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发泄到理性反思：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4)03-0048-(09)
要描述和形容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俄罗斯，用“乱世”、“混世” 一类的术语，似乎再恰当不过。这是一个“尖锐的民族、社会和政治冲突、急剧变革和 大转变时期”，它使“某些早已沉寂的矛盾都纷纷地暴露出来，那些由来已久的痼疾和 不久以前所受的创伤也都旧病发作”[1](P1)。社会尚且如此，依附于社会之躯的哲学 ，其生存状态及其命运也可想而知。然而，就象一个发展的社会不能没有刚性的律令和 柔性的社会良心的监护一样，一个追赶现代化潮流的俄罗斯，同样不能没有或缺失理性 的拷问和敲打。于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俄罗斯哲学，是一幅 情感发泄与理智反思交织，“贫困”与“繁荣”交错，困惑与选择互换，以及多视角的 转型图景。
一、情感讨伐：从一极到另一极的戾换
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政治“地震”，在给整个俄罗斯社会带来空 前的激情与混乱的同时，也使它陷入空前的精神亢奋与消沉的双重困惑和危机中。与社 会对苏联政权的厌弃相应，俄罗斯哲人的心态同样经历着剧变：一面是对整个苏联哲学 的极端厌恶并随之展开的全方位讨伐(这场讨伐尤其随着A·A波格丹诺夫1909年对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长篇评论，布哈林在狱中所写的哲学著作，以及大批与 苏联哲学有关的历史档案的公布而进入高潮)；一面是对西方哲学和俄罗斯传统哲学的 极端推崇。
其一是对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否定。
苏联的解体终于给哲人们提供了向苏联哲学公开而彻底的泄愤机会。一时间，苏联哲 学是专制、集权的理论基础和辩护士，是不折不扣的既以国家政权为后盾的“霸权哲学 ”，又是甘愿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奴隶哲学”，是民主的“绊脚石”、“枷锁”；是思 想、精神的“藩篱”、“罗网”，是人性的“牢笼”、“地狱”等等，成为人们评价苏 联哲学的常用词。这场群情激愤的讨伐在被抹上浓厚感情色彩的同时，也使苏联哲学不 仅从内容到形式，而且从价值到作用，都被彻底地否定掉了。至今，这种对苏联哲学的 彻底否定态度，仍然为俄罗斯年轻一代学人所主张和坚持，他们认为“正是哲学教条主 义者曾‘热烈地支持’并参与了对哲学中的独创性思想，对千百个无辜的物理学家、化 学家、心理学家的斗争，后来又把遗传学当作进行‘思想’斗争的靶子”[2](P164)， 才给苏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对苏联哲学的这种态度，又迅速在整个俄罗斯社会获得反响，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20 世纪90年代初，社会盛行着“空前地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全面否定与列宁、苏联 相关的历史”的思潮，它甚至“深入到中小学课本中”[3](P29-32)。哲学与社会思潮 互动，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对苏联历史、文化的讨伐运动。
对苏联哲学的彻底否定态度还使人们在追寻原因中，把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遭到“悲惨失败”的“论调和情绪充斥当今俄罗斯哲学论 坛”[4](P21)，哲学家们“羞于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5](P45)，认为谈论和引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愚蠢的作法，称以马克思主义 伦理学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不过是“原罪”“笑柄”[6](P50)的代名词 ，等等。这一时期，讨伐的声浪此起彼伏，甚是高涨。
然而，俄罗斯学界在这场讨伐中所呈现出的情感色彩，还远不止于此。对上述两者的 绝对怀疑和绝对否定，进而发展为对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的普遍置疑和否定。于 是，在9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似乎都对哲学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先是官方政权不再 给予支持，研究经费锐减，各级党校停办”，继之而来的是“哲学系招生困难，师资流 失”，甚至“权威人文科学院士都‘呼吁’解散哲学研究机构”，要求“停办专业哲学 刊物”[4](P21)。最后，则是大批哲学工作者纷纷改行，从事与哲学无关的任何研究和 工作。而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则除了哲学是什么都愿干也什么都能干。
总之，整个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人在“自我揭露”的狂潮中，情感压倒了一切 ，以致对影响整个苏联历史达70年之久的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历史虚无 主义态度。(注：1991年，莫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B·A·瓦久林访问中国人民大 学时谈到：当马克思主义还有人相信时，教条主义独霸天下，诚实的以科学态度对待马 克思主义的人被剥夺了发言权；现在这些人可以说话了，但马克思主义，不论以是教条 主义的，还是以科学精神解释的，都没有人相信了(安启念：《奥伊泽尔曼的历史唯物 主义》，《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其二是对西方哲学、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全面肯定。
