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产出不确定性的平台劳动定价研究
张 轩，陈宏民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摘 要： 从分析平台供给端的劳动定价和风险分担入手，说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平台劳动定价和商业模式选择问题。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风险在平台和一端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分担的平台定价模型，并比较了平台雇佣模式、纯交易平台模式和传统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当存在产品或服务供应的产出不确定时，最优报酬要求风险在供给端和平台之间分担，产出不确定性和分成报酬负相关，网络效应和固定报酬负相关；产出不确定性越大，平台承担的风险就越多，企业应该采用平台雇佣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模式，但随着平台效应的增强以上关系被削弱。
关键词： 产出不确定性；平台劳动定价；商业模式创新；道德风险
当前，很多非平台企业都试图实施基于线上平台化战略的商业模式创新，希望以此来连接两端甚至更多端的接入者，通过“搭一个平台”为企业带来更多客户和资源，进而实现更快的需求响应、更有效的供应链激励和新的价值创造［1-2］。在这一线下向线上转移的过程中，新的在线交易、支付、反馈和物流等技术可以增加效率，但新的商业模式未必如此，不同条件下的企业有其自身适合的商业模式。供给端产出不确定使得平台双边定价及组织结构确定变得更为复杂，这是以往研究较少考虑的情况。此时，平台的定价和商业模式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平台模式和非平台模式各在何时具有优势？本文从产品或服务的生产特征和平台特征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1) 维修集约范式要素定量化指标体系的建立。为了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维修集约范式转移与资源配置、成本控制等目标相结合，建立一套定量化指标体系来合理评价维修集约范式,将成为后续深入研究的关键点。
以往研究中，依据平台对用户的服务方式，在线交易网站一般被分为纯交易平台模式和非平台的自营模式两种［3］。在纯交易平台模式中，平台为双边结构，此时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商品展示和交易支持，卖家自己决定价格和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在自营模式中，平台决定商品价格。
对于供给端存在产出不确定性的平台，为激励供给端，风险和利润需要在平台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分担。在这一合约设计中，平台一端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既使用平台同时也“受雇”于平台，这与纯交易平台模式和非平台的自营模式都有不同，通常称这一模式为“平台雇佣模式”，对应的平台形式为“雇佣式平台”。例如，起点中文网上的作家受雇于平台，每天按时更新作品，获得的收入在平台与作家之间分享。同时，平台每月给作者发放固定报酬，即使作者努力后的作品并没有很多人订阅，也可以获得收入，这就使得产出的风险在平台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了分担。以往的研究没有考虑这种情况，所以需要新的研究框架。
从图1可以看出，对于雇佣式平台，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付出努力后，产出形成的收入由平台和自己分享，进而在雇佣式平台和一端用户之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分担。在签订合约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产出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平台为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分担了产出的风险。同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可以直接和客户进行互动改进服务质量，客户可以自由选择平台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并进行评论。当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人数增加后，客户在平台的选择增加，客户使用平台的效用增大，进而会有更多的客户使用平台。同理，当客户人数增加，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潜在收益也将增加。于是，客户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正向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在纯交易平台模式中，两端之间存在交叉网络效应，但是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只是使用平台做交易，其努力后产出的波动风险完全由自己承担。在非平台模式中，作为内部雇佣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只是提供产品或服务给客户，其与客户之间没有交叉网络效应。但是，此时作为内部雇佣者的员工，其努力后获得的产出影响企业的绩效，企业会通过风险和收益的合约设计对其进行激励。
应用该套系统，减少操作工14人，年节约蒸汽14900 t，耗电增加39.5万度，合计年可节支450万元以上，经济效益显著；全过程实现了操作工和稻壳的隔离，从根本上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优化了稻壳储存环境，杜绝了扬尘污染和散落，实现了生产环境友好。
对合约设计中风险分担问题的忽视会造成对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激励的无效率，对这一问题的界定也是以往平台研究的局限之一。下文可以看到，结合商品本身的特性，通过对风险分担问题的连续化处理，可以更准确地界定不同的平台交易形式，进而更好地指导企业的平台化商业模式创新。在此，本文首先构造风险分担因子Z。令Z等于分成工资除以总工资，即 Z=αμ/(αμ+ β)，当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获得更多的分成工资时，他们承担更多风险。
图1 雇佣式平台模式、纯交易平台模式和非平台自营模式之间的区别
Fig.1 Differencesbetween hiring-platformmode，trading-platformmodeand non-platformmode
