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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10日至2000年1月5日，“北京市文明社区创建调研组”对西城区月坛、新街口、德胜门外三街道的文明社区创建工作进行了调查。具体调查对象是街道居民，方法是设计调查问卷，根据三社区的居民户数，按照1%的比例，等距抽样。共发放问卷960份，全部收回，所以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通过调查，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一、总体状况
1.被调查者的年龄状况。问卷调查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主持人的年龄一般偏大，因此，填写的内容与填写人的态度密切相关。从年龄上看，60岁以上的占总数的44.2%；50岁以上的占63.5%。本次调查的各种回答，主要反映了这部分人的看法。
2.住房状况（依据居民自己的填答，估计实际状况略好一些）。居住条件是居民生活的微观环境，居住条件不同的居民，对社区生活条件及存在的问题会持不同的态度，为此，我们在调查中专门设计了住房状况，以便进行相关分析。(1)住房类型：平房，272户，占28.3%；单元楼房，534户，占55.6%；简易楼（含筒子楼）47户，占4.9%。(2)人均使用面积：4平米以下，118户，占12.3%；5～8平米， 243户，占25.3%；9～12平米，236户，占24.6%；13～16平米，178户，占18.5%；17～20平米，85户，占8.9%；21平米以上，69户，占7.2%。综合起来看，人均使用面积在5～16平米之间的居多，占68.4%。
3.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49人，占15.5%；初中，298人，占31.0%；高中（含中技、中专），304人，占31.7%；大专，116人，占12.1%；本科以上，79人，占8.2%。居民的文化程度是进行社区创建活动的素质基础。从总体情况看，初中和高中的人数占62.07%，构成了基础性的文化层次。各种社区创建活动、各种社区教育和社区文化建设的开展，要以这个文化层次为基础。
4.经济收入状况（依据居民自己的填答，估计实际状况会略好一些）。三街道居民的经济收入，人均月400～799元，占50.06%；200～999元，占80.0%。家庭经济收入是制约社区居民文明生活需求的一个基本条件。从三社区的状况看，多数居民处于小康水平。从这种经济条件出发，对社区建设的指标，不宜提的过高、过多。特别是不要提一些超出居民经济许可的要求。否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进行资助。
二、居民的闲暇时间及业余生活内容
闲暇时间是居民创建文明生活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如果居民没有任何闲暇时间，就不可能去参与各种社会性的文明创建活动。
1.社区居民闲暇时间的构成。我们对居民闲暇时间的界定，是除去工作、必要的睡眠、饮食起居、家务劳动（含带孩子和辅导孩子功课等）时间之外，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其计算包括工作日、双休日和节假日的综合闲暇时间。调查的结果是：“几乎没有”，即每天少于0.5小时，有53人，占5.5%；“很少”，每天在0.5～2小时，有338人，占35.2%；“较充裕”，每天2～4小时，有426人，占44.4%；“很充裕”，每天4小时以上，有122人，占12%。较充裕和很充裕的共计548人，占57.1%。
由于被调查对象的半数以上(55.1%)是离退休人员，所以闲暇时间比较充裕。联系经济收入指标来分析，三社区居民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时间较充裕。这两个条件是我们研究社区创建工作的基础性条件。部分单位实行提前退休、城市人口寿命的延长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社区创建有较多的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源可以开发和利用。这就诀定了社区创建要发动更多的群众参与，更好地利用居民较多的闲暇时间，但难以利用民间更多的资金资源。
2.居民对闲暇时间的分配。居民选择“平时从事活动花费时间最多的几种活动”的累积人数及排序为：(1)看电视，888人，占96.9%；(2)看书、报、杂志，688人，占75.1%；(3)到室外参加体育锻炼，371人，占40.5%；(4)聊天，224人，占24.5%；(5)参加室内体育锻炼，153人，占16.7%；(6)打麻将，74人，占0.08%；(7)在家或去音乐厅听音乐，85人，占0.09%；(8)看录像、VCD，60人，占0.07%；(9)在家听戏或去剧院看戏剧，30人，占0.03%；(10)集邮，29人，占0.03%；(11)跳舞，21人，占0.02%；(12)上网，19人，占0.02%；(13)钓鱼，17人，占0.02%；(14)摄影，11人，占0.01%；(5)到体育场馆看比赛，8人，占0.01%。选择其他活动的有：画画5人，书法3人，下棋4人，养花4人，养鸟2人，拉（弹）琴2人，念佛、去教堂2人。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一是从参与度来看，可以分为参与度较低的视听观赏性活动（如看电视、看书报杂志、看录像等），与参与度较高的身心投入性活动（体育锻炼、钓鱼、跳舞等）。二是从社会性或群体性来看，可以分为个体性活动（上网、集邮）与群体性活动（聊天、集体锻炼等）。三是从价值性来看，可以分为有益活动（体育锻炼、看书等），中性活动（不赌博的打麻将）与有害活动（带有赌博的打麻将等）。
