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保护还是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格局和发展趋势影响甚巨，各国都纷纷调整各自的农业生产和贸易政策以适应这一新的贸易环境。作为世界主要农业生产和贸易国的中国也面临着重新确定其农业发展战略的抉择。这个抉择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农业生产、农产品消费和贸易的格局，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需情况，因而关系重大。目前，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可选择的农业发展战略是农业保护或农业国际化。所谓农业保护是指对农业生产实行高度保护政策，对外关闭国内农产品市场，以使中国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维持粮食的基本自给（指粮食自给率在95%以上）。而农业国际化的含义是：参与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使农业资源在国际范围配置，实现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在全球粮食市场条件下达到国内的粮食安全。对于中国到底该走哪一条道路，国内争论颇多。本文认为，农业保护政策在现有的国内经济环境和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下是不合适，也是不必要的。中国应当走农业国际化的道路。
一、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农业国际化的道路
首先，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进程要求中国走农业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在1991年6月以后，经济的发展走出了从1989年以来的紧缩低谷， 其增长方式较以前有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由投资带动的重工业主导方式，这种“重型增长方式”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工业化进程中，对资源的需求十分庞大。由于我国是人均资源占有稀缺的国家，未来的工业化道路中将不可避免面临巨大的资源缺口，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国内资源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农业部门而言，资源的利用情况不容乐观。我国的农业资源很有限，为了满足庞大人口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需要，农业很早就走上了强制使用农业资源，依靠提高单产保持农业产出增长的道路。但在现有农业技术条件下，当亩产达到或超过产出边界时，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变得强烈起来，主要表现是农业生产的物耗水平急剧上升。1995年农业的实际物耗水平已达46%，而发达国家一般是到工业化后期才达到50%左右的水平（注：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中外百名专家探讨中国粮食及农业发展的观点和建议”，《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12期。）。农业的高物耗水平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其不利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采取农业保护政策将更增加农业部门资源的占有和投入，扩大工业化所需的资源缺口，对工业化的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如果中国走农业国际化的道路，参与国际分工，适当增加粮食进口，此举所带来的贸易收益和资源节约将增加工业化所急需的资本积累和资源供应，从而促进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逐渐形成向农业部门提供农用物资和先进技术装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这样的良性循环对中国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十分有利。
其次，中国自身有限的粮食生产能力决定中国在中长期内难以维持粮食的基本自给，而要较大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对于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粮食需求和生产能力的预测，一直是一个令世界关注的问题。因为这对世界粮食的生产和供求影响巨大。莱斯特·布朗在他的著作《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预测中国在2030年的谷物产需缺口将达3亿吨左右， 导致世界粮食短缺，饥饿增加。实际情况也许不象布朗所预测的那样具有灾难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内，很难达到粮食的基本自给。有资料表明，到2030年，由于消费饮食结构的改变，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少要达到400公斤（注：通常的预测是400公斤谷物，而中国的粮食中包括了谷物、薯类和大豆，因而这个数据实际上偏低。）。按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届时中国的人口将达16亿。二者相乘，则中国在2030年的粮食需要量将达到6.4亿吨。而中国在2030 年的粮食生产情况怎样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93年中国的耕地总面积是0.95亿公顷，在1983—1993年间耕地总面积的净递减速度为平均每年30万公顷，假设这一净递减速度保持不变，则2030年中国的耕地总面积是0.84亿公顷。同时假设1993年1.55的耕地复种指数和75%的粮食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都保持不变（实际上这两项数据都会略微下降），2030年的粮食播种总面积是0.9765亿公顷。按莱斯特·布朗和世界银行等的预测，2030年中国粮食的平均单产将从1990年的每公顷3.7吨提高到2030 年的每公顷5.7吨，这样中国2030 年的粮食总产量将是5.57亿吨。产需缺口是8300万吨。 这一巨大的粮食缺口只有通过从国际市场的进口来满足。因而，国内的实际生产能力决定中国在中长期内难以维持粮食的基本自给，采取保护国内市场达到自给的政策是不合适的。
最后，从国内资源的要素禀赋来看，中国农业也应走国际化的道路。按照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应该生产具有相对丰富资源供给的产品出口以换取对资源相对稀缺产品的进口。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农业资源人均占有稀缺的国家，从比较利益出发，中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以换取对国内所需粮食的进口。同时，在农业部门内部，中国也必须考虑比较优势的原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食品加工业，以具有高附加值的肉类等食品加工业产品的出口来换取所需的粮食进口，这也正符合国际农产品贸易商品结构由传统农产品向食品加工制成品转变的趋势。因而，中国要抓住机遇，大胆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充分获取国际贸易收益，带动国内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这个角度看，盲目保护国内市场，“关起门来搞生产”是不明智的。
