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女性问题研究的三重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进程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正在发生着一种颠覆性的变革，而城市化正在成为改变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性的动力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的现象凸显，另一方面，城市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人口空间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阶层分化速度的加快，形成和出现了各式各样为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其中，女性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女性一方面要承担工作的压力，一方面还要继续担任传统家庭中的角色功能，同时，来自传统社会的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在今天依然存在。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经济和社会阶层转型，女性议题(或问题)正在成为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的研究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一般的研究认为，城市化进程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为女性打破家庭和社会的隔离，进入公共领域工作提供了可能性，妇女的地位也会因为她们进入公共领域工作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实证层面上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社会角色与群体的转变、从政治经济学层面上梳理女性的主体性存在、从哲学文化层面上反思女性主义研究的价值，构成了当下中国女性研究三重主要维度。反思女性研究，不仅有助于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以知识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政策推行以及人们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为更有效推动性别关系和谐的社会生活提供智识支撑。
一、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社会角色与群体
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问题研究维度，从实证层面而言，最为明显的是从社会结构变迁入手，探讨女性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社会角色转换与冲突，以及关注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女性群体的生存境况与价值变迁等。这一范式的基本思路是：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单元组成的统一系统，其内部存在着缜密的结构分工，每个单元都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维系着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系统的存在。而在城市社会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角色’。角色是与社会中的结构地位相关联的，自我是与在社会结构的地位范围之内扮演角色密切相关的。”①女性问题正在于其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以及群体的差异导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
城市化的发展不断增加着女性的权利，促使女性不断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社会整体性别的平等与和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变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这种城市化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原先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其他部分乃至整体发生变化。按照当代社会功能结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系统一般保持均衡状态，当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刺激时，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统内部旋即进行调适为适应新情况而出现结构分化，同化干扰，建立新的均衡。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并不是到处出现城市，而是要使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城市化成果并实现生活方式、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素质等的转变，即：实现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产业的融合、就业的融合、环境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社会保障的融合、制度的融合等，以期真正实现城市和农村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城市化使妇女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参与程度也有所提高，但存在很大差异。②
1.现实的来看，作为社会性别差异的体现，由主内到不断担当社会公共责任，女性社会角色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传统的性别差异被不断改写，而女性的作用日益突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妇女的天生才能正在得到文献证明的时代。”③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的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④传统农耕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家庭成员的性别角色分工清晰而又明确，男性掌握生产和经营的决策权和控制权，负责外部事务，起主导作用，在两性关系上居于支配性的第一性的作用与地位；而女性只管内部事务，起辅助性作用，在两性关系上居于受奴役状态的第二性的作用与地位。女性在现代社会之中作用的凸显，源自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现代社会的形态中，个人在空间上、经济上、精神上都超出了原来的所属群体的社会关系的界限。因此，个体的生成可以视为现代性的标志，这一生成的条件受限是经济生活结构的改变，这超出了原属群体的社会关系的形成。”⑤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之前，伴随着几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昔日的第二性在政治地位上不断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女性的第二性更加深入的挑战着男性的霸权地位，比如她们的学习成绩、社会活动能力、经济收入、职场表现。“女性已‘攻上男人权力与财富的山顶’，女性在社会各领域中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⑥