1 文献回顾
以往关于产出不确定性和委托代理理论相关的研究中，虽然也有围绕合约设计开展，但这些文献大都集中在非平台企业的供应链研究［4-5］。以往对在线劳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如何连接招聘企业和个人，或者仅围绕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问题［6-8］，少有讨论平台的激励合约。对一般性平台型企业的文献多集中于利用双边市场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平台对一端接入者的定价会受到另一端平台定价和接入者的数量的影响，两端对彼此都存在交叉网络外部性［9-10］。所以，平台对一端的定价变化不仅会影响该端人数，而且也会使得另一端的价格和人数变动［11-13］。
本文与以往的平台定价研究有以下两点不同。①虽然都涉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以往研究更关注于合约签订前的筛选问题，但本文考虑平台与一端用户合约签订后的道德风险问题［14］。同时，以往研究即便也使用两部制定价，也是基于人数而非产出波动［15］。②本文对商业模式选择问题的分析从风险分担问题展开分析。以往对平台型企业的研究限定于平台的两端用户都是仅作为使用者身份，其工作努力水平只和自己的收入有关，平台的收入也只和平台自身的平台定价策略有关［13，15-16］。但是，当考虑产出不确定及风险分担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水平和平台利润相关联，风险和利润需要在平台和一边接入者之间分担。与之对应，以往的研究一般假设风险全部由平台承担或者全部由卖者承担，而通过对风险分担问题的连续化处理，可以更准确地界定不同平台的交易形式，进而更好地指导企业的平台化商业模式创新。HAGIU和WRIGHT［3，17］基于经销商和信息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研究了平台雇佣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与本研究接近，但其从信息和决策成本最小化角度入手，与本文的研究视角不同。
通过前30 min的测量数据，应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后十多分钟的覆冰增长状态，符合灰色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因此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未来十多分钟内的导线覆冰增长规律具有可行性。由于未来十多分钟的气候与前30 min内的气候有类似的客观规律，利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超短期预测，不会有太大误差。
王振宇就读于合肥市第五十中学天鹅湖校区，这是一块养料丰富的土壤。学校大力开展各种社团活动，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也是相互联动，发展每一个学生的兴趣，发现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王振宇能接触到各个领域的新鲜知识，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个爱动脑筋、热爱发明创造的科技“小达人”，将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以往对商业模式的研究认为，价值创造和获取利润是商业模式运营的中心，商业模式是企业通过自身组织能力利用内外部资源，与供应商合作服务客户，进而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并获取利润的动态过程［18-19］，也是一系列商业行为的系统集合和架构［20］。企业的竞争力是围绕内部外部资源的利用能力和整合能力，进而在供应端和需求端进行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利润实现。而商业模式创新就是围绕这些环节进行变革，提高能力，形成新的组织结构或者新的盈利模式［21］。在线服务商通过与服务提供者的互动可以更好地实现监督、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通过与需求者互动进行需求识别、匹配和服务保障，最终实现价值共创［22］。采用平台模式后，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产生互动。此时，虽然资源整合、技术和市场仍旧是价值创造的重点，但是新的价值创造来源既有需求得到更细化的满足，也有“网络价值① 一边人数增加会带给另一边群体更多的网络外部性。 ”和“连接价值”的产生［23-24］。学者们以往研究平台在资源整合能力提升后带来的运营价值时，较少考虑产品或服务自身特性，也较少同时研究平台供给端的运营价值和平台整体的网络价值创造。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对既有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予以补充。
2 模型假设
本文首先考虑一个采用平台雇佣模式的在线平台，平台一端连接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一端连接消费者。平台向一端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支付一份有要求的激励合约，同时向另一端的消费者收取费用。平台要求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按照规定的数量和质量提供产品或服务，当后者的产出满足一定数量时，平台向其支付固定工资，并且视产出总量的变动和质量的差异，提供额外的分成工资。
教学模式变革的需求 农村教育信息化使教师和学生活动进一步突破时空限制，形成更加丰富的教学手段、观念和内容。农村地区实现虚拟教学，有充足条件进行实验教学，农村地区的学生也可以满足自主性、探究性的学习需要，促进教学方式的变化，使教学方法由归纳演绎的讲解法转变为情境创设、主动探索、协作学习等多种新型教学方法的结合[5]。教学效率在信息化背景下依靠新型教学手段会有很大提高，农村教育教学在互联网技术及教育信息组织的系列演化背景下，改变仅靠一张嘴、一支粉笔、一本书的状况，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使农村教学模式向更高的台阶迈进。
消费者在平台购买产品或服务可以获得的效用为
