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笔谈）——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领导下，一个在“文革”泥潭中苦苦煎熬的民族开始走向复兴和崛起之路。邓小平的执政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与其科学的执政理念有内在关联的。邓小平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有体系，而且具有严密的结构。
从体系结构上看，邓小平的执政理念包含有三个层面。最深层的就是执政哲学原则，它是邓小平对执政实践经验、对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他亲历的十年“文革”之惨痛教训的深刻分析和高度概括。在这个层面上，邓小平执政理念的一条总纲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定性为激进派或保守派的看法，明确地回答他是实事求是派。由于“文革”刚结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所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使广大干部群众无法从迷信的氛围中醒悟过来，实事求是首先就要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在邓小平执政理念中就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如何才能做到坚持实事求是，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即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和说明。但是，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浓厚氛围中人们遗忘了这个常识，一切从“本本”出发，坚持“两个凡是”，认为这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为了纠正这一重大的理论错误，邓小平提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必须由社会实践这唯一标准来裁决。在科学运用实事求是的执政原则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根本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具体标准来检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成效。广大人民群众用这个表述具体的标准，特别是从自己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就可以真实体验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感受到社会主义和自己生活的真实联系。实事求是原则、实践检验标准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是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对其执政原则的精确、科学表达。这些内容具有高度概括性，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从而避免了把执政最高原则神秘化和教条化的危险性。
在第二个层面上，邓小平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思路，用最高的执政原则和执政理念指导具体的执政目标的确立，并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式把具体的执政目标转化为全党全国人民认同的意志和目标，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党的基本路线。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思考，他提出了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和维护国家主权在内的社会主义目标体系，为中国社会发展开辟了明确的方向。关于经济发展目标，“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零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p.226)关于经济体制，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打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1979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2](p.236)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特别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邓小平在执政实践中把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人民要有高度文明的政治生活。邓小平所设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别强调“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1](p.241)，“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p.146)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邓小平执政实践要实现的根本目标之一。早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p.367)。他首次对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阐述，指出精神文明不仅有文化的方面，也包括思想道德方面。在随后的探索中，明确地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p.408)。
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是邓小平执政实践要实现的重大目标之一。他认为，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一国两制”处理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能空想，要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实现祖国统一这五大执政目标是邓小平执政哲学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回答，从而构成了邓小平执政理念的第二个层面。
由于摆脱了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邓小平在第三个层面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采取了全新的方法和途径，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不能通过阶级斗争而是必须通过改革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对“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2](p.133)；而对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则必须进行改革。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经济、政治体制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改革就是对经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的改革。他一再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p.82)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p.113)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一场革命，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也绝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p.397)。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体制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开放是改革的重要方面，邓小平把开放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为此，我们就要“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1](p.117)他不断地告诫后继者，一定要坚持开放的路线，绝不能回到闭关自守的状况。他非常清楚“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p.370)。改革开放必须明确目标，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p.241)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潮，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他语重心长地说：“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2](p.170)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的关键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他精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内容和特点，并为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确定了三条具体标准：是否有利于保持国家活力；是否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是否有利于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