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所论文,儒家文化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与我们的观念及典籍中的形态不同，而且它也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和兵马俑、山川里的古庙宇和断石碑。历史在当代的存活不单纯依靠仪式、遗物和文字记载，它只能复苏于当代文化意识，随当代思想的流程而显现。因为，当代思想在领悟已逝之史时，它所关注的，首先是那种文明延续性。故，历史更象一个文明的延续系统的和思想的价值系统，当代人由此而发现它的“不灭”。
作为小说的《白鹿原》不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摹本，因此也不可能是历史“青铜器”的说明文，它是一个在当代思想观照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它截取了一段中国文化生命之流，以其吹沙见底的功夫，找寻这流动之态下的永恒功能。明确地说，《白鹿原》在对“民族秘史”描述之时，一方面对维持和形成这一秘史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显露出一代正直文人对此的依恋与留连，面对现实而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意识中的存在价值。
对“仁义白鹿村”的系统观照
这是一个以家族宗庙祠堂为中心，以族长白嘉轩为精神感召力的半封闭的宗法系统，在它的地域内，小农经济的自耕自足和松散而不发展的雇佣半雇佣关系，体现出一种平和的宗法社会风貌。这里，阶级阵营没有明确的分野，除了固有的纲常之外，不存在人为的外在不平等关系；除了中国农民式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小小的狡猾与机智进行的各种交易外，没有任何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现，也没有剥削之残酷和积累之疯狂。这里的人们遵循着同样的原则：“仁义”。当两大户主白嘉轩与鹿子霖为争李寡妇那六分地而引起的矛盾，被朱先生的一纸谶言化为无形之时，“仁义白鹿村”被正式命名了。
这“仁义”二字却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儒家思想治世之要旨，它不只是一条个人修养准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和激素，正是这种基因和激素在不断以不同方式激活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方呈现出种种不同的风貌，而文化之脉也得以世代延续。
在进入白鹿村之前，有必要对以上命题作进一步阐述。
儒家学说以“内圣外王”为其大原则。先秦两汉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实践义理，到了宋明则以道德理性为主流。这是儒学的入世思想所体现的哲学具体适应性。在先秦两汉，直逮春秋，表现的是由内及外推行大道，多落实在以王道治天下的政治抱负上。而宋明理学兴盛，则是针对唐末五代世风衰落，寡廉鲜耻应运而生的，它是在道德沦丧、文化生命垂危之际的一剂药方，清末以来曾有一种风气，认为理学因摧残和阻碍自然生命的发展实不足取。这缺乏历史分析的具体客观性，因为，梁、唐、晋、汉、周五代走马灯式的更迭，虽有其具体不同的原因，但人欲横流，所谓“五色令人色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之颓败世风，肆虐文化生命，是其加速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因素。故理学强调：“内圣”实在有其极大的合理性，即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也。到现代新儒学，不但其仁义之本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更是强调了道德的实践理性，这是儒学发展到二十世纪进行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内部调整，道德实践理性的强调，是对人在现代化的实践活动中的道德主体性和人的道德价值的凸现，是儒学自我关联于人类文化在现时发展的普遍遭遇的结果。当二十世纪工业文明高度发展，人被进一步物化时，新儒学所观照的已不限于学说本身的命运，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的价值和存在问题，它的忧虑是一种无边的探索，它的终极关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正是在关怀人类自身这一点上，儒学获得了它的哲学价值和不断的突破。