从总体看，居民从事观赏性的、非身心参与性的、非群体性的居多（1655人），而身心参与式的、群体性的活动相对较少（1023人）。从社区创建上看，从事观赏性的娱乐活动往往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组织的社会性较少，特别是对于陶冶情操、提高身心健康的项目，个人凭兴趣参与的居多，而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较少。因此，如何把居民从个体观赏性娱乐活动导向身心参与性、群体性活动，是社区创建工作的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三、社区居民对一些组织或人员的评价
设计这个选项，是要考察居民对与社区创建活动关系密切的组织及人员的态度。下面是居民的具体选择及排序。
按满意度排序，是要了解居民对某一组织及人员的态度（肯定性评价、喜欢性的情感及愿意接近的行为倾向）。从结果看，居委会成员及街道积极分子这些直接工作在社区第一线、没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得分最高。选择满意的558人，占58.1%，不满意15人，占1.6%。为居民服务的街道干部，其中越是为居民提供直接服务的群体及人员，得分越高。相反，工作性质离居民的具体生活越远，得分越低。满意270人，占28.1%，不满意13人，占1.4%。为居民提供公用服务的人员，得分排在第三位。最差的是政府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人员，如税务所、工商所。其中税务所，满意64人，占6.7%，不满意68人，占7.1%；工商所，满意77人，占8.0%，不满意135人，占14.1%。
从居民的评价来看，政府专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尚有较大差距。应当看到，政府专业行政管理是社区创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社区创建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社区作为一个各种公共利益交织，各种社会关系交往积累的地域群体，政府各项工作的质量，对社区创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居民来说，政府工作的质量，是反映政府整体形象的窗口。社区文明创建，首先是政府的制度行政文明建设。而制度性文明创建集中体现在公民对政府行政管理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倾向上。
具体说来，与社区创建直接相关的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内容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各种公用服务事业，它们是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供水、供电、供气、房管等）。目前这些公共服务是政府系统下具有垄断性的行业。垄断往往带来服务质量问题，特别是垄断性带来的行业不正之风，如服务的时效、质量、态度差，“吃拿卡要”等。目前，北京市正在逐步把公共服务事业推向市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带来的是享受服务的社区居民主体，与提供服务的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这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保证居民主体对公共服务性企业所提供服务的成本（收费）、质量、时效及态度等的监督和考核。而公共服务的整体效益，关系到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和态度。因此，政府要制定各种公共服务的行业市场管理的制度规范，加强对这些行业的管理力度。要以居民是否满意作为考评上述行业的一项重要指标。
第二种是政府的市政管理，主要是绿化、环卫、环保、园林、公共广告等。市政管理关系到社区创建的基础性环境。在这些方面，条条和块块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亟待理顾。从调查结果看，居民对上述部门及人员的评价不高。政府在市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力度需要加大。
第三种是政府的各种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等。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专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意见最大。如对税务所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满意与不满意两者的倍数比为-0.94，对工商所及其人员的评价为-0.57。即是说，居民对这两个部门选择满意的人低于选择不满意的人。如何通过改革，真正把专业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重心下移，使它们真正把全心全意为公民服务作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居民对公安派出所及其人员的评价排在第六位，满意与不满意的倍数比是9.16。这在专业行政管理部门中是属于较好的。