二、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要求中国走农业国际化的道路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主题之一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经过长达七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农产品出口补贴、国内农业生产支持、市场准入、关税化等主要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协议。整个世界农产品贸易向自由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贸易国之一，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复关入世”的谈判进程。但经过前后二十九轮谈判后，农产品贸易问题却成为目前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成为中国“入世”的一大障碍。为此，中国必须审时度势加紧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以便能符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届时，中国就必须承担关税减让、开放国内市场等义务，中国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也自然要走向国际化。因此，采取农业保护政策不符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政策取向，我国的当务之急是按照世贸组织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框架，加紧调整国内农业生产和贸易政策，增强国内农业部门在“入世”后的承受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农业的国际化铺路。
三、采用农业保护政策要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得不偿失
首先，实施农业保护违背我国在国际贸易条件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赫克舍尔—奥林—萨缪尔森改进的国际贸易模型，一个国家的比较利益是由这个国家的国内资源禀赋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资源禀赋的比率决定的。穷国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来说，资本缺乏，所以不得不出口初级产品以交换机械设备。但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从国外的流入，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张，劳动力就趋于被城市部门吸收，整个国家的出口类型就会从出口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转向出口制成品。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将不断减少、停止、甚至转为进口。人均劳动占有土地资源越小，这种转移就可能越早并且越迫切，而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则倾向于较长期地保持农产品在出口中的优势。由此可见，中国作为一个人均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需要较快地完成这种转变。大量的国外资本的流入也在推动中国的出口类型向以制成品出口为主转变。在这种经济规律作用下的转变可以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比较利益，违背这一规律，强行采取农业保护政策，必然会限制劳动力、资源等向制造业、服务业的流动，其福利损失是巨大的。
其次，农业保护政策具有抑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倾向，导致农业部门的经济效益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人均耕地面积与单位土地有效产出率的乘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原因主要是人均耕地占有面积太低（中国农户的平均耕地占有面积是10亩左右，仅为美国农户的1／240），以及过高的物耗水平导致的单位土地有效产出率偏低。采取农业保护政策会使这两方面情况都趋于恶化。一方面，农业保护会限制农业人口向城市工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农业生产继续维持在传统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模式上，结果使得人均耕地占有面积随着国家耕地总面积的减少而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对农业实施高保护，必然使受保护的商品，如小麦、粗粮、奶制品等这些本来要进口的商品，在高投入、高成本条件下生产，从而使物耗水平进一步升高。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在高保护条件下有下降的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必会降低整个农业部门的经济效益而导致国家整体福利的损失。
第三，保护农业政策也有阻碍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倾向。中国本来在大米和肉类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如果对小麦、粗粮、糖和奶制品的保护上升到实现这些产品的自给，那么大米和肉类将不再出口，因为高保护造成的价格扭曲，会使资源从水稻和肉类转到受保护农产品的生产上。这种人为的国内贸易条件扭曲会妨碍农业生产中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资源从更有效的利用方式中流出，由此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而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减少，使国家从总体上损失福利。
此外，农业保护也带来政府财政预算的沉重负担、环境破坏的巨大风险、以及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冲突等问题。
四、走农业国际化道路是可行的
许多反对农业国际化的农业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所担心的几个主要问题是：中国能获得需要的粮食进口吗？中国有能力支付所需的粮食进口吗？中国这样依赖国际市场是否会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