“仁义”始终是针对人的，所谓“仁者爱人”即是，尽管在儒学经典里，仁义的涵意有多种阐释，但它始终未离内圣外王之要旨，韩愈《原道》所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被古人奉为标准阐释即是此证。由此而降仁义即成为儒家常道，而常道不是教条，它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和适应性。顺乎“天理”乃是它的品格。
道理是明显的，中国文化只要是一条不死之流，仁义就未失去它的激活性，儒学的衰微与兴盛并不在于时代的选择，而在于儒学自身使命实行的情况。
当陈忠实清醒地关注当代社会和民族历史时，他要揭秘的目的和动机就十分清楚了，他是这样在白鹿村这个系统内赋予仁义使命的。
一、融铸时代人格精神。
这里，我们必然要集中谈论白嘉轩。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喜轩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的功名不在于他的族长身份，他所值得夸耀的也不止是娶了甚至七房女人，在今天看来，娶七房女人只不过是男权使然和传宗思想的产物，而他自身在这夸耀的背后却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所笼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独立不倚的人格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使他从最初的卑微中走向一种崇高而成为白鹿村的精神象征和道义化身的内在原因，体现着儒家人格的文化集成，同时又是时代风貌的人文化。白嘉轩从一个猥琐的命硬的克妇之态进而治功图强，不但是一个普通人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复苏，而且完成了一个由偶然之士渐次进德修业终而成为一个必然而自然之圣的过程，是所谓大化流行之态的具体表述。
如若我们跳出简单的人物形象分析的套路，而从文化的层面切入，我们认为《白鹿原》对白嘉轩的描写是一种中国式的人本主义写作。在当前人本主义逐渐落潮之际，而“人”的含义越来越复杂因而也越来越不可信之时，《白鹿原》因产生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怀疑而沉入本民族的传统中寻找关于人的规定性，力图建立或找回中国传统的人格理想。在儒家看来，理想的中国是一块圣地，它不是天国也不是西方净土，而是当下的人世间，中国思想的终极目标也是人，走向圣地之路即是走向人的路。故孙中山亦言“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但在中国哲学里，“完人”并非都是成功者，大圣人孔子，既出身寒微又无功业建树，但他却是世代相效的君子楷模，就在于他集道与义一身的中国传统人格，是中国式人本主义精神的最佳典范的体现。在白嘉轩那里，既可看到这种精神的现代转换，又可看到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中国历史一进入二十世纪，新的思潮以科学精神为主体，强烈冲击中国宗法制度和早已开始没落的传统思想，沿海一带新兴的工业文明使社会已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尽管这一切还并未明显影响这块关中平原，但由此而来的政治变革、特别是民国成立以来的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使社会形成了与传统中国格格不入的风貌，一方面人们认识了传统礼教的落后保守，儒教山重水复的境况，另一方面即在冲破礼教（其实礼教并不代表整个儒学）之后，还未建立起新的价值道德标准之前，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在日渐衰微，弃性从欲导致社会风气走向靡烂，诚如朱先生在杭州的大发雷霆：
