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的初始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03)09-0003-10
一、介绍
自从华沙条约走向终结、柏林墙倒塌和前苏联解体以来，有很多经济学家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前社会主义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自从转轨国家改革以来，人们发现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却陷入了衰退（表1），虽然许多人已经提出了可能出现夸大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低估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增长率的问题(Sacks and Woo,1994)，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即使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很高的，而且从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婴儿死亡率，人均收入贫困的减少等方面都显示出，中国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Sacks and Woo,2000)。那么，中国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至少是这些年来），同时东欧各国和俄罗斯经济却走向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流行大爆炸(big bang)和渐进主义(gradualism)两个学派的划分，把东欧和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归因于采用大爆炸的改革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因于采用了渐进的改革策略。虽然可以采用这种划分解释许多现象，但是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例如中国改革开始时的农村改革，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那次改革无论从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深度上都与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改革方法相似，应该归类于大爆炸改革方式。从他们的争论中我们也没有能够得出某种共识，这不仅表现出这种划分的弊端，也充分地体现了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运动，它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制度变迁，而各个小的变迁又与变迁的初始条件，变迁的过程，以及变迁的结果及其评价等各个方面相联系，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必定是异常复杂的，甚至难以从纯经济一个方面加以解释。同时全面的理解或者慎重的讨论经济转型的机制是迫切的，这样我们可以对各国的转型实践提出相对合理的建议。我们在这里不打算也没有能力解释经济转型的全部，而只是考虑初始条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表1转型经济：年增长（%每年）
1986-1989年平均 1990 1991
1992
中国
8.74.1
7.7
12.8
俄罗斯 2.4
-2.0 -9.0 -19.0
保加利亚
5.2 -11.6 -22.7
-7.9
捷克斯洛伐克
1.6
-3.0 -15.5
-5.0
匈牙利 1.4
-4.0 -10.5
-4.6
波兰
2.7 -11.4 -7.71.5
罗马尼亚 -0.9
-7.1 -13.4 -10.2
资料来源：Sacks and Woo(1994)。
在每一项制度变迁发生之时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通常他们被称之为初始条件，各种各样的初始条件对制度变迁进而对经济转型有无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又是多大呢？这两个问题是研究制度变迁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这篇文章就是考察初始条件在转型经济的路径选择和经济绩效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这篇文章的以下部分的组织上，我们将在第二节简单介绍有关经济转型中初始条件所发挥的作用文献，这些观点中的代表性看法将会给予比较详细的介绍，在第三小节我们将会对有关文献结合所谓的中国经验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采用的方法是把那些较经常提到的初始条件按照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归类和比较，我们试图利用这种方法指出现存的文献在解释能力上的不足。在弥合各种解释的努力中，把初始条件进行细化，提出一个新的划分方法，并且运用这种新的划分给出一个新的解释。最后一节，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在对经济转型过程的解释中，现有的文献对初始条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大致有三类看法。第一类文献认为只有用初始条件才可以解释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东欧和前苏联）经济绩效的差异；第二类则认为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绩效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政策，东欧和前苏联是因为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中国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类观点介予以上二者之间，他们认为初始条件在制度变迁中有作用，但是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应以审慎的目光来看初始条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一）初始条件最重要
在认为只有从初始条件中才可以解释中国和东欧与前苏联国家经济绩效的观点中，代表性的有：
1、Sacks等的观点
休克疗法(shock thefapy)的首倡者萨克斯(Sacks)和他的合作者认为，二者的差异可以用初始的经济结构差异来回答。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上是农村占有很大一部分，工业却只占很小一部分，中国的问题是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发展比较容易。而对东欧和前苏联来说工业占很大部分，农业部门已经不存在闲置的劳动力，这样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就是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改革的难度就大些。
