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论巴金晚年散文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晚年论文,巴金论文,散文论文,战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2)02-0065-08
我国当代文坛巨匠巴金在他的晚年，除了翻译一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和根据旧 稿整理而成的小说《杨林同志》以外，就是创作了包括《随想录》(包含《随想录》、 《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卷)、《再思录》、《创作回忆 录》、自己创作和译文的序跋，以及书信、日记在内的散文了。从这点说，研究巴金晚 年的思想和创作，就是研究巴金晚年的散文了。
巴金晚年以《随想录》和《再思录》为代表的散文，近似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属于“真实性”和“个人性”非常突出的回忆往事结合历史反思的散文。我国世纪之 交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浪潮曾激荡起许多这样的心灵之花。而较之同类散文，巴金晚年 散文更具震撼力、穿透力和启发力。冯牧称巴金的《随想录》“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 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1]，刘再复赞巴金的《随想录》是“继鲁迅之后，我国 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1]。人们为什么给巴金晚年散文以这样崇高的评价?这是 因为它不是一般作家写的散文，而是“精神界之战士”写的散文。如果说，鲁迅的杂文 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界一位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那么，巴金晚 年散文则是中国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界一位杰出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言说了 。
“精神界之战士”是鲁迅在1908年写的《摩罗诗力说》里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以拜伦 为首的“摩罗宗”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 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和斯洛伐茨基，匈牙利的裴多菲，鲁迅指出：“上述诸人，其 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 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 天下。”[2]鲁迅和巴金都是我国现代作家中的“精神界之战士”。关于自己的创作， 巴金在《作家》中有过这样的自述：“作家是战士，……也是探路的人”[3]。在《探 索集附录·我和文学》中又说：“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我的敌人是什么呢? 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一 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 这些敌人的”[3]。这不是典型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告白吗?“十年浩劫”的中后 期，巴金从血与泪的教训中彻底觉醒了，他在我国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 解放运动中，成了“刚健不挠，抱诚守真”，“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的“精 神界之战士”。作为“精神界之战士”，晚年的巴金也同后期的鲁迅一样，产生了创作 中心的转移即从以小说创作为中心转向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文创作为中心，他们都给 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以为，作为我国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 士”巴金，其晚年的以杂文为主的散文创作的“言说”，在思想和艺术上具体表现在如 下三个方面：一、“刚健不挠”，冲破重重压力、克服种种困难，坚决、彻底否定“文 革”和极左思潮，彻底揭露十年“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和思想根源 ，反复呼唤“五四”精神的复归，高扬“五四”人文精神；二、“抱诚守真”，彻底否 定封建主义和拜金主义，在解剖社会种种积弊同时，无情解剖自我的灵魂，宣扬为祖国 和人民奉献一切的道德理想，立志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三、在散文创作艺术上，师承 鲁迅的“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4]风度和发扬大胆真诚简洁 犀利深隽的“春秋笔法”。
一
巴金是以“精神界之战士”的姿态参加了世纪之交的那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他的 以《随想录》和《再思录》为代表的晚年散文，在彻底否定“文革”和极左思潮，以及 呼唤恢复和发扬“五四”人文精神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作家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像巴金那样克服种种阻力、冲破种种困 难、死死咬住十年浩劫和极左思潮不放而大做文章的。巴金在《写真话》里说：“十年 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 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 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3]在《致青 年作家》中又说：“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留下多么深重的心灵创伤和难以忘却的痛苦记 忆。但是深刻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作品至今还不多见”[5]。显然，在巴金看来，暴露 、控诉和否定十年“文革”及其极左思潮，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 意义。因而巴金立志要给十年“文革”“做总结”，要给自己在十年“文革”中的惨痛 经历“做总结”，他要以自己的“探索”和“真话”给十年“文革”建立一个“博物馆 ”。给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留下他的“遗嘱”。