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吾等责无旁贷，本应著书立论大声疾呼，以正世风。竟然是白日里游山逛水，饮酒作乐，夜间寻花问柳，梦生醉死……
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余自不待言。
朱先生的华山自况诗，何尝不是预示了白嘉轩之使命。白嘉轩正是感到了这种使命，才采取了一系列治世措施，重修祠堂，兴办学校制定《乡约》等。这些恍若隔世之举，不但有落后之嫌，而且礼教的因素极重，但这仅仅是从社会的考察入手的结论。究其就里，我们不过是对宗法政统的指责，如果从政统背后的道统来看，就会发现，这些外在的举措，实际上观念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秩序的表征和自律心性的外化。所以《白鹿原》对白嘉轩的人格风范倒并不过多地由此而展开描写，而是由具体遭遇来加以说明，正好也说明儒家文化并非形式似的玄想，是落实于日常人生之常理。当朱先生因白嘉轩遍山种满罂粟要取下“耕读传家”的匾额时，当众人皆吃惊地看朱先生扶犁除苗时，“白嘉轩从地上站起来，从鹿三手中接过红马拽着的犁把儿也进了地”，他没有一句话，然而正是这里，那个在小农经济意识里浸泡长大，那个想方设法买进鹿子霖坡坎地的狡黠的农民白嘉轩，的确已经一跃而具有了君子风度。“君子喻于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所以“朱先生回头赞许地点点头：‘兄弟你还可以’”。
在如这般的诸多具体细节里，白嘉轩一步步完成其人格进阶，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皆在他整个人生浑圆融通的肌理中展示其各自的本体意义。如果不嫌简单和单调，我们可以列出有关他的行为与以上五义的对列，如总体治道循仁，公而弃私，毁罂粟兴学校，救黑娃等为义，整饬民风修约肃法惩戒孝文等维礼…。而且，对所谓情仇、义利、功过、利弊，皆因其挺直的腰板和超然的人生，达观态度而具有了侠义式的取弃，他丰满的人生经历了儿女的离经叛道，政治风云的鼓涌激荡，灾年的生死纠缠，但在他生命底蕴里却始终坚踞着他的生命哲学和为人信条，恰如他挺直不弯的腰板。周作人在杂文《回丧与买水》中说的“海面的波涛是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可作比喻。白嘉轩正是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怀德”、“君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泰而不骄”等等儒家人格理想中建立起自己的信条的。
二、道德实践理性与知性冲突中的仁义
这里，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一是鹿子霖与白嘉轩的对立，二是小娥的存在，三是白嘉轩与白灵、白孝文的关系。
或许，陈忠实起初构思白、鹿二人的对抗时，多半从结构或人物这文学因素着眼，但一旦进程后，他把握住了新意义并使之明朗起来。在当初的“利”字之争背后，出现了君子与小人、义与不义的分野，同时发现仁义在时代转换期本身的内部矛盾。
“仁义白鹿村”之名，来自于白、鹿二人。虽然白、鹿二者在人品上有着明显差别，但同为浸染传统文化的二人，其坚守的道义却没有什么不同。白嘉轩修祠堂等举动，如没有鹿子霖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与白并列的村中大户，鹿的举措可与之分庭抗礼，二人最初的对抗，只是农民式的“利”——土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名”，而且都是“追”仁义的赛跑。但到了后来则发展为不可调合的意识矛盾，当白嘉轩以王道维持的宗法制度受到骤起的政治浪潮冲击时，在白鹿原以致整个滋水县形成了两个相对抗的政统，一个是民国霸道政统，一个是道统基础上的白鹿村式的政统。白鹿村一向变通圆活的鹿子霖比时积极地靠向了新政统，当他被田福贤委以“乡约”一职，同时白鹿村自律的命运受帛于外在势力后，道统基础上的政统正直开始走上了末路。通过此以及白嘉轩个人权力的虚落，《白鹿原》提出的新课题即是：儒学、仁义之道如何与现代社会接轨，它的使命将如何得到更新。
为什么带有溜须意味的鹿子霖式的品格更易获得新的认可？鹿子霖又是怎样抛弃了他先前所信奉的？《白鹿原》并未正面回答，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在提出问题时又隐含答案，早在叙写这政治变更的同时通过小娥的存在而从侧面进行解答。