但是，在整体上女性的社会角色依然处于一种父权制家庭关系的桎梏之中。按照社会学理论诠释，在个体扮演的众多社会角色中，职业角色是最主要的角色，一个人获得了某种职业，他就具体、正式扮演了这个社会角色。现代城市女性面临着一对相互冲突的角色矛盾——家庭角色与社会(职业)的角色。这进而产生出来多重角色责任(工作人员、妻子、母亲)，不同角色的规范不同。这种角色及其责任的一个现实突出困境是“一方面家务的女性化，另一方面妇女的解放又有赖于她们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⑦这对矛盾尽管并非在理论上无法解决——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家政服务，但这种能够享受保姆服务的毕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够负担的。从而使得职业女性长期处于两种角色的矛盾冲突中，不仅承受着劳动之苦，⑧更因现实的父权制社会要求职业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要求而使其承受着世俗舆论和自身的心理压力。⑨
2.社会劳动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尤其存在于职业边缘化的弱势女性群体之中(尤以女农民工为甚)。尽管女性农民工中不乏佼佼者，总体而言，她们中大多数在城市所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低、劳动保障低、收入低、工时长、劳累辛苦的体力劳动，乃至一些被歧视的职业，使她们偏离城市的主流，处于具有明显弱势特征的职业边缘化状态。农民工的身份在于其职业的“兼业”性进而边缘化。即我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向乡镇和城市转移。但是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的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身份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处于一种兼业的状态。女性农民工职业边缘化，导致了她们城市生存的边缘化，自身处境的相对恶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种新型的女性群体层出不穷，学术界对各群体的关注也在持续进行之中。其中，农村女性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我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达1.5亿人，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农民工约占农村外出人口的40％，由此推算，当前在城市里生活的女性农民工有6000万人左右。⑩她们与城市女性相比较，在生活方式、观念形态、家庭地位和个人发展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她们是中国妇女中地位较低、困难较多的群体。同时，与农村的男性相比，她们又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这个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社会，农民本身就处于劣势。所以农村女性可以说受到双重压力。兼业无疑是增加了女性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使她们的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与男性相比，农村妇女有着兼业发展的滞后性，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趋势。女性的转移速度较男性来说迟缓。80年代初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的主要为男性，随着乡镇企业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在兼业过程中得到了好处，到了80年代中期农村女性才开始大部分地向城市转移。(11)
女性性工作者群体是一个独特而又令人敏感的女性群体，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是社会学工作者女性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各种正式非正式研究成果近年也通过各种渠道得以传递出来。由于性工作者(sex worker(12))群体不被法律和道德所接纳，一直隐匿在地下，而她们是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社会存在。对性交易的爆料窥秘与哗众取宠，或是疑虑不安与谴责压制都不能帮助搞清楚这件事。性交易活动的主体不说话，就得不到任何机会贴近现实。诸如最近，中国第一份民间组织的社情调查——《走进风月——地下性工作者调查》出版，描绘揭露了SW这一阶层的真实生活状况。另外，各种社会力量也有调查研究，诸如，零点公司调查人员在西南两省一共接触的有一千两百多位SW，访问成功的有八百多位。经过这些调查，他们估计这两个省的直接提供性服务的有10万人左右，而在内地估计总共有200万人。对于造成该产业规模如此之大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在于由农村向城镇发展的流动人口增多，而打工妹年龄偏低，文化水平不高，其中又有九成进入服务业，在外界环境的巨大反差下，极容易从事卖淫活动；其二是较高的城市失业下岗人口，导致部分人为生活所迫开始从事性交易；其三与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有关，所调查的SW年龄在19-24岁之间占到了55％，而其中只有初中毕业的占到了45％，并且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或是失业妇女。
性工作者群体研究是一项困难课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研究难以突破一种福柯视野中的性关系的政治权力性问题。福柯的研究证明了一个结论：无所不至的“权力关系”是对主体(当然包括对性工作者的主体性甚至职业性)进行规训的罪魁。福柯发现在对性事禁忌增多的背后是国家权力的增长，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即现代性的形成。从原始社会到城邦，从城邦走向封建制国家，再到民族国家的形成，知识—权力在逐步扩大，以致产生诸多技术规范：有人口学上的出生率控制，有优生学上的生育选择，还有人口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知识的形成。总之，知识的增长，导致了权力空间的扩大，而且获得了一种科学上的正当性基础，从而使得由知识而得出的技术规范上升一种权力的要求。性，在“科学”的这个怪物的支配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规制。从此，夫妻之间、伴侣之间的快感不再是关乎个人的私事，而是被纳入到了整个民族国家日常事物的轨道，受到了权力的介入和窥视。而对性工作者群体的研究显然需要在政治上从属于国家权力的实际需要。这样一来，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性工作者群体的自己的私人空间不管是在研究需要上，还是在社会现实秩序之中，都难以寻找到与以现代性同步出现的，仅仅是为现代性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借口。