在式（1）中，消费者效用的净收益是使用平台获得的收益减去成本。首先，消费者获取服务的收益分为两部分② 实际上，此时消费者效用也受到另一端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考虑双边平台的传导效应和相应的模型技术难度，在此先考虑供给端存在不确定性这一情况。对于需求端的不确定性，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细分。 。一部分是固定收益，代表服务本身的价值为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也称为保留效用。一般而言，消费者获取服务后的固定收益是一个常数，记为U-B。参照已有平台研究，为简化处理，一般将其设为常数［14］。此处令U-B=0，所以消费者效用也可记为：UB=bBNS- PB≥0。另一部分收益来自交叉网络外部性效应带来的效用，由另一端的商户数量NS和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bB共同构成。当平台另一端的商户越多，消费者面临的选择越多，其获得想要的商品的概率越大，于是消费获得更多效用。同时，如果每一个商户越优质（即bB越大），那么交叉网络外部性效应带来的效用也会增大［11，15］。其次，消费者在平台获取服务付出的成本是其为服务支付的价格PB，这一价格由平台确定。
在供给端，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使用平台后的所获期望效用为
在式（2）中，由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产出是不确定的，所以其效用为不同状态下的期望效用，这一效用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来源于另一端的交叉网络外部性bSNB，消费者人数NB越多，或者消费者质量bS越高，其潜在收益越大。另外一部分是源自平台支付的报酬，这由固定工资和分成工资构成。平台为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工资为：W(β，α，μ)= β + α y(μ，θ)，其中，β为固定工资，α为对产出的分成比例。产 出 y(μ，θ)=μ+ θ，其 中 ，μ 产 品 或 服 务 提 供 者 付 出 的 努 力 水 平 ，θ～N(0，σ2)为 扰 动 项 ，E[y(μ，θ)]=μ。(k μ2)/2是努力的成本，k为成本系数。f(θ)为扰动的概率密度函数。本文假设平台是风险中性，但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为风险厌恶。当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为风险厌恶时，其期望效用也可写为：EUS
3 平台供给端最优激励合约和最优定价策略
命题4 令πHP和π为雇佣式平台和非平台模式的利润，WHP和W为雇佣式平台和非平台模式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总报酬。
反之，亦然。
命题1 当k＞0 和 ρ＞0 时，分成工资α∈(0， 1)，此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获得正的分成工资。同时，
，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和产出不确定性程度都与分成报酬负相关。
监测画面中可展示的内容包括：（1）机组。稳定性监测、气隙监测、电气参数监测。（2）升压站。主变出线、主变联合出线、主变监测。（3）开关站。母线监测、水联监测、水闽监测等。（4）辅机。机组辅机状态、公用辅机状态。
在式（3）中，首先，(PB-CB)NB是平台在消费端获得的收入和付出的成本。PB为平台对消费者的收费，CB为平台为消费端提供服务投入的平台建设和运营成本，NB为消费端人数。其次，[y(μ，θ)-W(β，α，μ，θ)]NS就是平台在服务提供端获得的收入和付出成本。对平台而言，在需求端会有会员费用带来直接收入，同时服务提供端的努力也会带来额外收入。y(μ，θ)为服务提供端带来的产出，E[y(μ，θ)]= μ。W(β，α，μ)= β + α y(μ，θ)为平台支付给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报酬，它和固定报酬β、分成报酬α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μ相关。NS为服务提供端的人数。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获得的报酬在另一面可以理解为平台承担的人力成本。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产出并不完全归平台所有，为激励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平台要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分享。
为了保证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使用平台提供服务，固定报酬和分成报酬使得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效用最大，这就是参与约束（IC）。同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越努力，他获得的分成收入越高，但是他的努力受到自身努力成本的限制。所以，平台的利润函数还受到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激励约束（IC）的限制。于是，此时优化问题为
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使用平台向另一端的购买者提供服务，平台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签约。除了固定报酬，平台还基于可观察的产出向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提供激励分成。然后，平台确定产品或服务价格并向另一端的服务购买者出售。此时，平台的利润函数为
证明见附录（下同）。
命题6表明，存在产出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如果在平台交叉网络效应大于平台在消费端的投入成本且消费端网络外部性相对于另一端较大，则平台雇佣模式优于纯交易平台和非平台模式，纯交易平台模式又优于非平台模式。此时，在平台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采用风险共担合约可以减少产出不确定性对产品或服务供应的效益影响。结合命题4和命题5中关于总报酬的比较可以看出，采用平台雇佣模式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也得到提高，产品或服务供应者的积极性优于纯交易平台模式和非平台模式。