Sacks和Woo(1994)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改革好的绩效归因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不应当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由于采用了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东欧和前苏联在改革前已经是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的社会了。中国在1978年只有15%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却有71%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由于各种原因在农业部门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国家补贴。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那些补贴如养老、就医等等却很普遍，1985年的水平是93%的劳动力在受到补贴的国有或者城市的企业中，这些企业还面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这种结构上的差别造成了中国采用双轨制的改革政策很有效果，因为中国很大一部分的劳动力不是处于受到政府保护的国有部门，他们在农业部门处于过剩的状态，这样农业部门的那一部分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其他工业部门中去就会很容易，因为对于他们的境况来说是帕累托改进，在中国突出的表现为转移到新增的乡镇企业(TVES)和其他非国有企业中去（表2），在东欧和前苏联中，受到保护的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绝大部分，不存在足够的劳动力可以流向新增的部门中去，这样发展非国有经济就会面对人员上的困难。作者说只有国有部门中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国有部门的收益大于离开国有部门的损失的时候，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才可能流入到私人部门。
表2中国和俄罗斯劳动力分布单位：%
中国 俄罗斯
1978 1984 1991 1985 1991
国有企业18.6 17.9 18.3 93.186.01
集体农业71.0 67.0 63.9 6.0 5.3
城市集体 5.1 6.7 6.2
na na
乡镇集体工业 4.3 7.6 10.0
na na
私有和其他
0.0 0.8 1.6 0.9 8.6
资料来源：Sacks和Woo(1994)。
萨克斯等人还认为即使有了工人，新增非公有企业在东欧和前苏联也不是像在中国那样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受到直接计划的商品种类大约只有1200种，而在前苏联20世纪70年代末则有超过2500万种商品直接受到计划的调控，如此多的商品受到国家探制，即使建立私营部门也缺乏物质。他们举例说波兰私营部门在1989年以前购买建筑工厂所用的砖都有困难，因为生产出来的砖都自动流到了国有企业，而要是到黑市上买的话，因为价格非常昂贵，建厂可能就不划算了。
2、Qian等的观点
Qian等人把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绩效的差异归因于组织结构上的不同，他们认为东欧和前苏联是U型结构，这样一个国家就好像一个大工厂。中国是M型结构，M型的特征是“条条”加“块块”，根据他们的分析，M型结构据称有具有减少决策失误，易于协调和有利于采用试验的方法等等优良的性质。钱颖一等人把中国的和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绩效归因于两种不同的组织结构在起作用。他借用企业理论中企业组织结构的两种形式M型和U型，认为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组织结构也可以用这两种形式来区别。他们认为东欧和前苏联是U型组织结构，中国有一个更加非集中化的结构，很像M型等级结构。U型结构是按照专业化和功能原则组织起来的，M型是按照地区原则组织起来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象在一个整合的大工厂中类似的生产，中国则是多层次多地区的，整个经济被条块分割，地区有很大的权利和自主性，各省负责一个完整的产业系列。
钱颖一等人(Qlan,et al,1993,1998)认为M型组织结构相对于U型结构的优势在于：M型组织结构中，1、有效的竞争。由于每个地区都有自我维持的特征，只有搞好地方经济地方才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可供地方自由支配，地方有动力发展经济，而且在中国通常进行的一些排名也使各地区之间增加发展经济的竞争；2、局部影响。U型组织结构中重复建设会比M型中较少，这虽然可以避免浪费，由于各个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很强，如果某一个或者几个个体或者地区面临外部冲击，那个冲击将会波及到整个经济中去，M型中对一个或几个个体或者一个或几个地区的冲击都不会波及到整个经济中，而只是限于受到外部冲击的一个或者几个地区；3、学习性。具有相似经济结构的地区受到外部冲击时，由于各个地区都有自主性，各个地区的反应不一定相同，那些前期效果不好的地区可以向效果好的地区学习，在U型结构中，由于各个单位没有共同点，无法学习；4、试验。U型中由于各个部分以专业化分工，U型结构中一个或者几个个体或者单位的试验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这样试验的成本可能会很大或者不可行，而且试验总是会带来冲击，对M型组织来说，可以进行平行试验，会更快地产生创新。5、协调。在协调方面，假定信息是分散的，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U型组织结构中，对收集到信息进行协调的是中央政府，在M型组织结构中，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的协调责任，中央政府协调的责任与东欧和前苏联的中央政府来说大大减少了，他们认为M型组织从更好地利用当地信息的协调中得到利益，但损失了规模经济效益，而规模经济效益使U型组织有较低的启动成本。如果通讯质量和启动成本低的话，M型组织结构的改革收益大于U形。
3、世界银行的观点
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考察报告中(1993)也认为“中国国内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对改革是理想的，和处在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经济压力而不是深刻危机的反应，无需采用重大的稳定政策意味着它不需施行‘休克疗法’”。
4、其他一些观点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经济特征如中国非集中化，地方权利较大，家庭联系紧密，有储蓄的传统习惯等也经常被提出来作为解释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相比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二）路径选择最重要
