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镇摩梭儿童辍学原因调查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泸沽湖论文,原因论文,儿童论文,镇摩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泸沽湖镇基础教育的主要职能：“普初”与“扫盲”
学校教育在四川省盐源县泸沽湖镇的出现，初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和1976年这里相继有了第一所小学——沿海小学（现泸沽湖镇中心校）和第一所中学——沿海中学（现泸沽湖镇中学，仅有初中，没有高中），到今天，当地学校教育已初具模型。现有1所中学、1所中心学校和7所村级小学，尽管各学校规模不大，却也基本实现了学校在各村的普及，“普初”（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扫盲”是当地基础教育的主要职能。
当地学龄儿童如达到“汉语三会”（读、写、算），“普初”目的则宣告完成，反之则未能达标，“三会”是衡量当地“普初”程度的主要标准。在“普初”职能的引导下，学生学习成绩好坏成为检验教师教学好坏的主要参照。泸沽湖镇中心小学办公室墙上贴一通知，通知内容如下：
一、二年级不分类别的以全学区班的五分之一前名次予以奖励；泸沽湖中心校、长柏乡中心校三至六年级为一类，参加全县山区学校评比，五、六年级以参考班的三分之一前名次予以奖励，三、四年级以参考班的四分之一前名次予以奖励；乡、镇以综合得分合计奖励前三名；不分类别的以综合得分数取得全县第一名奖600元，全区第一名奖300元，全校第一名奖200元。
“奖励”是通知的核心词汇，追求奖励其实质是追求分数、证书与荣誉，这种追求构成了教师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教师工作业绩的考评以每年一度的考试为主，教学评估的参照标准是全县统一考试的结果，考试内容是以学区负责人在盐源县或凉山州统一购买的试题为主。
除了“普初”，学校同时承担着另一重要职能——扫盲。“盲”是指不具备“三会”（会讲汉语、会写汉字与会运用加减乘除进行简单运算）能力的“文盲”，文盲者必须重新接受“三会”教育。扫盲工作由当地政府和学校共同承担，政府主要承担人员组织、文件发布、奖惩等工作，学校成为扫盲工作主要的执行机构，教师则成为主要的执行人员。
莱纳兹（Lennards，J.L.）曾指出教育有五条突出职能：一是职业社会化的主要促进因素；二是发挥人才身份社会化的工具作用；三是为民主社会的公民资格训练学生；四是建立公众文化一致性；五是发展个体人格、潜能，发挥革新源泉的作用[1]（p97）。他认为上述五种职能既存在内部矛盾，也存在外部矛盾，诸如对人发展不同要求的矛盾，学校的政治社会化与文化社会化职能的矛盾等。在论证学校政治社会化与文化社会化职能矛盾时，他认为：在“学校的文化作用方面，学校从事的是国家建设。它试图加强人民与他们的社会之间的同一性，并向人民灌输同情的感情和国民自豪感”[1]（p99）。以莱纳兹的观点分析泸沽湖镇的基础教育会发现，当地学校在强调实现其外部职能，促进摩梭人了解外部文化，认识科技发展、学科知识重要作用的同时，忽视或没能充分实现学校的文化社会化职能。因为，学生的在校学习是根据外界文化提出的成绩要求，接受一种与自己文化传统相关不大、仅在学校内部有用的知识，这种知识既难以有效促进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因发展现实生活而产生的实际需求，更难以对学生的发展潜力起开拓作用。所以，对当地学生而言，学校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场域”，就其文化作用而言，学校却是在他们的生活“之外”。
二、泸沽湖镇的师资和学生就学概况
（一）师资概况
以下是作者对当地三所小学师资学历构成的调查数据，如表1：
表1
泸沽湖镇教师学历构成统计[2]
性别
男女
学历
共计
摩梭人 12 3
中专 15
汉族
5
中专 5
彝族
5
中专 5
共计
22 3
中专 25
该调查与西南师大教育学院么加利博士对木里县水洛乡一个普米族聚居村两所学校——水洛乡中心校和东拉村小学全体教师学历构成统计结果差别较大，如表2[3]：
表2 水洛乡中心校和东拉村小学全体教师学历构成统计
学历
师范
初中
高小
初小
共计
人数
3 11
9
14