本文选取3个不同行业里最具代表性的平台进行分析（见表1）。产出不确定性是指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努力程度和绩效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如果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越努力，则最终绩效水平越高，而且两者之间的差额较小，则可认为产出不确定性越低。与之相对应，作为委托人的购买者或者平台也会越容易衡量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投入水平。反之，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虽然很努力，但是最终绩效越低，则可认为产出不确定性越高，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水平也不容易被衡量。从各自的分成比例发现，服务的产出不确定性越小，分成比例越低，这与命题1的含义一致。同时，相对于家政服务，从事在线写作和在线出行服务的人员中有很大比例的兼职人员。相对于全职人员，兼职人员本身还有收入来源，他们对从事的服务获取收入拥有更强的抗风险性。可以看出，从事在线写作和出行服务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更多地会选择多的分成报酬，这也与命题1的含义一致。
表1 代表性平台分成报酬比较Tab.1 Comparison of incentivesalary in representativeserviceplatforms
命题2 当
，最优固定报酬与产出不确定性和交叉网络外部性都负相关。
命题2说明，在均衡定价条件下，如果努力后的产出不确定性越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获得的固定报酬越少，同时平台上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均衡努力水平越低。对于家政服务这类活动操作相对简单，家政从业者的服务产出不确定性较少，此时消费者对于家政人员的活动可以很好地监督和评估，进而消费者也就可以依照服务者的努力支付相应的固定报酬。此时，对应地有较低的分成报酬。同时，交叉网络外部性系数越大，说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从平台获得的收益越多，此时平台可以较少地支付其固定工资。另外，从均衡解中也可以看到，交叉网络外部性和需求端定价正相关。
刘伟说：“兄弟们，看到对面的别墅了吗，目标就在二楼，亮灯的那个房间。”我这才看见小河对面的不远处有一座二层的小楼，在昏暗的夜光里成了一抹淡淡的乳白色，二楼的一个窗户亮着粉红色的灯光，也许是窗帘的粉红。
以网络平台合约形式为例。网络文学平台是指通过在线网站或者移动端软件阅读文学作品的平台。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无论网上传播还是线下传播，其文学本质并无不同［27］。截至2018年6月，网络文学的用户数量为4.06亿，移动端用户数量为3.81亿④ 数据来源：《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心，2018年7月。 。目前行业内的市场格局是腾讯系的阅文集团一家独大⑤ 截至2019年5月10日，网络文学行业内目前有3家上市企业，其中：阅文集团市值353亿元；掌阅科技市值67.93亿元；中文在线市值38.52亿元。 ，其月活用户超2亿⑥ 数据来源：《2018年网络文学发展报告》，阅文集团，2018年2月，http：//www.199it.com/archives/834027.html。 。阅文集团拥有业内最多的网络文学网站，其中最大的是起点中文网。本文在行业内选取具备不同网络外部性的网络文学平台⑦ 数据来源：各网站主页，获取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 进行比较（见表2）。起点中文网拥有最多的作者群体、最多的作品，但是相对纵横中文网和飞卢小说网，起点中文网的超火爆作品数量比例较低，所以网络外部性因子相对较小⑧ 此处与总体网络外部性区别，仅就网络外部性系数而言。 。以各个网站最广泛采用的初级作者合约为例，比较3个网站的合约可以发现：当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越大，作者的固定报酬越少，分成比例越高。这与命题2的含义一致。
表2 在线文学网站作者报酬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author's remuneration on online literature website
综上，本文首先梳理了存在供给端产出不确定性时的平台劳动合约形式；然后，在考虑连续类型和平台效应的道德风险模式基础上，给出最优的供给端劳动合约。基于此，下文分析产品或服务供给者与平台之间的风险分担问题，进而解决风险和不确定性对平台各方参与者的影响。
4 平台风险分担和平台型企业商业模式策略
4.1 平台的最优风险分担
比如《变色龙》十一、十二小节都是介绍变色龙捕食的，可否删掉第十一小节呢？学生激烈地讨论，都认为不能删，但是为什么呢？当学生陷入学习困境时，老师点拨：这两小节从不同方面介绍变色龙捕食：眼睛的构造特点与捕食过程。如果删掉十一小节，作者的介绍就显得单调、浅显。通过朋加沙的语言介绍补充了“我们”看不到的变色龙眼睛构造特点。这两小节相辅相成。
此时，产出不确定性程度越大，风险分担因子越小，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承担的风险越少，在线网站越倾向于非平台的自营模式。反之，在线网站更倾向于采用纯交易平台模式。同时，当平台在供给端的交叉网络效应较强时，随着网络效应的增强，以上关系被削弱；反之，以上关系被加强。
通过构造风险分担因子发现，当产出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候，风险分担因子变小，分成工资除以总工资的值（即风险分担因子）会变小。分成工资在总报酬当中的份额减少说明在线平台更倾向于给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固定工资而非激励工资。这也与表1中分成报酬和产出不确定性的关系一致。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平台可以甄别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那么平台就可以知道当前产出对应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程度，进而可以确定该努力程度的成本和最优报酬，那么作为委托人的平台就会以更加确定的方式支付代理人报酬。这一结果与ARMSTRONG［15］的研究稍有不同，在ARMSTRONG的研究中，变动的报酬是基于另一端人数的多少。而本文中的变动工资是基于努力程度。例如，在线劳务平台或家政平台上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比较容易确定，所以这些平台上商品的定价一般都是确定数额的每小时固定工资。但是，在在线写作平台（如起点中文网），平台需要支付给作者固定工资加分成工资。相对于家政服务，由于作者每日更新小说的产出质量存在不确定性，进而每日更新的小说的质量是难以衡量的。如果平台不给予作者一定的固定报酬，那么一部分作者就会由于产出的不确定性，而拒绝接入平台提供写作产品。
