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西方福利经济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制度论文,福利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6-0064-09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制度在变革，体制在创新，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全球化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现象，它既受政治和思想的引领，也显然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观察全球化时代的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全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的实质；第二部分分析全球化带来的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第三部分研究全球化对福利经济国家政治改革的影响；第四部分观察全球化带来的福利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变革；第五部分从全球福利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来肯定性地评价中国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
一、全球化与经济的国际化
全球化实质是一种国家经济愈益开放，超越于国家的国际经济政治对一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政治现象[1](p.35)。尽管全球化的概念属性尚不明确和具体，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实质的经济国际化和确切的全球化的比较来认识全球化。起始于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壮大的国际化，它带来经济的更加开放和国际交往的更加融合。这种经济国际化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活动的拓展和延伸，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譬如，跨国公司就带有显著的国家基础，而且这类公司也更多地对母国的法律和法规负责。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经济国际化行为而存在的，即受国际化进程和趋势的影响，单一封闭的国家经济已经难以存在或是难以为继。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非国家化，生产变成真正的全球化了。一些全球性的公司已经完全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且地区和国家的政府不再能够随意控制这些全球性的公司。国际经济体系变得更加自由且只能在全球组织的层面上加以协作协商。
进一步的观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谈论的全球化实质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经济国际化。大多数分析家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全球化和国际化是一种思想或理念，两者是相互兼容的而非排斥的[2](p.4)。这就意味着一种国际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经济的国际化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贸易的自由化，进出口在国家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增强，不断扩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等，早就成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的重要内容。更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一些西方福利经济的代表国家，诸如瑞典、德国等，早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已经在贸易和开放经济方面走上了积极的发展道路[3](pp.256-267)。这可说是凯恩斯福利经济思想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最早实践。
经济国际化或者是全球化，对于福利经济国家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金融的全球化。也就是货币和资本开始自由地跨越国境流动。这和福利经济赖以支撑的相对封闭经济环境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实现充分就业的福利经济逻辑存在一些矛盾[4](pp.27-29)。二战后伴随凯恩斯福利经济思想，西方国家在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国际经济重建是遵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计划的、协调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是为了克服20世纪30年代因国际货币的无体系而存在的汇率频繁波动、经常的货币竞争性贬值和贸易的倾销性保护等这类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弊端而设计的。其时，西方国家都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动和执行固定汇率政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盛行凯恩斯主义[5](pp.83-87)。美国在这一体系中承担以固定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的义务，进而使该体系实际成为以美元为（金）本位的事实，美元是国际汇率的标准，美元也几乎是国际货币市场的惟一干预货币，是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的主要来源。国际货币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但其固定汇率的实际运作比设想的要僵硬低效得多（注：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不能对国际货币和资本的流动性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创造，而且固定汇率制使得国际收支调节的压力主要由逆差国承担。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运作，导致与相对固定的国际黄金储备相对照的美国债务和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进而带来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出现问题，也使得美国不愿继续让美元承担一种国际联系货币的角色。）。
于是美国在1971年宣布不再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固定价格向外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止。随后，美国于1974年取消了资本控制，英国也于1979年取消了资本控制。至此，在世界经济中，主要西方国家相对封闭的国家经济为资本流动的开放经济所代替。这样，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始出现混乱和无效，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都撤除了资本流动的控制壁垒，固定汇率也已经被抛弃。金融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货币和资本在国家之间可以自由移动，工商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投资[6]。而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巨量资本和货币可以在几秒之内完成在全球的汇兑移动。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和他们的资产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得到了长足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大大改变了福利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福利经济发展和运作所依赖的环境。这些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导致的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管理和调控国家经济以谋求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被大大的削弱（注：凯恩期的通货复胀，景气恢复的增加就业和激发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管理，其前提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经济中由国家政府实施和调控，而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已然不再总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选择。）。