没有理由去贬低或责备俄罗斯哲人在遭遇长期思想禁锢和精神控制后，面对精神家园 的荒芜表现出的“躁狂”和“饥不择食”。但也必须正视由此导致的极端：在彻底摧毁 了苏联时期的精神偶像后，哲人们陷入了“高度的傲慢”与“极端的自卑”[1](P49)的 困惑。当他们出于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把解救社会混乱、精神危机的目光，转向久 别的自身文化哲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时，立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迷恋。短短的 一、两年，哲人们不仅大量翻译、出版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和西方哲学的 原著，且随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探讨、讲授、争辩及其评论。在这场“欢呼”与“拥 抱”的狂潮中，哲人们不仅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力求与传统、与现代接轨，而且从体 系构建到语言模式，都希望与前两者别无二致。他们视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 为“拯救”“俄罗斯传统文明”、“俄罗斯社会”、“俄罗斯知识分子”，甚至“下一 世纪”“人类的希望”的救主”[5](P46)。对西方哲学以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则不仅 “从模式、理论、术语、概念都照搬”，而且力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用西方科学 的成就描述俄国的现实”，“用西方科学研究非西方型的社会，正在成为一种时髦”[7 ](P73-75)。因此，如同地轴的两极，如果说苏联哲人以“批判性”面目，对俄罗斯传 统哲学和历史文化采取极度蔑视、一笔勾销的虚无主义态度；对西方哲学乃至一切非马 克思主义奉行拒绝接纳、交流、交锋的封闭主义态度为基本特征的话，90年代初的俄罗 斯哲人，则以绝对开放的姿态，自动袭用着包括俄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非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哲学)或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对俄 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俄罗斯哲人这 种渗透着浓厚情感色彩，体现着俄罗斯民族特性的“戾换式”[8](P87)思维方式(注： 对此，中俄哲学家都有过分析，如俄国近代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的命运》、洛 斯基的《俄国哲学史》、弗兰克的《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索洛维约夫的《俄罗斯 思想》，中国学者安启念的《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 义》、金雁的《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以及贾泽林、徐凤林的有关文章。)，在俄 罗斯社会面临急剧变化之时，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对自己的文化，人们似乎难以摆 脱在两极中跳跃的状态：或极度悲观完全绝望，断言它“没有为人类的丰富思想贡献出 哪怕是一个思想”[9](P145)，所以必欲“把历史的原野烧光”(赫尔岑语)方才有拯国 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希望；或极其乐观满怀自信，宣称只有它能给予世人精神慰籍灵感启 迪，给处于困境和挫折中的俄罗斯人以出路和光明。对异已的文化，俄罗斯人也总是难 以跨越这种对恃的鸿沟：或视若瘟疫洪水灾难避之犹恐不及(这在苏联时期表现最为典 型)，或奉若神明甘露阳光俯首贴耳顶礼膜拜(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表现得最为 突出)。
民族性格的两重性影响着俄罗斯哲人的思维，使他们往往面临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急 剧变化、转折的关头，渴望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寻求济世良方，但却往往以非理性主 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注：当然，不能简单地用非理性主义定义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 因为苏联哲学曾经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给当代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中，注入了 “科学理性”因素，否则，便无法解释和理解苏联时期发达的自然科学及其哲学。