表1、表2数据显示，普米族教育者学历普遍偏低，摩梭人教育者的学历相对较高，前者以初小学历者为主，后者则清一色中专程度学历。摩梭人聚居区的教师，大部分系从凉山州会礼县师范、西昌市师范、冕宁县师范或凉山州师专毕业返乡的学生（注：关于当地师资，凉山州政府根据当地人才流失情况与大学或师范毕业后，学生普遍滞留大城市，不愿回归乡土的实际情况，规定实行定向培养。诸如，从泸沽湖镇木夸乡走出的师范生或大学生，一般在其入学前将与当地政府签署相关协议，核心内容是其毕业后必须回归本土，如不返回，将作相应赔偿或在其外出寻找工作时当地政府采取不给予个人档案等方式限制人才外流。），尽管个别年长者是通过函授、夜大或电大等方式获取学位，整体而言，当地师资文化程度并不低，这些教师也多系本地、本族人。按理，不弱的、以本地、本族人为主体的师资，对两种文化都较为熟悉，能在教学中熟练使用两种语言，进而有助当地学生的知识理解与掌握。事实上，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从语言的使用、方法的选择、教学内容的传授、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等，似乎都未能反映出这一优势。如果说，普米族村儿童的低就学率与其偏低的师资学历结构密切相关的话，那么，泸沽湖镇教师的学历结构与当地儿童的就学情况则不成比例。
（二）学生就学情况
从理论上讲，不弱的本土师资因为了解本土人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取向，而也有利于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实行教学。但当地学生的辍学数据（注：对文中数据和数据收集过程的说明：作者分别于2001年秋季入学、2001年冬季考试和2002年冬季三次进入当地，历时4个月左右，对摩梭人的学校教育与传统教育展开田野考察。以考察时间计，应将当前六年级学生从初入校时开始统计，进行纵向追踪调查并加以说明。当地学校建档工作由泸沽湖镇中心小学统一负责，该校建档工作尚处于起始阶段，许多资料还不全面，无法获取纵向、全面的资料信息。二是该校新迁校址，造成部分资料在搬迁过程中的遗失。故作者只有从现有资料和访谈信息出发，取其中部分数据。关于该问题，将有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显出实然和应然的差异，学生就学并不理想，辍学成为当地基础教育面对的一大症结。如表3所示：
表3
1998—2000年度4—6年级学生辍学情况统计
年级 山南小学
木夸小学
中心校
共计
2000年
六年级
14
10
29
53
1999年
五年级
18
16
38
72
1998年
四年级
28
24
51
103
数据显示，三所学校四年级阶段学生辍学人数共计103人，五年级阶段共计72人，年辍学率为30.09％；六年级共计53人，五年级至六年级的年辍学率为25.00％；对其做纵向分析，四年级至六年级辍学率则高达52.42％，表明当地学生的就学情形并不乐观。当地教师形象地把学生辍学逐年递增的分布情况比喻为“宝塔型”。“宝塔型”意味着低年级阶段学生入学率较高，个别村甚至达到98％；到小学中级阶段，入学人数逐渐减少；到高年级时，就学人数则远不及初级和中级阶段。即使泸沽湖镇中心校也同样如此，到六年级时，一个班有时仅剩二十几个学生，有的甚至只有十几个。和一年级初入学时的情形相比，学生人数有成倍减少的趋势（个别转学、留级者忽略不计）。
在有关少数民族学生“低教育成就”归因分析的研究中，Sando认为“教师族籍”是影响少数民族教育成就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容易使师生之间发生冲突、产生误解，从而给学生的学校适应带来不适并最终导致后者对学习的厌弃[4]。Sando的理论，部分说明了少数民族低教育成就与“教师族籍”的相关性。但泸沽湖镇的教育事实与Sando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该差异促使我们深入探究导致摩梭儿童高辍学率的深层原因。
三、摩梭儿童辍学原因的综合分析
通过对当地教师、家长、学生的深度访谈和对访谈资料的深入分析发现：文化疏离、语言差异、读书无用的价值取向和经济贫困，是导致当地儿童辍学的主要原因。
（一）文化疏离导致学校适应困难
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观点表明：“文化疏离”是造成摩梭学童辍学的重要原因。其文化疏离主要表现为：