这一类理论认为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绩效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政策，东欧和前苏联是因为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中国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在强调经济政策的选择方面，一般有大爆炸和渐进式改革两种声音，由于采用大爆炸改革策略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经济表现普遍不如采用渐进式改革的中国，现在渐进主义的理论政策占上风。渐进主义者如McMillan(199)赞扬中国的成功来自于农业部门的私有化、非国有企业的大量进入、国有部门获得的新的激励、双轨制价格体制的引入。其他一些国内学者如樊纲(1993)、张军(1996,1997)和张宇(2001)等也充分赞扬了中国采用的这些政策。他们认为通过“增量改革”和“双轨制”可以在不触动现有的经济利益下，发展新增的部门，这样改革受到的阻力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至少具有卡尔多改进的性质。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来自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采用（林毅夫等，1994），他们认为正是中国采用了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不仅使原来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受到压抑的扭曲的工业结构得到了改善，同时由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众多，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是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这样在国际比较交换中就会获利。这一类观点普遍认为初始条件没有作用或者认为初始条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不如政策选择大。总之，他们的观点可以用布兰查德的一句话来表述“难道初始条件不同就需要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吗？我不这样认为。标准的稳定化政策同样适用于东欧”。
（三）初始条件的作用有待考察
最后一类观点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持有这一种观点的学者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放松条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初始条件和经济政策对经济绩效或路径选择都有作用。如Sacks et al(1994)也认为俄罗斯执行的错误的货币政策是俄罗斯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在他和SylvieDemurger等(2002)的一篇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实证论文中，得出中国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初始条件之一）可能比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重要，在中部地区地理因素的作用也是大于经济政策的作用，只有在西部地区是优惠政策的作用大于地理因素的作用。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如果再加上中部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有绝对优势。虽然他们没有否定经济政策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对中国经济绩效的解释仍然要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试图从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理解这一问题，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张宇 2001,2002）。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析（张宇，2001,200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重视初始条件的，如马克思本人曾经有这样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才能够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同时认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不够完整，是分散的应该加以发展。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观点是与以上所介绍的Sacks和Qian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马克思同时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只有人才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和利用规律，他认为对初始条件和经济政策的作用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二者的作用都不应该夸大或忽视。这一看法是全面的但遗憾的是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清楚而有力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想法似乎是二者都重要，但是又不是那么简单的同等重要，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总体上是模糊的。
三、初始条件的作用和中国经验
（一）现存解释的局限
对初始条件作用的态度决定了对改革策略的态度。把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改革绩效的差异主要归因于初始条件的学者认为不能将中国的经验复制到东欧和前苏联，那样就如为了解决俄罗斯的农业问题，而把小麦改种为水稻那么不合时宜(Sacks,1996)。而对于对初始条件作用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解决东欧和前苏联所存在的问题，现在采用中国的经验还不迟。对于那些对初始条件的作用持肯定而又怀疑态度的那一部分学者来说，采用初始条件应该可以部分解释各国为什么采用不同的路径，以及改革的绩效为什么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不能用初始条件完全解释清楚。