四、居民参加文明社区创建活动的状况
对居民经常参加与从不参加的活动进行比较，是要说明居民对不同活动的参与度，同时，也反映出这些活动与居民生活的紧密度。排在第一位的是清扫卫生（经常主动参加492人，占51.3%，从不参加139人，占14.5%，两者的倍数差为3.54，即经常主动参加的人数是从不参加的3.54倍。下同），这说明清洁卫生是居民最为关心的一项创建活动。第二位是治安保卫值班（参加，423人，不参加244，1.73倍），这表明居民对自己周围的治安情况很关心。第三位是体育锻炼（参加354人，不参加341人，1.04倍）。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文艺活动（参加125人，不参加480人，0.26倍）。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文化科普活动（参加142人，不参加456人，0.31倍）。这表明，居民经常主动参加的是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活动。这同时表明，居民对社区文明创建活动的参与度，反映出居民最愿意参加的，是改善他们基本生活条件的活动，如环境卫生、小区治安安全。这一结果对我们的启示是，社区创建工作不能脱离居民关注的社区问题。居民对文艺活动及文化科普活动的参与度较低，这并不说明居民对这些活动不重视，或者说，这类活动在社区创建中不重要。这种情况只是反映出，从总体上看，居民对创建文明社区的关注点，尚停留在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更为密切的活动上。
五、社区居民对具体生活中较差环境的选择
这是一项不受填答者选择数量限制的多项任选题。本选题是要居民从自己生活的具体环境出发，来评价较差的环境是哪些？这是对社区创建的一个具体而广泛的分析视角。从居民的选择来看，较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广义的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服务，而且这三类环境问题大致是依次排列的。
第一，多数居民对广义的社区安全环境最关注，同时也说明在安全的社区生活环境的创建上，我们的工作尚有较大差距。被排在前6位的都属此类。上门推销骚扰、电话骚扰（第一位，属于基本的生活环境和秩序受到骚扰。选择人数432，占47.1%）；楼（院）内乱堆杂物、乱放自行车（第二位，基本的生活环境杂乱，不安全。选择人数317，占34.6%）；偷盗（第三位，个人和家庭财产不安全。选择人数270，占29.4%）；午间、夜间噪音（第四位，属于噪音污染造成的基本生活环境不安全。选择人数268，占29.2%）；小区内各种车辆无序停放、行驶，老人、小孩外出不安全（第五位，选择人数231，占25.2%）；市场管理差（第六位，缺乏安全的市场交换秩序，经济生活不安全。选择人数 211，占23.0%）。以上6项的累积选择人数高达1729人次，累积百分比为188.5。此外，还有公共照明设施毁坏长期无人检修（属于无夜间公共照明带来的不安全和不方便，第15位，选择人数101，占11.0%）；邻里关系紧张（第24位，人际环境不安全，选择人数35，占3.8%）。属于广义的社区环境不安全的累计选择人数为1865，累计选择百分比为203.3。上述生活环境的不安全，给多数居民带来很大的焦虑和不安。尽管它们不象重大刑事犯罪那样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但是，它们对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环境的危害面很宽，且危害日益严重。现阶段的社区创建工作，对这些环境的治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与居民安全的生活环境相关的选项还有：赌博（第20位，选择人数49，占5.3%）；卖淫嫖娼，贩卖淫秽书刊及音像制品（第21位，选择人数45，占4.9%）；妇女或中小学生被敲诈勒索、滋扰（第23位，选择人数38，占4.1%）；流氓打架斗殴（第26位，选择人数19，占2.1%）。这4项大致属刑事犯罪，居民累积选择151人，选择累积百分比16.4，选择的强度相对不高。这表明，近年来北京市公检法部门对严重刑事犯罪打击，取得了明显的政绩。与上面的选择对比，说明社区居民对非刑事犯罪、但直接干扰多数居民安全的生活秩序的环境需求的强度大大增强了。而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行为规范的制订，在创建文明社区领域中，有不少还是空白。因此需要加强立法、制度和规范建设，加大治理力度。
第二，多数居民选择较差的第二类环境是广义的社区卫生。排列在第8～13位的，除第12位以外，都属于社区卫生条件差。具体选择是：环境卫生条件差，选择人数199，占21.7%；私搭乱建造成的脏乱差，选择人数185，占20.2%；住所虫害，选择人数171，占18.6%；早晚市乱丢乱倒垃圾，污水横流，选择人数161，占17.6%；餐馆内外卫生条件差，选择人数130，占14.2%。以上五项的累计选择人数846，累计选择百分比92.3%。应当说，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对治理环境卫生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从居民的反映来看，仍有较大的差距。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一是社区居民对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的需求日益强烈，对政府和社会治理脏乱差的主观期望值不断提高；二是以往对脏乱差的治理，依靠搞突击活动的色彩较大，制度性的、经常性的治理力度不够；三是治理脏乱差需要通过立法，制订制度性的行为规范，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四是经常性的检查监督的力度不够。有的街道干部说，现在是“一个人清扫，一百个人糟蹋”。特别是大量的农民进城，其文化和卫生素质较差，是影响社区卫生清洁的一个因素。如何加强对进城农民的文明卫生意识的教育和管理，是改善城市社区卫生条件的一个新课题。