二、全球化与充分就业的结束
充分就业是二战后福利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基础，也是福利经济要着力的宏观目标。因为就业对大量的工作适龄人口和他们要负担的家庭成员来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和最大的福利保障。而较为正规的充分就业，则是收入保证和维持的第一来源。凯恩斯的福利经济制度进入世界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萧条和大量失业所带来的人力、资金等资源浪费的应对性政策。凯恩斯福利思想的着力点是减少失业和尽可能地开发利用既有的劳动力资源，以加快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二战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促发的大规模失业及其给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带来的巨大冲击警示世界：失业一方面使得国家失去了来自失业劳动者的税收和贡献；另一方面，国家要花费更多的财力用于失业保险和社会援助。失业给一国造成的双重打击，会从一个长期消极效应上削弱国家的财力和综合国力。正是这些原因，通过需求管理和很好协调的市场来寻求和保证高就业率的经济，就成为二战后福利经济发展的关键内容。
在凯恩斯需求管理手段的帮助下，通过调动各种有利因素，二战后的1/4世纪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充分就业和经济健康并长的局面。在1960年至1973年期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是3.25%，年均经济增长稳定在4.9%[7](p.39)。全面的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服务项目的扩大，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新型积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的福利都不断得到扩大和提高。而且，在国家和地区的层面上都有其各自对充分就业的贡献，不同的国家维系充分就业的方式、方法也都各有特色，并不过于雷同[8](pp.78-79)。譬如，瑞典就制订了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支持充分就业。瑞典充分就业的维系，并不是以低生产力或是技术进步的停滞、亦或是“二元”劳动力市场为成本和代价的。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公共服务的扩张成为瑞典主要的新增就业源泉，这更特别体现为妇女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在东亚的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日本，则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充分就业政策，即一种类似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日本在一些大企业和大公司中，对重要和核心雇员采取一种终身或永久性劳动关系；同时，这些企业对其他常规员工采取和实施临时雇佣劳动关系。在大企业之外，就业的劳动关系就不似大企业中那么稳定且与就业相关的福利也很有限了，但日本整体的劳动就业政策还是体现充分就业的特征。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其充分就业的状况要明显逊于欧洲和大洋洲，因为那里对充分就业的义务和承诺相对是比较弱的[9]。
众所周知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波动，使得工业化国家的失业上升。西方经济开始在衰退和失业的同时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那种菲利普曲线展现的所谓失业和通货膨张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交替发生作用的过程似乎停止了工作（注：即经济界常说的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要么是通货膨胀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要么是抑制膨胀所带来的经济景气回落和失业。但经济衰退和失业，并面临通货膨胀，则是出于这一常规之外。）。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的有效市场经济理论逐渐有了“市场”，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开始摈弃维系充分就业，试图综合运用货币主义政策（紧缩的或控制的财政、货币政策）和高的利息率来抑制通货膨胀[10](pp.18-40)，但实践的成效并不如人意。值得注意的是，仍有相当的国家没有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且这之中并不全是那些社会民主政府类型的国家，他们抗击通货膨胀的手段和方法并不是货币主义或放任失业。他们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是一种组合的综合调控政策兼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又称新组合主义，说直了是一种有效供给主义理论）。这种综合调控的供给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合作伙伴对话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来缓和调节工资增长、抑制通货膨胀，以有效供给来实现社会的有效需求，以此来保持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奥地利和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可谓是很好运用这一策略的典范。其时的日本则是通过新制造业的竞争性扩张维系着一种充分就业。这样，一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波动造成的经济景气显著回落之际，仍能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就业率水平，而日本则维系着充分就业（失业率低于3%）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7]。
现在看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似乎在货币主义与失业的道路或新组合主义（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与充分就业的道路之间存在一个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特别是政府对资本流动控制的放松甚至取消，浮动汇率的实施和货币、钞票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化，使得凯恩斯的通货复胀式的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新增就业的手段变得软弱无力或似乎是站不住脚[2](pp.20-21)。因为开放经济的环境所迫，加以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许多国家放弃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的通货复胀手段。但这样一来，这种综合调控的组合主义或供给主义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譬如，在执行组合主义政策道路的瑞典，当资本控制放松以后，瑞典的工商企业发现投资海外比在国内投资要更加有利，不少企业开始借助投资海外的转移来设法回避国内的中央工资调控的成本和各种福利税负的成本。与此同时，在工商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和要求减少税收负担、精简国家部门的压力下，公共部门作为瑞典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始明显萎缩[11](pp.49-55)。