这种以实证调查为主的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女性角色转变与群体问题的研究范式，它的哲学人类学基础在于将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问题归结为一种现代性问题意识，是现代性条件下，追问人的本质存在(以女性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人本身的转变，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等内外结构变化，勾画出一个“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而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13)的时代特色。
二、女性话语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妇女问题的突显，促成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具有鲜明群体特色的女权意识，当下社会加深了对女性生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对父权制传统社会结构的突破与解构，内在地呼唤一种新的社会性别平等关系秩序。从现实的社会层面而言，女性角色的冲突可以通过不断市场化化解家庭与社会角色的冲突与矛盾，而在更深层次的政治层面上对国家权力的自我膨胀起到一种认识上的牵制作用。
1.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女性问题这一性别差异源自于父权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文化氛围，构造了“等级”制的性别社会关系结构，女性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她们在适应自身从属地位的环境下，不得不以顺从的人生态度，通过相夫教子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种贤妻良母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女性形象。建国后，几十年的女性解放运动与发展虽然建立了男女平等的法律机制，从制度层面上保障了女性的各项权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诸如计划生育中的重男轻女、“秦香莲问题、第三者、老姑娘……改革对女工的自然淘汰，使妇女在社会中处于明显的劣势”。(14)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尽管统治角色和统治术已在无数次改朝换代中一变再变，但这唯一的统治结构却从古延续到昨天乃至今天。(15)陆星儿认为：“看起来，中国妇女已经大大的解放了，尤其是城市妇女……但是，参加工作，获得收入，并不意味着‘独立’与‘解放’，还有观念的、生理的、习惯的等种种方面，仍无形地网罗着妇女，使她们难以调整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她们更辛苦、更操劳，而作为女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16)当社会性别文化被社会普遍接受时，当社会性别分工模式稳定时，社会性别规范在实践中成为男女的行为准则，它默默地迫使人们依照性别规范去行事，去行使自己的权力和尽自己的义务，并最终对男人和女人形成一种潜在的权力，规范着男女的权利和义务，塑造着传统家庭角色，延续着传统家庭。农村城市化进程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为女性打破家庭和社会的隔离，进入公共领域工作提供了可能性，但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女性在家庭中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时，传统的家庭将出现性别角色紧张和冲突。女性虽然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工作，并取得成功，然而回到家中女性仍然扮演着传统角色，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从而感到身心双重紧张，进而影响家庭生活。
女性在政治经济层面上不断取得的各项权利依然难掩其在社会性别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性在社会中存在一天，男女之间的斗争就会存在一天。而女性问题的话语表达不过是这一现实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让女性有了参与经济政治权力分配的机会，女性掌握了经济政治权力之后，就有了对抗男性的暴力。但是由于自然的因素，身体暴力是女性始终无法获取的，这也是女性权力斗争的阵地始终在经济、法律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原因。权力关系如何才能得到重新划分呢?最根本的办法是进行意识形态的革命，彻底消除性话语是唯一的出路。女性问题的凸显，显然对于打破男女性别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市场化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男女关系的和谐，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不仅没有解放与发展，反而掩盖在男性的社会消费之中。城市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人口的增殖即人自身的生产这三方面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成了决定性的部分，而城市里的资本关系主导着其他一切关系。社会经济现实本身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变异和假象化，资本的生产关系被遮蔽起来，交换关系仿佛成为主导性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被历史地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并成为事实本身，而且不断地被神化。男人(以社会消费为名)把女人体当做一个纯粹的欲望对象，从而强化她们的性感特征。将欲望的对象神化，将主体的欲望升华为一种对肉身纯粹的观看乃至神往，而不是以意淫的方式操纵它奴役它。从而使一个“有欲望的主体”(福柯)变成了一个被“欲望对象”所解构了的“主体”。“性与大脑的对立是男人二元性的表现。作为主体，他塑造了世界，因而他处在这个被塑造的世界之外，成为它的统治者。若他把自己看成肉体，看成性，他就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完全自由的人：他陷入了这个世界之中，是一个有限的、易腐烂的客体”。(17)
