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民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统一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的历史。而西北地区约在距今2000多年前这种统一局面就大体形成，以后进入不断巩固和发展阶段。西北各族人民较早统一于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有地理的、历史的、经济文化的等等各种原因，这些原因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中原与西北地区的交往，使西北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
我国西北地区位于亚洲中部，地理学家用“中央亚细亚”这个名称概括这一地区，属中央亚细亚东部。从民族学的观点分析，古代亚欧两大洲分布着两大人种，亚洲地区主要是蒙古人种，欧洲地区是欧罗巴人种。
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居民很早就开始了迁徙活动，蒙古人种向西迁移，欧洲人种向东迁移。因为在亚洲大陆上没有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叶尼塞河流域以西之间形成了早期两大洲人种的接触和融合地带。这一融合地带，随着历史的前进，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又出现了许多各具人种特点的族群。大体来说，融合地带西部，欧洲人种的体质特点表现得比较突出，东部则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表现明显。接触地带东部的延伸地带，发展至阿尔泰山以及天山山脉的北部和南部。后来，人们的语言形成和发展起来，蒙古人种大致操阿尔泰语系的各种语族、语支语言，欧洲人种则操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这样，人种和语言文化逐渐联系起来。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中国在人种体质、民族文化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中原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对维系蒙古人种组成一个整体，起了不可低估的巨大推动作用。它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蒙古人种不断向更高的文明社会过渡。
考古资料证明，产生于中国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向西向北传播和发展，深入到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与当地的和其他系统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如马家窟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等。西北齐家文化是龙山文化与当地原始文化结合后形成的一种文化。齐家文化出土物大都伴有青铜器，碳测年代为距今3645±95至4130±105年，相当于中原夏、商时代。同时，在内蒙古地区，龙山文化形成了河套地区的各种文化类型。仰韶和龙山文化向广大西北地区传播和渗透，说明中原地区的人民在距今5000年以前就已经向西北地区迁移，与当地居民建立起密切关系。人类学的资料测定，西北地区不仅有蒙古人种的北亚人种，而且东亚人种、南亚人种在甘青宁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发现。这种情况说明，在中原王朝建立以前，我国境内的各种类型的蒙古人种，不受强力约束，可在各地区任意迁徙。迁居西北地区的，成为该地区的早期居民。还有人认为，位于甘肃境内的火烧沟类型文化、沙井文化、
马文化均晚于齐家文化。根据遗存，它们与北方游牧民族都有一定的关系。
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通道，也是居民活动、迁徙较频繁的地方。河西走廊地区在近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包括几十处遗址和几种文化类型，但总的来说，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不仅贯穿整个走廊，而且占着主导地位。仰韶、龙山文化发展到陇东、陇中和河湟地区，与当地的各种文化类型相互融合，形成马家窑、齐家等各种文化类型。这几种文化虽各自具有明显的特点，但仰韶、龙山文化的影响还是不同程度的保持着。这几种类型的文化进入河西走廊，又吸收当地土著居民的文化，使文化特征又有新的表现。
与河西走廊路平行的另一条路线，即青海湟水流域至柴达木的路线，沿途也分布着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等几种类型，还有受其影响出现的“卡约文化”。都兰县“诺木洪文化”，向西延伸至柴达木盆地。诺木洪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但受湟水流域文化的影响是很清楚的，时代下限约在战国时期。
新疆天山南北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处于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接触线的东侧，是两大人种融合后的扩大地区，所以在考古文化类型中也表现出来。
