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可能性——从卢卡奇到拉克劳和穆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克劳论文,可能性论文,政治论文,穆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一直是一个辩论的焦点，“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意识形态理论一直支撑的认识论和政治的重负。”（注：Mapping Ideology,edited by Slavoj 
,Verso,1994,p245.）意识形态问题虽然具有双重意义，但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不是抽象的知识问题。从卢卡奇、葛兰西到拉克劳，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一直与这一理论洞见有关。
一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也是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源头。伊格尔顿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意识形态问题从单纯的知识论问题转变为阶级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问题。意识形态不是与科学相对的虚假意识，它不是抽象知识论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社会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阶级命运的政治问题。对卢卡奇来说，物化意识的批判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合法性证明政治是意识形态理论关注的焦点。他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恢复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政治伦理内涵。
卢卡奇的思想出发点是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在他看来，“思想”和“存在”并不是两种独立的实体，“在它们彼此‘协调’或者‘反映’，彼此‘平等’或‘一致’（所有隐藏着一种严格的两重性的表达）的意义上，不是同一的，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完全相同的真实的历史与辩证过程的不同方面。”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事实，不是因为现实独立存在于主体之外，为我们提供了真理的客观标准，而是因为客观世界是在主体参与下形成的，是主体对象化结果。“现实不是现存的，而是变化的——而要变就需要思想的参与。”（注：George Luc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71,London,p204.）这一构成论社会观显然比起预成论或机械决定论更能赋予意识形态以积极的意义。一旦我们认识到，主客体相互作用是现实实在本身的内在结构，马克思主义就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转变为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处境和解放的可能性的领悟。一切社会知识都与特定历史情境的实践筹划有关，具有不可根除的伦理—政治维度。从普遍意义上说，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立场，因而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政治主体形成的可能性条件。意识形态的“他者”不是科学，而是物化意识，是否认社会意识的阶级和政治根源的虚假意识。“这种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他者’或对立面，首先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而是整体性的概念。”（注：Mapping Ideology,edited by Slavoj ,Verso,1994,p180.）这个整体性概念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为了保存列宁赋予意识形态的积极内涵，又不放弃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意义，卢卡奇区分了积极意义上的、每个阶级作为政治主体所必须的意识形态与消极的、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两者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对应于物化意识与无产阶级意识。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区别不在具体内容，而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把握社会整体性的能力。物化意识不是在一般描述意义而是在伦理政治意义上是虚假，因为它阻碍了人们对社会整体性的把握和实践改造。从描述意义说，物化意识把一切社会关系还原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不真实的，相反，它是非常真实的，因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但是，这种真实只是主观上的真实，而不是客观意义上的真实。“社会和历史形势中主观上被认为是合理的东西，即成为‘正确的’的东西。同时，从客观上看，它绕过了社会发展的本质，没有准确查明并表达它。”（注：George Luc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71,London,p50.）物化意识停留在知性的经验意识层次，而积极的意识形态是能把握历史的内在趋势和客观可能性，而这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
与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意识，它是积极意义上意识形态的真正形态。卢卡奇说：“现实仅仅作为一个总体时才能被理解和领悟，而仅仅只有一个本身是总体的主体才能加以领悟。”（注：George Luc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71,London,p39.）而无产阶级正是这样的阶级，因为它既是历史的客体，又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是历史的客体，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他的生存方式本身就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这个异化的世界是自己的创造物，就能洞穿物化意识的迷障，恢复自己被异化的本质。无产阶级意识是人类解放的伦理—政治化身，在他身上阶级的特殊立场与人类解放的普遍诉求之间的张力得到和解。对无产阶级来说，政治的可能性既依赖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有关，也依赖于阶级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形成一个自觉表达自己利益和要求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内生地具有霸权性和政治性。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实现了理论范式的转化，从知识论立场转向伦理和政治立场。