在平台不能观测努力水平和产出随机波动的假设下，在提供固定报酬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总能以产出不确定性为借口，选择低于工资水平的努力而不受惩罚；如果固定报酬过低，由于产出的波动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只会提供更低的努力水平直至离开这份合约。此时，平台要么获得很低的产出，要么停止合约和相应的生产经营。结合命题1和命题2可以看出，由于分成报酬的存在，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与其工资挂钩，偷懒将受到惩罚；同时，由于固定工资的存在，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即使没有获得高的产出，平台通过一定的固定工资分担其产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所以，此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最优选择也是平台的最优选择。本文的命题与以往对非平台的研究结论类似［26］，但在固定报酬部分有明显的区别。根据以往对非平台的研究，如果企业是风险中性且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是风险厌恶，由于产出具有不可控的波动性，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必然获得分成工资，最优激励合约要求产出不确定性风险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分担。在平台模式下，平台自身具备的网络外部性也会影响固定报酬的多少。当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从平台获得较多的外部性收益时，即便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面临的风险不变，平台也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的固定工资分担较少的风险。这是平台模式下风险分担的特点。
当同时考虑平台网络效应和产出不确定性时，如果供给端的交叉网络效应较强，随着网络效应的增强，产出不确定性和风险分担的负相关关系被削弱。此时，网络外部性增强将使得在线产品或服务更倾向于用平台模式进行交易。产出不确定给产品或服务的交易带来潜在的损失风险，但是这一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被平台效应带来的外部性收益效应抵消。所以，一个平台应该采取何种交易模式，要综合考虑平台效应和商品本身的特征。
4.2 商业模式选择
以上分析是基于平台结构，从风险分担角度来界定不同类型的平台选择，为进一步比较非平台模式并给出不同模式的选择条件，本文从企业收益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收入角度来进行论证。为了与纯交易平台区别，本文将采用收益分享的平台模式，即“雇佣式平台”。以下依次比较雇佣式平台、非平台和纯交易平台3种模式。
前文梳理了考虑产出不确定性的平台供给端劳动定价模型，基于相应的假设，本节对最优的供给端合约进行求解。为集中考察激励合约，本文参考以往文献的处理方法，考察网络规模相对稳定、给定平台接入端数量的情况［25］。此时，首先假设平台不能观测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水平，这一假设反映平台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存在的信息问题。其次，假设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努力的产出水平随机波动，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可以决定努力的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产出均值，但是不能决定努力导致产出的波动水平。这一假设表示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可以选择努力或者偷懒，但是其行为与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关。在现实中，某一次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某一次偷懒也不一定被发现并受到惩罚。这一假设符合一般的现实情况，且与HOLMSTROM和MILGROM［26］的模型假设一致③ 在本模型的构造下，越努力高产出的概率越大，而且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对努力也是凹的，这满足连续类型假设下求优化的MLRP（monotone likelihood ratioproperty）和CDFC（convexity of distribution function condition）条件。此时，优化问题存在优化解，并且可以用激励约束的一阶条件替换约束来简化运算。 ，并使得在线性合约和连续型类型假设下可以用一阶简化法得到优化的唯一解。
六是以增强社会水法治观念和水忧患意识为重点，加强普法依法治理。围绕“节约保护水资源，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宣传主题，认真组织“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纪念活动，为水利系统依法治理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陈雷部长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了《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 大力节约保护水资源》署名文章。创新形式，与国家邮政局首次联合发行纪念“世界水日”邮票，传播节约保护水资源的理念。根据全国普法办部署，开展水利“六五”普法中期检查督导工作，广泛弘扬法治精神，为加快推进水利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首先，当存在产出不确定时，如果总的交叉网络效应大于供给端成本，平台获得的利润大于非平台。差额的形式为接入的用户数量和交叉网络外部因子的乘积，这可以看作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获得的网络价值。这一命题是容易理解的，相对于非平台模式，双边平台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平台两端具备交叉网络外部性。这一网络价值由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和接入者数量一起决定，且交叉网络外部性会使一端用户增加从而带来另一端用户的增长。如果两端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比较大，那么一端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人数的增多或者消费者人数的增多，都可使另一端人数的增加，从而促进总交易量的增加，进而增加总体收益。此时，如果交叉网络外部性带来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此时平台模式比非平台模式获取更多利润，平台模式具备优势。