小娥的存在在礼教看来，是非道无礼的，淫为万恶之首。就儒教来讲，它的弊端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往往要在非礼面前才能体现其价值。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价值的体现方式恰恰是它致命的、与现代精神不符的落后性的表现，也是儒教本身传统所无法超越的道德理性膨胀和知性的或缺。
由于中国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以及人与其心体的关系，这与西方哲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把握人之生命首先是道德理性的。在历史大趋势下，西方自然地把握生命的方式更具科学精神因而更贴近人生的现实境遇，从中国具体时代来讲，五四运动打出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且形成历史潮流，追求个性解放、满足人生自然欲望具有了科学的进步性，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生命秘密的开端。实际上，生命的冲动与礼教禁锢的矛盾一直未曾休止，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才骤然尖锐起来，小娥既不从礼教而又非新文化运动者，但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反叛精神的生命，她最初的追求源于生命原欲和对命运的抗争，尔后的堕落又因欲望的畸型发展和对生命的自轻，是别一种形式的反抗。对小娥的宗法式的惩罚，非但不能拯救其灵魂，反而加剧了她灵魂的毁灭，这里反映出儒家文化因未能有知性认识人之生命本体的能力和机制而不能发掘出人之性中自然因素的合理性，从而在张扬形而上之性体之时又导演出扼杀人性之悲剧。
白嘉轩起初对黑娃、小娥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未让他们进入祠堂但却未施出家长式的严厉。“让他瞎碰瞎撞几回，也许能碰撞得灵醒过来，急是没有用的”，他这样劝慰鹿三，既是对自己哲学的信赖，也的确是感到了无能为力，他对此的认识并没有理性上的明晰性，只是感到了一种价值体系受到了挑战和戏谑。当他撞见自己的儿子就范于小娥欲望诱惑之时，他的神经才猛然断裂，但即使如此，他鞭打孝文不是在唤醒某种意识只是因这丢先人的脸。人们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骂小娥，却谁也未曾真正关注过她的存在。
儒家的用心在道德政治、伦常教化，追求的顺尽性尽心尽伦尽制这条路，以“仁”为主惟在显“德性”。白鹿村“乡约”不但不是法律条文，不是认识世界与人，人与人正确关系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德为中心，一了百了的戒条，这是儒家文化不能由德性通知性的千年流弊，产生了儒教与儒学之分离。它不是认识论的产物，故一当人的行为越过德之范围如小娥之追求，儒家礼教不能胜任对之的分析，只能在既定价值观照下，采取千年不变之古法。引伸开来，儒学只是一种价值论而非认识论，白嘉轩、冷先生包括朱先生对鹿子霖的行为认识也只停留在价值论层面上。
儒学知性的或缺是一个极大的哲学问题，小说当然无意也无须对之进行讨论，《白鹿原》更有深层意味的是，通过对小娥生命方式的呈示以及鹿子霖对小娥的占有和利用追问：道统的失落，欲望的膨胀会带来新一轮更难预测的文化沦落和道德沦丧吗？欲望是否是无边的？
儒教在新时期的矛盾，不断因伦常的解体而凸现。
白灵因接受新学而不满旧道德进而反抗旧的社会秩序，她纯真的少女之心里虽极少有礼教留下的阴影，但少时的她便从父权里多少领悟到了生命之轻。她这个乖女儿从温顺一跃而为彻底的反叛者，实际上是从对爱情的美好的幻想开始的，自己把握自己的爱情实际上开始了反抗父法的行为，与兆海一起抛铜钱的严肃游戏却又带着随意人生的意味，而后二人各自改变自己的党派身份，却又是由偶然走向了必然。这里既包含了心性的超越性又复多了中国哲学里缺乏的彼岸意识。正是一种具象的、非宗教式的彼岸意识鼓涌着白灵义无反顾走上兆鹏的道路。白嘉轩之不容白灵，一是因他所维护的旧秩序受到来自自己女儿一方的威胁，是谓不肖，二是因为白灵的彼岸追求和信仰与他的哲学格格不入，不因为有黑娃们的翻“鏊子”行为破坏了仁，而白灵追求的正是此一类。白灵与他的对立是必然的，这既超出了纲常，又以纲常的形式体现出来。
