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家庭化、个体化：农民娱乐习惯的历史嬗变及其重构——川南林村的个案表述
魏 久 朋
(宜宾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的娱乐习惯也在发生变化。从历史的变迁过程来看，农民娱乐习惯的形成与变化离不开国家文化制度的形塑作用。通过川南林村的个案研究发现，林村农民娱乐习惯的变化在制度层面具体表征为电影下乡、电视下乡与互联网下乡，与其相对应，各制度分别形塑了农民娱乐习惯的泛政治化、家庭化与个体化。娱乐习惯的泛政治化已然退场，娱乐习惯的家庭化消解了乡村公共生活，而娱乐习惯的个体化更是将乡村公共生活推向了极度边缘。为了更好地全面振兴乡村，在文化生活的层面，需要国家的回归并引导更具公共性的农民娱乐习惯。
关键词： 农民娱乐习惯；政治化；家庭化；个体化；乡村公共生活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018年，更为综合性、全覆盖的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政界、学界的相关解读也陆续流出。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结合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变化指出，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因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有意识地补足偏重于城市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乡村衰败短板。乡村衰败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理解，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则可以理解为农村产业不兴、农民收入低、生活欠富裕；从制度的层面，则可以理解为村民自治发育程度低，农村法治建设不到位等；从人的角度，则可以理解为农民向城市流动加快，导致农村日渐严重的空心化等。不过，从文化的角度，则可以理解为农村文化传承受困、农村公共生活的消解和式微等。本文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探究农村公共生活的变化。
关于农村公共生活的变化，以吴理财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近年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吴理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历经了与西方社会不同的两波个体化，第一波个体化由国家开启，个体从“总体性社会”的集体中“脱嵌”出来，重新回归地缘共同体、家族、家庭，而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冲击，第二波个体化开始了，个体再次从地缘共同体、家族，甚至于家庭中“脱嵌”，越发成为“为自己而活”[2]的“无公德的个体”[3]。而解决之道则在于重建乡村公共性，重构乡村公共生活。张良也认为，从地方共同体中被强制拽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中的人们，逐步从阶层、宗族、社区等地方共同体和地方性知识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个体进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中，进而容易形成“极端个人主义”[4]。夏国锋则通过对鲁西南夏村的实证调研指出，夏村的公共生活在市场和国家两个外在变量的影响下趋于衰落和消解，进而村落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也逐渐降低了[5]。总而言之，中国农村公共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化、全球化影响下，趋于消解、式微。
长期的生活方式可以塑造制度化的习惯，公共生活的消解和式微也标志着农民生活习惯的变迁。而休闲是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人们的辛勤劳作亦不过是为了片刻的休闲[6]。休闲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长期的生活方式势必形成农民习以为常的娱乐习惯。
如果说农民的娱乐习惯也是一种文化，那么它就一定是被建构而成的。而建构它的行为主体除了农民自身之外，在葛兰西看来，一定还有国家的参与，甚至于彰显着国家的文化意志，或者说国家的文化霸权[7]。而国家的文化意志，即是表征着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又可以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制度。
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电影下乡这一文化制度的建立，以便于对革命精神、新生政权到来的宣传和新型公民的培育。到改革开放，这种文化制度在市场化与全球科技革命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刺激下，开始发生转变：电影逐渐退场，电视作为现代性装置登场。如果说电影和电视在中国乡村的出现和普及是国家文化意志的彰显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互联网技术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则更多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扩展性以及农村中青年群体自发的引入。国家出奇地在互联网下乡中隐藏了更为显现的国家意志，甚至于国家似乎离开了对农民娱乐生活一贯的规训与控制。但即便如此，对互联网的监控和规制，仍然搭载着国家的文化霸权。由此观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来，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下乡，可视为一脉相承的国家文化制度。