但是 ，又必须看到和承认，这种“科学理性”：其一、它在计划、权威、行政的控制、命令 和指挥下，演化为一种近乎刻板的、机械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或许能够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卓有成效，却不能“提供一种指导社会的手段”而往往只是一种“ 防范分裂的工具”([英]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35页)，一旦来自外部的压力减弱或消失，这种理性就往往陷入盲目 状态。其二、由于它不能不服从、听命于权威，因而它与西方那种经过人文主义启蒙， 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基础上的“科学理性”，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往往导致它在社 会大动荡时期，失却方向而极易为非理性的东西裹胁。)面对自己的、异已的文化遗产 ，难以保持一份理智几许清醒而往往在两极中跳跃：或从哲学文化的虚无主义跳向复古 主义，或从哲学文化的保守主义跃向殖民主义。但无论何者，都会导致或者简直就是“ 思想的奴役，而非解放”，而“思想的奴役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广大的圈子里导致理念的 贫乏和理念的落后”[10](P74)，则不能不阻碍俄罗斯哲学的正常发展。
二、理性反思：越过情感的审视与定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社会逐步由先前的动荡、混乱向平静、有秩恢复 。饱受责难的俄罗斯哲人，也开始从狂热、激愤，转向客观、冷静地看待和评价一些问 题了。
对苏联哲学，少数哲人要求对它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看到它“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 控制条件下的全部复杂情况”，在考虑到它属于“给人类20世纪历史带来巨大影响的独 特、完整的苏联文明的特殊性”时，承认它是一种“文明的成就”[11](P39)，即虽然 它曾经沦为集权专制的辩护士和政治的工具，但它并不是将为政权、政治服务作为自己 的唯一目的和价值追求，它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已在众多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 、社会学、伦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中产生了影响并发挥出正确的作用，有的甚至产生了 广泛的国际影响；而苏联哲人，也并不都是“权势附庸”和政治吹鼓手，“除了内容贫 乏和教条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外什么都不承认”，相反，他们也在进行扎 实的研究和独立的思考，其中的一些人即使“在意识形态镇压的艰难岁月里，也继续坚 持了原本的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传统”，在“不得不被掐着脖子唱歌”[11](P39)时，保 持着哲人应有的清醒和骨气，顽强地发出思想的独立自由之音，“为世界哲学的发展做 出了得到西方同行承认的积极努力”[11](P39)。因此，与当今流行的看法相反，苏联 哲学界并不是象一些人主观断言的那样万马齐喑，死水一潭，而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 ，“就已经形成了和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相对立的”，“呼吁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的运动”，至70—80年代，苏联哲学虽然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词汇的框架中提出 问题”，但是，用诸如现象学、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语言哲学、符号 学、结构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说明、分析问题的各种思想，已成为苏联哲学中公 开的秘密，在整个“70至80年代的苏联哲学中，已经没有了统一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 义的、为一切人所接受的范式”[11](P33)，有的只是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思想观点和对 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少数哲人开始意识到，无论是苏联时期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 每一个字都正确”，还是现今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字都错误”的评价，都是 非科学的。他们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作用、历史地位、发展前景等，进行了重 新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政治的、历史的理论，它“是西方启蒙运动和早 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延续和飞跃”[12](P37)，它强调人的解放与自由，与资 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宗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处只在于它要求的“自由”和“解放” ，必须通过改造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就其作为哲学看，属于 理性主义的哲学流派(注：1992年，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B·C斯焦平主持下，俄 罗斯制定的供高校哲学教师进修班用的《哲学教学大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列在 “19世纪德国哲学中的黑格尔学派”(贾泽林：《当今俄国哲学》，《哲学动态》1994 年第3期)的标题之下，其内容也主要从其隶属和脱胎于黑格尔学派，继承和发展黑格尔 哲学的角度加以阐述。)