天山南北旧石器遗址发现的不多，地层和脉络也不大清楚。衔接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在天山南北广泛分布。细石器遗存是我国北方从辽东经蒙古草原到天山南北的一种游牧民族文化遗存。新疆的细石器与其以东的细石器遗存属于同一文化传统。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天山南北均有发现。但可确定的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不多。与内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不同的一个特点是，遗址多散布在小绿洲上，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居民也是依附于绿洲，群体不大，说明相互间的联系不十分密切。虽然如此，影响还是存在的。新石器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数遗址铜石并存，与中原相比，相对年代较晚，木器工具占比例较大。
彩陶文化遗存在新疆的哈密、巴里坤、奇台、吐鲁番、托克逊和且末等地均有发现。从彩陶形制和风格分析，它与甘肃的马厂类型、火烧沟类型和沙井类型文化等有相似之处，受甘肃地区彩陶文化传统的影响较大，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出土的彩陶在特征上有着明显的不同。70年代在乌鲁木齐附近的阿拉沟、鱼儿沟墓葬清理出的大批彩陶，专家们认为：从彩陶图案分析，可以明显看到接受过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一些古代文化的影响。例如，它们和玉门县清泉公社火烧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形制及彩陶图案，就有不少的共同点。当然，火烧沟遗址的绝对年代更早（《新疆古代民族文物》第4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73页）。这些墓葬的人骨测定，有不少属于深目高鼻的人种体型，与蒙古人种杂处，说明人种融合在这里已经突出表现出来。
阿勒泰至准噶尔盆地北部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大批石人石棺墓，墓葬跨时代较长，遗物内涵比较复杂，有石器、铜器、陶器、骨器、铁器等。从人体形象特征分析，他们和我国北方的呼揭、铁勒、突厥等有着族源关系，是阿尔泰语系居民的一部分。
楼兰遗址的发现，曾两次轰动世界，一次是在本世纪初，一次是在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后者是孔雀河古墓沟的发掘，遗物以木、骨、角器为主，还有较多的草、麻枝编织品，石器极少，未见陶器。从尸体测定，墓主人有雅利安人种的特征。综合罗布泊及其以西包括于田、疏勒的古交通线上，分布着互不相属的许多古代遗址，其中包括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居民和文化内涵，有较多欧洲人活动的遗迹，蒙古人种数量不占优势。而在昆仑山中，从若羌至葱岭，氐羌人活动较多。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即中国春秋末期，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向其邻近地区的居民展开征伐活动，其中包括不属同一种族，也不是同一民族的所谓“塞克人”。塞克人泛指分布于中亚两河流域中下游和黑海以东的许多部落，语言、习俗并不相同。在征伐塞克人的过程中，一批塞克人东下，进入伊犁河盆地，另一支越过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西部。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河流域发现了大批塞克文化的遗址。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存向东一直延伸到天山东部，与“车师文化”和中原西传到哈密、吐鲁番盆地的文化相衔接，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民族文化融合区。这一融合区对以后新疆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传说炎、黄二帝曾在西北地区活动过，后来这许多传说被记载了下来，如《山海经》、《史记·五帝本纪》等史书。我们不去研究这些传说的可靠程度，但共同反映的一个事实是值得重视的，即先秦时期通过传说把三皇五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对大统一要求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原王朝在接受四方来贡的同时，也把一些宗室、属民陆续向四边迁移，在周边民族中落户后融合于周边民族之中。与考古文化相印证，西北地区与中原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进入殷商时期，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殷商的少数民族状况，在著名的《伊尹四方献令》中有详细记载。西周建立初，东都洛阳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和“四夷”重申商代《伊尹四方献令》，后来文收入《逸周书·王会解》中。献令中规定“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
耳、贯胸、雕题（齿）、离上、漆齿，请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奷犁（《史记·匈奴列传》称“薪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
