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批一人与误增三亿”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错批一论文,误增三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如此迅猛，其原因是马寅初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作为“新马尔萨斯主义”遭到严厉的批判。为此，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登载一篇标题为“错批1人，误增3亿”的小文，阐述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这种观点随后成为文献上对50—6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及后果的概括。
马寅初先生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言他人想言而不敢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口问题，呼吁实行计划生育。这些主张完全正确，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辉，是中国人口理论的宝贵财富。1958年掀起批判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浪潮是对真理的践踏。但是，人们是否因此可以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咎于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却值得质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经济秩序越来越安定， 经过3年恢复时期的艰苦努力，工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由于卫生工作的开展，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现人口增长率的剧增，国家卫生部门从维护妇女健康的角度出发，发布了一个禁止人工流产的规定。1950年4月20日， 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年，在该规定的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了一个面向全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
很显然，这些实际上是禁止人民群众进行绝育、人工流产和避孕。应该承认，这个政策的设计思想主要是着眼于母亲与子女的健康，不是为了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办法》中的苛刻规定，以及要用法律的力量惩罚违反者的表示，使广大健康的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这与当时城市女职工迫切要求政府满足她们的节育要求有着冲突。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是6.02亿人（含台湾省），仅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 稀缺的耕地与庞大的农业人口，有限的工业设备与急增的城市人口，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和这个总人口数字，震动了政府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口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忧虑地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 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反对节育的政策提出疑义，对卫生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具表示反对，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批示的推动下，1954年11月卫生部发出579号通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 “凡请求避孕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同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中国搞节育不会闹人口恐慌。人口增加太快，家庭、社会、国家都有困难。在中央的压力下，卫生部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了过去草率反对节育的态度，提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提倡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中国现在已有6亿以上人口，而且每年要增加人口1200 万到1500万。当然，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在目前条件下，人口增加过速，会使国家和家庭暂时均感困难。”报告提出了“对于人工流产，绝育与一般的节育应分别处理。节育应该一律不加限制，并应适当地加以提倡，给予指导。人工流产或绝育应加以限制。溺婴则应禁止。”
根据上述方针，报告就节育用具和药品的生产、供应以及节育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1955年国家要准备供应1000万人份的药具。对施行人工流产和结扎输卵管手术也适当放宽了限制。
中共中央在卫生部报告上的批语更是明确和坚定：“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很明显，这个报告是节育政策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开创了50年代提倡节育的新环境。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家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 并且采取有效措施”。 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广大农村。“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宣传避孕知识的展览、书籍及讲座，掀起了一股“避孕宣传热”。
马寅初先生在这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系统论述了中国人口问题，提出节育的主张。毛泽东也多次表示支持节育：“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中国6亿人口，增加10倍是多少？60 亿，那时候就要快接近灭亡了”。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具体提出：“人口节育，要3年试点宣传，3年推广，4年普及推行，也是10 年规划，不然人口达8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
从整个社会环境看，此时节制生育工作面临一个蓬勃兴起的大好形势，这首先表现在国家领导人对人口问题和节制生育的认识统一；其次是经过热烈而有益的讨论宣传，城市中广大群众对节制生育的认识趋于一致；第三是卫生部门建立了节制生育指导系统。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给控制人口的节育蒙上了一层阴影。1958年，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把锋芒指向马寅初先生，认为他利用人口问题宣扬反动的马尔萨斯主义。一时间，学术界黑云压城，万马齐暗。批判马寅初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1958年、1959年达到高潮，到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才告一段落。这次错误的批判运动，不仅给马寅初本人带来政治精神方面沉重的压力，对其他人口理论界的研究也影响深远。但是，这时的批判仅集中在理论学术观点上。并未直接触及中央明确表态赞成并写入正式文件的“提倡节育”的政策。
卫生部在1958年，仍然出版了《节制生育宣传手册》、《避孕常识》、《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等多种书籍。同年卫生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1960年4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1969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第29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推广节育，提倡计划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
1959年起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及“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粮食减产200—300亿斤，农副产值比1958年下降13.6%。1960年粮食产量更跌至2879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了26.4%，低于1951年的水平。农副产品供应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全国陷入饥荒之中，大批人营养不足，产生浮肿现象，有些极度衰弱，甚至死亡。劳动力体能素质大幅度下降，瘦弱多病，许多人不能正常出勤工作。1959年—1962年，人口死亡率一直向上攀升，从1958年的11.98‰升至1959年的14.5 ‰，然后又骤升到1960年的25.4‰，超过当年的出生率，导致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人口负增长，全年人口总量减少3304万人。