那么，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下乡这一一脉相承的文化制度的变迁与农民娱乐习惯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促使农民娱乐习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进而对乡村公共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样一些问题，笔者于2018年春节期间，对川南林村村民、村主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访谈，试图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回顾林村的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下乡变迁史，并探究这一系列文化制度变迁背景下，林村村民娱乐习惯的变化，进而考究这一系列变化对林村公共生活的影响。
川南林村，距县城2公里，213国道贯穿全境，全村辖10个村民小组、541户2247人，辖区面积2.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69.35亩。全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有务工、经商、竹林、养殖等。村党支部支委5人，中共党员40人，5个党小组；村委会委员3人。由于地形封闭且处于川南山区，林村发展相对落后，电影下乡工程与全国大体同步，电视下乡相较全国普及时间相对滞后，电脑(互联网)下乡于2015年全面实现注 来自对林村村主任的访谈。 。
基坑开挖过程中，通过对监测点的测量观测，未发现有位移和沉降变化。同时基坑开挖过程中未发现有漏水的现象，钢管桩+高压旋喷桩形成了一个阻水层。后经过两场大雨考验，该基坑位移和沉降也未发生变化，保证了基坑附近建筑的安全，同时为地下室施工提供了良好的施工条件。该基坑项目于基坑支护完成3个月后进行回填。
二、电影、电视、电脑下乡：一脉相承的文化制度
电影下乡。革命战争时期，电影放映作为一种文化享受载体和文化宣教工具就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抗战爆发后，电影业渐趋转向由国家主导；因为抗日救亡的需要，电影开始下乡、进村。伴随着战事推移，电影逐渐深入内陆、进入乡村，以发挥宣传战事、鼓舞民众之作用[8]57-65。由于电影在革命年代发挥着重要的宣传和教育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继续在广大中国农村地区发挥作用。为此，国家在文化制度与文化政策上对电影下乡进行了总体布局。一方面，开展对农村电影放映队伍的业务培训，如1950年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行的对 1800名放映员的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学习制度、生活会议制度、请示汇报制度、小队规划和总结制度、劳动制度、放映技术、爱护机械等多个方面，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9]21。另一方面，实施了系列的保障政策。一是农村电影放映网的搭建，从省、地、市一级跨区域放映的流动电影队、以县为单位的国办队的发展、以公社和大队为主体的社办队的兴起到以集镇影院为建设重点的多格局农村放映单位的出现[9]21，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网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二是系列政策的出台。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宣部和文化部多次召开会议，先后发布《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加强党对于电影创作领导的决定》等文件，对电影工作做出指示和规定，逐步建立服务于国家的电影体系；计划经济时期，“电影生产全部由国家下达指标，投入资金，负责对准备投拍影片内容的审查”[8]57-65。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普及，电影的宣教作用在市场化的冲击下，逐渐退出乡村舞台并在国家“2131”工程的新形势下重回乡村社会，国家对电影下乡工程始终是支持的。
中国水利：2013年，在大规模水利建设全面展开、安全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水利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通过上述一系列动作，形成了展示茶乡村民生产、生活，满足游客茶文化体验之旅的茶主题文化旅游产品：品名茶，看茶艺，拜茶圣，读茶经，祭茶坛，赏奇石，体验农耕文化—走进农博馆内，犁、耙、擂子、水车、老式纺线车等农具应有尽有，加上八仙桌、架子床、碗柜、瓷碗、箱子等明清家具，成为农耕文化变迁的历史见证。
电脑(互联网下乡)。21世纪，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日渐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总离不开互联网的使用。由于一大批进城务工中青年群体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回到农村后，对互联网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信息化工程也在向农村辐射，特别是给予农村宽带安装实行系列优惠政策，川南林村于2015年开始进行新型农村电网改造工程。考虑到青年人对互联网的需求，大多数有条件的家庭都安装上了宽带。电信宽带的安装，使得互联网下乡成为现实。
基于行程时间比的交通指数计算是指在一定的统计时间内计算每个路段实际行程时间与畅通状态下行程时间的比值，即TTI，如某路段行程时间比1.2，表示该时刻花费的时间比畅通状态多0.2倍，路网中每个路段均参与计算，加权得到全路网的行程时间比，有的转换成0～10的指数，有的直接用行程时间比作为指数. 路段畅通状态下的旅行时间通常采用累积速度排序，取85%分位数作为畅通流速度. 美国德州交通研究院最早提出TTI[1-3]，国内高德、滴滴等互联网企业在城市拥堵排名应用较多.