2.性别政治的实质在于福柯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的自我膨胀。“16世纪以来，性‘话语实践’不但没有屈从于一个限制的过程，相反却是服从于一个煽动不断增大的机制。”(18)换句话说，权力机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真的是在维护一种压抑的秩序，相反，它不断“煽动人们去谈性”。(19)其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近三个世纪来，在人口学、物理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围绕性，发生了一次话语爆炸。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福柯认为，恰恰是因为权力机器把性当成被管理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批判的对象。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对经济利益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各个政府发现，它们对付的对象不是臣民，也不是‘人民’，而是‘人口’，以及它的特殊现象和各种变量：出生率、发病率、寿命、生育率……饮食形式和居住形式”，而“一个社会，认为它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仅与公民的人数和德行相关，也不仅仅与公民之间的婚姻规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是与每位公民使用他(她)的性的方式有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20)因此，福柯说，当今天人们要求根据纯洁的、中立的科学观点来谈论性时，并且总认为已有的讨论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以必须重新开始研究它时，我们应该要问，是什么促使我们把性变成秘密、无所不在的原因和连续的恐惧?它又是怎样用科学的形式构成了这种巨大的、传统的性坦白的强制要求的?(21)当谈论性从最初的良心指导变为心理分析，这究竟是“革命”的“反压抑”斗争，还是性经验的主要机制中的一次策略变换和转向?(22)就像用分析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来取代君主特权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用战略模式取代法律模式的一次技术转变，(23)而这一机制的反讽之处就在于：它让我们相信它是与我们的“解放”密切相关的。(24)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将对性经验的剖析和权力运作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让人们深为折服的关于权力运作的特点、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等理论：权力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奴役的方式，也不是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它是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法则。(25)
3.女性角色社会化冲突可由家务劳动社会化解决，从而使家庭亲缘关系、性别关系转化为阶级关系。城市化对社会性别规范的冲击始于家庭，而集中冲突展现于社会结构之中。传统的家庭理论，特别是结构—功能理论把家庭看成是通过性别分工保证儿童社会化的理想场所。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指出，现代家庭的基本功能是儿童社会化和成年人格的稳定。家庭作为一个系统，为了维持最佳功能状态，必须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进行劳动分工，丈夫注重职业的、教育的和政治的外部活动，维持家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家庭适应外部世界，承担工具性功能；妻子注重家庭内部事务，抚养儿童并使其社会化，维持家庭内部关系，承担表意性功能。家庭中角色的扮演，呈现出互补的特点：丈夫的角色固定在家庭的外部事务上，他挣钱养家，确立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妻子的工作则集中在家庭中，她既是妻子，又是母亲，同时还是家庭的管理者。(26)结构功能理论认为，家庭中的角色整合是社会中各种角色整合的基础，因而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也是社会大系统实现均衡的基础。城市结构是两极化的，即资本化工业城市对农业乡村的统治；城市的主要居民日益被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切中间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归人这两大阶级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7)城市社会-阶级结构简单化了。在全球范围内，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拥有以近代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那么她就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极，否则就只能被边缘化，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极。城市发展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日益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城市文明和不文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习俗从各种渠道传入农村以及那些非资本主义的、非工业化的国家和社会之中。
劳动的社会化，尤其是家庭劳动的社会化是化解女性角色冲突的根本所在。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首次从劳动的角度解释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在恩格斯看来，在私有制产生之前，男性的生产劳动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到来，性别劳动分工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妇女从自由、平等、有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演变为附属的、依赖他人监护的妻子或被监护人。恩格斯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8)这为妇女解放指明了方向：妇女走出家门，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改变不合理的劳动性别分工。
三、性别文化与女性主义认识论
西方女性主义是在大工业带来的妇女职业化、经济独立化之后诞生的一种性别文化。现代化改革浪潮促进了妇女的思想解放，激扬了她们的参与意识，同时改革带来的新问题，诸如女性求职难、求偶难、女童工及性解放等问题，促使妇女对历史、现实和自身进行深刻反思。性别文化话语是为了满足权力而存在的，因此，当男性控制女性的需要一再地被表达出来之后，性话语就出现了。性从身体中分裂了出来，它不再是身体的一种功能，而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了控制身体的一种手段，一种权力的工具。性话语的出现是身体控制手段的一次飞跃，是从肉体转向精神的一个开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控制越来越隐蔽化与扩大化。
1.女性主义认识立场的政治正确性
女性主义的认识立场伴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政治正确性而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女性主义话语尽管是一项颠覆性的社会议题，就像福柯说的：“我们意识到这是在冒犯现实的秩序，也知道说话的语气是有颠覆性的，而且隐含着逃避现在、召唤未来早日到来的热情。”(29)但现代化民主社会追求性别平等，解放与发展女性事业，被认为是一项具有天然政治正确性的议题。一方面，性，在20世纪西方文化生活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话题。性描写被看成是打破社会桎梏，追求人性自由、解放的象征。另一方面，19世纪以来，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的两次发展浪潮。其中，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第一次浪潮”侧重于政治方面，这次浪潮为妇女赢得了参政的权利，同时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具有“人格”的权利。19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男女之间的法律平等，更是一种追求社会平等和人格权利的运动，“它的特定目的就是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却常常又是难以发现的有关女性和‘女性角色’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在历史上一直构成了女性所面对的那些法律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思想基础。”(30)对女性权利及解放的呐喊，对女性主义认识的尊重，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尺度(马克思语)。
