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品流通：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品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中国首先在消费品流通领域中引入市场机制，并沿着市场取向的通路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伴随着这些改革，消费品流通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计划分配体系已被打破，市场调节已占绝对比重；(2)消费品价格逐步放开，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基本建立；(3)社会商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多一少”的新型流通体制已基本形成；(4)新型商品流通组织形式迅速崛起，商品市场体系已基本建立；(5)积极进行企业改革，国营商业企业经营机制有所转变。市场机制的引入，使我国消费品流通和消费品市场在较短的时期内，基本上取消了过去长期实行的消费品凭证定量供应体制，居民的消费选择日益自由和多样化。但我国在消费品流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一、消费品流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后所产生的问题
1.消费品市场的可控性削弱，市场波动较大。
我国传统流通体制对消费品市场采用行政方式进行直接控制，在当时情况下，虽然消费品价格被“稳”住了，而代价是市场萎缩了。引入市场机制后，消除了传统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病，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市场稳定性不足，并曾一度出现失控现象。据原商业部信息中心的分析和测算，以月社会商品零售额为基准指数的我国市场带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但进入80年代后市场波动周期呈缩短趋势，波动频率加快。80年代曾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为1980年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0%；第二次为1985年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58.9%；第三次为1988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41%。同时也出现过三次谷底：第一次为1984年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7%；第二次为1986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7%；第三次为1989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0.3%。进入80年代后，我国市场波动幅度（周期内峰顶和谷底的差距）和不稳定系数，比美国、日本等国家高出一倍以上。
消费品市场可控性的削弱和市场波动幅度加大固然与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所固有的特征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市场机制引入消费品流通领域后，传统的调控手段失灵，而新的适应于市场机制作用要求的调控手段又尚未能及时形成，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则无法使市场实现自我调节，从而产生了既无计划又非理性市场的规则混乱和“调节的真空地带”。消费品市场运行所产生的这一现象，放大了市场机制的负效应，对消费品流通和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消极影响。
2.流通秩序紊乱，市场主体交易行为不规范。
最近几年，我国消费品流通领域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莫过于流通秩序紊乱。80年代中期，由于一部分消费品实行价格双轨制，致使这部分消费品在流通中“官倒”盛行，一些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也往往把计划平价转为市场高价，极大地扰乱了流通秩序，流通组织过度膨胀，特别是一些靠行政权力支撑的公司涌入流通领域，导致流通环节增多，交易行为混乱。在消费品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时有出现，消费者权益受到很大侵害。一些经营者明目张胆地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短斤缺两，商业惯例和商业道德遭到践踏。一部分消费品特别是某些农副产品通过非公开形式流入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以低价卖给或免费送给本单位职工作为福利，这种商品交易的内部化倾向严重限制了消费品市场的发展，阻碍了经营者的公开、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流通秩序的紊乱是引入市场机制后产生的，但它们绝非因果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产物。造成流通秩序紊乱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条：(1)未能形成充分市场化的流通组织。引入市场机制后，流通组织的重构滞后，现行流通组织的非市场化倾向还相当严重。一是流通组织行政化。一些流通组织不是立足于市场，而是寻找有实力的行政机构做靠山，通过“挂靠”形成行政与市场的统一；各种行政权力侵入市场，使商品交易权力化、行政化。二是流通组织人际化。我国目前的一些流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其组织结构以人际关系网来维持，这种组织结构违背市场原则，破坏公平竞争，损害了市场机制正常发育的内在机理。三是流通组织贿赂化。由于市场与行政的双向渗透，使竞争机制在某些场合让位于贿赂机制，地位特权转化为商品货币，职业特权也成了贿赂交易的对象。(2)商法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流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后，市场调节的力量逐渐加强，在市场发育初期，商业惯例和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甚至丑恶行径不可避免，它们本应通过法律手段加以约束，但我国的商法建设严重滞后，商法体系很不完善，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