、良弓为献。”以上所举除少数为西南、东北民族外，多数为当时西北民族。商王朝规定贡献内容，而且这些贡物正好是该地区民族的特产，说明朝廷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当然这篇文献经过后人的多次改动，出现了以后的一些族名，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反映商代西北民族情况的。个别族名需要加以解释，如狗国可能指犬戎，鬼亲可能指鬼方狄，奷犁可能是秦汉时期的新犁等。西羌是商的西方大族，献令中未曾提及，这是因为商代视羌人为可任意宰杀的奴隶，地位极低，不能与诸侯“四夷”并列。
商代中后期，曾发生过又一次大的民族迁徙活动。犬戎（昆夷）从黄河下中游向西迁移，一度成为西方大族，与周族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最后势力衰弱，部落分散。周族原来居住于山西汾水流域，从古公亶父开始西迁，经过长途跋涉，逾梁（山西吕梁山）至岐（陕西岐山）下，同行者还有大批戎狄。羌族分布较广，殷虚卜辞中所指的羌人，分布于晋西地区；周族西迁岐，与之结为婚姻集团的姜氏之羌，较早就居住在关中西部及陇东一带。而河湟地区后来被称为羌人（西羌）的各种部落，商代还未称其为羌，从《逸周书·王会解》和《禹贡》等书记载，昆仑、渠叟、析支、织皮等，大概就是这一地区的民族。后来，羌人西迁，以游牧为生的各族逐渐被中原人称为羌，原来的族名逐渐消失，“西方牧羊人”这一解释，正反映出羌人是泛称，包括许多族体。在这一时期，因商朝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原地区民族的西迁活动。
西周时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西移于陕西关中，民族迁徙活动不仅在青铜文化中得到反映，而且还见诸记载。周穆王西游，造父为其赶车。《秦本纪》记：造父为帝颛顼之苗裔，世代仕舜、禹、商，为殷诸侯，居山西中部。后西迁，“在西戎，保西垂”。周立，归周，以保穆王西巡有功，赐姓赵氏。传至非子，居犬丘（陕西兴平东），“主马于
、渭之间”，世代为周“和西戎”，“保西垂”。后又迁于西犬丘（天水地区），在西戎中壮大起来。陇山东西地区的发展与秦族的西迁有极大关系。周室东迁，关中及其以西成为秦的势力范围。秦穆公称霸西戎，又促进了许多民族的西迁。晋西北、渭北、陕北多次民族的迁移与秦、晋有重大关系。秦厉公时，秦国逃亡的奴隶无弋爰剑到达河湟地区，用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教导西羌，发展农牧业生产，统一各部落，对战国时期西羌的发展起了巨大带动作用。
进入战国时期，民族西迁活动次数更多，规模更加扩大。秦献公（前384-前362）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
戎，于是再次引起西羌部落的迁徙，卬羌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渠西数千里，到达酒泉、敦煌之南山中，后来有少量进入居延海地区。在此前后，参狼羌迁至武都，白马羌迁至广汉（川西北），牦牛羌迁至越嶲。西迁各族又推动了原在张掖、酒泉间的若羌向西迁徙，分布于罗布泊至葱岭间的昆仑山中。这批羌人的西迁，历史很远，战国时期，人数在不断增加。
与羌有关但属不同族系的氐人，也伴随羌人迁徙。秦汉史籍中常见的氐族，实际就是甲骨文中的鬼方，又称翟、狄等。有一部分西南下，较早进入渭水流域的中上游地区，道、狄道等都是他们遗留的地名。又有一部分继续西迁，河西走廊出现了氐池、氐置水等名称。这些名称虽首见于《汉书·地理志》，但其迁入的时间不会晚于战国时期。他们与羌杂处，后来一部分人随羌人迁居西域南山中。
秦称霸西戎时，西戎八国中有义渠之戎、朐衍之戎等。义渠原在山陕交界的西河郡，以后迁至安定、北地郡，汉代部分进入张掖一带，仍有王，部落内部首领又称千（户）长，人数不少。朐衍之戎迁到张掖以北绿洲，汉字别以“居延”称之，居延泽、居延水、居延塞等都是因该族曾居于此而得名，后来又迁至天山以北，一度为匈奴、乌孙争夺的对象。
大夏人的西迁，在中亚引起巨大震动。春秋时，大夏人居甘肃南部大夏河流域，后来迁至河西走廊。汉张骞出使时，大夏已在大宛西2000余里妫水（阿姆河）南立国，都城为蓝氏城。张骞在大夏国见邛竹杖、蜀布，据称来自身毒。汉武帝为取近道使大夏，大动人力物力开辟从四川、云南通印度、大夏的路线，终因山势险峻，终莫得通。大夏所得的邛杖、蜀布云来自身毒，并非由四川经云南至印度，而是经甘肃东南、青海高原进入印度北部，大夏人西迁和羌人西迁，都曾有人经由此路，邛杖、蜀布或许就是他们带去的。当时华夏族的政治军事力量虽然没有达到这里，而民族迁徙活动早已多次取道这条路线。
秦、汉王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巩固和大发展时期，也是民族关系的大发展时期。这时，北方的匈奴族逐渐兴起，登上历史舞台。战国后期，这批新起的匈奴人南下，逐渐统一了商周以来活动在这里的猃狁、犬戎、丁零、鬼方、屈射、新犁、林胡、楼烦、白羊等，建立起草原南北第一个大国，与秦抗衡。秦汉之交，冒顿单于乘中原楚汉相争，无暇北顾的机会，四面发展，势力更加强大。
匈奴国家的强盛，推动了西北民族的大迁徙，西击走月氏，接氐羌。
战国时期，月氏是西方大族，原与大夏一度共居河西走廊，大夏西迁后，月氏占有其地。月氏极盛时期的疆域，东至今宁夏固原一带（汉月氏道），西过张掖、武威的古代盖臧（姑臧）城，据记载为月氏所筑，大概就是月氏的都城。匈奴兴起时，月氏势力强大，头曼单于不得不将其长子冒顿送月氏为质，防止月氏从西面来的进攻。后冒顿逃出，回国夺权，即单于位，西击走月氏，月氏大部迁酒泉、敦煌间，这是第一次大迁徙。《括地志》所记月氏居地，即指这次大迁徙后的情况，整个河西走廊，都有月氏分布。西汉文帝即位后不久，单于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击月氏，从此，月氏大部分别沿天山山麓、昆仑山麓西迁，先至那林河上游，后因乌孙来攻，继续西南迁，建大月氏国，这是匈奴追击下的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仅有一部分老弱不能走者，留在酒泉、敦煌间的祁连山下，被称小月氏。这次大迁徙，从后来张骞报告中所说大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分析，除去沿途吸收的其他民族成分外，说西迁大月氏人约在10万上下，大概不会过分。