从革命时期开始，历经改革开放，并在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全球化深入，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下乡的一脉相承的文化制度相继渗入农村，进而影响和改变着农民的娱乐习惯。
电视下乡。20世纪80年代，电影下乡工程逐渐褪去政治使命，转变为以文化公益服务为目标的公共产品继续由国家配送。而随着政治使命的终结，电影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影响也开始减弱，在川南山区农村，由于山高路远，地形复杂，露天电影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与此同时，作为现代性装置的电视开始在农村出现。起初是只能接收一个电视台的黑白电视机，个别经济宽裕的家庭开始拥有彩色电视机，并配置了VCD，可以购买碟片放映电影。彩色电视刚在林村出现时，每个组平均不足一台注 来自对林村村主任的访谈。 ，但却活跃在同组家庭红白喜事、乔迁新居等场合。一方面，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如果拥有彩色电视机，可以免费为其播放电影；另一方面，彩色电视也被请到个别家庭放映，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注 来自对林村村主任的访谈。 。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到20世纪90年代，彩电作为一种耐用家庭消费品在农村逐渐普及。川南林村由于地处四川西南边缘山区，社会相对封闭，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相较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彩色电视的普及接近21世纪初期前5年才完成。为了使农民能够看上电视，享受电视所带来的丰富的娱乐生活，国家相继出台了 “卫星电视全覆盖”“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等系列工程。近年来，林村个别家庭拥有的电视数量达到了2台，客厅和主卧室分别安置一台。
三、泛政治化、家庭化、个体化：文化制度形塑下的农民娱乐习惯
电影下乡与农民娱乐习惯的泛政治化。从既有文献以及笔者对川南林村的访谈资料来看，电影下乡对农民娱乐习惯的影响主要表征为：电影下乡促使农民娱乐习惯的泛政治化。所谓农民娱乐习惯的泛政治化，即是指农民依托电影下乡这一文化制度以及集体观影这一方式，受到国家政治因素、集体意识、革命话语、国族观念的影响，并进而依托看电影这一公共文化生活，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通过以川南林村为个案的历史分析，文章最后试图厘清农民娱乐习惯与国家文化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这种相互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以此分析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娱乐习惯的重构。
电视下乡、家庭化与农村公共生活的式微。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电影刚从乡村撤出，彩色电视机和VCD的出现还能营造一定程度的以看电视和观影为娱乐方式的公共生活的话，到20世纪90年代彩色电视和VCD逐渐开始普及时，这种以看电视和观影为娱乐方式的公共生活也开始消退了。电视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装置为家庭所有，本身就是一种私密化的娱乐家电。与闫云翔在下呷村研究中发现的，家庭房间空间布局的改变所蕴含的私密性生活的出现[3]76-78，电视在家庭中的出现，一开始能够吸引邻居的观看，但作为家庭私有的家电也限制了邻居之间的相互串门。“哪里可能一直跑到人家屋头去看电视，那是人家屋头的，一直去看嘛也不好意思的。”[注] 来自对林村村民的访谈。 “面子”问题也限制了有电视与无电视家庭之间的联系。从此，“夜话” 与邻里联系逐渐被电视的出现消解了。电视下乡促使农民娱乐习惯日益家庭化，进而消解了以“乡村夜话”和“邻里串门”为表征的公共生活。
采取SPSS18.0软件统计处理本文结果数据,结果中各项评分指标为计量资料,采取(±s)形式表示结果数据,组间结果数据对比采用t检验。若对比结果为p<0.05则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所谓农民娱乐习惯的家庭化即是指，以单个家庭看电视为主要方式的农民娱乐习惯，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农民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自主选择观看的内容，进而破除了露天电影那种以大队或者整个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观看的方式。农民娱乐习惯的家庭化使得村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微。一方面，电影的退场使得露天电影的播放量日渐减少，农民缺乏组织化观影的条件和机会；另一方面，电视节目内容的多元化，更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节目需求。“现在基本上不会去看队里放的电影了，小娃娃儿可能会扭到大人带去看，去了也看不到好久，就走了，没得啥子看头的，电视里头都在放”注 来自对林村老人的访谈。 ，林村老人说道。
电视下乡与农民娱乐习惯的家庭化。随着电影下乡所带来的丰富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与公共空间的退场，电视作为一种农民享受娱乐闲暇的新工具对整个农民群体的娱乐习惯和村庄公共文化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与电影相比较，电视并不强调直接的政治宣教，电视节目的内容更为广泛。同时，电视除了一开始出现在个别家庭时，邻居会主动去观看，以及村庄出现红白喜事、建新居时，电视会与VCD一道成为“流动影院”被主人家请去放映时营造出观看节目、电影的公共空间之外，随着电视的日渐普及，观看电视也成了每个家庭自己的娱乐生活。这样，集体观看的形式也日渐消逝。电视使得农民家庭娱乐习惯日渐家庭化。
