的结晶,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第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成贤成圣的人格追求等等,在历史上曾经造就过无数英雄豪杰,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自尊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力量。我们民族新的价值体系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培育和发扬。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要随时代的发展而演化,即与时俱进,但由历史沉淀下来的最基本的内涵却永不过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世界文化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各种类型的文化都可以逐步演进、转型而进入现代,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如果加以现代阐释,完全可以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社会兼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代价而实现现代化的。越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化就越应该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追求。一个不尊重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