我们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看，中共中 央是1980年3月才决定要全面彻底否定“文革”的[6]，至1981年6月27日才正式发表了 相应的决议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 中央的历史性决议是从政治上、理论上全面彻底否定“文革”的，在此之前，巴金的晚 年散文以他饱含着血和泪的火一样的文字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同样对“文革”作历 史总结、作深沉凝重的哲学思考，前者是政治家对历史的“总结”和哲学思考，后者是 一位文学巨匠对“文革”的历史总结和哲学思考，带有作家自我的自传性和心灵史的感 性和情感的审美因素，更侧重于从文化层面观察和思考问题，这两者之间不是矛盾对立 的，而是统一互补的。
巴金在《随想录》和《再思录》里对十年浩劫历史的沉痛回忆和“探索”思考，有着 突出的自传性和心灵史的特点，有着冷峻忧郁、苍凉悲壮的感情色彩。他还以他的探索 和思考对十年浩劫作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极为精彩而深刻的独特概括，构筑了巴金式的“ ‘文革’博物馆”，赋予他晚年散文审美和哲学价值。如他在《怀念井上靖先生》中称 十年浩劫是类似我国民间阴森恐怖的“阎罗殿图”和但丁《神曲》里的“地狱”，是“ 活葬墓”[5]。在《怀念叶非英兄》里称其是“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是“用中国 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3]。在《未来·(说真话之五)》内又称十年浩劫 里“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是典型的“ 兽性大发作”[3]。在《三说端端》里他刻骨铭心于连中小学生都“把老师当作仇敌” ，“殴打老师，批斗老师，侮辱老师，让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惨死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 之下”[3]。他称十年浩劫是“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 是“一个把‘知识’当作罪恶尾巴的时代”，是“以反知识开始”的一场“大革命”， 是要“消灭知识”，“让大家靠一根绳子进天堂”，他称十年浩劫是靠“催眠术”、“ 迷魂汤”、“魔法”、“烧香念咒”和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把人们变成“ 木偶”和“机器人”的“大骗局”……这一系列“诛心之论”是对十年浩劫的形象和深 刻的概括，揭穿了十年浩劫的残暴、反动、虚伪和荒谬。
巴金对十年“文革”的“总结”较之一般人历史反思的忧愤更加深广之处，还表现在 另外三个方面。其一是在巴金看来，“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极左思潮 在“文革”之前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了，特别是在文艺界更是如此。其二是巴金深挖了十 年“文革”中的极左思潮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思想是文化根源，他刨了极左 思潮的“祖坟”；其三是巴金从新时期中国社会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一再提醒 人们在中国全面彻底的反封建任务远未完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悲剧有可能重演，他 一再重复当年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那句名言：“人们， 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充分体现了巴金作为我国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 思想言说的那种特有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坚定性。这样，我们也就接触到了巴金以《随 想录》和《再思录》为代表的晚年散文在思想逻辑结构上的一大特点，即在貌似松散质 白中的严密深刻，具体说，巴金在他的晚年散文中，围绕着暴露、控诉和批判十年“文 革”这一中心，然后又从这一中心出发纵横交错地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三个方面拓展开 去，合成了严密而深广的思想逻辑结构。
《随想录》和《再思录》的不少篇章批评建国后至“文革”前的极左思潮，以及在极 左思潮统治下包括作家、表演艺术家和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怀念从文》 和《关于丽尼同志》说的是建国初的情况。建国前沈从文同左翼作家文见不同，建国后 被迫离开大学和文学创作，改行从事服装史的研究，使这位杰出的小说家的文学创作才 华被长期埋没。优秀散文家丽尼抗战以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国民党政府机关供职 ，建国后背着历史包袱改行搞翻译，人们再也读不到他那清丽热情的散文了，巴金惋惜 丽尼散文创作才华的浪费。《赵丹同志》触及了表演艺术家赵丹同《武训传》批判那一 桩历史公案。巴金虽未对那场批判正面表态，但却意在言外地表示在赵丹成功地扮演的 众多角色里，他最赞赏的是那个“老泪纵横的受尽侮辱的老乞丐”“武训”。《随想录 》的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回忆了胡风同鲁迅的关系，高度评价胡风在文学上的历史 功绩，并把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同“清代的文字狱”相提并论。《纪念雪峰 》、《悼方之同志》、《再说知识分子》、《怀念叶非英兄》等，批评1957年的“反右 ”运动把大批有才华作家和忠诚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巴金在《再说知识 分子》里深深感慨：“把那么一大段时间花费在戴帽、摘帽上面，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 ”[3]。巴金在《怀念叶非英兄》中指出极左思潮从建国后至十年“文革”有着愈演愈 烈的趋势，特别是1962年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 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3]。 巴金在不少“随想录”里指出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某些当权者对“知识”和“科 学”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他们给知识分子“戴上了‘金箍儿’”，对他们“ 念起紧箍咒”，使他们产生了“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的恐惧心理和个人迷信与个人崇 拜的“奴化”性格。《“紧箍咒”》里写道：“想起《西游记》里唐憎对孙悟空讲的那 句话，我就恍然大悟了。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3]在这里 ，巴金巧用神魔小说里的这一著名典故，绝妙地揭示了建国后在文化界一贯奉行极左思 潮的某些当权者“驯化”和“奴化”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确是又一不可多得的“诛心 之论”。