一是学校课程反映出的文化疏离。常规的学校课程注重对主流文化价值观、情操、知识和技能的强调与传递，目的在于通过有选择的文化传播，赋予社会稳定性和活力，赋予个体行动、思维的动力以及对自己的深层控制，这是学校以课程为教育载体的核心所在。学校作为中央集权化管理模式的集中体现，作为国家统编教材的实施场所，事实上，达到了国家试图通过学校教育追求社会的稳定性、普遍性，寻求个体对自己思维与行动深层控制目的，却未能实现其赋予社会与文化活力的职责。因为文化疏离，课程内容与学习者业已形成的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明显不同。课程宣扬的观点、态度、价值判定标准、认知方式和对知识价值的界定，反映了主流文化的立场、观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它与摩梭人已有的文化认知存在差异。
二是教学环境反映出的文化疏离。学校建筑是教学环境的外部表现方式，这里学校的建筑和职能都与其存在环境不相符，甚至有些格格不入。摩梭人一般依山傍水而居，房屋为木制结构，俗称“木椤子”。房屋四壁用削过皮的原木，两端砍上卡口垒制而成，房顶用四尺左右的木板盖上，俗称“黄板”。而学校白白的墙体、方形的教室、笔直的走廊、冰冷的水泥地板与操场，是学校内部职能的外部表现形式，学校建筑首先从形式上反映出与其所处环境的不同。学校被人们视作惟一的文明场所，文化学习场所和改变个人命运的场所，使得学校犹如一块“方印”，深深地、真切地印在了偏僻遥远的山村之上。
从学校存在的空间结构讲，它是另类的，是一个标识，是一个与该空间其他物质区别开来的标志。从其存在形式、职能和内部营造的文化氛围讲，也与其存在社区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学生往返于家庭——学校之间，家庭与学校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校提供的文化刺激明显不及家庭，这对学生而言存在适应和转换上的困难。处于发展中的学生无法在社区文化、家庭文化和学校文化间找到平衡点，周旋于家庭和学校的儿童可能有些无所适从。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也忽视了文化在自我发展中的多种渗透性，忽视了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共生现象，使学校知识存在于抽象、僵化的教育体制中，单纯的书面语词和教育意向无法实现将另一种文化概念从实在、转换成观念，从质料转换成机能的结果，单纯以异文化符号获得为目的的教育过程不符合摩梭儿童业已形成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特点。从当地教育实际看，学校与摩梭人文化环境的疏远与脱节是学校职责确切、明了的条件，也是学生学校生活脱离现实、失去情感依托和自觉性，使学校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刻板的、被层层筛选过的“场域”内。学生在为“分数和证书的竞争中，根据外界提出的成绩要求来接受一种仅在学校内部可用的知识”[5]（p100），学校如果“既不能满足随着儿童与青少年的发展而产生的要求，也不能对这种发展潜力起开拓性作用”[5]（p100），则会削减其文化传承与促进人发展的基本职能。
（二）语言差异引发师生冲突
针对教学语言和学生母语的差异，许多老师深感苦恼、无奈。因为不论是本民族教师，还是外族教师，都无法在教学中真正做到用本族语（摩梭话）向学生确切解释：书上的“云”字、“水”字和天上云彩、山涧流水的关系，尽管学生能理解本族语言中的云与水，却无法理解书上方块的汉字与实物（如云彩和水）间的联系。学生不懂则询问老师，老师在无法直观、清晰向学生解释其真正内涵时，多采取斥责或回避的态度，更多的是告诫学生“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字念‘云’，那个字念‘水’，记住它们的读法和写法就可以了”。
事实上，尽管“语言问题千头万绪，但全部能归结到一个问题：音与义如何结合”[6]的问题。而语音的形成和语义的产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语音和语义的结合更是如此。因为，语音的形成既受发音器官、耳朵等生理因素的限制，不同语言的因素结合方式也存在差异。语义（所指）的产生则与每门语言和外部事物建立关系网络的方式有关。人类语言的习得，既受制于前者，也与后者即“语境”的提供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在发育的最初阶段，儿童言语极度紧密地与此时此地相维系”，“儿童以受制于环境开始说话，却以用语言营造环境结束”[7]，这表明，语言的习得通常发生在大量相互交流的环境里，人类语言的获得过程，是一个受制于语境且逐渐拓展语境的过程。母语的掌握，之所以表面看来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其原因在于母语的习得既不受生理因素的限制，也不受环境制约，个体与父母、与周围人的语言交往大多发生在熟悉的环境里，所涉及的都是在场的物体，这简化了个体语言转化的负担。摩梭儿童的汉语学习则不具备上述条件。