以上介绍的文献对初始条件在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中，对路径选择和经济绩效所起的作用的描述是迷人而又有说服力的，但是由于完全求助于初始条件和完全不考虑初始条件的两类解释观点对立之深，以至于几乎无法调和。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未能全貌的反映如此复杂的制度变迁，都具有片面性，这不仅使他们无法调和的原因之一，也是不能全面解释这个复杂进程的原因之一。
1、应该整体考察变迁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制度变迁分为三个过程来对待的话，即制度变迁之前、制度变迁过程之中和制度变迁结果。第一类作者把着眼点放在制度变迁之前的初始条件，而第二类作者把着眼点放在制度变迁发生过程之中，二者都试图通过一个过程来解释制度变迁的绩效。不可避免的是第一类作者不遗余力地论述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而造成改革路径选择的差异，并且跳过制度变迁过程来解释制度变迁的绩效；第二类作者基本上不考虑改革开始之前选择某种改革路径的原因，没有重视各国不同的初始条件的作用，当然也没有认识到选择某种改革路径所具有的客观性，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这样他们就只看到改革过程中的各种政策措施并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从以上分析可以看见，要全貌地反映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进而分析改革的绩效，不仅要从初始条件影响改革路径的选择入手，还应该兼顾变迁过程中的政策措施。这一观点与第三类作者的看法很相似，但是由于我们正如已经介绍的那样，他们的分析还是很粗糙的。
2、应该全面考虑多类初始条件。
既然我们在讨论初始条件的作用，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究竟有哪些初始条件影响了中国比较好的经济绩效了呢？这里我们把那些提到的初始条件归纳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这种归纳可以让我们看到第一类文献的局限性，也是我们后面给出初始条件作用一个新的解释的出发点。
(1)政治上。政治上的约束条件看来在实际转型中已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在改革的关键争论问题上持续的僵局已经成为俄罗斯改革政治的一个特点；在波兰，大规模私有化由于政治上受阻而失去势头后，私有化实际上以渐进方式进行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对于私有化和结构重组的政治约束条件在地域上的差别对国家的分裂起了重要的作用（罗兰，2002）。在中国1978年之前出现的两次左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有很大的破坏，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已经开始出现了非集中化的趋势，地方的权利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中央希望可以恢复到中央集权就受到了很大的地方阻力。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自主性来发展经济和推进改革，这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有自下而上特征的原因之一。另外一方面，由于那两次变革之后，当时的领导者邓小平继续推行分权制改革，人们在这种改革中得到了经济利益，他们的境况普遍的比两次运动时候要好，这样人民对党的信任危机就没有出现。而对于东欧和前苏联各国来说，在改革之初他们的经济已经陷入完全的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外债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都使本国居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
(2)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经济国家，大约有71%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在农业劳动部门出现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工业部门只是占吸收劳动力的很小一部分；而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则是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可能前苏联劳动力的99%（包括在国有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被给以“铁饭碗”(Sacksetal,2000)（见表2）。在受到计划控制的范围方面，中国由于分权的实行，在中国中央控制的范围比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要小的多，大约只有1200种商品在中央的直接调控下，这个数字在俄罗斯是2500万(Sacks and Woo,1996)。在经济结构上，由于政治格局上的分权，中国更像M型组织结构（即“条条”加“快快”），东欧和前苏联更像U型组织结构。
在宏观经济负担方面，中国受到的压力也比较小。因为受到中央政府补贴的国有部门在中国只是占很小一部分，补贴额只约占GDP的8%，在东欧和前苏联补贴额在GDP中则占很大一部分。俄罗斯国有企业获得的软信贷占GDP的20%。在社会保障系统方面，东欧和前苏联是过度保护了，这导致了改革困难加大，减少了岗位流动性，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支出是许多国家巨大财政赤字的一个主要原因，并因此导致宏观经济的全面不稳定。如1991年时波兰的三项社会基金支出占GDP的14.9%，同期在中国那个数字只有5.5%，在中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很低，享受社会保障的主要是城镇工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乡镇企业的工人并不享有社会保障，在农村只有老年人才可以享有社会救济唯一的一种保障形式。
