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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 （2002）11－0009－05
对于2002年的中国经济，人们很关心发展速度、就业、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收入等问题。我对这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经济发展能够维持比较高的速度
2001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当严峻。世界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三个下降：一是经济增长率由2000年的4.7％下降到不足2％，二是国际贸易的增长率由2000年的12.4％下降到2％左右， 三是国际资本市场累计直接投资由2000年的12300亿美元下降到7600亿美元，减少了40％。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经济保持了三个增长：一是经济增长率7.3％，GDP总量达到95933亿元人民币。二是进出口贸易总额5098亿美元，增长了7.5％，其中出口2662亿美元，增长6.8％。三是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达4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4.9％。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略低于7.3％，为什么把目标定得低于上年呢？因为我国现在经济发展主要受需求约束，2001年需求约束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例如消费需求受到个人收入增加缓慢的制约，受到下岗职工收入可能减少的制约；投资需求受到民间投资增长缓慢的制约；国外需求受到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制约。把目标定得低一点也有利于克服盲日追求速度的惯性，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等任务的完成。所以，把2002年的速度定为7 ％是正确的。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今后一段时期能不能继续高速增长？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今后还有一段时期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理由是：1.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2.中国有巨大的剩余劳动力；3.中国的储蓄率利投资率也很高；4.中国人均GDP水平还低， 产业结构层次也低，就业结构层次更处于较低阶段。当然，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主要是农民收入水平低、人均自然资源少、环境保护任务重、国际竞争力低。但是只要社会稳定，政策正确，不断深化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会变成现实性的。
2002年7％的增长速度目标能否实现？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扩大和培育内需、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认真做好外贸外资工作等措施。认真执行这些措施，7％的增长速度是能够达到的。这里有两个深层次问题应该特别注意，一是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民间投资。前一个问题下面再谈，这里对后一个问题提点看法。
连续四年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投资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民间投资的后劲还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必须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加大社会投资的力度，用活用好民间资金。去年12月和今年1 月国家计委先后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明确提出，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在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同样适用；鼓励和引导民间的融资、合作、联营、参股、持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积极鼓励非国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的发展，放宽外贸、教育、文化、中间服务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等等。这些政策性意见，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也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使民间投资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为了实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实行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时，也要实行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是通过管理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供给管理政策是通过管理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在西方，前者属于需求学派，后者属于供给学派。我国当前政策主要是从需求管理方面设法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强调“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等等，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供给管理的政策也是应该十分重视的。“所谓供给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运用税收杠杆减低税负、企业规制、强化竞争、大力扶持鼓励中小企业等刺激供给积极性的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和发挥企业的活力”（《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刘国光文）。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而从根本上说是供给决定需求。实行供给管理政策可以创造需求扩大需求，这也是克服需求制约必须采取的根本措施。
二、就业问题要引起重视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出版的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提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应该确定以就业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我认为当前确实应该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中国经济要以较高速度发展，原因之一就是这样做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就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当前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下岗失业人员多。2000年与1996年相比，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净减员4655万人，同期的机关事业单位、三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创造净就业岗位1240万个，扣除离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积累量约为3000万人。二是城镇新生劳动力增量大。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为700－800万人，劳动力供给进入高峰期。三是公有制单位冗员量大。今后几年，估计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将会减少2500左右的冗员。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大。我国现有1.2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五是国民经济增量对就业的拉动效应降低。由于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力减弱，下岗职工再就业率降低，1998年至2001年，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分别为50％、42％、35.4％和30.6％。六是劳动就业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
为了做好劳动就业工作，首先要充分认识劳动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业权是法律赋予劳动力最基本的权利，是劳动者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不能就业，劳动者不仅失去了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了丧失了维系生存的根本经济来源。国有企业职工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是国家的责任，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
其次，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施政的重点。扩大就业、减少失业、完善社会保障是各级政府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要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社区管理和家庭服务业、教育业、各种信息咨询业等。要努力开辟各产业行业的就业空间，催生新兴行业就业。对有发展前途、有市场需求的行业、企业和产品，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扩大用人岗位。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积极扶持和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合伙经济、股份制经济以增加就业。要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同时，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投资少、见效快、能吸纳各种素质劳动者就业的中小企业。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