反之，如果成本相对于网络外部性强度较大，平台模式不具备优势。这一命题同时提示，平台模式并不一定总是占优于非平台，搭建平台、获取客户都是要付出成本的，是否选择某一商业模式要综合考虑平台成本和网络外部性收益。当平台上的人数增加，平台服务一端用户所付出的边际成本更高的时候，平台模式未必是最优的选择，在现实分析问题当中应该注意这一条件。
政府可以重点支持品牌出口企业，对品牌出口企业在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在企业自主创新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政府可以建立出口品牌专项基金，鼓励扶持品牌建设。政府还可以通过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制度，规范品牌竞争秩序，加强品牌保护，防范品牌风险。
其次，对于平台上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工作而言，其总报酬比非平台模式少，差额正好是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一端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当交叉网络外部性和接入者数量为正的时候，这一差额也为正值。这部分工资差额可以理解为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对平台支付的平台使用费，这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平台可以向平台两端的使用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在此表现为减少一部分的工资支出。同时，根据效用函数假设可以看出，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会在平台获得另一部分的效用补偿。
命题5 令πHP和πP为雇佣式平台和纯交易平台的利润，WHP和WP为雇佣式平台和纯交易平台模式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总报酬。
命题5表明，当消费者端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相对服务者端足够大时，雇佣式平台优于纯交易平台。反之，亦然。消费端的平台效应意味着消费者从另一端收获的外部性，当供给端的平台效应远大于消费端的平台效应时，产品或服务网站更倾向于用雇佣平台模式进行交易。正是因为如果供给端的平台效应比较弱，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将不会选择在在线平台提供服务。此时，在单纯的平台交易模式下，平台的供给端的接入者数量不够充分。如果消费端的交叉网络效应较大且消费端的需求继续增长，则需要平台自己承担风险，雇佣更多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同时，从总报酬的比较可以看出，当服务购买端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相对服务提供端的足够大时，雇佣平台的报酬也优于纯交易平台。
进而，结合命题4和命题5，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6 当消费端交叉网络外部性大于成本且大于供给端交叉网络外部性时，总有πHP＞πP＞π；反之，πP＞πHP＞π。
实际上，毛毡材料也可以与其他不同的材料组合。材料作为艺术家们传达概念的载体，与生俱来的背负了这一重任。也只有最相得益彰的两种材料的结合才能符合艺术家的高要求，准确的表达艺术家的感情及概念。
命题1说明在存在产出不确定性的平台上，当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为风险厌恶而平台为风险中性时，平台需要制订一份基于产出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合约给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收入包括固定报酬和基于产出的分成报酬两部分。最优工资要求风险在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和平台之间分担。同时，如果平台上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意味着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更不愿承担风险，相应的均衡分成报酬就会减少。如果服务活动的产出不确定性程度增大，由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为风险厌恶，他们会更加不愿意承担风险，于是会倾向于更低的分成报酬。
相对于纯交易平台模式，平台雇佣模式通过固定报酬使得风险在平台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分担，克服产出不确定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提高了产品或服务供应者的积极性，进而提升了整个产品或服务供应系统的效益；相对于非平台模式，在成本可控和消费端网络效应较大时，平台雇佣模式下产品或服务供应系统获得更多的网络外部性收益，进而也提升了整个产品或服务供应系统的效益。
同时，即使产出不确定性强度一样的服务行业，对雇佣模式和纯交易平台模式的选择也会有所区别。如果消费端网络外部性较强，说明平台上消费需求更有保证，客源优质购买力强，此时更容易吸引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所以，平台会倾向于雇佣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反之，如果消费端质量一般，平台更倾向于让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和客户直接交易。
命题4～命题6说明，在产出不确定性等条件下，平台雇佣模式优于纯交易平台和非平台模式，纯交易平台模式优于非平台模式。以网络文学行业内最大的在线网站起点中文网为例。第一阶段：起点中文网于2002年5月建站，成立之初的在线文学平台是出于对线下非平台模式发行出版的补充，平台只是提供作者发布作品的一个工具，作者和读者之间单独签约进行阅读服务的交易。在平台模式下，作者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阅读，读者和作者都从中受益，这就创造了连接价值。同时，只要平台具备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就会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读书。反之，也会有更多的作者来发布作品。于是，这种良性循环为平台两端的作者和读者创作了网络价值，平台也从对平台用户的新价值创造中获取了更多利润。第二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培养作者和稳定供给作品的需要，从2006年4月开始，起点中文网实行“签约作者保障计划”。通过采用以基本工作量为基础的最低固定报酬制度，起点网开始重视作者的签约和监督激励。其他在线文学网站也陆续跟进。此时，由于起点中文网经过前期发展，网站上积累了大批的优秀作品和黏性付费客户，对于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较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作者出于对另一端广大读者的需要，选择与网站分享作品收入作为平台使用费；同时，作者为了获取稳定收入，也希望网站分担风险，接受固定报酬加分成的合约形式。所以，在这一行业发展过程中，网络文学平台从非平台进化到纯交易平台，再到平台雇佣模式。这与命题4～命题6的含义一致。