电脑(互联网)下乡与农民娱乐习惯的个体化。互联网下乡的实现，再一次改变了乡村社会和农民娱乐生活。与电视相比，互联网能够带给农民娱乐的内容更趋多样化。农民通过互联网不但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节目，同时通过各种新闻APP，如腾讯新闻、人民网等了解国家动态，通过微信、QQ等新媒体建立了以亲属、朋友、同村人为主体的虚拟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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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互联网)下乡、个体化与农村公共生活的极度边缘化。农民娱乐习惯的家庭化使得乡村公共生活日益式微，农民娱乐习惯的个体化更是将乡村公共生活推向了极度边缘。 互联网下乡后，林村村委会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大部分村民都在群里。村庄出现的绝大部分公共性的事务通常都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予以解决。一方面这能够让远在他乡进城务工的乡里人知晓村庄信息，另一方面却又使本来就难以组织起来面对面商谈的林村村民更加原子化了。面对面商量和协商形成决议的益处也被互联网的便捷所取代了。同时，互联网在娱乐享受上带来的便利，更使得村民个体对乡村公共生活缺乏兴趣。这一点在2018年春节期间，林村所在乡镇的农村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和观众陆续的退场表现出来。
四、丰富、消解、极度边缘：作为一种后果的乡村公共生活
电影下乡、泛政治化与农村公共生活的丰富。诚如上文所述，电影题材本身的性质，在意识形态上即培育着公共性，象征着国家所主张的公共生活。同时，电影的露天放映和集体观影的形式，也建构了一个围绕电影放映为核心的公共空间。此外，观影之后，对电影内容、电影正反面主角的交谈，也建构了一个国家所主张的公共性角色的话语空间。长期的电影放映使得农民习惯性地在春耕、秋收以及国家庆典活动中期待着电影放映。与集体生产、生活一道，泛政治化的电影下乡制度丰富了乡村公共生活。
观影方式与公共空间的建构。由于没有固定的电影放映室以及放映方式的流动，农村观影方式以“露天”电影的方式观看。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大队的广播， 家家户户知晓了电影的播放时间和场地，收工后，有时连晚饭都顾不得吃就早早地端着板凳占个观影的好位置，即便是下雨天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哪管下不下雨哦，下雨天，电影在棚子头放，我们就在坝坝头看，淋雨也没关系，那哈尔电影稀奇的嘛。”注 来自对林村老人的访谈。 “大家就一起看，看的时候基本不得说话，就是有好笑的地方大家伙一起都在笑，反正看得很认真，都是看完了回家的路上，要摆电影的内容，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看法。”注 来自对林村老人的访谈。 这样，以电影为载体，农民通过聚集在电影播放的小棚子前，形成了一个人的集合体，同时，看电影时一起发出欢笑，看完后归家路上的交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拥有共同话语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夹着同一个公社社员的集体感情，而这种集体主义感情的聚集正是鲍曼所指的“共同体”。
但互联网的使用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学会各种应用的操作和使用。互联网之于中青年(以青年群体)群体而言，并不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在乡村使用互联网最多的也是他们。但中老年(以老年群体)群体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尽管青年可以教他们使用互联网，但真正能学会的却不多，农村老年群体和个别中年并不是互联网的常用对象。互联网下乡后，看电视成为中老年群体的娱乐方式，而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却成了中青年群体的新型娱乐方式。以前晚间一家人观看电视的场景发生了改变，互联网下乡后，客厅里是中老年在看电视，卧室里是中青年在使用互联网看电影或者打游戏。川南林村的情况便是如此。“现在有个手机就可以连Wi-Fi，想看啥子都可以，年轻人都在整电脑，不得看电视了，都是老头儿老太婆看哈，有些时候电视都不得放了”，“电脑没得意思的，小娃儿天天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喊吃饭都喊不动”注 来自对林村老人的访谈。 ，林村老人如是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家庭的使用，使得家庭也缺少了足够的日常交流。现在的林村家庭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客厅电视放着，两个老人在看电视，剩下两个中年人在拿着手机播放各种短视频，青年拿着手机打着游戏。由此可见，互联网下乡后，农民的娱乐方式出现了代际差异，农民的娱乐生活日益个体化。
五、制度与文化：农民娱乐习惯的重构
电影内容与国家意志的整合。从电影题材以及内容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以战争片为主。如李小东对沈家营与侯家营的实证调研所显示的，《内蒙人民的胜利》《马丽黛传》等均是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当问及川南林村老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放电影的名称时，他们大都记不起影片名称，但仍对电影中的战争场景记忆犹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教片、纪录片、故事片等电影题材也陆续被纳入农村电影放映序列中。林村老人讲道：“一开始嘛就是打仗的嘛，后面又有一些讲科技的，就是讲农业方面的一些，还有讲的都是好的故事那些。”注 来自对林村老人的访谈。 从电影题材与内容上来看，这些战争片、科教片、纪录片、故事片始终都在彰显着从战争中新生的国家政权带领人民走向独立、胜利的国家意志。而国家的这种意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村农民的国家构想，“那哈尔我们都觉得演的挺好的，为啥子呢？我们这儿也打了土匪的嘛，觉得演得挺真实的”注 来自对林村老人的访谈。 ，林村老人如是说。