第三，要加快《促进就业法》的立法进程。要以法律形式规定政府和社会促进就业的责任。要确立正确的就业方针，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前提，实行政府指导就业、中介组织介绍就业、自愿结合进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平等就业体制、机制与环境。
第四，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要继续出台并切实落实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如支持下岗职工自谋职业、集体创业和开展生产自救等各种税费减免政策，对积极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中小企业实行信贷优惠政策等。要切实保证出“中心”后再就业有困难的下岗职工得到再就业的政策援助、信息和岗位援助、技能培训援助、社会保险关系接续援助、基本生活保障援助和其它特殊援助。
第五，要建立完善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体系。要培育和规范劳务中介组织，将就业和再就业服务机构向街道、社区和乡镇延伸。要形成统一、高效、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服务体系。尤其要拿出必要的资金，建立公益性再就业培训系统，让下岗失业人员及时得到获得重新就业的技能。
与失业问题相联系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基本民生问题。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面临着立法滞后、资金短缺等方面的问题。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要将社会保障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来建设。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可以说进入了一个不太稳定的时期，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健全应当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二要加快立法步伐。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普遍奉行的原则，现在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已经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条件。国家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社会保障基本法律，明确社会保障的性质、政府的责任与国民的权益。三要实现多元筹资，缓解资金短缺的局面。要尽快形成针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的财政拨款增长机制。对财政收入增量确定一个固定比率用于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以补偿中老年职工养老基金的不足。还可以发行特种国债，专门用于社会保险改革。四要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被长期忽略，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缺陷。农村人口同样需要社会保障。尽管这种需要与城市居民存在着差异，但对生活安全保障的期望是一样的。尤其在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已经或将要离开土地的情况下，这种需求更加迫切。因此，我们也应该重视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三、正确认识居民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
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自1994年就已经超过这个临界点（当年为0.434），近三年呈现逐年缓慢攀升的态势，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又增加到0.458，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我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据估计，1980年，我国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 整体差距不大，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仍然在正常的区域内。但2000年与1980年相比，基尼系数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
中国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二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外国学者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从近年的具体数据看，1998－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和63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和2253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入的35.7％，比1997年的40.5％下降了4.8个百分点；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3.41％，比1997年的38.61％下降了5.2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收入差别也是扩大趋势，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31.79％，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32.36％，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19.67％，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8.95％，高收入户（每年人均收入为10190元及以上）占7.23％。将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序，我国城镇居民贫富差距仍小于一些发达国家。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在各阶层收入均有明显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的，只是步子有快有慢而已。1999年与1986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了7.3倍，与此同时，20％低收入家庭也增长了4.5倍。
但是，在一些地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差距问题比较突出。例如，在2000年北京经济论坛上，有人指出，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联合有关部门在1999年三季度开展的涉及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表明，1999年8月户人均收入为442.64元。如果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 将全部调查户五等分分组，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的42.4％，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6.5％，户人均收入为124元，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
目前对于居民收入差别议论颇多，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收入分配不均，而是平均主义思想仍占主要地位，也有人认为收入差距还不算大，无须大惊小怪，还有人对收入差距状况持悲观态度，认为无能为力。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有偏颇。我们对当前居民收入差距，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为此要明确以下几点：①市场化改革在一定时期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必然性。比起平均主义的分配，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克服平均主义而言是一种进步，是有积极作用的。②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是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加的基础上出现的。③目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值得重视和警惕，因为这里既有合理的方面和因素，也有不合理的方面和因素，前者是正确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后者是实行垄断、利用特权甚至是腐败的结果。④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笼统地反对差距和反对差距扩大，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差距要有一个度，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⑤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是指不能笼统的说收入差距扩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联系是指收入差距扩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收入差距扩大决不是无能为力的，除了要反对腐败反对非法收入以外，还要通过再分配环节采取措施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维持公平原则和促进社会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不仅农村存在贫困群体而且城市也出现了新的贫困群体，这是研究收入差距扩大时必须重视的问题。当前城市贫困群体有如下一些新情况和新特点：
首先，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较大，构成有新的变化。目前，城市贫困人员的主体已不是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而是下岗和失业职工，包括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长期被拖欠工资的在职职工和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离退休人员中的生活困难人员。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1年10月，全国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1589万。但有人估计，城市贫困人口的实际人数要高于民政部的统计人数，目前全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在2000－3000万，占非农业人口的7％－10％。