于是乎，失业变成西方工业化国家一个持续的现象。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地区，失业也已成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失业主要是结构性的，而很少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的失业，国际劳工组织对此已经有了分析的定论。针对结构性失业（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大量工作岗位的消失），美国灵活和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结合富于创新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巨大成绩（尽管大量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低报酬的和缺乏福利保障的非正规就业岗位），这给欧洲和东亚的中国带来很好的启示。事实上，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都建议欧洲国家、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美国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和干预，让劳动力市场自主地适应变化的经济市场而创造有效的工作岗位。这虽然与凯恩斯福利经济寻求的稳定充分就业有一定的差距，和福利经济提供的慷慨失业救济金和稳定的就业保障措施更有较大的背离。但劳动力市场自主创造的非正规就业（或不充分就业）所实现的一定程度的收入维持，显然又是和福利经济的保障功能是相一致的。而且，这种创造就业的供给结合就业需求管理，其实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有着一致性。
三、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社会政治的影响
福利经济的发展更像是一个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企业运作。福利国家历史基础上的国家整合和建设，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二战以后西方的致力于充分就业的普遍福利经济制度，是基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权益之上的。而围绕着福利服务，国家政府、雇主组织、雇员或工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在国家和全民的利益框架下发挥作用，以最大化地实现民族、国家的福利目标[2](p.11)。在一些多民族、多种族、多移民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普遍的社会福利服务是民族、社会团结和凝聚的基础。事实上，福利经济思想的生命就在于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层面共同来维系和巩固民族和国家的社区利益。
随着人类进入新的千年，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角色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新千年全球化浪潮的再次喷涌奔腾，加快抹煞了国家的经济边界。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和其跨国生产和服务的增长和扩大，使得国家的经济组织和行为被明显地边缘化[2](pp.47-53)。尽管对全球化抱怀疑人士所认为的跨国公司不再具有单一国家的身份、不再代表国家的利益的说法是一种夸大其词。但不容置疑，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存在，它增强了经济生活中资本对国家政治的权重。自由贸易的增长和投资海外的自由，使得不少具体的资本项目已经可能和国家利益脱离利害相关。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内的劳动力供给，那种福利经济全盛时期的市场繁荣和劳动力供需匹配已然难再。全球化时代，“资本”不仅可以不依附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而用脚投票，而且“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需要劳工组织——工会的合作[12](pp.47-55)。
失业的重至，劳工组织集体谈判力的弱化，劳工力市场的再商品化，都削弱了福利经济全盛时期单一国家主导的经济和社会体系。随着全球化将各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国家利益的边界已经不很明确。而且全球化很快将当今世界划分为赢家和输家，国家利益显然是比较难以保护了。事实上，国家社区的概念已经因为全球化而加速了空洞化，处于危机之中。在一个国家民族的一致性和共同利益被全球化冲淡的环境中，福利经济体系或制度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似乎仅仅是一种处于逐渐衰微中的过去制度的遗产。此外，不断成长的区域经济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联盟、东南亚联盟等，显然是另外一种削弱民族国家主权和自治的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不论这些区域经济组织是否该被看作是一种全球化的发展，但这些区域一体化组织正从财政、货币、社会政策各个层面限制和制约民族国家的主权，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也确实在向这些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让渡[13]。譬如，在马斯特里特协议下，欧盟已经就欧洲货币联盟为其成员国制订了严格条款。这些条款包括：成员国财政预算赤字必须保持在占GDP的3%以内，国家累计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通货膨胀率也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良性范围内。这对许多欧盟国家来讲，达到财政赤字的规定目标，已经意味着是对社会公共开支的必然削减（注：因为全球化今天，在给企业以更大活力和更多自主的前提下，政府依靠增加税负来平衡财政赤字已经不是良策。这样就惟有削减公共开支。）。
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在试图实现和保持马斯特里特条款规定的赤字标准中，对社会公共开支的严格削减，已经激起民众的抗议。尽管在欧盟这个区域经济联盟内，除了遵从一个约定的社会宪章外，各成员国都可以自由地寻求自己的社会政策。在事关劳动者权益方面，各成员国都可有自己的规定，而不必是一种僵化的、一体化的制度性政策。欧盟在其以往的组织运作中，也很少要求体现一种统一的欧洲社会政策。但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还是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成员国的社会政策。事实上，今天欧盟也在酝酿一种一体化或超国家的社会政策。不久前的欧洲联盟治宪会议，就是欧盟在一体化社会政策建设方面迈出的一大实质性步伐。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迫使国家减少公共福利开支；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经济、贸易的全球拓展，将民主和福利的思想和意识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动了福利经济在全球的发展（注：Kuhnle Stein addressed in his article' European Welfare Lessons of the 1990s':"The more nation-states,the more social security schemes.The welfare state itself is undergoing glbalization",in kuhnle,S.(ed.)(2000)Survival of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London:Routledge,pp.234-235.）全球化时代维护一个民族国家的一致性和共同利益，需要福利经济制度的新的整合。而且，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一个国际化的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全然会是一种可能。即世界主要经济国家如：美国、德国，包括东亚的中国、日本，可以协同采取通货复胀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社会就业。今天，我们既看到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制约和限制了国家的货币、财政和社会政策的运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参与和推进全球化。
四、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的变革