(3)文化方面。家庭血缘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陆华人和海外华人的联系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接受外资的地区比例上绝大部分来自于香港和台湾等华人地区，截至1989年香港地区在中国累积国外投资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这些地区把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大陆。相对于东亚来说，中国大陆不仅距离更近成本更低廉，语言和习惯都不存在困难。另外在文化方面，中国和东亚国家一样都有节俭储蓄的传统，中国的储蓄率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30%，到了90年代接近40%，这种高储蓄率据称可以解释日本和东亚的繁荣，现在也可以解释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经济绩效的差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有对中国改革开始前初始条件的描述主要是上面三类条件的某种组合。但是要指出的是，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在改革之初，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状态都是改革的初始条件，它们构成了许许多多选择集，人们正是按照这个选择集来选择不同的改革路径。如果这种集合有许多个，那么改革过程中人的主观选择就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种集合非常小，那么留给当事人的选择就不多。这些文献强调的能够解释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绩效的初始条件，只是关注了某一个选择集，从而得出一定的政策选择的结论，没有看到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集的存在，这样就省略了那些对影响中国改革路径选择和经济绩效可能重要的因素。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完全求助于某一个初始条件集来解释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的路径选择和经济绩效的差异。
（二）三类初始条件，不同的机制
正如上节所述，强调初始条件和强调经济政策的作用都有一定道理，可是都不能给出他们各自的解释能力究竟有多大。那么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才能比较全面的分析这个问题呢？我们试图把这两种观点加以综合，给出一个新的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新的解释框架是在把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把初始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国特有的初始条件，另一类是各国共有的初始条件（共有的初始条件），在这里这两类初始条件都对经济绩效有影响，但是它们二者影响的机制是不同的。（见图三）
图3 不同的影响机制
1、各国特有的初始条件。
对于各国特有的初始条件来说，许多文献中把中国较好的经济绩效归因于有利的初始条件，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一部分，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解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不完全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即使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先天的地理因素或者是后天的人为因素，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集合究竟对社会的变化有什么作用，在更高的方法论层次上还没有提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特征，演化经济学也提出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的理论，而且都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两种理论的基础都是来自于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进化论本身有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两大争论，如果上升这种争论，必须借助于哲学上的解释。波普尔就认为拉马克主义因为逻辑上的站不住脚而被排除，即便是达尔文主义也因为其不可证实性，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因为它是不可以被证实的（波普尔，1988）。所以我们也无法借用它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只有采用更加一般化的描述，来达到更加准确的总结所发生的现实。
我们已经发现，从整体上考虑各国特有的初始条件是难以解释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改革的绩效。我们对这个困难的解决方法是把这一类初始条件再加以划分。
一类是与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无关或者相关性不显著的那些条件，典型的如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另外人民受到教育程度，科技水平等因素与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相关性也不显著。它们之所以对路径选择影响不显著，是因为这些初始条件的产生如果不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自然因素，就是这些条件的产生不是短期可以产生的。他们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和缓慢的。但这些条件是解释长期经济表现等问题重要的变量，在长期中它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一个以固定指数增加的量。虽然我们可以指出对中国现在的经济绩效有利的初始条件，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找出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所特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在这一类初始条件中，俄罗斯甚至比我们占有更大的优势。如1、俄罗斯地大物博，资源异常丰富；2、俄罗斯科学技术水平世界一流，科技水平的提高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经济长期发展需要具有的必要条件之一；3、此外俄罗斯公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比中国要高。
另一类是与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有关的那一部分初始条件。也是我们介绍过的Sacks和Qian等学者所强调的。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这一类的特点是对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上有客观性，不一定以某个人或者某一集团的选择的转移而转移。一定的政治经济格局决定了一定的路径选择，人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同时由于这种结构化的因素不是短期可以产生的，那么在路径的选择上，人们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些条件，而是以这些条件为前提条件下进行一定的路径选择。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上是非集权化的，地方在改革的设计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由于中国各个地方的情况差异性很大，各个地方在改革的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当地方与中央在这种设计上有分歧时，中央的权威得不到尊重。在这类初始条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上，人们按照这些条件对经济进行理性预期，并且按照这个预期行动。人们也可以从正面或者反面列举出主动采用某种制度变迁路径的优与劣。