其次，新增贫困人口的生活相当艰难。这部分人收入低且不稳定，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较大，营养水平较低，穿戴和日用品简陋，住房条件差。
第三，产生城市贫困人口的原因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据国家经贸委估计，当前国企中的冗员仍然高达1／3。不少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真正解决，扭亏的基础也很脆弱，相当一批该破产的企业尚未列入破产程序。因此，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能继续增加，决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要加大城市反贫困工作的力度，做好以下工作：①有针对性地开辟适合当前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渠道。比如积极发展社区事业，或财政拿钱购买部分保安、保绿、保洁等社会公益岗位，安排这部分中年下岗职工上岗。②下决心拿出一笔资金，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③重视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运用税收、分配政策等综合手段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一方面要克服体制内的平均主义，一方面要下大力气遏制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当务之急是加强宏观调控，加强监管，加大清除分配领域腐败现象的力度，把收入分配纳入法制化轨道。④把城市反贫困工作和农村扶贫工作统筹安排。⑤关注贫困职工的心态和情绪，考虑群众对改革措施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对低收入者要有综合性的救助措施。要尽快建立面向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体系，如实行临时救济、廉租住房、粮油帮困、学杂费减免、助学金、奖学金、半价病床等措施。
四、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增收缓慢也是全国关注、各方面重视的问题，为了使农民收入能够较快增加，需要研究农民增收难在哪里？一般认为，农民增收有以下主要困难：
（一）难在农村人口过多，必须大量转移人口
我国农民人均2亩地，人口稠密地区人均仅半亩左右，户均2至5、6亩地。由于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农民与其他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可能扩大。要想真正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大幅减少农村人口。一段时间来，政策上鼓励的“农民离土不离乡”政策并不能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因为必须改变，让一部分农民彻底离开农村，让土地耕作向生产能手集中。
为此，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在普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发展人口在20－100万规模的城市，这种规模的城市在管理上还相对容易些，但却能吸收大量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使农民进城以后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难在小农难以进入市场
我国农业与市场经济的最大矛盾是，农业规模过小，农民难以进入市场。转移农村人口的目的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因此必须实行土地使用权的流动制度，进城的农民放弃土地的经营权，使农业经营规模扩大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土地使用权一律实行有偿转用。农民进入市场的途径一是组建大农场，但由于条件限制，我国这种可能性不多；二是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组织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的好处在于，既可以保持农民的家庭经营，发挥家庭经营的长处，又可以使个体农产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还可以使社员通过合作社规模化生产和经营获得利润，大幅增加收入。
（三）难在分散的农户和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矛盾
在我国，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后农业规模仍然较小。如何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强竞争力？目前，各地农民在扩大经营规模方面有不少创造。例如，一些地方创造了“反租承包”的方法，即由合作社等组织将农民分散的土地租过来，将成千上万亩土地连成一片，在平整土地、修路和完善其他基础设施以后，再承包给原有的农民或其他人，从事某种农作物的生产，在品种、植保、施肥及其他技术性操作等方面实行规范化操作，对产品进行统一的收购、加工或销售。
（四）难在农业结构需要调整
农业结构调整关系到我国农业发展的前途。如何调整，需要认真研究。
入世后农业竞争加剧，我国农业必须向着农产品的优质化、标准化、无毒化和信息化的道路发展。要在利用高新技术（包括基因技术）的基础上改良品种，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农产品的无公害化，在推广标准化的基础上创造农业品牌，在发展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瞄准国际市场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使国产农产品能够扩大国内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农民致富还必须走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的道路，不断推出高质量产品。农民如果只生产和出售农产品是永远也富不起来的，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永远是低的。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发展农产品的保鲜和深加工。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改变农产品的性状，延长它们的供应时间，而且也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使农产品成倍地增值。要看到食品加工业将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工业部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的多样化，食品加工业在各国都是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我国也不会例外。我国人民消费的加工食品（特别是乳制品）的数量还很低，因此它们的发展前途十分广阔。我们应该及时地占领这块阵地。
农民收入能不能持续地较快地增长呢？有人到浙江进行了两年的跟踪调查。调查的情况表明，农民收入是能够持续较快增长的。1997－2001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分别达到3.8％、4.7％、5.6％、7.8％、6.9％。五年间，农民收入由3463元增加到4582元，增加了1119元。随着收入增加，农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浙江省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经验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全省农村形成以乡镇工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高效农业为基础，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
1.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乡镇工业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全省乡镇企业销售收入由26亿元增加到14119亿元，增长555倍；实现利税从55亿元增加到1176亿元，增长214倍。全省乡镇企业已形成包括纺织、轻工、医药、化工、机械、电子、食品等多种行业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乡镇工业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五分之四，上缴税金已占全省财政收入三分之二。乡镇工业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而且成为全省经济的支柱。
2.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原料和产品都需要更大范围的流动，各类商品市场应运而生。2001年浙江已涌现各类市场4278个，成交额4652亿元。其中成交额超亿元的465个，超10亿元的78个，超百亿元的6个。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241亿元，产品销往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和世界上192个国家和地区，有89个国外企业在义乌设代表处，2000 多名外商常驻义乌采购商品。
3.农村二三产业的崛起，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全省农村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出现各种类型的龙头企业5100家，带动二分之一的农户从事各种专业生产。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农村55％的劳动力从土地经营中转移出来。全省2100万农村劳动力中，有1180万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有300万人到省外务工经商，100万人到国外创业。大批农村劳力转移，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全省形成300多个万亩以上的特种产品基地。每个基地都联结一批农户， 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群体。每个产业群体围绕名牌产品，实行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千家万户农民生产的产品，经过龙头企业加工销售，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内外市场。
从浙江的经验看，使农村繁荣起来，农民富裕起来，必须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并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使它们相辅相承，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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