第一，全球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够为中国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虽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后，世界粮食市场在1994／95年出现供应紧张，价格迅速上升的现象，但这是世界粮价偏低和粮食生产成本增加而影响生产积极性所致，而非是因生产能力不足。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供大于求，仍将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基本趋势。（注：柳芳：“1995／96年度世界粮食严重短缺评析”，《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7期。）首先， 乌拉圭回合后世界粮食市场的高价位将会刺激主要粮食生产国扩大种植面积而使世界粮食供给增加。美国国会根据世界粮食价格到2000年将上升35%的总趋势，于1996年3月28日通过了一项分7年逐步取消对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限制的农业法案，这意味着美国长期以来为防止农产品大量过剩而休耕的3640万英亩耕地可投入使用。作为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基地的欧盟，也与1995年9月25日达成协议，决定从1996年4月1 日起将其土地休耕率由15%降为10%，此举将使欧盟粮食产量增加600—800万吨。另外，俄罗斯在经济恢复以后，有望藉提高其目前低下的农业生产率和扩大耕地使用面积而成为世界的另一主要粮食出口基地。其次，单产的增加也会继续为粮食增产贡献力量，虽然不如以前那么显著。谷物生产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三十年间的年增长率为2.6%， 之后这一增长率开始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预测，至2010年世界谷物生产的年增长率将为1.3—1.6%，这仍高于世界人口每年1.2%的增长率。 因此，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完全能满足今后世界增长的粮食需求，对可能买不到粮食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第二，中国完全有能力支付今后扩大的粮食进口。80年代初是中国的进出口规模较小的时期，粮食进口规模在外贸进口总额中的比重曾一度达到10—20%，给外汇支付带来一定的压力。但随着外贸的迅速发展，目前粮食贸易一般仅占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2%左右，如1992、 1993、1994年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总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26%、1.51%、1.18%，呈递减的趋势。今后增长的粮食进口会改变这一现况吗？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一方面是今后粮食进口量的变化。从1978年到1995年这18年中， 中国的粮食进出口总量达33431 万吨， 其中出口10801 万吨，年均600万吨，进口22630万吨，年均1257万吨，进出相抵，平均每年净进口粮食657 万吨（注：张松涛：“关于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的若干思考”，《国际贸易》1995年第11期。）。按2030年净进口量为8300万吨计，每年中国需扩大净进口量5.93%。另一方面是今后世界粮食价格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粮食价格一直在下降，大米价格在过去25年间下降了40%。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世界粮食价格开始上涨，预计这将是今后几十年世界粮食价格变化的主要趋势，但具体的涨幅却很难预计。如果假定从1995年起到2030年的35年，世界粮食价格涨幅为200 %（注：该数据是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等预测从 1995 年到2000年世界粮价将上涨35%作出的简单估算。），则年均涨幅为3.19%，即中国每年粮食进口价格要上涨3.19%。同时考虑进口量的增长和粮价的上涨，则中国用于粮食进口的外汇需求的年平均增幅为9.32%，低于199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2.1%的增幅和过去20年14.9%的平均增幅，也低于今后较长时期内外贸进出口总额近两位数的预计增幅。因此，在今后二、三十年中，中国的粮食贸易额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不会超过目前的2 %，甚至还会有所下降，加上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进口而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支付能力来满足增长的粮食进口需求。
第三，从粮食安全上考虑，农业国际化并不会使中国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其理由主要是：1.对粮食安全问题要从广义的食品而不是狭义的粮食来理解。通过农业国际化，中国可以多进口一些粮食，再多出口肉类等其他食品来达到国内粮食的供求平衡，而不用简单强调国内粮食的高度自给。2.有支付能力的粮食进口国往往比出口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具有优势。在粮价低时，进口国的获利是明显的；在粮源紧张、价格很高时，由于出口国内部农民组织为着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政治努力有足够抵制政府禁运的能力，进口国在政治上的处境也不会比出口国差。如美国历史上分别于1973年和1980年实施的两次大禁运，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结果是粮食进口国转向其他国家。而且“禁运”遭到美国国内农民的强烈反对，以至美国国会不得不制定政策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使禁运因代价太高而变得几乎不可能。3.“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主流转向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走向开放与融合。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越来越在国际社会中起主导作用，这些组织都有一些反对把粮食作为“武器”的规定。4.随着国际市场粮食供求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粮食出口大国也越来越难以对国际市场进行垄断，中国有充分的市场空间来进口所需的粮食。如1995—1996年度美国出口小麦（3380万吨），占世界小麦出口总量的31%，而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加拿大三国加起来比美国还多；欧盟出口小麦2900万吨，也接近美国。因此，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粮食的大量进口并不会使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劣势。
综上所述，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国际农产品贸易趋向自由化，歧视性农业的政策不再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应选择走农业国际化的道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参与国际分工，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在全球粮食市场条件下达到国内的粮食供求平衡，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