但是，卢卡奇的研究方法存在着致命缺陷。首先，他是以一种本体论的语言讨论一个本质上是经验和历史的问题。在他看来，从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历史的辩证结构本身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是充当了历史本身的自我认识的工具、理性的和道德化身。然而，无产阶级意识如何从自发的经验层次上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卢卡奇没有给予具体的解释。卢卡奇混淆了“是”与“应当”问题。无产阶级意识应该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力与它是否起革命的作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是一个规范问题，后者是一个经验问题，而沟通两者的关键正需要研究无产阶级意识的具体政治表现。意识形态不是一个阶级的内在意识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只有当一个阶级形成了有别于现存社会的道德政治视野，内化为现实的政治动机时，起到政治动员作用时，它才能从实体变为主体。
在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关系问题上，卢卡奇虽然正确地看到，意识形态受特定阶级的立场和社会客观条件约束。“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转变为‘虚假’意识的界限是客观的；它就是阶级的情形本身。它是经济结构的客观结构，既不是主观随意的，也不是心理上的。”（注：George Luc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71,London,p54.）但是，卢卡奇没有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联系的中介性和间接性。由于卢卡奇把意识形态还原为它的阶级基础，运用内省方式解释阶级意识的形成，忽视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复杂联系。伊格尔顿指出：“社会各阶级并不像个体一种特别的行走风格那样表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反，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意义场，其中某些主题将会与特定阶级的经验相连接，而另一些将会是更加‘自由漂移的’，在对抗的权力斗争中忽而被拖到这一边，忽而被拖向那一边。意识形态是一个斗争和谈判的领域，其中有不间断地繁忙的交通：各种意义与价值被窃取、转化、跨越阶级与集团的界限的挪用、放弃、重获、再改变。”（注：Mapping Ideology,edited by Slavoj ,Verso,1994,p187.）实际上，意识形态既是一种立场，也是一套话语，是阶级意识的表达，也是阶级之间权力关系在意义层面的斗争。决定意识形态的意义不是阶级的内在意识，而是意义系统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一个阶级可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样，一个意识形态可以被不同阶级挪用。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卢卡奇的体系是以反思哲学为范式建立的。无产阶级首先是实体，通过自己对内在本质的反思，实体转变为主体。无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视野已经包含于自身存在的实践结构之中。通过内省式的反思，无产阶级可以从自在到自为。这种研究方式依靠的是哲学的推论，而不是历史经验的证明。同时，反思哲学的内省模式还有一个缺陷，它缩小了意识形态政治性的内涵。本质上，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中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在自我反思中形成的，而是在与其他阶级和政治力量争夺道德一伦理领导权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获得其他阶级对自己的认可，意识形态必须从阶级的自我认识转向与其他阶级关系的重构。葛兰西正是从这里深化了意识形态概念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意识形态不是一个阶级意识问题，而是政治霸权问题。
二
今天，葛兰西对西方文化和政治左派来说具有偶像般的地位。他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外受到广泛的讨论，特别在意识形态理论领域。虽然葛兰西著述中最核心的范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霸权。在他那里，霸权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意识形态，但不能简化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指权力斗争在意义层面展开的方式，而霸权除了文化领域外还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斗争。但是，霸权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即一个社会的文化和道德领导权问题。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承担着本应由意识形态概念担负的理论解释重负。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霸权理论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理论。
葛兰西的最大贡献是把策略因素引入到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摆脱了抽象的思辨性，获得现实政治意义。在葛兰西之前，意识形态概念或者是在认识论语境中得到讨论，或者是在抽象社会理论语境讨论的，只有他才真正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哲学转变。
在葛兰西著作中，霸权是指统治者通过非强制的方式赢得被统治者认可的方式，其核心是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领导权。意识形态是霸权的一部分，根本任务是“赞同之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consent)，通过教会、学校、报刊等公共机构和各种手段塑造社会的伦理和行为习惯，塑造社会成员的顺从意识。“根据葛兰西的观点，赢得霸权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确立道德、政治和智力领导，采取的做法是将自己的‘世界观’传遍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构造，从而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注：Mapping Ideology,edited by Slavoj ,Verso,1994,p198.）显然，葛兰西没有像卢卡奇那样从阶级的内在意识，而是从意识形态的现实政治表现入手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因而能比卢卡奇更能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内在的政治性。
首先，对葛兰西来说，政治行动者不是由社会经济客观结构预先形成的阶级，而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活动创造出的“集体的人”：“一个历史的行动只能由‘集体人’(collective man)，这就预设‘文化—社会’同一性的获得，通过它一个平等和共同的世界概念基础上，分散的意志、异质的目标的复杂性卷入为一个单一的目标。”（注：A.Gramsci,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1921-26),London,1978,p443.）经济上的阶级不能等同于政治上的阶级。后者的形成不能独立于文化的解释和理解。不是阶级创造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创造阶级。