2、各国共有的初始条件
采用与路径选择有关的那一部分初始条件解决了初始条件差异很大导致的制度变迁路径不同，但是毕竟转型国家有许多共同点，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国与路径选择有关的那一部分初始条件部分的差异也不显著，可是在各个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中各国改革的措施、顺序、力度都不一样，我们怎么解释这一问题呢？这就需要引入初始条件中共有的那部分。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之前许多情况都相似，这些相似包括两国经济调节都是以计划为主、都是采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发展道路和两国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张宇，2001）。面对相同或者相似的初始条件，采用何种改革路径也要依靠人们怎么选择改革策略。人们在这种条件下的选择是主观的，因为这种条件一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改变。如：财产的私有化、经济调节的市场化、价格改革和各个市场的自由化等。这样，改革的参与者可以经济主观上的选择。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上，如果改革策略正确的话，即使面对不利的特有初始条件，改革的绩效也不一定比有利的初始条件加错误的改革政策产生的经济绩效差，甚至会更好。
（三）改革的前景——一个应用
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以及未来中国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走向，现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作者已经开始怀疑中国以后的经济绩效，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甚至认为经济的绩效不能反映改革的成败而应该以宪政制度改革为改革长期成败的关键，这个观点是对他们以前理论的修正。从中短期来看，毫无疑问的是，由无论由于初始条件或者政策改革等原因，中国的经济绩效比东欧和前苏联要好，这也是他们所承认的。更多的学者和分析家已经开始走上了分析中国成功的经验，国外的一些学者充斥着对中国的看好，同时国内的学者则表现出了对前景的担忧。究竟我们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
按照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原有的一些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已经将要成为世界资本的避风港。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其吸引力是巨大的。这样，在共有的初始条件和与路径选择无关的初始条件两个方面都具有了以后继续发展的优势。但是在与路径选择有关的那一部分初始条件部分，中国的改革对政治格局变化不大，与此相联系的经济格局状况变化也不大，这种改革的不彻底性，已经引起了不断改革过程中的更大的困难。失业、三农问题、工业化和国有企业改革无不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并且，这种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解决上也不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否则改革二十年来已经解决了。我们的解决途径是发展中解决出现的问题，这个还是与人们的主观选择有关的政策策略的选择，还是需要站在共有的初始条件部分上。对于长期来说，由于每一项的制度改革的初始条件都是前一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总和，随着改革的推进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利益集团、新的社会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国际环境都会与初始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改革过程中政策的选择已经使初始条件发生了变化，即使是那些地理自然条件在长期也会发生变化。至于未来的经济绩效究竟如何，还是需要看改革参与者与我们的客观条件相接和的程度。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还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未来两大经济体的表现，都无法单单用初始条件或者政策选择来解释。要比较准确的理解转型国家发生的情况，需要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考虑。
四、结论
这篇文章是讨论初始条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对变迁路径的选择和变迁绩效作用，我们这个理论与现有文献的区别在于：我们没有将初始条件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也没有否定初始条件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导致了理论解释能力的下降。我们的理论是对上述现存解释的一个综合和修订，我们把制度变迁分为三个阶段，把初始条件分为两大类。指出各种初始条件对制度变迁的绩效都有影响。与路径选择有关的那一部分初始条件和共有的初始条件是与我们的路径选择有关的初始条件，与制度变迁道路选择有关的特殊初始条件所起的作用是客观的，认为路径选择才可以解释经济绩效的主要看到了共有的初始条件（共有的初始条件）而认为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对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经济绩效的比较上，不仅要看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也要看到当时的政策选择，要全面考虑初始条件并且要把初始条件和政策选择结合起来。在对未来的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改革的预测上，也应该如此，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未来中国和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绩效作长期评价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