正如上文所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进一步的非国家化，凯恩斯福利经济制度的依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西方福利经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受到了来自全球化的挑战。但一个令世人信服的发展事实是，二战以后体现社会公正和民主、又不乏效率的福利经济，显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大成功。撇开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思想不谈，只就自由市场经济和福利经济作一比较，世人不难发现从一个长期的发展成效看，福利经济无疑是成功的社会制度。回顾20世纪100年的人类发展历史，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30年代的大灾难和紧随其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发展的伟大进步，但国家社会主义在一些地区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专治更兼以经济失败，这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文明的目标相差甚远（这是社会主义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遗憾）；惟有福利经济国家（福利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稳定平衡的、又体现现代文明的繁荣社会[14](pp.7-11)。
再有，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率先推动的全球化或不受控制的经济国际化，也确实对世界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带来了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赤贫消费主义和无限经济增长，其实质的后果是对世界的能源、环境和资源的掠夺性消耗。美国的高消费和高增长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人民福利和消费资源受损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在一国并不具备实现体现公平、又兼顾效率的福利再分配功能；同样，全球化和经济的国际化其自身也不具备自发在世界范围的各国之间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全球化和国际化易造成富裕和贫穷的极剧分化），更不具备在各国之间实现福利资源的公平和高效率分配。有鉴于此，欧洲福利经济国家一方面在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化和经济国际化；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特别注重维系、巩固和发展其福利经济体系，防止福利经济体系的瓦解和二战以前那种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西方发达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经济体系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这些福利经济体系显然体现了西方国家和谐一致的社区价值和力量，展现了西方福利经济国家发展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
全球化本身是更关注经济的国际化，而相对忽视社会或社区本身的国际化或全球化。人类社区毕竟是根据语言、文化和人们赖以植根的地理上的区位来划分和确定的，经济已然全球化或将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社会和社区依然是民族国家的内容兼形式。全球化和经济的国际化寻求经济王国的成本下降和利润的最大化；社会王国则寻求实现稳定、安全和充满凝聚力的社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这两者之间会出现一些背离。为此，很有必要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合作和对话，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和进步密不可分的组成，在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制订社会发展的标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整合和巩固福利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和经济的国际化这一新的世界秩序面前，社会福利与保护显然需要创新的理论和拓展的内涵。
可喜的是，西方福利国家已经在进行创新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实践其实也是对凯恩斯福利经济思想在全球化开放经济环境下的继承和发展，西方福利经济制度的发展则融贯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一步是，重新定义和认识社会福利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突出社会层面上的有关福利及保护的内容，确认这些内容是现代全球化社会中与经济和政治同样重要的概念范畴。这三者中，经济秩序关系到生产和服务的效率，市场是左右经济秩序的关键机制；政治是事关决策的机制和权力的分配运用，民主政治是关键的政治机制；福利是关系社区与社会一致性的维系，普遍的社会服务是关键的社会协进机制[15](pp.211-247)。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球化中整合社会福利，制订社会发展标准。第二步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从发展的层面上对社会福利进行制度化，将社会福利作为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相适应的社会标准去加以建设。这样，社会标准和经济发展就可以比较紧密地结合，凯恩斯的福利经济思想就就可以作为标准贯彻在发展之中。相应地，这将会提供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进步的快速通道，当社会经济发展时，社会大众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准也会协同地提高（注：Mishra Ramesh(1999a)put it in his artile that:"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n,the way to institutionalize social welfare as an aspect of development would be to express it as a social standard in relation to the economic standard and capacity of nations";Gough.I.(1999)'The needs of the capital and the needsof people:ccan the welfare state reconcile the two?'.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Uni.of Bath,21 January 1999(http://www.bath.ac.uk/hssirg/inaug.htm).）。
西方发达福利经济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有关福利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无疑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可以借鉴的积极经验，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吸取的教训。特别是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参与全球社区的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及福利保障建设，这在有形无形之中都给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发展资源。
五、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及福利保障道路的正确选择