继月氏之后为乌孙。乌孙是蒙古草原西部南下的民族，至河西走廊北侧，与月氏共居，游牧为生。两族共居期间，双方互有矛盾，大月氏攻杀其王，夺其地，王子由部人抱亡匈奴，单于抚养长大，使其掌西部各族。后强大，虽羁属匈奴，但不肯参加朝会。匈奴占领河西，昆莫率领族人西迁，最后击败大月氏新占领的地区，在赤谷城建立起国家。乌孙西迁时的人数史无记载，强大时户12万，口63万，其中杂有塞种、大月氏种人，乌孙人约在数十万之多。
大月氏、乌孙西迁，后面都有匈奴追逐，匈奴西方王将也率部众向西迁徙。匈奴击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能统治这样广大的地区，天山南北的匈奴人已经不少。后来，匈奴接连失败，大批人向西迁徙，特别汉匈争夺西域期间，匈奴向西的迁徙人数更多。日逐王先贤禅降汉时，就有人口12000余（车师地区）；常惠与乌孙兵共击败匈奴右谷蠡王庭（济木萨尔北），获其名王、贵族及将以下39000余级。仅此二例也可说明匈奴西迁人数之多。到东汉时期，西部匈奴人数更是成倍增加。
西汉武帝时期，汉开河西，通西域，中原各族人民向西域的迁徙不仅数目大，而且经常化，其中包括官吏、使者、商人、戍卒、甲骑、屯兵、技匠等等，数百年间，未曾间断。各族人民进入西域，为西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昆仑山和喀拉昆仑山屏障西南，阻挡南北民族的迁徙交往，但南北民族的交往和迁徙活动，也屡有发生。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塞克人就由葱岭以南到达葱岭以北，除大量活动于中亚七河地区外，少量越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周围，至今在盆地出土的许多人骨，人类学家测定为印度—阿富汗类型和帕米尔—费尔干类型，即为南来的移民遗留。印度佛教创立后，大批佛教徒北上从事宗教传播活动，大夏、大月氏先后接受佛教。张骞通西域，至身毒，后西域诸国不断遣使报谢，史称双方“使者相望于道”，葱岭以南迁居岭北者当不少。西汉时，竺曾、竺次先后任汉朝官员，供职西部，其原为天竺（印度）人，当无疑义。佛教传入天山南北，较传入中原地区更早，许多教徒都是先进入天山以南然后辗转入中原的。在辗转过程中，不少人就落户天山南北，成为土著。
综上所述，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民族成分复杂、迁徙活动特别频繁的地区，迁徙时间的长久和距离的遥远不是文物和历史记载所证实，可以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迁徙是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也正是这种迁徙活动，形成为西北地区各族的先民，造成后来西北地区多民族的状况。
三
概括先秦、秦汉时期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1.从地理范围考察，我国西北地区东起陕西，西至天山西部，北达蒙古草原，南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自然分界。在此区域内的各族，现在都称为我国西北民族。由此追述历史上居住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也都属我国西北民族。
这个区域的民族，绝大部分属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为蒙古人种。大概早期（先秦）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占优势，由于周、秦王朝的建立，周秦文化继承华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因而接受汉文化的人数大增，掌握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人数很多，因而汉藏语系民族人数超过阿尔泰语系民族人数，占优势地位，而且在不断发展。区域西边，有少量印欧语系民族居民，这是几千年来西邻的居民向东迁徙后的遗民，他们以后大量融合于蒙古人种的两大语系各族之中，只有极少数人保留下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一现状和历史是大致相符的，历史上欧洲人种居民曾不断向东迁移，这个地区是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融合区的东部扩散区，向蒙古人种接近，是大势所趋。
2.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资源主要是通过攫取获取所需，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与此相适应的产业主要是畜牧业、饲养业、狩猎业和捕捞业，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很大。中原地区虽然气候、水量、植物生长发育等条件优于西北高原，但自然灾害和人为的争夺严重，所以居民向西北地区迁徙，往往是自发的，而不一定带有强迫性。石器时代文化所代表的各民族向西北方向移动是当时活动的特色。
随着原始农业向定居农业的发展，一部分居民对土地的选择和依附性逐步加强，不恒其居向恒居转变，争夺土地，扩大领土的活动加强。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与炎帝的战争，是国家产生前的大规模战争，前者是族与族之间的争夺战，后者是同族内部权力之争。战争的结果，对民族的迁徙活动起了推动作用。炎黄二帝起于西部，战争在涿鹿（河北西北部）之野，战后蚩尤族南下，炎黄势力东移。《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崩，葬桥山。”《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汉上郡在今榆林地区，阳周在绥德西，可见黄帝族的活动范围包括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舜“窜三苗于三危”，三苗在东方，三危在陇西，也是一种远距离的民族迁徙活动。