其次，霸权本质上是主体间的，一个阶级的霸权不是来自反思的知识，而是它在市民社会中确立的伦理道德领导权。意识形态不是阶级的内在意识，而是市民社会中确立起来的现实权力。因此，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制度性。意识形态不是寄身于心灵和意识深处，而是以市民社会组织和关系形式现身的，是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果说，霸权的概念扩展丰富了意识形态概念，那么，它也为这个概念在其他方面多少有些抽象的术语增添了物质主体和政治利刃。正是由于葛兰西，才实现了从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体验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这种实践因而也许既包括社会经验意识的难以言表的向度，又包括形式上的机构的动作。”（注：Mapping Ideology,edited by Slavoj ,Verso,1994,p197.）
最后，葛兰西超越了规范主义和权力主义的对立。规范主义把意识形态问题还原为与权力无关的真理认识和道德评价问题。权力主义把意识形态还原价值中立的策略工具。两者都缩小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葛兰西既强调霸权是一种有影响的伦理和道德领导权，又强调这种领导权是通过政治性的斗争获取的。每个阶级都想建立自己的霸权，但是，霸权要获得人们的认可，必需能够给人们提供有吸引力的关于个人和社会的见解。这样，一个阶级要树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霸权就既需要高超的斗争形式，也需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内在水平。
葛兰西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他打通了意识形态与主体性问题之间的道路。主体不是先于意识形态而形成的，相反，意识形态是生产主体的实践，是政治主体形成的先决条件，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能真正理解主体。其次，打开了通向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道路。意识形态的话语分析是当代理论的一个重要趋势，而葛兰西对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微观形式的分析为当代话语理论提供了一个起点。文化和制度也是话语，是意义与权力相互渗透的形式，因而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
葛兰西的理论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是，他的理论也存在困难。这里的关键是对意识形态霸权性质和作用的理解。如果一个主导的权力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把自己的“伦理和道德领导权”巧妙而又普遍的地渗透到日常惯例和社会形态之中，如果这些惯例与文化交织在一起，书写在我们从生到死的经历之中，书写到人的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中，那么，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如何可能。另一个敏感问题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但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新型国家获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不被滥用。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整体主义和一元论理解，没有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霸权的多元结构和内在冲突性，而意识形态的结构上多元性和内在冲突性，不仅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斗争空间的重要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是维护政治自由和自我批判能力的重要条件。
总体上说，葛兰西虽然不满于意识形态还原论和消极论，强调意识形态在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和重建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思考的。对他来说，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挑战资本主义秩序的道德、政治、伦理领导权，如何形成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霸权。拉克劳和穆菲虽然从葛兰西理论出发，但其立场和基本观点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
三
拉克劳和穆菲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道德和政治危机，既不能形成一个把握当代社会现实的本体论哲学范式，也无力设想一个激进的政治纲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纲领有两个立足点。在规范视野上依赖启蒙时代形成的普遍主义道德政治信念，在社会理论上坚持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理解现代政治中的优先性。穆菲把这一理论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所有的社会主体都是阶级主体，所有社会关系都可以还原为阶级关系；每个阶级都有自己范式的意识形态；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其阶级属性。因此，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他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虽然庸俗的阶级还原论受到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的挑战，但是，他们都囿于现代主义哲学成见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成见，没有完全摆脱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主义理解。拉克劳和穆菲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衰落以及各种新社会斗争形式的出现，意识形态和政治已经非阶级化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与可以合法地归于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学说之间裂痕越来越大。”（注：Ernesto Laclou and Chante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Verso,2001.p viii.）鉴于此，他们认为，“前进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理论赖以存在之基础的系统的原理，也就是从一种理论系统转向另一种理论系统。”（注：Laclo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Verso,1985,p60.）即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是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穆菲和拉克劳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在这一价值、文化多元化时代，既不存在激进政治的共同道德规范视野，也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政治主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所依赖的阶级主体已经瓦解，在此情况下，合理的反应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放弃传统社会主义阶级解放的策略，转向多元主义和激进民主策略。