白孝文与白嘉轩的冲突又具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
虽然白孝文是当仁不让的族长继承人，但白孝文成人之际正是大厦将倾之际，宗法的族长制必然走向了末路，所以在白氏父子之间的关系中也必然有了新的因素以致白嘉轩的父权、族权受到了阻碍。白孝文走了与白灵不同的路，白孝文既没有白嘉轩格致修平的抱负，又缺乏独善其身的人格修养基础，他之所以成为新族长，一是因为白嘉轩的基业和威仪，二是他纯粹蒙昧状态下受白喜轩严格的忠孝信之教育而全现出外在的气质，比如对白嘉轩意志的领会、对公益事业处理的面面俱到等。但一进入他的内心，既看不到有“忠”的牺牲精神，又没有“信”之道德风范，而且他的智性复苏一开始就被引入邪途。当十六岁的孝文在妻子那里跨越了理智、在蒙昧与欲望共现下，他表现了极大的贪恋，以“稀”得更欢来报复奶奶的忠告。此时，他还未失去族长继承人的身份，理性人生的外壳未及穿破，毕竟还是在自己的女人身上纵欲施淫，可理解为走过蒙昧的屏障而达新天地的欣喜。
在受小娥勾引之初，即使行为越轨但精神却未能自我超拔，故“脱了裤子又不行了”，直至东窗事发，一顿鞭打之后他的理性外壳及精神障碍被彻底解除，礼教惩戒了他又造就了他，被放逐的白孝文自然属性得恢复的同时又是向兽性迈进的开始，自戕式的纵欲、吸烟和彻底背离他先前的信条导致了他人生的暗途。《白鹿原》在这里似乎部分加重了自己的追问，即欲望的无边同样是灭绝人性的杀手。白孝文因染上烟瘾而完全抛弃了人格尊严以致卖房卖地不敬祖宗，最后沦为乞丐，几乎命丧野狗。
《白鹿原》的深刻性还不止于此。白孝文人格丧失既是人生踏入暗途却又是他一生的转机，他抢舍饭遇鹿子霖而被荐入民团，看似一种偶然，而实际上是他当初的反骨彻底化为媚骨使然。恰恰因了这媚骨，他能在新的秩序中一改猥琐旧貌而春风得意。他对其父的鞭打没有任何外在的反抗和抵触，而是在内心潜意识里领悟着生存技巧，并在人生之途的选择时显示了一种恶毒的明智。不管他的选择多么灰暗、卑鄙，行为如何不道德，然而事实却是他无论做什么都成功，乃至他回到原上赎地建房时，白嘉轩再已不以先前的眼光看他，最多只坚持让他另立门户。
我们很难预料白孝文的将来，他那一套生存哲学会在新现实中被发扬抑或被抛弃，不过我们能多少知道一点即生存哲学失去道德的拷问必然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历史悲剧会无休止上演。
白嘉轩对此显然无能为力，对孝文的卖房卖地，沦为乞丐等，似乎觉得顺理成章，堕落一经开始，所有的后果都是意理中的，他只能怀有另外的希冀，即孝武的成熟：
白孝武的出现恰当其时。他穿一件青色棉袍，统直的腰板和他爸腰折以前一样笔挺，体魄雄壮魁伟，肩膀宽厚臀部丰满，比瘦削细琐的孝文气派得多沉稳得多。
事实上，中国不可能出现新的精神巨人，正如白鹿村不复存在一样。不过重建中国人的精神避难所似乎却有必要，《白鹿原》的白鹿村的意义就在于重现旧中国人的“家园”风貌和义理根胚，作品则在全幅精神领域内观照传统文化安顿生命的尽理精神，它在说明，即使在科技时代、商品时代的今天，生命都不仅仅是生物的存在，也不应是浮躁情绪所驱动的感性存在，它主要还是由心灵所表现的理性的存在。
白鹿书院的文化意蕴
应该庆幸，白鹿原有一个白鹿书院。
《白鹿原》因有了“白鹿书院”和朱先生而有了不凡的意义。
白嘉轩内修德行人格不倚，外施仁义兴建功业，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实层面上的价值体现。白嘉轩总是把目光投注于现实因而总难跳出具体致用、一而一的境界，他不过是白鹿村人逼近道义的媒体。
在朱先生那里，作品寄予了更高的人格理想和道义情怀，朱先生已经不是一个具象人物而是一个精神存在，体现着中国文化对大道的追寻之径，具有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跃进之态。之所以连白嘉轩都把他与圣人相比，就因为他的人格精神和文化积成超越了表象具体致用以及尘寰世事，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更广泛和更具普遍适应性的理想。通过朱先生圣人般的完美和充满睿智的言行，可以窥见和领略中国文化血脉中亘古向前、生生不息的趋势。
白鹿书院和朱先生的存在，始终给人的强烈感受是：《白鹿原》为一代人寻找精神家园和道义回归之路。