巴金在《随想录》和《再思录》里深挖了在十年浩劫中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极左思 潮的根源，是披上“左”的华丽“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五四运动 六十周年》中，巴金指出：“‘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 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3]在《再说知 识分子》里，巴金又指出：“四人帮”一伙：“不要知识，不要科学，……这样一来， 知识真的成了罪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这同“秦始皇的焚 书坑儒，满清皇帝的文字大狱，希特勒‘元首’的个人迷信等等”[3]完全一模一样。
巴金指出封建主义垃圾并没有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成为历史，它仍在我们社会的 许多角落腐烂发臭，它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阻力，也是“文革”历史悲剧重演的土壤。《 “长官意志”》《小人·大人·长官》批评现实社会里仍然封建性的“长官意志”盛行 ；《小骗子》、《再说小骗子》、《三谈骗子》、《四谈骗子》等揭批社会上的大小“ 骗子”同封建特权的内在联系；《可怕的现实主义》、《衙内》、《“牛棚”》揭批某 些腐化堕落的高干子弟即当代“高衙内”如何依仗封建特权为非作歹；《买卖婚姻》批 评封建买卖婚姻；《官气》批评“官商”的盛气凌人的“官气”。1980年，巴金在《关 于<激流>——创作回忆录之十》中无限感慨：“买卖婚姻似乎比我写《激流》时更加普 遍，今天还有青年男女因为不能同所爱的人结婚而双双自杀。在某个省份居然有人为了 早日‘升天’，请人把他全家投在水里。披着极左思潮的外衣，就可以掌握许多人的命 运，各种打扮的高老太爷千方百计不肯退出历史舞台。……”[7]
巴金晚年散文思想逻辑结构的另一大特点是“破坏”和“建设”的辩证统一、“解构 ”和“建构”的辩证统一。全面彻底否定十年浩劫和极左思潮及其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 义思想根源，这是巴金晚年散文中的“破坏”和“解构”的一面；呼唤恢复和发扬“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文精神，这是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建设”和“建构”的又一方面。 巴金晚年散文的这个矛盾对立而又辩证统一的思想逻辑结构，自然会让人联想到马克思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的那段名言：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 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 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 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 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 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划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呵!人家 要把你们当人看哪!”[8]
我们这儿说的巴金晚年散文中的人文精神，并不是中国的《周易》和《文心雕龙》里 说的“天文”、“地文”、“人文”中的那个“人文”。而是指“五四”以后对西文Hu manism的汉译，有译为“人文主义”的，有译为“人道主义”的，有译为“人本主义” 的。我国理论界在90年代后一般都用人文精神来指称Humanism。巴金用的是人道主义这 一译语，但在我们看来，巴金所说的人道主义同现在通行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意思。这个 人文精神，在“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股相当强大的绵延不绝的文学思潮 ，但是在建国之后，虽然有过毛泽东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题辞，介绍 过高尔基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和支 配下，在我国理论界出现了不断发起的对人权、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等的 猛烈批判。从而继承和发展“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也就成了我国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 解放运动和文学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巴金晚年散文对十年浩劫及其极左思潮的 全面彻底否定，就是如上述马克思所说的“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 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巴金晚年散文高举人文精神大旗，正是指认上述马克思 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而这也正是晚年 巴金对我国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解放运动的一个贡献。
巴金在《<巴金译文选集>序》里，概括他的翻译和创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弘扬“爱生活 、爱人”的“人道主义”[5]，他译介迦尔洵的小说《信号》是这样，他创作小说《灭 亡》和《寒夜》是这样，他创作《随想录》更是这样。