“这样一种策略要求我们放弃启蒙的普遍主义，放弃一个社会总体的本质主义观念，放弃一个统一的主体的神话。在这个方面，激进民主非但不把后现代哲学的发展看作威胁，相反，还把它作为完成自己目标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来欢迎。”（注：查特尔·穆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藏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对他们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政治潜能积极转化的重要资源。拉克劳和穆菲用后现代主义来解构所谓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中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话语理论是他们理论的哲学出发点。他们强调，话语不仅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关键，也是理解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社会空间本质上是话语空间，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应该成为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哲学是以追求直接性开始的，而以承认间接性结束。穆菲指出，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这三个思潮在本世纪初都存有直接地、无话语中介地通达事物本身，即所指、现象和符号——的幻觉。然而，这一直接性的幻觉在某些点上都逐渐消失，不得不被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话语中介所取代。”（注：Ernesto Laclou and Chante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Verso,2001.p xi.）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在经历这个转变，本真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意识已经被以话语和意识形态为中介的各种霸权形式取代。意识形态和话语的中介性，动摇了政治与阶级之间的天然联系。
拉克劳和穆菲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强调社会生活和关系的话语性本身，而是要把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和主体的批判引入向马克思主义。在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中，他们最看重的是“不可决定性”(undecidability)概念，语言游戏充满着不可决定性，文本的解释就不是恢复所谓本来的意义，而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冒险和干预。这种思维对拉克劳等思考政治的本质提供了启发。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的不可决定性不是消极的，而是政治的根本条件。政治本质上是对不可决定的事情的决定，没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就不存在政治。拉康“大能指”(mastersignifier)和“缝合”(sutuxe)等概念则为拉克劳等重新解释霸权提供了最重要工具。“大能指”既是话语的一个要素，又是话语的枢纽点(nodal point)，它在话语领域获得普遍的结构化的功能。所谓大能指实际上是一套话语系统的中心符码，社会意识中的意识形态符号象征物。霸权就是运用大能指对其它能指要素进行编码，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智和观念整体。霸权是对意识形态和话语的缝合。一方面它意味着结构、系统、秩序和统治，另一方面“缝合”总是以存在着裂缝、短缺为前提的。缝合意味着创伤、短缺的弥补、修正，但是，完全缝合是不可能的。拉克劳和穆菲说：“就其操作领域取决于社会的开放性和每个能指的最终不确定性而言，霸权的实践正在于缝合。这种原始的短缺恰恰就是霸权实践试图填塞的。”（注：Ernesto Laclou and Chante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Verso,2001.p88,note①.）霸权只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交织形成的暂时的格局，是暂时的缝合。拉康的“缝合”概念为拉克劳等解构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工具。如果完全缝合是不可能的，卢卡奇追求的“总体性”就是虚幻的，葛兰西所说的主导意识形态统治也能维持。
拉克劳和穆菲与卢卡奇一样，既强调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普遍性，也想保留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内涵。但是，在他们那里，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概念和它的“他者”含义却发生了倒转。对卢卡奇来说，自我欺骗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物化意识，其他者是对社会总体性的把握，而对拉克劳他们来说，恰恰相反，总体性意识是意识形态，而不确定的分裂意识却是意识形态的他者。“意识形态的事物，可能不会包括对绝对本质对于真正利益而言的一种幻想的曲解，而是正相反，它可能包括着对任何确定性的不稳定性、任何最终缝合的不可能的不承认。”（注：Laclou,Impossiblility of Society，引自Mapping Ideology,edited by Slavoj?,Verso,1994,p259～260.）霸权和意识形态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追求对社会要素和矛盾的完全缝合，追求总体性，否认社会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对政治是有害的。相反，霸权意识则认识到人类生活的偶然性和结构的脆弱性，因而利用一切话语和意识形态来强化自己的力量。一切意识形态都是有霸权性的，但并非所有的霸权都是狭义上的意识形态，只有当一种霸权忘记了自己产生的偶然性，并把自己的话语本质化和绝对化，才成为意识形态。真正的社会知识不是超阶级、超历史的普遍真理，而是对临时和不确定的霸权意志的表达。按照这一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恰恰在于对自身的意识形态性的无知或自我欺骗。