3.批发产业体系内部关系不顺，各种流通渠道之间摩擦严重。
我国消费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打破国有商业独家经营格局，建立多渠道流通体系。目前消费品批发产业内的渠道主要有工业自销、国有商业专业批发、供销合作社专业批发、零售兼营批发等。在现实运行中，各种批发渠道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摩擦。
我国消费品流通中的工商矛盾由来已久，在传统体制下，工商矛盾的核心是利润分配；市场机制引入后，工商矛盾的焦点则聚集在货源上。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工业自销和专业批发都有存在的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工业自销，有利于加速商品流通，减少流通环节，特别是一些市场变化快或售后服务要求高的消费品，更适宜采用工业自销形式。专业批发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存在与发展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异为基础。工业自销与专业批发本应依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合理分工，但我国目前消费品流通中工商之间并未能按效率原则进行协调，通常情况是紧俏或销路较好的货源被工业自销部门抢占，销路不好的商品专业批发部门又不愿经营，最后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流通效率下降，批发秩序紊乱。工商矛盾的主要原因，一是部门之间的行政割裂。目前的工业批发与商业批发在体制上隶属于不同部门，它们其实都受制于各自系统的行政束缚，导致在行动上缺乏同步与协调，从而必然造成社会总体效益的下降。二是源于软预算约束的企业短期行为，使生产者与商业经营者之间不能建立起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协作关系，而局限于抢占眼前利益。以上这些实质上都是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反映。
4.市场组织化程度低，市场的自组织能力脆弱。
消费品流通领域的多渠道流通形成了市场组织形式的多元化。新的流通组织形式的出现对弥补低层次市场的空位，扩大商品交易规模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现行的市场组织形式尚不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对于生产和消费的衔接，对于搞活流通、货畅其流，对于调节供求和引导商品生产，还不能发挥充分的积极作用。我国近几年反复出现的卖粮难——买粮难、卖猪难——买猪难以及农副产品产销中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羊毛大战、茶叶大战等市场波动，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市场组织方面的缺陷，表明我们缺乏一套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机制作用要求的流通组织体系。在日用工业品方面，近几年我国各地形成了数目众多的民间批发市场，它客观上对日用工业品流通，尤其是乡镇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民间批发交易主体的单家独户性质和个体商户的长途贩运，无法解决商品流通中的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
造成市场低组织化程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参与组织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新的市场组织形式出现后，原有的市场组织形式未能按照市场机制作用的要求加快转换和改造，致使引入市场机制后，原有的市场组织形式丧失了流通组织能力，而新的流通组织形式在发展初期又不能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
二、进一步完善消费品流通的市场机制的对策建议
1.建立流通组织创新机制，塑造新型流通组织。
我国传统体制下的消费品流通网络是以行政隶属关系加以联结的。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省公司→地公司→县公司纵向分层管理，在经营体系上实行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零售店分层经营。这一流通组织体系又以独家经营体制和“三固定”制度为支撑点。引入市场机制后，传统消费品流通体系的支撑点被打破，原有的流通组织体系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有关决策部门曾试图通过一定的途径，去建立一种新的消费品流通组织体系。例如，对原由商业部直属的全国日用工业品一级站下放到所在市，实行站司合并，同时对省属二级站实行下放，与市批发公司合并，成为市属企业；接着，按照减少各级商业行政公司对企业干预的要求，规定省、地公司“原则上予以撤销”。实行这些政策措施的本意是搞活国有流通企业，塑造新型流通组织。但实践的结果非但达不到这种目的，反而剥弱了国有商业的组织化程度，使国有商业在激烈的多渠道竞争中节节败退。造成以上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流通组织的创新机制。我国近几年流通组织改革的主旋律是“下放权力”。表面上看似乎符合体制改革的方向，但实质上与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求相去甚远。“下放权力”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术语，既然是“下放”，就得由某个主管机构或“婆婆”来放，放多少，何时放，以及何时收等都要由“婆婆”来决定。企业要看“婆婆”的脸色行事，以免搞僵“婆媳”关系。从实践看，我国几次“下放权力”都没能把企业该有的权力交给企业，通常情况是给企业另找“婆婆”，改变行政隶属关系。80年代所作的批发机构调整，重蹈前几次的复辙，从过去的“条条”矛盾，转变为现在的“块块”矛盾。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反复证明，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机制问题，必须彻底瓦解行政部门直接干预企业的体制，使任何部门对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不再具有体制基础和制度可能。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一种没有任何“婆婆”的企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不再以“部门”、“系统”或“地区”来区分，而以职能、专业、经营方向、规模、效益等加以区别，这才有利于企业之间拆除“篱巴墙”，实现各种组合和协作，有可能通过企业之间的自愿组合方式，形成一批大型的甚至是特大型的流通组织。这些组织或许是纯流通型的，或许是流通主导型的，但无论哪种形式，大型流通组织的形成对有效地组织现代商品流通，提高流通效率，稳定消费品市场是非常有利的。