以上讨论了供给端最优劳动定价、风险分担及相应的平台适用条件。下文将结合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平台价值创造视角，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分析，得出指导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的结论。
5 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启示
对于在线企业在产业链中价值创造的过程而言，在线平台模式是对非平台模式的创新，雇佣平台模式又是对传统纯交易平台模式和非平台模式的创新。平台通过与两边的互动和创造机会使两边互动实现新的价值共创［22］。服务购买者获得更多购买选择，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获得更多需求，一边人数增加会带给另一边群体更多的网络外部性，平台和连接者此时创造新的“连接价值”和“网络价值”［23］。
新能源管理的重要环节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只有落实前期的准备条件，才能确保后期工作的顺利进行。企业在获得项目开展的通知后，要加强和供电公司的联系和配合，申请新能源接入系统，为项目工程的开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企业要征得政府部门和国土部门的同意，取得线路的协议，而后再进行新能源项目的设计工作，企业将设计的图纸或数据参数送至供电公司进行审核，如不存在问题，便可进行新能源的接入工作。
当平台上的参与者为不愿承担风险且产出不确定性较大时，在线企业实行平台雇佣模式。平台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分担风险，在供给端创造了比纯交易平台更多的服务供给。此时企业通过合约设计在组织运营方面创造更大的价值，也就是“运营价值”。与之相对应，通过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在需求端也有大量的服务购买者进入。在平台雇佣模式中，企业通过实行新的合约形式加强了企业对外部供应端资源的整合能力，增加了有效率的供给，实现了新的价值创造。
接下来，从时间维度来分析商业模式创新演变。在网络文学平台出现以前，线下的出版集团可以通过签约作者或者买断的方法提供产出，线下出版机构在内容生产端的价值创造与在线雇佣模式类似，但是线下出版机构此时并不创造网络价值。在平台发展初期，网络文学平台创造网络价值，但是在内容提供端却没有通过提高整合能力来创造新的“运营价值”。在经过纯平台阶段发展以后，网络文学平台掌握了大量的读者偏好和作者行为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网络文学平台可以有效实行对作者端的监督和激励。通过与作者有效分担风险、增加产出，网络文学网站增加了对外部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在服务提供端创造新的运营价值。于是，网络文学网站实行的雇佣式平台既为消费者提供网络价值，也在供给端创造运营价值。企业商业模式从线下非平台到纯交易平台，再进化到雇佣式平台（见图2）。这种新的模式优于非平台和纯交易平台模式，是对既有商业模式的一个创新。这一顺序并非固定，现实中也有其他顺序的演变。
本文经过对在线雇佣平台的定价、风险分担和对比分析，可以回答文章开篇关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问题。首先，非平台型企业是否有必要在线上“搭一个双边平台”？企业既有的“非平台模式”在何时仍是具有优势的？从命题3和命题6可以看出，如果平台两端总的交叉网络效应小于供给端成本，此时企业获得的收益小于非平台模式，企业不应该实行双边平台模式。现实中，为了吸引流量，很多互联网企业通过在用户端“烧钱”，以巨大的广告投入或者巨额的补贴吸引大量的顾客来使用平台。此时，相对于平台成本，如果平台两端存在较强的正网络外部性，这么做是有收益的。如果平台一端的产品或服务对另一端顾客并无太大吸引力，或者一端的顾客不是另一端产品的目标客户，那么实施平台化战略是盲目的、低效的，所以非平台型企业未必一定要实行平台战略。同时，从供给端的风险分担可以看出，当平台上的参与者不愿承担风险且产出不确定性较大时，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也要求平台与其分担风险。此时，如果强行采用纯交易平台模式，那么该平台上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数量就会不足，进而也会降低消费端的网络效应。于是，产出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促使企业和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不会实行纯交易平台的模式。其次，相对于纯交易平台，企业的平台化商业模式有哪些差异？两端的定价结构有何不同？哪些类型的企业适合采用在线“平台化组织”？当平台上的参与者不愿承担风险且产出不确定性较大时，如果平台两端总的交叉网络效应大于供给端成本，企业此时获得的收益大于非平台模式，企业应该实行平台模式。但是，这一模式不同于“纯交易平台模式”，而是“雇佣平台模式”。此时，相对于纯交易平台，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和平台分担风险。但同时，相对于传统企业，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直接接触，通过彼此之间的网络外部效应会有新的价值创造。以上分析的结论如表3所示。
图2 服务企业在线商业模式创新的进化阶段
Fig.2 Evolution of onlin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service enterprises
表3 在线服务企业的商业模式选择条件
Tab.3 Businessmodel choices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for onlineserviceenterprises
6 结 论