；就其理论功能看，它“不象西方，只是从技术、宗教、文化 等某个方面研究”社会，而是“从整体上研究世界”[13](封底)，所以仍不失为一种具 有全面性和总体性的研究方法。正因此，虽然现今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出 版和公开宣传几乎绝迹，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分析、研究问题，却依然是一些 社会科学者和自然科学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出发点”[5](P44)。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 史地位，俄罗斯哲人突破了苏联时期以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为座标的划分法，力图将 它置于人类思想历史的长河及其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加以定性，认为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因 而不可能穷尽真理，又是人类思想链条的一环因而不能随意摘掉；它既是对其前理论思 潮的批判因而不能简单等同于任何理论，又是对其前理论思潮的继承因而不能抹煞它与 后者的联系，因而它只应被看作具有“作为哲学思想流派而存在的权利，但它不再是作 为凌驾一切学说之上的学说而存在”[14](P26)；对其历史作用，俄罗斯哲人也重新开 始进行实事求是的肯定和评价，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苏联哲学 ，虽然被20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就所否弃，但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价值，因此，“抛弃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必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否定和歪曲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 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在社会管理中飞扬跋扈，使生态和社会问题更加恶化……，私利 和公利之间矛盾加大，形成社会紧张局势和冲突”[15](P110)(注：对此，西方学者也 指出，“如果不是恰当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对这些科学家的观点就不能正确理解 ”，因为当苏联科学家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家使用的其他科学哲学同样运用时 ，会帮助科学家创立对人类和物理世界的新的和有创造性的理论”，认为苏联时期的一 些科学家所以卓有成就，与他们“把丢掉斯大林主义装饰后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有益的 哲学框架分不开”([英]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第109、130 页)。)；对其发展前景，部分哲人仍然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它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其前提是必须坚持其“批判与被批判”的理论本性，对此，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专家Т·И·奥伊泽尔曼在“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一文中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成果之一唯物史观，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该学说包含着许多重大的问题，且不无矛盾”，而无论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都还不是成熟的理论”，因此，“建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16](P44-45)。
从俄罗斯哲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接受和采用了西方学 界的许多观点，尤其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历史地位的分析和判断 。