如果参照孔子复周礼缘于社会礼崩乐坏，宋明理学的兴起因五代以降世风日下、颓唐萎糜的思路，就不难确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白鹿书院和朱先生存在的价值了。二十世纪初以来，反帝反封建、反礼教、打倒孔家店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科学和民主成为时代不可逆转之势，而在白鹿原上，与白鹿书院呼应成趣的学堂里却传出声声清脆、琅琅入耳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读书声，它偏偏又在白鹿原上显得与这块土地合谐无比，显示的不是落后保守，反而使人感觉十分新鲜，这的确使人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思考起点——重新检讨现代人现代行为下的精神走向。现代人确认了生活与知识的合一但同时又怀疑每一种阐释的真确性，在所有现代行为下，无不显示出分解真实世界与我们所知世界的努力，打破传统的决绝气慨无不掩盖着留念，不然，现代人凭什么展现自身？中国的特殊还在于，在打破我们生长于斯的传统之时，除了勇往直前之外，还须得有家可归，因为我们没有上帝。
白鹿原的各色人等，如兆鹏、兆海、孝文、白灵，还有土匪黑娃，他们皆在外受新学干新事，但只要他们一回到白鹿书院，一站在朱先生面前，他们就有重受洗礼的感觉而变得心地澄碧，在历史的流转中，他们道路各异，但一回到那里，皆烦乱除尽心中熨贴。因为他们不仅在这里受到启蒙，而且还最先在这里被注入理性和精神气质，这里似乎成了他们把自己联结于中国文化母体的脐带，它是无声的召唤和具象的精神。如果要人为的斩断这根脐带，现实便会变得荒诞不经。所以，当红卫兵掘开朱先生之墓时，他们获得的是无可逃遁的尴尬和游戏中阻的无地自容，恰如批孔运动本身。传统以其自身的方式昭明，抛弃优秀文化传统不过是一个民族的自虐行为。
对朱先生墓中那块合卯方砖的叙写，是对白鹿书院叙写的延伸，它离奇而又意味深长，它不只是描写朱先生的最后神来之笔，它的妙处在于说明，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国度里，不仅有着最丰厚瑰丽的灿烂文化，而且又在“折腾”着它，道德与轻浮、自尊与自贱竞奇妙地集于一身，象一条自噬求生的巨蟒翻滚着，搅得漫天烟尘。
书院的遭遇极能反映文化的遭遇，《白鹿原》对白鹿书院一往深情的描写，多少包含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留连，同时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学术环境。知识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如书院一类专门的设施，实在难以兑现。不知是不是偶然的巧合，朱熹复兴匡庐白鹿洞书院而使其思想发扬光大，而白鹿洞书院因朱熹的复兴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书院。书院也许最能成为民族文化的载化，但书院亦能使哲学更经院化纯粹化，因而与现实有拉远距离的趋势，朱熹在《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感叹而作》中写道“发教见纲纪，喟然心靡他。……一朝谢尘独，归哉硕人
”，即有归隐之倾向。但《白鹿原》之朱先生却是，另一种形象，他既负“发教见纲纪”之责任，却无“一朝谢尘独”之消极，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执着与热情。
《白鹿原》正是通过朱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新的探讨，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进行了挖掘。
为了使论述不致陷入庞杂与散乱，我想通过朱先生之死来说明。
朱先生死于自己对死亡的预感。然而朱先生并不是神。
陈忠实以苍凉的笔调来写这预感中的死亡，是否旨在表现一种精神的终结？我们说朱先生的意义，对整部《白鹿原》来说在于文化的，而他对死亡的预感，显然来自于现实的荒谬和对社会的失望，社会的动荡无论怎样，对文化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之不行则以身殉道，是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极至表现。《论语·泰伯》论“笃信善学，死善道”，又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朱先生之死正是一种殉道的“无道则隐”。