既有平台研究较少涉及产出不确定环境下的平台型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问题，本文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平台理论，建立最优合约设计模型，对产出不确定情形下平台雇佣关系制度的选择问题进行分析。由于不同的雇佣关系对应不同的商业模式，基于不同雇佣关系制度的效率分析，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平台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和选择问题。
首先，当平台供给端存在产出不确定性时，最优报酬要求风险在服务提供者和平台之间分担，平台给服务提供者的合约需要包含固定报酬和基于产出不确定性的分成报酬。交叉网络外部性越大，固定报酬越低。产出不确定性越大，分成比例越小，服务提供者越厌恶风险，也会加重这一效应。此时，相对于非平台模式，在成本可控和消费端网络效应较大时，实行平台雇佣模式的平台和服务提供者能够获得更多的网络外部性收益，进而提升了整个产品或服务供应系统的效益；相对于纯交易平台模式，平台雇佣模式使得风险在平台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分担，这克服了产出不确定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而提高了供应者的积极性。此时，平台雇佣模式也提升了整个产品或服务供应和交易系统的效益。反之，当以上条件不具备时，其他模式占优。
其次，由于不同的平台雇佣关系对应不同的商业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外部环境，所以在线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选择要综合考虑商品特性、平台效应和成本问题。供给端的产出不确定性和供给端承担的风险负相关，产出不确定性越大，供给端承担的风险就越少，平台承担的风险就越多。反之，亦然。所以，当供给端的产出不确定性非常大时，在线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和交易应采用平台模式，平台仅作为交易中介；产出不确定性非常小时，在线产品或服务的交易形式应采用平台雇佣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模式。
本文还留下一些重要的问题待后续研究。首先，引起产出不确定性的原因不仅限于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努力行为，在现实中还跟消费者偏好的结构有关。考虑消费者端不确定性会对均衡合约和定价产生何种影响，需要进一步验证。其次，由于关注点在于产出不确定性和定价机制探讨，本文未考虑用户的多平台接入。考虑平台之间的策略互动后，定价水平有何变化？这一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电影中，驺吾的形象灵感可能来自于亚洲的传统表演艺术舞狮。驺吾硕大的眼睛，方正的脑袋，以及丝绦一样长长的尾巴都与白居易笔下“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的舞狮十分相似。驺吾的性情则非常具有猫科动物的特点。电影中，驺吾从马戏团逃脱之后，便如猛虎入山林，一声长吼惊天动地，一条长尾扫过气吞万钧。但是这样一头猛兽，被纽特降服的过程却很有戏剧性。纽特打开了装神奇动物的箱子，用一根发出清脆铃声的逗猫棒将它引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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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Pricing on Platform Under Output Uncertainty
ZHANG Xuan，CHEN Hong-min
（Antai Collegeof Economics&Manage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labor pricing of provider’s side and risk sharing analysis on platform，it explained the platformlabor pricingand the choice of platformmodein thebusinessmode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Based on thetheory of two-sided markets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it established a pricing model that the risk was shared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By comparing the platform hiring model，the non-platform model，and the pure trading platformmodel，thefollowing conclusionswere obtained.When there exists uncertainty on provider’s side，the optimal remuneration needsthe risk shared between the provider and the platform.The uncertainty of outpu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atio of shared revenue and the network effec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ixed salary；the greater the uncertainty of output，the more risk the platform bears.And the service transaction is closer to the mode of platformhiringserviceprovider.However，theaboverelationship isweakened astheplatformeffect increases.
Keywords： output uncertainty；platformlabor pricing；businessmodel innovation；moral hazard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08（2019）05-0013-12
收稿日期： 2019-03-19；修改日期：2019-09-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平台型企业的商业模式研究”（71472121）。
作者简介： 张 轩（198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和平台经济。
标签：产出不确定性论文; 平台劳动定价论文; 商业模式创新论文; 道德风险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