对7—8岁入学的摩梭学童而言，母语的习得，已部分决定了他们的发声习惯和对语言所指的理解。汉语学习不仅受语音形成、语义产生条件和语音与语义结合条件的限制，更受限于语言环境。教师与学生的观点一致表明：以汉语传授为主体、以考试成绩为终极评定标准的学校教育，既不能为学生提供汉语语音、语义相结合的条件，也不能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在学习中，学生和教师因语言与沟通形式的差异，容易造成师生互动关系的误解，既给学生的语言运用带来障碍，也对学生思考问题、认知与能力发展等造成干扰，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使其难以获得成功的学习经验，导致学习兴趣与动机的丧失，直至最终辍学。
（三）读书无用的价值取向
教师和家长的访谈资料一致显示，家长关于子女的学习动机与“读书无用”的功利性价值观，直接影响其对子女的教养态度，与当地学生的辍学也有一定的相关。因为家长对子女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采取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与学业成就。
当地家长关于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当地人们生活中的两种现象休戚相关：一是高中毕业后回家的年轻人既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也没有生产劳动技能，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回到农村几乎没有一点用处，有的没有能力参与生产劳动，有的则不安心参与生产劳动，个别人还与家人发生莫名的冲突与矛盾。基于此，人们认为读到高中没有太大的价值。二是村落中大学毕业生去向的不遂人愿。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个别学生大学毕业后没能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走出山沟，留居大城市；二是有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而失业。学生大学毕业不能如愿留居大城市或找不到工作，当地人将其归因于“没有社会关系”。在“没有社会关系”与“读书无用”之间划等号，使部分家长产生了功利的教育观点，并更关注现实的重要性。家长的价值取向，可能与学生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没有价值，既不能用于指导现实生活，也无益于改变人们的生活境遇有关。
学校知识使用价值的丧失，学校知识与“本土知识”在存在价值较量上落败，个体在学校之外获取到更有益处的知识，使其可以取代学校知识或改变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学校教育所学知识与社会法则失去紧密联系时，人们滋生“读书无用”的想法自然成为理所当然，从而选择主动放弃接受学校教育并避免在上面投入过多的精力。当少数民族家长或学生对未来就业机会的困难有所察觉后，产生心理上的退却成为必然，辍学自然成为人们自认的“明智选择”。
调查表明，因经济收入来源较少而导致的经济贫困，也对摩梭儿童的就学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这方面的问题已在民族教育研究中达成共识，本文不再赘述。
总之，影响摩梭儿童教育成就高低的因素较为复杂，而语言差异、文化疏离、读书无用的价值取向、经济贫困是其突出的几大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势必相互影响和彼此作用。对其辍学现象的调查研究，还应考虑这些因素间的互动关系，继而有助于问题的发现与深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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