从以上的分析和观察不难发现，不管是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亦或经济的国际化（诸如欧洲典型福利经济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中国等），还是市场主导的全球化亦或经济的国际化（以美国为代表），都离不开国家政府来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满足市场运行所需要的基本法律和规则。这就是说，国家作为市场规则的组织者和监督者的重要作用必须得到确立，这是事关市场安全的保证。因为任何市场竞争的参与主体都不能完成有关市场运作过程中的产权保护和市场规则的制订、执行和监督。再有，在经济生活中，也没有一个可以自发执行规则的市场机制[14](pp.123-27)。在实践的层面上，市场经济的构建需要集中的制度建设。创造和调控市场，政府最低限度也要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来规范市场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和保证市场竞争者之间的纠纷能够被及时解决。
中国是国家主导型的经济。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之际，中国政府视挑战为机遇。一方面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以主动参与全球化，另一方面是想方设法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6](pp.8-11)。今天中国已成为国际跨国公司投资的热土，政府对外资的导向依然是显著和富于成效的。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也在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做的主要是从比较发展优势出发，对制度变化和经济转型进行规划、引导和预期。一句话，在中国的市场体系建设中，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是引领市场而非仅仅被动地由市场牵着鼻子走[17](pp.166-184)。中国一些重大产业的国际比其实是国家发展和改革的计划，而不是由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所简单操控的。
作为国家主导型的社会和经济，中国在主动参与全球化这一时代工程中，社会政策领域在不断借鉴和学习西方福利经济国家的成果和做法，协调和增进中国社区和社会组织在国家、集体和个人权益、责任上的高度一致性，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关键的作用。而且，中国政府主导型的适应全球化和参与经济国际化的经济社会领域的成功改革和发展，已经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国在20世纪末成功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当时既增强了世界经济的信心，也有效帮助了卷入危机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尽快摆脱危机。纵使面对危机带来的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和国内需求萎缩的双重压力，中国政府并没有简单盲目从流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性组织给亚洲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忠告：主张经济自由化，撤消或放松对经济的调控和管制(deregulation)；下放管理权力(decentralizing)；严格遵从市场原则，相信市场总是有效的且可以自发调节经济活动；削减公共开支和严格控制公共部门的扩大[1](pp.87-88)。
事实上，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显然是应对危机所有公共政策中一个重要突出的部分。这些国家的福利保障政策，是为了尽可能减轻或消除危机给国民生活水平带来的消极影响，以维护和提高这一地区社会和政治的稳定[18]。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接受其资金援助的亚洲危机国家附加的条件是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减少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支。但受危机影响的国家的财政目标都进行了重新修正以支持更多的社会公共开支。这场危机引发了东亚国家在社会福利保障发展方面的积极努力，韩国在危机之后开始向一个更加健全和发达的福利经济国家迈进；泰国和印尼走出了一条依托社区和地方革新的社会保护之路[18]。中国虽然没有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旋涡，但自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几年中，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带来下岗失业人员数量的飙升，对中国的社会公共开支带来了很大压力，也对中国的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可喜的是，在对外出口竞争力受到挑战，在国内下岗失业增加并需求不足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削减公共开支或降低社会福利来提高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方法（注：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明确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于是社会保障的建设和改革始提上日程。自1992年至1997年，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摸索的过程。即打破原来计划体制下建立的以身份和职业为标志的，国家统包的，不公平且低效的福利保障制度。但对于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以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在这段时间似乎方向还不很明朗。因而有学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并未削减公共福利这一说法相对计划经济年代是不成立的。然而，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国家统包、人人有份的福利保障，是在贫穷落后基础上的有限的社会保护，这却是不争的事实。）相反，中国政府吸取了东亚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建设两者之间曾经不相协进的教训，借鉴了欧洲福利经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保障健康并长的成功经验，中国政府加大了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包括建立再就业中心和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增加社会保护[19][20]。同时，中国已从治本的高度上切实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各项建设，初步实现了制度化地解决失业、贫困和社会收入差距问题。而2003年春夏的“SARS”疫情危机，更引发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反思和检讨公共服务和管理领域的得失成败，促发了中国上下加大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投入，以改善和提高全民卫生和健康保障水平[21]。
笔者2002年在澳洲的墨尔本大学以讲座报告形式介绍过中国的社会保障，当时即以高度的激情将报告的主题定为：前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透视。现在，经对全球化与西方福利经济制度变迁进行梳理之后，更感信心。确实，今天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既建立在总结了中国福利保障发展的历史基础之上，也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还吸收了西方福利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西方福利经济国家凯恩斯福利经济思想所体现的发展观，在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中已经得以贯彻，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建设性战略地位已然得到确立[22]。可以相信，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接轨，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春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必将走进一个更为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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