对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解释有着明确的实践指涉。按照这一框架，社会、政治和民主等概念意义完全改变了。首先，主体没有确定的本质，不是受经济地位和阶级关系决定的，而是多重关系在话语空间中临时或偶然的汇聚，不存在先于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主体。“因此，一个既定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总是脆弱和临时固定的，或者用拉康的话说，是在各种话语的交汇点上缝合的。”（注：Chante Mouffe,Hegemont amd New Political Subjects;toward a New Concept of Democracy,in Marx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1988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p89.）其次，社会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结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我辩护的社会观是拥有它自己动力的异质的社会关系的复杂的集合。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还原为生产的社会关系，或者它们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条件。”（注：Chante Mouffe,Hegemont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toward a New Concept of Democracy,p89.）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他们认为社会不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认识对象和话语客体。因此，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社会原则。最后，社会形态本质上霸权形态，政治的本质是立场的战争，不是阶级斗争。只要存在着霸权，存在着不平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也存在对抗的根源。任何对抗和冲突是对霸权形式的反抗。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能成斗争的焦点，不是只有经济关系才能成为斗争的根源。不同的斗争形式是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的逻辑，它们之间不能相互还原。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策略，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解放前景。
拉克劳和穆菲的政治哲学，是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建立的。他们认为，社会生活条件、话语和意识形态与政治霸权是政治逻辑中三个相对自主的环节，它们之间不存在天然的由必然性保证的一致关系。社会支配和压迫是社会对抗形式的客观条件，但是，不能从这些客观条件变化中推论出一定会出现社会对抗，前者只是后者出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阶级对抗。从前者到后者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意识形态和话语与特定的斗争形式之间也不存在内在的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治联结实践建立的，是偶然和历史的。意识形态作为能指的话语系统，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意义，它们只是某种可资利用来阐述自己霸权要求的资源。比如，生态学永远不是生态学本身，它可能被保守主义用来批判现代性，倡导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前现代的田园生活，也可以被国家主义利用来证明强势国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被女权主义利用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自然征服欲，被自由主义利用来证明批评管制主义的环境政策的无效性和倡导由市场来调节生态平衡，被社会主义利用来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这些立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争夺话语斗争，其结果不是由意识形态内容决定的。“意义不是某个意识形态本身之要素的固有部分——相反，这些要素充当‘自由飘浮的能指’，其意义是由它们的霸权联结方式固定的。”（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页。）在阶级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整齐划一的一一对应关系。政治霸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它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挪用各种资源，甚至包括那些看似不相容的资源，在某种意义上，一种霸权是各种话语的异文合并。
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首先涉及到它的核心主题。拉克劳和穆菲对意识形态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的批判有其合理因素，它使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关系的多元性和政治立场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限制，不能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都直接还原到阶级立场。但是，他们对在批判还原论路上走得太远，以至于认为，今天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已经与阶级无关。穆菲认为，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对抗，不论是源自社会需求的商品化、国家官僚的干预，还是由于文化平均化和传统价值的毁灭（不论后者本身是否是压迫性的）——所有这些对抗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不是由人在生产系统中的确定地位决定的，因而，它们都是非阶级对抗。”拉克劳和穆菲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是片面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不是唯一重要的砝码，却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现实。
拉克劳和穆菲在政治哲学上持非规范的立场，反对派一切追求普遍道德和正义的政治立场。他们说，自己“拒绝特许的断裂点，将斗争汇入进一个统一的政治空间，以及正相反，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这在我们看来是两个根本的基础，由此可以建构起一种新的政治想象态，在根本上是自由意志论的，就其目标而言比传统的左派更为雄心勃勃，到无止境的地步。”这种反偶像主义存在着政治陷阱，因为它无法为政治冲突提供一个规范的评价标准，这样，政治就可能陷入权力冲突的漩涡和无聊的语言游戏。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激进的，但是，这种激进性是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与启蒙和现代性的人类解放理想无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抱负无关。拉克劳和穆菲完全排斥阶级范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析中的重要性，否认以阶级解放在社会主义策略中的主导意义，把各种边缘性的、分散的、多元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新社会运动奉为神明，不仅不能动摇现存制度的基础，而且可能强化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
注释：
(20)Chante Mouffe,Hegemont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toward a New Concept of Democracy,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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