所谓“爱生活、爱人”正是人文精神里关于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的完善和发展的 重要内容。巴金在《人道主义》一文里，非常赞赏邓朴方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全体 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尤其是其中第二节的小标题《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 。邓朴方认为不少人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搞“封建关系” ，是“宗教狂热”，其结果是在“文革”中出现了“大量的非人道的残酷行为”，巴金 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正是由于大批人道主义，才没有人“敢讲人道主义”，也不“让 人讲人道主义”，十年浩劫中才出现了“满街都是‘虎狼’”的“兽性大发作”，才使 “老舍，赵树理，杨朔，叶以群，海默……和别的许许多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 残害致死”，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3]
巴金晚年散文反复宣扬人文精神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突出强调要尊重人的人格尊严、 人的独立意志、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自由。这些无疑是人的个性解放、发展和完善的核 心内容。马克思早就说过，人决不是戴着宗教神学锁链的“精神奴隶”，“人的根本就 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是有人格尊严和独立意志的。巴金在《随 想录》的许多篇章中从正反两方面反复强调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决不是什么“机器人” 、“木偶”、“奴于心者”的“精神奴隶”，他在《怀念叶非英兄》一文的结穴处意味 深长地强调：“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3]康德认为：“正 当地说来，人们只能把通过自由而产生的成品，这就是通过一意图，把他的诸行为筑基 于理性之上，唤做艺术。……作为艺术只能意味着是一创造者的作品”[9]。显然，在 康德看来“艺术”是艺术天才们“自由”、“创造”的“成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本质特点，人是进行“自由自觉创造” 活动的，那么专司思想、理论和艺术创造的知识分子，就体现着民族的理性和智慧，其 中的先进分子的自由理性，常常代表他们那个时代的最高智慧。他们的最可贵品格和价 值，是他们的永不休止的探索和创造，他们的这种才能如被禁锢、被扼杀，就意味着民 族创造活力的丧失，这将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因此，应该让知识分子拥有独立思考和自 由创造的权利。巴金在《“遵命文学”》[3]、《“长官意志”》里，明确否定唯“长 官意志”之从的“遵命文学”，在《探索》、《再谈探索》、《探索之三》、《探索之 四》、《思路》、《怀念鲁迅先生》诸文里，巴金强调没有“探索”就不会有“创新” ，不仅要“探索”，还要“敢于探索”，巴金说：“我就是从探索人生走上文学道路的 ”，他还谈了他的文学创作探索的特点；巴金认为作家创作中的独立探索，也是一种“ 独立思考”，就是沿着自己的“思路”探索下去，他认为在这方面，鲁迅是最好的榜样 ，鲁迅“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巴金的《要不要制订“文艺 法”》、《“创作自由”》、《再说“创作自由”》都是专论“创作自由”的。在我国 深受极左思潮之苦的作家无不把“创作自由”当作梦寐以求的目标。对此，巴金也有自 己的独到深刻的见解，他在《“创作自由”》中说：“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 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 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3]。
二
我国世纪之交绵延不断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始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道路的 。在80年代，它的标志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定“文革”和极左思潮，以及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在90年代至本世纪初，则是从凝固僵 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较之前者，这是一场 更伟大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这个经济的转轨，必然带来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 、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以及伦理道德规范的“破”与“立”。为了建立健康有序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伦理道德规范，必须对人民进行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 。但是一个无可避讳的严峻事实是在我国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时期，“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失衡，出现了令许多有识之士痛心扼腕的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和道 德滑坡的严重局面。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道德理想和道 德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在他的晚年散文中，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正之风”， 批评“拜金主义”狂潮，突出强调切实有效提高国民的道德文化素质，巴金认为道德是 “做人的道理，是整个社会的支柱”[10]巴金反复宣传他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崇高 道德理想情操。巴金非常强调“艺术家的良知”，他在《<巴金全集>第十八卷·代跋》 里指出：“我们在作品中看到艺术家的良心。倘使没有这种良心，作品就会枯死”[5] 。巴金多次说过卢骚是18世纪世界的良知，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知。人们普遍认 为巴金是中国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巴金的全面彻底否定极左思潮和十年浩劫有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巴金在全面彻底否定 它们时，把自己也摆进去了。建国后，某些当权者，为了制服和驯化知识分子，在文艺 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名为文化批判，实际上是粗暴的政治裁决 。尽管对这些批判运动，巴金不是发动者和主事者，他很不理解，有不同想法，他同被 批判者都是文友，但巴金都一一参加，他放弃了正义与良知，他没有抗争，没有为朋友 仗义执言，都奉命写了批判文章，或则登台作了批判性发言，宣布同他们“划清界限” ，对朋友“下井投石”。