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王朝。禹定九州，与西北有关者为雍州、冀州、梁州；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或在九州之内，或在九州之外，与夏有会盟关系，说明相互间有长期来往。
殷商时期，奴隶制得到高度发展。奴隶主贵族把掠夺奴隶、财富、土地，作为他们获取财物的一种主要手段，战争频繁，征羌、伐羌、击羌、伐鬼方等话在甲骨卜辞中屡见不鲜。这些地处西北的少数民族，被奴隶主视为可任意毒打、杀害和祭祀的奴隶，随便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居于晋西北、晋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向陕北、河套一带，向陇东陇西，向河湟地区迁移，周族、羌人、鬼方狄等在西北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在陕甘宁青的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文化遗址中，都可得到印证。商王朝的建立与发展，推动了民族的迁徙活动。这种迁徙的原因和行动，同以前自发的移徙，有着性质上的区别。
西周建立后，周与西戎，特别是西方的犬戎和偏北的
狁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一部分戎人成为周的属民，融合于周；另一部向西向北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又推动原先土著居民迁徙。《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在瑶池与西王母的一段对话：“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这段记录虽源于传说，但反映出相互间难舍难分的友情。瑶池虽不能确指其位置，但在天山或其以西，这是大家公认的。中原与西王母邦虽相距悠远，但往返三年又可以见面。不管此话出自何人之口，反映出对这条道路大家都很熟悉。
西周末年，秦国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秦称霸西戎，秦一方面利用西戎的人力、物力、财力壮大了自己，同时还把一批西戎迫使西迁北移。数百年间，秦国把西部各族追逐迁徙者，数量不少，这批迁徙居民又在客观上阻挡了塞克人向东迁移的浪潮，使之限于天山南北，进入敦煌、安西一带者，为数很少。从河西至天山南北，汉代人称为“秦胡”的，就是这批曾受过秦的统治，后来陆续迁往西部地区的人。
秦、汉王朝建立后，特别是自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原王朝适应形势的需要，向河西、西域的移民数量剧增。此前，匈奴为了占领河西，曾迫使月氏、乌孙等数十万人西迁；汉李广利伐大宛，两年内由中原迁往河西、西域的人口，也达数十万。至于来往使臣、贸易商队的人数，更是难以统计。两汉时期，向西移民进入空前高潮。
由上可见，进入奴隶社会以前，移民是自发的，带有自由选择牧场、草地的性质，任随所至。当时的迁移，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人数不多。但是，到了奴隶社会，特别是中原王朝统治力量逐渐加强时起，这种移徙活动，往往就与中原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几次大的浪潮都同中原王朝的扩土开疆有密切关系。商、周的建立和强盛，已经推动了这种迁徙；春秋战国时期，移徙力度加强，但从层次上看，还是与秦、晋等接连的民族开始，一浪推一浪，推动各自邻近的民族移徙。到了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直接参与和促进民族迁移，规模就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
3.移徙活动的第三个特点是，从东向西的移民，不论从中原地区移动，或是从蒙古草原迁徙，还是经青海高原移徙，居民绝大多数是蒙古人种，各自掌握和发展的文化，也是蒙古人种的文化，与欧洲人种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新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存，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系列文化，都反映出这种移徙活动的轨迹和区域。进入天山南北后，与欧洲人种各种类型的文化相接触，出现多种文化并存和相互影响的特色。但是越往后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中原华夏文化已经在天山南北占有优势地位，而且对该地区各族社会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正因为移民的主要内容是从东向西迁徙占着优势地位，移民不管是中原的，还是漠北、青藏高原的，移徙前都与邻近民族、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程度受过华夏文化的影响，因而迁居新地后，原有的影响和情感还长久地保持、传诵着，不忘故土。月氏西迁后，虽然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数百年间与当地人融合、接触，不仅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人种上也向印欧民族接近，但从西汉后期开始，向东迁返的人从未中断。魏、蜀争权的战争中，凉州胡月支王公然深入蜀汉治所，表示支持蜀汉继承正统，统一全国的正义事业。