农民娱乐习惯与国家文化制度的关系。通过川南林村农民娱乐习惯与国家文化制度的变迁史，我们认为农民娱乐习惯与国家文化制度存在相互形塑的互构关系。农民娱乐习惯深受国家文化制度的建构，而农民娱乐习惯自身的变化也促使国家文化制度发生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电影下乡工程将国家意志与国族观念渗入乡村，进而建构了农民以看电影为集合形式的集体化、公共性的娱乐习惯。而电影下乡工程的实施，本身即是国家弘扬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国家意志的彰显，同时也是对农民从封建文化生活脱域出来，重新嵌入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人角色和生活需求的满足。当社会主义国家观念、集体意识充满乡村社会，并以集体生活的形式内化为农民娱乐习惯之后，国家的意志和农民的愿望基本实现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的无效率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将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光景，国家的文化制度与农民的娱乐需求也在发生转变。改革开放之于农村与农民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逐渐实现分田单干，从为集体而活回归为家庭、为自己而活；二是农村有了市场，农民作为原子化的个体走向市场，走向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的娱乐生活也从集体回归了家庭。国家需要继续向乡村社会、向农民宣传国家政策，向农民传达先进技术和市场观念，并使集体化时期形成的国族观念不被解构，继续丰富农民的大众文化需求，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为此仍需与农民直接联系。因此，国家在文化制度上实行了家电下乡补贴工程、卫星电视全覆盖、农村村村响等系列政策。而从集体中脱域出来的农民，既有更为丰富多样的娱乐生活时间和需求，也渴望了解国家的农村政策及外部世界，因此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农村兴起的电视需求日益增加。这样，以集体娱乐、教育为目标的电影逐渐退场，而以服务农民致富、了解国家政策，并进一步丰富多元化的、以家庭为娱乐主体的电视登场。20世纪80年代电视在农村逐渐登场并逐渐普及的时候，互联网也在渗入城市家庭。到21世纪的前两个10年，互联网本身在农村地区扩张，加上进城务工人员的引导，互联网的影响深入广大农村社会。国家顺应时代的潮流，打造新时代会技术、懂技术、用网络的新型农民，以宽带安装优惠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家庭享受互联网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快捷，并进一步规范了农村互联网使用收费制度。从农民自身的娱乐需求来看，互联网相比电视，其内容更为丰富，功能更为多样，更能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尽管当前互联网下乡还在普及阶段，但互联网已成为新型农民娱乐生活方式已是现实。由此观之，农民的娱乐习惯与国家的文化制度是相互形塑的一种互构关系：文化制度建构了农民娱乐习惯，农民娱乐习惯又进一步改变了国家文化制度。
对于使用过程中进行焊补、有表面裂纹觉得有必要进行埋藏性缺陷检测的部位，以及使用中出现焊接接头泄露的部位，需要采用超声、衍射时差法或射线等探伤方式进行埋藏性缺陷检测。
国家文化制度与农民娱乐习惯互构关系的历史影响。从林村的实际来看，电影下乡、电视下乡、互联网下乡的文化制度分别塑造了农民娱乐习惯的泛政治化、家庭化、个体化，进而使得乡村公共生活从丰富走向式微，并趋于绝对边缘。电影下乡通过电影内容和露天观影方式，既宣教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革命传统，又建构了以观影为核心的公共空间，从而丰富了乡村公共生活，使得乡村社会成为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10]。电影下乡在建构公共空间的同时，又促使农民娱乐习惯泛政治化，丰富了乡村公共生活。电视作为一种家用电器，更多是私人的、私密化的娱乐工具。观影是集体式的，看电视则是家庭化的。电视下乡促使农民娱乐习惯的家庭化，却消解了乡村公共生活。如果说电视是一种现代性的装置，那么互联网则是一种更具技术的现代性装置。电脑、智能手机的家庭使用，在林村出现了代际差异，中青年钟情于互联网带来的娱乐狂欢，而中老年却继续观看电视。互联网下乡促使农民娱乐习惯的个体化。这种个体化将家庭以看电视为相同娱乐方式的娱乐习惯也消解了，同时也使得邻舍间的、乡村的公共生活更趋边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娱乐习惯的重构。2018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振兴乡村战略，其二十字方针中要求，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的娱乐习惯是相关的。一方面，良好的娱乐习惯是乡风文明的保证，乡风文明是良好娱乐习惯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只有农民良好的娱乐习惯才能为乡村治理有效建立基础，而乡村治理有效也依赖于农民良好的娱乐习惯。在本文的语境下，良好的农民娱乐习惯绝不是指拒绝赌博等，而是以公共性为基础的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塑与丰富。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共同体，也是精神上的共同体，是一种生命本位的归宿和集合。后现代大师齐格蒙特·鲍曼指出了共同体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可以温暖我们的手。其二，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没有人会永远记恨在心[14]。鲍曼所指共同体的这两点核心特征，即是认为共同体成了个体的依赖对象，共同体可以帮助处在风险中的个体。共同体依托成员的公共生活而集成，依托成员的公共性而存在。
总体而言，集体化时期国家的电影下乡工程进一步促进和丰富了乡村的公共生活，进而加强了乡村共同体。而集体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求发展的目标之下，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以人民公社为表征的国家政权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下退场，乡村公共生活缺乏组织者和规范者，不断式微。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农民也从集体中脱域出来，不断嵌入到崭新的市场化世界中来，并逐渐被塑造为私性化的个体，从为集体而活走向为自己而活。市场化伴随着人口流动，流动中的农民也促成新角色——农民工的形成，却也昭示着农村的日渐空心化，农村出现了以人口迁出、产业不兴等为特征的衰败景象。转型时期出现的这些种种问题，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政权开始重新回归乡村社会。一方面，在政权建设上，以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党建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文化生活上，加快普及广播电视，让农民及时知晓国家政策，成为与国家直接面对面的观众。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国家更是将互联网向农村普及，并试图使互联网发挥经济与传播的双重作用，既帮助农民致富，也帮助农民丰富娱乐生活。然而，与国家政策初衷相悖的是，电视下乡和互联网下乡虽然能够丰富农民的娱乐生活，但这种娱乐生活却是私性的生活，它将农民束缚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空间中，进一步消解了乡村公共生活，并逐渐将其推向极度边缘。