在《怀念胡风》里，巴金谈到他在“反胡风运动”中怎样奉命 写批判胡风和路翎的文章，在《纪念雪峰》和《怀念叶非英兄》里，巴金谈到他在“反 右运动”中如何奉命批判冯雪峰、丁玲、艾青，同他们“划清界限”，在《二十年前》 里，巴金谈到他当年如何奉命著文批判柯灵的《不夜城》，“文革”初如何参加批判被 迫自杀的叶以群。建国以来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反复搞的都是知识分子斗知识分子， 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人能站在这一怪圈之外，可以说是有“ 中国特色”的司空见惯的文化历史现象。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巴金却觉得这是他欠 文友的必须偿还的“债”，他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和饶恕自己，他必须把这一切不光彩的 言行和盘端出。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他决不能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 ，一定要“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5]。正是这种道德自我完善的执着 追求，使巴金对自我灵魂中“肮脏的东西”进行近乎“残酷”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拷问。 他的这种做法让人联想起了卢骚、托尔斯泰、鲁迅，也让人联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鲁 迅曾在《<穷人>小引》里称陀氏“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 者”[14]。巴金《随想录》里的不少篇章，特别是在《怀念叶非英兄》里对自己的上述 行为有这样的自我解剖和自我谴责：“我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 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 、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说是 ‘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3]对自己放弃正义和良知，对灵魂的自 私和卑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巴金还认为他自己不仅仅是“文革”的受害者，他自己和 广大知识分子对于“文革”也难辞其咎、负有责任。十年“文革”就是大大小小的骗子 搞起来的“大骗局”。巴金在《说真话》里说：“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 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说谎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相信过 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 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 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 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3]在《探索集·后记》里，巴金更明 确指出：“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 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 一切都推到‘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 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3]这里巴金确实揭示出一个 高人一筹的深刻道理，那就是广大知识分子所以在“文革”之初，一夜之间被解除武装 ，从人变“牛”，陷于任人宰割的灭顶之灾，是缘于他们在此之前早被套上了强权者的 “紧箍儿”，屈服于强权者的“金箍咒”，早被驯化、奴化、侏儒化了。这种剖析，可 以说是巴金独特的真理性的发现。对巴金这种严峻到“残酷”程度的灵魂的自我解剖 和自我拷问，“曾经沧海”的张光年给予极高的评价：
巴金同志的五本《随想录》，包括一百几十篇散文和杂文。文章虽短，分量很重。我 读时，深感到它语重心长，真是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他在很多篇章里，毫 无保留地深刻剖析自己的灵魂。边读边想，我们的灵魂也在受到剖析。实际上，他是在 剖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当代的中外读者和后代子孙 ，要想知道十年浩劫之后，新中国历史的转换关头，我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国 作家的领袖人物在想些什么，日夜揪心地思索些什么，可以从这些文章里得到领悟。我 们珍视这些文章，因为这是巴金同志全人格的体现，是巴金晚年的最宝贵的贡献。[1]
巴金无疑是一位有着崇高道德理想和伟岸人格力量的文坛巨子。这位世纪之交的“精 神界之战士”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力量来自古今中外人文知识分子及其所创造的优秀文化 传统，来自他那近似于托尔斯泰式的对于道德自我完善理论和实践。据巴金自述，他出 川之前，和他三哥李尧林跟随二叔李华封学过《春秋左传》。《左传》里有关于“立德 、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记述，左丘明把“立德”摆在事功和著述之前，居于主 导和统帅地位。清代著名文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里不满足于唐代著名史学 家刘知几在《史通》里关于“史家三长”“才、学、识”的论述，对之作了补充，提出 了“德、才、学、识”的著名理论。这些在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里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 普通常识。正因为是普通常识就更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对巴金当然有影响。巴金的法国 老师卢骚、伏尔泰、左拉、罗曼罗兰，俄国老师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赫尔岑，以及 西子湖畔的民族英雄岳飞、张煌言、秋瑾以及鲁迅等对巴金的道德境界的形成都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巴金在道德问题上，也包含了“破”和“立”，“解构”和“建构”的对 立的统一。巴金一生都同封建主义和“拜金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都反复宣传他 的道德理想。