士的传统在中国已达二千多年之久，它与西方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有着相同的气质，还同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和弊端的批判者。士不特有精专的学识，而且还应具备有超私利的对社会、民族事业关怀备至和情怀的奉献精神。朱先生笃学慕道，大任天下，杭州慷慨陈词、华山悲歌赋诗，发表抗日宣言而义赴潼关，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他作为大儒名士之人格与气节，也正是士之气质的具体表现，同时这种表现深深体现着社会改革的思想，比“竹林七贤”的纵酒狂歌，陶渊明癔寻桃园要高彪得多。
在朱先生死前有两件事的意义非常重要，一是土匪黑娃的拜师，二是孝文替岳县长索取“剿共宣言”。
“匪”与“侠”都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但侠在中国文化里，从《史记》开始便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朱先生既是儒士，该属正统的维护者，但他却有极强的侠义精神，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来讲，即代表一种反主流文化。黑娃的拜师与朱先生的受之，似可理解为两支非主流文化的融合，同时又是朱先生之立德通过黑娃而立行，是对儒学强于内圣而弱于外用之补遗——一旦黑娃的匪侠之性受“学为好人”之浸润，侠义亦可升为道义，中国人格精神里慷慨好义，负气任侠之特质必将沿道义而衍生推进。
正是因为侠义，儒家文化的生命才表现出十分的顽强，也由于侠义，它的命运又曲折多难。和朱先生一样，黑娃也非死不可。
朱先生信奉正己才能正人正事的信条，但正己正人却非常有限，孝文的堕落变节，不但使他感到“济济”“未济”之艰难，也认识到正人正世前途的迷茫，当孝文厚颜索要“剿共宣言”之际，他虽断然拒绝并极尽戏耍之能事，但在他的心底却藏着无限的悲哀，知识分子其实什么也不值，当权者重视你时乃是利用你时。所以朱先生必须归去，不如归去。他实在太清醒了，太圣洁了。当黑娃充满深情地端祥朱先生澄如秋水平静的眼睛和满头白发之时，能否看出老蚕丝尽的悲壮？
朱先生恬静地归去。其实他极留恋尘世人伦的乐趣和山川的俊秀美景，他踏遍滋水县，召集儿孙，无不是对生的渴望，然而他根根硬直的头发却并不许他苟且！他必须寻找一个更适合于他的地方，因为他更能感受到人类被精神家园放逐的苦楚，当他情不自禁地称自己的妻子为“妈”时，他热泪滚滚了。“人穷则返本，未尝不呼父母也”。
朱先生之“返本”，还不是因为他走投无路，而是一种精神眷恋，是他感到了人生依托之虚无，他平生所据所忠的文化传统之没落，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即道出王国维之自杀原因之一种。朱先生不是自杀，但那种对死亡的预感则是把自己的命运关联于文化母体的必然，是痛不欲生之结果，对他来讲，预感死亡则是文化的万劫不复。
白鹿的传说始终是一条不曾断裂的经线，与事件之纬构成了一幅民族秘史之象。这个传说既是文化的结晶，又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在这种互现的形式中，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祈福、敬天、亲人的倾向。白鹿，既不是自然的存在物，也不是学人的杜撰物，它是文化之果。关中这块美丽的土地上，雄强奇健的大山与柔丽轻娆的河水，不但养育了万千生灵，也养充了人民朴素的灵魂，白鹿即是这灵魂的象征。灵魂之旅则构成民族的秘史。
《白鹿原》正是在追踪这灵魂之旅所划过的轨迹之时，逐渐逼近秘史之秘的，它在展示中国社会政治大动荡之时，之所以避开直接描写，是基于一种文化主义的观点，正是从文化内核之裂变来观察社会政治的变革，展示人类心智在时代诱因下的更张。陈忠实以这种眼光检阅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了有益因素，阐明这样的观点，人唯一永恒面对的是自己的心灵，一个民族也必须面对自己的传统，觅我所失。
《白鹿原》的意义也许是超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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