第三，与社区服务相关的问题。排列在第12～19位，除去13、14、15外，有5项属于此类。社区服务网点差（第12位，选择人数136，占14.8%）；对老年人的社区服务差（第16位，选择人数100，占10.9%）；社区医疗防疫保健服务差（第17位，选择人数94，占10.3%）；供水、电、气、暖，电话安装等公用服务质量差（第18位，选择人数75，占8.2%）；社区家政服务差（第19位，选择人数71，占7.7%）。这5项的累计选择人数476，累计选择百分比51.9%。对于为特殊居民服务的选择，由于涉及的人群面较窄，所以选择的人数和百分比相对较低：对“优抚”、“社救”对象的服务差（第22位，选择人数39，占4.3%）、对残疾人的服务差（第25位，选择人数35，占3.8%）。
第四，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的内容。绿地建设、养护差（第7位，选择人数202，占22.0%）；社区图书馆（站）、科普宣传栏、读报栏建设差（第14位，选择人数127，占13.8%）。累计选择人数329，累计百分比35.8%。与社区安全环境差(203.3%)、卫生条件差(92.3%)、服务环境差(51.9%)相比，居民对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显得不是十分强烈。
从社区多数居民对社区较差的生活环境的选择来看，政府在社区创建工作中，不能单单从宣传效应上、从搞突击活动上做文章，应加强对社区居民的迫切需要的调查，真正为大多数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不能仅在个别的、特殊的所谓“典型经验”上做文章，而应从加强法律、法规、制度、行为规范等的制度建设上做实事；不应只重宣传效应，更应重视实际的社会效益。
六、亟待解决的社区问题的选择又排序
本选题是要调查对象从自己所了解的多数居民的看法，选择三项亟待解决的问题。从选择的具体项目上看，多数居民所关注的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生活环境问题，而不是较高需求层次的精神生活。他们对社区安全治安问题最为关注，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建设一个有序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也是从安全、有序的社会生活环境出发的一种要求。属于安全需要的还有“治理各种噪音扰民，建立一个安静的社区生活环境”（第五位）；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第六位），建立一个经济安全的市场交换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对安静的生活环境的需要，超过了对经济安全环境的需要，这一点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注意。这表明近年来，在规范市场交换秩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活动在北京收到了一定成效。同时也说明，大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特殊的社会问题，如治安、流动人口、噪音污染等，越来越成为多数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城市居民基本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对城市社会问题的治理，往往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规，建立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因为这些只靠宣传和道德舆论，是没有强制约束性的。而治理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因为制度文明是精神文明体系中的基础性因素。
如果对多数居民关心的亟待解块的社区问题进行排序，就可以透过下面的立体架构，看出在当前条件下，社区创建工作的重心所向。
制定邻里行为规范（和谐的人际环境）83人，占8.8%。
提高文体活动水平（文明的文化环境）179人，占19.0%。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安全的经济环境）235人，占25.0%。
治理各种噪音扰民（安静的生活环境）279人，占29.6%。
绿化、美化（优美的生活环境）306人，占32.5%。
治理脏乱差（干净的生活环境）408人，占43.4%。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有序的生活环境）555人，占59.0%。
社会治安（安全的生活环境）705人，占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