从河西迁居中亚的一部分民族，在中原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提出他们原是凉州祁连山下昭武（张掖东）城人，有康、米、何、史、安、穆、曹等九姓，自号昭武九姓。九姓从昭武西迁的时间虽然不能确指，但从有关资料分析，他们与月氏人第一次西迁（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即位，西逐月氏）的年代大致同时。昭武九姓中的一部分人从汉代起就不断东来，十六国时期在汉赵政权中起过重要作用，南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昭武九姓人东返者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乌孙西迁后建国于天山西北，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西域各国马首是瞻。但在汉、匈争夺西域的战争中，他们不怕匈奴的威胁，站在汉朝一边，为汉朝统一和经营西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事实说明，西迁居民不管条件起了什么变化，自身发展如何，经历了多少年代，但由于与故土各族存在着难分难解的联系，文化上受过相同的影响，所以东归故土成为他们心理情感的一个部分。以后的千余年间，他们始终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在经济贸易、文化传播，特别是佛教东传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西迁民族，他们成了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重要因素。
4.不论是自由移徙，还是强迫移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西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亟待有人开发。地广人稀的草原、绿洲，靠当时自身人口繁育的力量，是难以改变这种局面的。移民们也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一批一批来到这里。牧业移民主要是利用天然牧场资源，发展生产，满足生活需要，逐步提高自己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农业居民则不然。农业居民是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几乎是并行的，没有改造，最好的土壤、水利条件，也只能是自然资源，发挥不出应有的经济效益。
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的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多次粟粒、麦粒，证明人们已经知道生产粮食。但直至西汉开河西、西域之前，匈奴统治下的河西，还是牧业经济地区，天山以北、以西，也是牧业，仅天山以南的绿洲小国，有一部分农业生产。楼兰遗址出土的粟粒，说明居民已经知道粮食生产的知识，但数百年后汉开楼兰时，该地还是“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汉书·西域传》），靠寄田获取粮食的国家还有许多。直至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后，汉于伊循城置伊循都尉经营屯田开始，这里的粮食生产才真正发展起来，成为汉经营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储存供应基地。从事直接生产的，绝大多数是各族移民。西汉在天山南北多处进行屯田，田卒主要也是各族移民。从赤谷城到楚河流域的农业，虽然不排除塞克人在此活动的影响，但形成为一个农业生产部类，还是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开始的。可见，移民对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他们是生产者，也是建设者、开发者。
先秦和秦汉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迁徙活动，历时数千里，从未间断过。不论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还是小规模的迁徙活动，都对西北地区的认识、开发和经营，与当地原居民建立密切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中间有从东向西迁移者，也有从西向东迁徙者，但总的形势是从东向西迁移者经常处于优势。也正是这种迁徙活动，踏遍了西北地区的千山万水，通过与各地居民的接触和联系，发生了早期的物物交换，出现了商品交易。也正是由于这些活动，使东方与西方的民族相互认识，建立起密切关系，带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也正是这些活动，为以后天山南北统一于西汉政府奠定了基础；也正是由此迁徙活动，为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中西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始于张骞，但张骞能够跋涉万里，通过难以数计的民族地区和国家，而且处处受到欢迎，这与数千年来东方许多民族、居民的西迁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就在张骞到达以前，不论天山南北，还是中亚各国，都对秦汉王朝的声望、富饶，已经有广泛的了解。《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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