由“热”至“冷”的倾向，还通过哲人对西方哲学的态度体现出来。不过短短数年， 伴随盖达尔改革的失败和“全面西化”愿望的破灭，哲人们先前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 的倾慕之情，就象艳阳天突遇骤雨，急速地冷却下来了。有哲人指出企图全部搬用西方 哲学的观点、方法为重建俄罗斯哲学指路，如同照搬西方社会模式于俄罗斯社会，只会 使俄罗斯哲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化，患上“完全否定自己国家文明特点的特殊夜盲症” ，它与苏联时期对西方绝对排斥的简单做法如出一辙，仍然不过是一种“纯的历史观” [17](P40)的表现；有哲人提醒俄罗斯人，在正视和重视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对俄罗斯 社会的促进作用时，警惕它们同样具有把俄罗斯社会推向全球政治、文化的单一化、形 式化的危险，以及对人们的精神、道德造成的负面影响[18](P33)。
由“热”至“冷”还表现为哲人们对自己曾经颂扬备至的俄罗斯传统哲学的态度。“ 全盘西化”的受挫，在强化哲人们从老祖宗处发掘救国拯民药方的心理时，却使其中的 少数人，因收效甚微而倍感困惑、迷惘、失望，并被迫对自己一度的“发烧”之态进行 反思，对俄国传统哲学的实际价值和功用提出置疑。于是，有哲人指出，在承认俄罗斯 传统哲学对个性精神自由的追求，对精神神圣感和终极关怀的推崇，对人道主义的倡扬 ，对道德价值、道德责任感等等的强调，以及这些东西对当今俄国社会精神真空的填补 ，俄罗斯人道德理想的追求和道德价值的重建，俄罗斯社会秩序的稳定的积极作用时， 又必须看到和承认，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其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文人们不 以科学的分析批判的态度，而以简单轻信的态度对待它，甚至凭自己的主观臆想随意夸 大它的作用，势必造成俄罗斯人新的精神困惑和精神危机。对此，正如俄罗斯当今宗教 哲学研究家Л·Л·盖坚科在评论别尔嘉耶夫人格主义时所指出的：别氏的个性和哲学 特点，是否认人类的现实存在的浪漫主义，这就使他的哲学，既缺乏思维的冷静又漠视健全理智，“别尔嘉耶夫的主题——个性、自由、人对生存意义的探索——是和我们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如果不想重复20世纪俄罗斯所发生的悲剧，我们就应当以冷静的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阅读别尔嘉耶夫，不要受其中的乌托邦主义、最高纲领主义、极端主义的诱惑，也不要被人的神化所迷惑，切勿忘记人毕竟是有限的存在物。无论世界的存在还是人自身的存在，都是被给定人的，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19](P17-18)。
这样，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将小孩与澡水一并泼出”般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激 与激愤；“邯郸学步”般的对西方哲学的盲从与崇仰；“孤芳自赏”般的对俄罗斯传统 哲学的陶醉与沉迷之后，俄罗斯哲人逐渐认识到，无论是“想强行打开未来之门”，“ 看重的是预言”般的超现实性，还是“想用暴力将过去的东西封锁起来”，“看重的是 怀旧”[17](P42)的保守性，都只能导致今日俄罗斯文化与哲学，永远陷于“相互捣乱 ”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认识到随着社会民主化、自由化的进程，重构新俄罗斯哲学 的正确选择在于，首先，要具备批判的精神，“无论是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 当然，要保留其中的一切积极的东西)，还是对所有现代欧洲哲学思维”，都应当如此 ；其次，应具备开放的心态，打破“哲学中的孤立主义”，从近现代的欧洲哲学，从“ 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印度、中国、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哲学”，从“既没有被还原为西方 哲学，也没有被还原为东方哲学的‘白银时代’别具一格的俄罗斯哲学”[11](P34)中 ，寻求为俄罗斯文明发展和新世界观诞生的正确道路，而没有各种哲学、文化的直接交 流，公开对话，则谈不上新俄罗斯哲学的开创，谈不上不辱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使命。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今日俄罗斯哲人对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 、俄国传统哲学的评价，已由昔日的极端和激愤，趋于冷静和客观，但持这种态度的， 主要限于20世纪50——60年代成长于苏联曲折环境中的一代哲人。他们所以能够采取这 种态度，除了整个社会环境，还与他们的特定心态有关。对此，有国内学者指出，这些 哲人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主观需要有关，因为“‘全盘否定’‘苏联时期 ’的哲学，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他们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这样，他们对苏联哲学 的肯定，也多是“肯定与‘自己’有关的部分、时期、作用”。所以，“对苏联时期哲 学在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态度的人，主要是那些仍在世的，在‘苏联时期’曾在不同 时期，在不同问题上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的哲学家”[20](P76-77)。对于绝大多数的俄罗 斯人尤其是年轻人，则这种偏激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大的改变。(注：2002年12月20日，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沙伊科娃·达妮娅在访问华东师范大学时还谈到：时下 俄罗斯学习哲学的人仍然很少，年轻人尤其对唯物主义哲学不感兴趣。既便是少数研究 哲学的年轻人，也只倾心于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哲学。)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俄罗斯人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 会转型带来的混乱与动荡后，其心态逐步地趋于平和、开放，这为俄罗斯哲学进入新的 发展轨道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从而也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俄罗斯哲学，呈现出“ 贫困”与“繁荣”的特貌。