2.女性主义认识立场的价值观的客观性
我国自古以来建立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对人们的价值观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认识立场就是对传统父权主义的颠覆。在父系血缘及家庭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的父权制确立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模式，同时相伴的伦理思想、风俗礼仪等方面也无不渗透着压制女性的性别价值观念。传统的道德伦理在男权社会中维持、巩固、传承、深化着贬抑女性的观念，同时强调男性的主体地位。男性凭借这种性别优势主宰整个文明的进程，而女性总是处于边缘或缺席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保障了女性在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积极地宣传妇女与男子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以增进全体公民对妇女合法权益的认识。但在文化的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构筑两性平等还有较大的距离。制度的保障并不能消除积淀在社会文化深处的男权意识，这种男权意识仍然在价值体系、社会道德、生活方式等多方面规范和建构着女性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女性主义认识立场尽管受到了具有明显党派性的政治立场而缺乏认识的价值中立性，(31)但是，它对传统男性价值观充满歧视、偏见的落后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通过对女性角色与群体的描述与理论发展，将这种歪曲的性别价值观念予以颠覆与重构，试图确立女性的主体性价值立场，这一点毋庸置疑是迎合了社会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以来的民主化浪潮。所以在这个层次上，马克思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尺度。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主义认识的价值立场，需要区别作为研究者的价值立场、自我利益诉求与所追求的女性角色与群体的价值立场与利益表达，避免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政治党派偏见。
人的这种性别主体属性，必然要在其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体现出来。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观时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2)男女两性的社会存在，构成了人们现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往的理论界常常将这种“现实性”单纯理解为客观物质性或“社会的”物质性，而几乎没有注意到它是指现象学意义上的人的感性。(33)这必然导致在考察人们的现实存在时，只注重阶级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无视具体的人的性别倾向性，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情关系。马克思还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的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34)这种对自己的意识和对对象的意识必然包含性别认同意识，或“别化”意识，去掉它，人实际上就不成其为人。而文学艺术活动是为了实现人的精神、意志与情感的自由，“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5)恩格斯在批评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论著中也明确批判了格律恩离开人的社会属性、人的具体规定性抽象地谈“纯粹的人”、“人的东西”、“人的内容”、“人的诗人”等唯心主义观点，认为被格律恩说成是歌德的“人的东西”的那些品性，实际上仅仅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德国人身上的小市民气质，这种“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而是提炼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埚中的残渣。在《致保尔·恩斯特》中，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出了社会历史规定性与“人”的性别属性的有机联系。毫无疑问，男女的性别属性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属性。
3.女性主义认识立场认识论的知识合理性
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意识能否保障其认识论上的知识合理性，这是女性主义认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女性主义认识是一种社会性别意识，所谓社会性别意识指人们在观察、分析和处理事务时，注意到不同性别群体的不平等处境、利益和权力关系，并采取措施和行动来增进性别价值。社会性别视角强调女性的自主性主要包括：女性应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的存在价值，并非男性的附庸；女性自身具有多种潜能，尤其在现代社会，女性应该，事实上也可以发展为多元化的社会角色或家庭角色，而非仅仅是贤妻良母式的定型角色等等。但是，当我们试图去颠覆这种男权性别文化模式传统，脱离男性性别意识的樊篱，媒介在反映女性形象的同时，能否从性别公正、男女平等的角度去对女性问题进行客观性的分析，以避免矫枉过正，出现前面提到的有媒体现在看来是夸张化表述的“雌力雄起：女性成为第一性”，而男性成为附属化的第二性。对这一点的担忧，源自两方面：一方面，女性主义认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源自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主体化谋划能否避免权力的侵入，从而不仅无助于女性的主体性建立，反而引发新的性别不平等。对于前者，“主流认识论学者和科学哲学家们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一种合适的认知理论或科学理论必须深入说明一系列‘关联性的’价值和条件——认知个体和认知群体的特定目标或兴趣、资源、社会动因或心理动因等等”，(36)显然这一学术问题可以通过纯粹的学术机制予以解决。1980年代后女性主义批评的持续发展及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的勃兴，正表明了人们对主体身份的重视。对人们的性别主体性尤其是社会性别属性怀有浓厚的兴趣。它首先是将性别特征作为构成文本及阐释文本的基本范畴，作为文化建构中选择主体的文化人格及美感生成的重要维面。而对于后者，福柯一直将主体形成的原因归咎于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权力技术。现代权力抹掉了权力实体的面目，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毛孔。而支撑权力渗透的主要力量便是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出现的专业知识，正是这些知识构成了福柯所说的真理体系。这些真理体系形成“牧养”式的权力关系，对人进行规训，最终使主体形成。