1962年春，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周恩来总理即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出了节育问题：“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8周年的男女不管结婚未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很明显，承担中国实际经济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在实践中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人口的沉重压力。紧接着，196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了正式文件《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明确宣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文件强调“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地进行讨论和检查”。由于这是最高层次的文件，而且还是专门针对计划生育工作所作的指示，这个文件对以后人口控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政府在实际上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动员令，也是经过50年代人口理论的争鸣、批判和三年自然灾害实践检验后，中央首次以专题文件方式对计划生育问题的表态。毫无疑问，这份文件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这份文件通篇没有提到人口与积累、人口与粮食的关系等问题，但在实质内容上，或者说在最主要的结论上，与马寅初等学者的主张是一致的，即在中国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
由于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并且还有很多具体规定和措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便首先在城市，而后在农村，逐步地、稳健地开展起来了。
60年代时期的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是以一种以政府提供服务为主的方式开展的，工作成效显著，特别是在城市，更为明显。1960年以前，城市人口出生率多数年份高于农村，如1953年—1958年，城市人口出生率平均每年为39‰，农村为32‰。而到1965年， 城市出生率降到26‰，县（农村）出生率为39‰。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1964年为4.49， 1965年为3.7，1966年为3.1，1967年为2.9，4年下降了1.5左右。
这个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做得多，说得少”。在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开展节育技术指导，加强避孕宣传和药具供应，制定计划生育规划和具体政策方面进展很快，但对为什么要搞计划生育、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增长，除了照搬中央文件的几条简单解释外，基本上是避而不谈、少谈或不深谈。虽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事实已经无情地驳倒了批判者的“人手论”，但人口理论界一直保持着沉默，批判者没有承认其错误，被批判者也没有站出来用事实去反驳批判者。由于50年代批判者不仅无一认错，而且未受到任何驳斥，所以人口理论界弥漫着“人手论”的空气。实践与理论开始脱节，理论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和思想与当时的计划生育实践相矛盾，这时的理论不仅不能指导实践，反而成为实践的绊脚石。
从历史追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事实，1949年—1953年上半年，中国没有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那个关于人工流产的规定，尽管是一个卫生保健规定，但具有鼓励人口增长倾向。从1953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国的人口政策中提倡节育的倾向是明确的。1959—1961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暂时中止了节育活动的宣传和推广，但1962年很快又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恢复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1966年再度因政治斗争而中断政策的执行。1970年政治形势好转后，又迅速恢复并逐渐强化了计划生育工作。纵观历史，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在五六十年代（1953年以后）并不是没有人口政策，更不是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恰恰相反，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始终成为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不是人口理论）的主调。这些事实也说明，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并没有实际地影响当时的人口政策。
中国人口第一次增长高峰发生在1952年—1957年，在马寅初遭无辜批判之前。事实上，马寅初遭到批判后的几年，中国人口不是过快增长，而是出现了负增长。中国人口第二次增长高峰为1962年—1967年，而这时中央已明确表态支持节育，许多节育活动、措施与马寅初先生的建议基本相同。这期间人口增长已与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浪潮无关。因此，把中国人口过快增长说成是“错批1人”的结果，在时间顺序上是讲不通的。
对人口增长直接施加影响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论。1958年，学术理论界批判马寅初先生，提出了很多完全错误的观点，但只局限在理论界范围。当时的人口政策并没有因批判马寅初先生而改变，更没有依照批判者的意见，制定鼓励“社会主义人口增长”的政策。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在五六十年代多生多育的行为，主要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与理论界是否批判马寅初先生无直接关系。坦率地说，当时广大农民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接收广播电视，他们只是按照几千年文化传统沉淀形成的观念去生活和生育。人口理论界的是是非非离他们太远了。人口政策是连接人口理论与实际人口行为的环节，如果不考察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的发展演变史，仅凭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跃过中间环节，断言理论界错批1人，从而误增3亿人口，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样注意控制人口增长，那么中国人口就不会增加3亿人。”这种论断，是“误增3亿的”的基本根据。但是，如果真的像70年代那样在50年代大抓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就能少增3亿吗？7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有那样大的成效， 除了政策原因外，社会经济条件是决定性因素。50年代与70年代社会经济条件有很大不同，自贯穿了几千年的传统生育观还从未受到任何触动，即使像70年代那样在50年代大抓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绝不可能像70年代那样在短时期内迅速下降。中国人口可能会少增加一些，但绝不可能少增3亿。
如果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错批1人，误增3亿”的提法就更站不住脚了。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10月，1959年达到高潮，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是6.59亿（1958年数据）。对马寅初及他的《新人口论》公开平反是1979年6月，中国人口为9.69亿（1979年年中数据）。 从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到为他平反，历时22年，中国人口增长了3.1亿。 由于人口增长本身的惯性，即使1958年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能立刻神话般地低于更替水平，全国人口总数也毫无疑问要继续增长几十年，绝对不可能在22年间变成静止人口。把22年间增加的所有人口都定性为“误增”，显然是不了解人口增长规律、不了解人口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