三、“贫困”与“繁荣”：俄罗斯哲学现状
无论用“贫困”或是“繁荣”，去描绘如今的俄罗斯哲学现状，似乎都不尽恰当。因 为若说“繁荣”，今日俄罗斯哲学又实实在在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没有相应的财力 支撑，研究刊物大多停办，研究机构日益减少，研究人员大量流失，整个社会对哲学的 冷落……。但若就此得出俄罗斯哲学陷入“贫困”的结论，也难免走入简单化的误区， 因为纵观今日俄罗斯哲学，无论从指导思想还是从研究方法，无论从涉猎内容还是从表 现形态看，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因此，用“贫困”与“繁荣”的交错， 来形容今日的俄罗斯哲学现状，恐怕相对客观一些。
1.沉寂中的“贫困”：哲学的现实境遇
人们常把哲学喻为人类的精神之花，灵魂之果，但这“花朵”和“果实”，却离不开 生长的土壤、阳光和雨露。哲学的土壤、阳光和雨露，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及社会的需要 。今日俄罗斯哲学，由于社会面临的经济混乱、危机和停滞，而陷入了空前的“贫困” 。
经济困难首先导致的，是哲人们因生存困境而“告别”哲学。整个20世纪90年代，失 去了官方财力支撑的俄罗斯哲学，不仅难以保证正常的学术交流和活动，而且难以维持 以哲学为生。有关资料表明，不仅哲学研究机构纷纷解体，即使俄罗斯哲学界的最高权 威机构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人员，也因朝不保夕而不得不削减至1/3弱；大学停 办哲学专业，即便是俄罗斯最高学府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也曾因招生困难而一度考虑 停办[4](P20)。据俄罗斯科研与统计中心公布的数据，从1990—1996年，俄罗斯的社会 科学研究人员呈逐年减少的趋势，仅1996年就比1995年减少了11%以上。[21](P69)因此 ，哲人们不得不纷纷“改变学者身份，抛弃学术研究，改行去从事其他实际工作”如受 雇于各种私人基金会，研究所，以被迫采用或迎合雇主的观点，适应他们的意识形态以 保住自己的饭碗。即使那些仍然固守学术阵地的少数哲人，也“或者从哲学理论研究转 向哲学史、哲学应用研究，或者由哲学研究转向历史、文学、社会学或其他实证科学研 究”[4](P21)。哲学研究者的大量流失，使哲学研究的范围迅速萎缩，水平急剧下降。
经济困难还直接导致了学术刊物出版发行的困难。不仅众多专业哲学刊物停刊，而且 哲学文章也难以发表。苏联解体前后，介绍俄罗斯传统哲学、当代西方哲学的书籍文章 曾经大量翻译、出版、刊载。但随着俄罗斯经济持续困难，“繁荣了一段时间的出版热 (1988—1993年)也因经费问题而冷了下来”。不仅如此，“甚至哲学界最主要的刊物也 不得不四处乞求赞助”，例如，因经济问题，“《哲学科学》1993年4—6期不得不合而 为一”[22](P39)，而俄罗斯最高级别的哲学核心刊物，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办的《哲 学问题》，也“因经费不足，该刊已屡次在‘致读者’中表达了难以为继的困境”[4]( P21)。
除了经济因素，导致今日俄罗斯哲学“贫困”的另一原因，是民众对哲学普遍的漠视 和厌弃心理。如果说，苏联时期的人们对哲学多少还有“兴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强 制和自身文化水平的相对低下，而只能和易于接受统一意识形态的教育、宣传、灌输和 影响的话，那么，随着俄罗斯社会的转型，政治集权制度的解体，统一意识形态空间的 消失，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思潮的盛行，人们自然对曾经扮 演过统一意识形态角色的哲学，产生强烈的拒斥心理。同时，哲学自身的抽象性、思辩 性，也使得为着现实的生存、利益而忧虑、忙碌、奔波的人们，疏远它，冷淡它。于是 ，本应是集中“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23](P120)的哲学，成了时代、 民众的弃儿。没有了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哲学便没有了发展的目标。这一切，既使哲人 们看不到哲学发挥功能的出路，又难以找到哲学“脱贫”的方向，因此，今日的俄罗斯 ，尽管资助科研大有人在，但投资的项目却几乎不涉及哲学。此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社会长期的无序与混乱，在加重人们精神疲惫感、历史厌倦感，心态麻木感的同时，也 恶化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而没有社会大文化环境的支撑和依托，哲学不仅面临发展 源头的枯竭，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与哲人失去官方支持的“特权”，因而不再负有为现行政策辩护的义务相应，哲人在 恢复自身本性的同时，力图使哲学“回归”本位，这本是哲学发展的福音。遗憾的是， 昔日哲学和哲人留下的阴影，却难以在短期内从俄罗斯民众心中消逝。