这里需要澄清一种观念，即认为只有国有商业处于主渠道地位才能保证市场稳定。笔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稳定首先是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得以保证的。在一种垄断竞争市场中，一批规模巨大的流通组织的存在，可以消化一些市场波动因素，稳定市场运行过程。这些流通组织所具有的这种功能，不是取决于它们的所有制关系，而来源于它们的组织结构特征。因此，我们在流通组织建设中，不能将眼光只放在国营商业上，更重要的是放在“组织”本身上。当然，我们也要重视对现有国有商业的改造，使国有商业能够加入新型流通组织的行列，这对巩固我国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2.积极培育有形市场，充分发挥消费品市场体系的整体功能。
我国近几年消费品市场发展迅猛，全国各地消费品市场遍地开花，相对于其他市场，消费品市场在我国起步最早，发育也是最成熟的。在现阶段，消费品市场的兴起有其客观必然性。然而，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尚存在一些明显缺陷，在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中显得“力不从心”。
针对我国消费品市场的现状，在培育有形市场方面应当采取以下对策：(1)继续组建国家级批发市场。目前中央批发市场为数极少，涉及商品领域狭窄，作用力度不足。应逐步建立主要农副产品的专业性的或综合性的国家级批发市场。(2)有重点地扶持区域性批发市场。中央和有关地方政府应当在现有的民间消费品批发市场中选择一些规模较大、辐射面较广、发展潜力大的市场，重点加以扶持和培育，使其成为某类消费品的区域性集散中心。(3)促进市场升级换代。政府应当发挥组织作用，加强市场基础建设。同时以国家级批发市场为重点，尽快引入各种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带动整个消费品市场的升级换代。
3.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商法体系。
市场的正常运转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我国引入市场机制后所产生的流通秩序紊乱、交易行为不规范等现象都与法制建设滞后，商法体系不健全紧密相关。
商法体系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主要包括公正的竞争规则和正当的竞争手段两方面内容。其目的是防止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鼓励和保护适度竞争和正当的竞争行为，以维护平等的竞争环境。应当看到，对商法体系的建设各界都在千呼万唤，立法部门也在努力工作，并已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商法的制订，特别是商法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否则法律也会失去其效力。我国近几年颁布的商法中，有些事实上不起作用，或者是不可能起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法规的实施条件尚不具备。因此，要能使市场的运行真正得到法律的保障，除了加强立法工作外，目前更重要的还在于创造实施法律的各种条件。这就需要配套改革，囿法制建设于体制改革之中。
4.抑制消费品集团购买行为，促进消费品流通的公开化。
我国近几年有相当一部分消费品是通过非公开市场流入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这些单位又以低价（通常是高进低出，差额由单位支付）卖给或免费送给本单位职工作为福利。与居民购买行为不同，集团购买具有购买数额大，购买指向模糊等特点，特别是通常以市价或略低于市价的价格水平成交，而成交价格与竞争价格（公开交易中应当形成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则通过回扣、手续费等形式装入经办人腰包。消费品流通中的这种市场内部化倾向，一方面妨碍竞争制度的形成，阻滞市场的创新和发育，另一方面抵消了市场机制作用所产生的一部分效应，侵蚀消费者市场权益。
笔者以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个人收入分配和职工福利发放实物化倾向，是形成消费品市场内部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完善和严格个人收入分配和职工福利发放制度，建立个人收入分配货币化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抑制消费品集团购买行为，促进消费品流通公开化，从而保证市场机制在消费品流通领域的正常运行。
5.制止流通组织内部的贿赂化行为，促进消费品市场的公开竞争。
我国近几年消费品流通中的贿赂现象极其严重。一些生产企业特别是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单位，通常利用行贿手段推销产品，而某些流通组织中的一部分业务人员则利用职业特权受贿，有的甚至公开索贿。在有些领域，行贿、受贿、索贿已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易惯例和交易条件。这种现象严重抑制着市场作用的发挥，竞争机制无法正常运行。贿赂机制还为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开辟通道，消费者权益则受到严重侵害。
制止贿赂化行为的重点在于培育和完善市场流通组织，使流通组织真正实现市场化。事实上，消费品流通的贿赂化现象并非是工作人员的觉悟问题，而是约束机制问题。因此，问题的解决还要从企业机制上找出路，建立一种能使企业对内部工作人员形成足够约束力的企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