巴金晚年自述：“我的作品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汇合。 所以，我的作品不完全是无政府主义”，“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12]。巴金信仰的是 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巴金因为信仰和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 义的共产主义不知挨过多少批判。其实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也并非洪水猛 兽。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主张自然应该排斥，但他的社会道德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成份， 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巴金的道德理想是从克鲁泡特 金那儿继承改造而来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是巴金最早译本，巴金 却把它编入《巴金译文全集》的最后一卷即第十卷，作为压卷之作，足见巴金对它的重 视。在《代跋》里，巴金写道：
……本书作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社会本能发展起来的，构成道德的三个要素，也是 三个阶段：第一是休戚相关、互相帮助，这是社会本能；第二是正义和公道，这是人与 人相处的准则；第三是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就是道德。
我也是这样看法。我平时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有更多的同情、 更多的爱，比维持我们生存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应该把它分散给别人，这就是生命开花 。(大意)所以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一个人要想长久活下去，只有把生命 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道德不只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奉献不仅是为别人，也是 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命开花，每棵树都需要雨露滋润 ，离开了社会，我们都会枯死。有了道德，人生才会开花[13]。
巴金一生都宣传和实践这一道德理想和人生价值。1985年4月18日，无锡县钱桥中心小 学十位“三好生”给巴金老人写信，向“巴金爷爷”倾诉了他们对当今社会中“一切‘ 向钱看’”的不满和困惑，迫切请求“巴金爷爷”给他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引迷津 。巴金写了情文并茂、感人至深的随想录《“寻找理想”》，巴金告诉孩子们：“只要 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 永远不会‘迷途’”[3]。巴金告诫孩子们在“黄金潮”浊流滚滚、物欲横流之中，决 不能做金钱的奴隶。巴金随后请那十位小学生到他家里作客，特意送给孩子们一头陶瓷 水牛，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孩子们：“牛是默默无闻的，但它永远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 我把它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像牛一样地学习和工作”[13]。在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的翻译上，巴金和著名翻译家项星耀之间谱写了极其感人的友谊篇章，展现了崇高的道 德风范。1977年巴金复出之后，发表了著名的散文《一封信》，表示要全部翻译八卷本 《往事与随想》这部“大书”。此前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项星耀已译完了《往事与随 想》中的四卷，他知道了巴金的翻译计划后，就将四卷译稿送给巴金作参考。1979年， 巴金译完了《往事与随想》的第3卷，由于年老体弱多病，并且要集中精力写完《随想 录》，不得不放弃了全部译完《往事与随想》的计划，并把项星耀的译稿退还给他，鼓 励他译完全书。在巴金的鼎力支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一次出齐了项星耀译的 《往事与随想》。在《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和出版上，巴金和项星耀之间谱写了感人的 友谊篇章，折射出他们两人为了共同的事业慷慨无私地互相支持的道德理想光芒。1993 年12月22日，巴金在《致项星耀信》中写道：“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书，特别是厚 厚的三册赫尔岑的大书，您终于把它们送到中国书市来了。在这个金钱重于一切、金钱 万能的时代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您我都相信再高的黄金潮也冲不垮崇 高的理想，用不着我再在这里唠叨了。我活下去，就要反对‘拜金主义’。”[13]巴金 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对“拜金主义”的宣战书，体现了巴金一贯的道德理想。
巴金晚年胸襟非常博大，他关心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并为之奉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这都反映在他晚年的散文里了。他关心和支持中青年作家创作上的探索和创新，他提出 倡议、捐献稿酬、奔走呼号，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创立和发展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巴金非常关心青少年教育，巴金在《随想录》和《再思录》里写了多篇以他的外孙女端 端为题的感人至深的随想录，这些篇什表现了一位慈爱老人对下一代的关怀和希望，特 别是他深刻揭示了青少年教育中的种种弊端，表达了进行青少年教育改革的建议和渴望 。巴金同读者的关系，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作家，还没 有哪一个人像巴金这样一贯强调要“把心交给读者”，一再对读者表达他的深挚感激之 情。这反映了巴金人格之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质朴和谦逊。
关于巴金晚年散文创作观念和创作艺术上的嬗变，巴金晚年散文自觉继承和发展他称 为“有中国特色”的“春秋笔法”，我们拟在另一专文里加以论述。
收稿日期：200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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