尽管我们无法避免人类认知的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但如果我们试图在性别关系这一现实面前有所作为的话，就应该透过女性主义的认识视点，使社会成员普遍意识到了女性的命运同社会压抑、同人类专制与不平等的起源的关系，意识到女性社会权利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的关系，只有当人们把女性主体与男性主体相统一时，方能准确地理解女性主义知识的本质。也只有女性主义认识论知识赋予了必要的社会性，社会语境中的知识是共享的，是在各个群体之间进行交流的。因此，把女性主义知识看作社会的过程，作为社会的知识，是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的结果。通过保障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知识合理性，从而尊重我们社会的性别差异。我们需要一种女性主义的认识视角，“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建立新的理解”，(37)以其发展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女性问题提供一种表达系统，反思女性研究范式，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建设，使女性问题的形式和特点得以清楚地呈现出来，正确认识与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女性议题与女性问题，通过费希尔所欲求的男女“两性合作的社会”的实现，从而真正实现社会性别关系的和谐共处。
注释：
①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②吕青：《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生活状况的社会性别视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③[美]海伦·费希尔：《第一性》，王家湘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
④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⑤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页。
⑥黄广明、徐蓓：《雌力雄起：当女性成为第一性》，《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7期。
⑦严海蓉：《“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⑧这种劳动之苦还不纯粹是劳动的自然性，而在于家务劳动是否是一种生产性劳动，从而获得社会价值认同这一争论。这种家务劳动之所以“从价值体系中被排斥出去，不是由于其劳动的特殊内容，而是因为它处于父权制的生产关系下，从而被置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流通之外。”(参见严海蓉：《“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这一点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只是这种异化了的女性劳动转换为女性在家庭的牺牲与奉献中失去了自我。
⑨吕青：《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生活状况的社会性别视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⑩伍慧玲、陆福兴：《女性农民工城市生存边缘化及其防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11)王黎芳：《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
(12)sex worker群体当然包括男性性工作者。仅从男女性工作者数量比例上就可以看出当下社会性别关系的客观现状。另外，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虽然在直观上可以看似是部分(起码是部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但社会学实证调研显示，实际的情况比这个直观认识复杂得多，诸如她们的买春(购买男性性工作者的性服务)有的是家庭夫妻性生活的不和谐等原因。总之，女性的买春并不能说明她们社会地位的提升，至多只能说明她们的经济地位提高。
(1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页。
(14)李小江：《当代妇女文学与职业妇女问题》，《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15)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16)陆星儿：《女人与危机》，《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17)[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舒小菲译，西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18)(19)(20)(21)(22)(23)(24)(25)[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3、18-19、49、98、76、119、68-71页。
(26)转引自吕青：《城市化进程中女性生活状况的社会性别视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7)(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162页。
(29)[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0)(31)艾丽特·威利、肯特·荷加斯：《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哲学》，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4、71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33)邓晓芒：《胡塞尔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34)(3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79页。
(36)艾丽特·威利、肯特·荷加斯：《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哲学》，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3-714页。
(37)[美]海伦·费希尔：《第一性》，王家湘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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