生活与文化息息相关，甚至于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农民的娱乐生活，或曰闲暇生活从来就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通常扮演着引导者与规训者的角色。改革开放走过40个年头，中国乡村社会却呈现出乡村公共生活消解与式微日渐严重的衰败。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民总体上在物质层面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农民的美好生活愿望在精神层面上体现得更为迫切。而精神层面的美好生活愿望，则可以理解为对农村文化生活、公共生活、体育生活、娱乐生活的迫切需求。基于前文所述农民娱乐习惯的历史嬗变及其与国家文化制度的互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以国家文化制度的形式，创新机制，重塑和丰富乡村公共生活、提高农民娱乐习惯的公共性应是题中之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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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ization ,Fami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easants ’Entertainment Habits —A Case Study of Lin Village in Southern Sichuan
WEI Jiupeng
(1.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iBin University, YiBin SiChuan 644000, China;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a’s Rural Comprehensive Reform,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As the times change, the entertainment habits of farmers are also chan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hanges,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the peasants’ entertainment habit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shaping rol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ystem.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in Village in southern Sichuan, it was found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entertainment habits of farmers in the village,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state program of sending films, televisions and the Internet to the countryside. Correspondingly, the various systems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respectively shaped the politicization, fami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peasants’ entertainment habits. The politicization of entertainment habits has already exited. The familization of entertainment habits has enriched rural public life, and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entertainment habits has pushed rural public life to the extreme. In order to better achieve full-scale rural rejuvenation, at the level of cultural lif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play its due role in guiding farmers towards more wholesome entertainment habits.
Key words :peasants’ entertainment habit; politicization; famil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 rural public life
收稿日期： 2019-01-21
基金项目：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湖北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ZD2016WT010;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及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CNU14Z02008。
作者简介： 魏久朋(1994— )，男，四川省乐山市人，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硕士研究生，宜宾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基层治理、文化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320(2019)03-0091-07
[责任编辑：张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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