因此，今日俄罗 斯，即使还有“不甘寂寞”的哲人在为经济的复兴、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倾情尽力， 但人们，包括大多数政府官员，仍然对他们致力于复兴的哲学心存戒心。其结果往往是 ，哲学家们用一腔热情换来的却是兜头凉水，他们的思维结果即使对社会有益有利，也 往往被政府的决策机构斥之为“某种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24](P74)而弃之不理。而 且，对大多数哲人来说，由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难以把握，使他们不能不对哲学及其 未来命运，因难以言说而沉而不论，而且因前途渺茫而心灰意冷，“当你向俄罗斯哲学 家们提出有关‘后苏联哲学将呈现何种形态’即‘俄罗斯哲学的未来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时，他们往往苦笑着回答说：我连我明天会怎样都不知道，我怎么回答有关俄罗斯哲学 明天会怎样的问题呢?!”[25](P77)，是其时哲人心态普遍而真实的写照。
总之，今日俄罗斯，无论官方、民众，还是社会、个人，似乎都不再需要哲学，“环 顾四周，我们看到的是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的终结，实证主义的贫困和马克思主义的悲 惨失败”的论调，决不是个别哲人的独唱，而是“充斥当今俄罗斯哲学论坛”[4](P20) 的共鸣。严峻的现实在使大多数哲人心灰意冷的同时，也使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地将研究 的兴趣，转移到了除哲学之外的任何其他领域。
但，这只是90年代俄罗斯哲学的一个侧面。
2.多元下的“繁荣”：哲学的内在本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止跌，改革的深入，社会秩序的好转，学 界要求重视人文科学，认为“21世纪是人文科学的世纪，人文科学将决定我国作为世界 大国的未来”，学者们“新的现实要求紧急研究人文科学的某些方面”[26](P86-87)的 强烈呼声，引起了官方的重视。这样，俄罗斯政府在优先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开始重 新关注社会科学，并在确定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千年初期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及 其发展方向的规划中，将哲学排在了首位(注：这些主要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史 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据统计，1995年，俄罗斯政府从“基础研究和科技进步” 联邦预算中，拨给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236.656亿卢布，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获 得21.4046亿卢布；1996年，拨给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481.511亿卢布，其中，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获得61.531亿卢布；1997年，拨给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1361亿卢布，其中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的数目不详，但估计不少于往年，这笔拨款主要用于个人或小 集体的课题研究、著作出版，以及国际交流、考察、会议等，这表明了俄罗斯政府对社 会科学研究的逐步重视，从而也缓解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收入低、人员不稳定的矛盾 (于文兰：《俄罗斯的社会科学政策》，《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俄罗斯社会 科学的组织与管理》，《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在大学生中，因面对变化莫 测的社会生活而“希望能从哲学中找到解除‘困惑’的答案”，导致了对哲学感兴趣的 人数逐渐增多[25](P75)。
更主要的，是部分哲人始终没有放弃探索俄罗斯哲学未来之路的努力。只是，这种探 索有着完全不同于苏联哲学的特征，并从中展现出俄罗斯哲学的另一侧面；多元下的繁 荣。
“繁荣”集中体现为破除了苏联哲学的一统性，倡导和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民主， 其典型表征即是提倡指导思想，研究范围、内容、方法的多元化。
指导思想上，哲人明确提出了“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24](P74)也就没有哲学的口号 ；强调科学、道德、艺术和文化在深层的、多方面的接触中“多元共存的必要性”[27] (P34)；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哲学已经成为哲学家们自己的‘事情’(‘事业’或‘ 工作’)”，因此，哲学家出于什么立场，持有何种观点，运用何种方法去研究何样课 题，发表什么作品，出版什么杂志，“全由自己作主”[20](P8)，无需也不必听命于任 何权威。由此，哲人们在学术研究中，拒斥以任何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观点，作为审视、 评价、规定、划分哲学的是非、正误、对错、真谬、功过的唯一标准；反对以任何统一 的计划、指令、目标，规定哲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否定以任何特定的方法、模式，限 定或套用于哲学研究的课题、领域的作法。没有任何禁区的理论环境，在为俄罗斯哲人 进入自由的研究状态并涉足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提供保证的同时，也为他们选取何种观 点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提供了便利。纵观今日俄罗斯五花八门的哲学思想，不难发现其 多样化思想观点的混杂、交叉和融合的特点，其中不仅有哲学的唯理主义、实证主义、 唯意志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科学主义等等 ，而且还有近现代西方政治的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理想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 等观点。多元化思潮在俄罗斯高校哲学教育中，体现为各校编写的教材讲义，只要不违 背教育部颁布的“基本标准”，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进行取舍而无需有关部 门的审查、认可。
研究方法上，哲人抛弃了苏联时期的局限于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框架，采用近 、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如分析学、释义学、现象学、存在论、实证论等方法，部分人则青 睐俄罗斯传统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方法，以及东方哲学的顿悟法、“天人合一”观，等等 ，将它们视为创立新俄罗斯哲学不可或缺的工具。
研究范围、内容上，哲人突破了原有的理论禁区。一方面，扩大和深化了苏联哲学原 有的研究范围，如按照西方的哲学学科分类，将苏联哲学的传统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改为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学等；对苏联哲学探讨过的人的哲学、科学哲 学，生态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等继续加以探讨。另一方面，开辟出新的研究领 域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一是恢复对苏联时期一直回避和拒绝研究的俄罗斯哲学 遗产的研究，集中探讨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俄罗斯宗教哲学。二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最 新研究成果的重视和翻译、介绍。三是致力于探索哲学通往现实的中介，寻求哲学与其 他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点，倾心于应用哲学的研究，集中探讨了哲学与社会、与 教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学科的关系，由此产生了社会哲 学、教育哲学、历史哲学、心理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新的研究领域。
总之，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哲学，因“国家哲学”、“官方哲学”地位的失落，强大经 济后盾的消失，在由昔日的辉煌峰巅落入幽暗底谷之时，也因抛却头上虚假繁荣的光环 ，打破了“表面上的舆论一致”[20](P4)而获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今日俄罗 斯哲学较之苏联哲学，有着它不同含义的实在、繁荣、丰富和具体。
当然，仅用“繁荣”与“贫困”一类的术语，既不能概括俄罗斯哲学的全貌，更不能 说明俄罗斯哲学与苏联哲学之差异的方方面面。例如，就哲学的完善性而言，虽然苏联 哲学因“始终热衷于塑造‘体系’”[20](P6)而具有封闭性、僵化性，但必须承认它在 使哲学系统化、规范化方面的建树。因为哲学之为哲学的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理论的系 统性、规范性。反观今日俄罗斯哲学，对“多元”的偏爱使哲人对任何使哲学研究体系 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做法都嗤之以鼻。因之，一面是破除了苏联哲学体系束缚获得了 解放，一面却因毫无相应规范约束而陷于混乱。没有任何确定的形态，没有任何相应的 体系，一切都没有定型，这就是今日俄罗斯哲学的现状。这种状况对哲学的发展而言， 虽不无益处，但也难免其弊。更有甚者，少数哲人(包括部分文人)还以“多元化”为幌 子，大肆贩卖和鼓吹一些非科学的东西，导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伪科学的、近科学的 、类科学的东西转入进攻、渗透到科学中，排挤科学，试图冒充科学”[24](P75)。这 种状况，已经不是用“贫困”二字可以加以解释的了，它不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90年 代俄罗斯哲学“繁荣”背后伴随的阴影。因此，用“衰落”中的繁荣或“繁荣”中的衰 落，“繁荣”中的贫困和“贫困”中的繁荣，来描绘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哲学，也许相 对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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