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书刊报的出版和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书刊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1）03－0121－0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动摇、瓦解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处于动荡不定的变革之中。为唤醒民众、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爱国知识分子们纷纷以书刊报为阵地，宣传民主革命学说，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大力倡导爱国思想，积极探索救亡图存之法。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下，书刊报的出版出现了新的高潮。
一、辛亥革命时期书刊报的出版
1.报刊的出版。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在此期间，国人也掀起了第二次办报高潮（第一次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高潮。1900年1月5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它把办报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该报早期宣传爱国救亡，后期大力宣传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重要的舆论阵地，是革命派活动的重要联络机关。继《中国日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在香港出版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在日本出版了《开智录》、《译书汇编剧》、《国民报》、《浙江潮》等；在国内出版了《苏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国民日日报》、《政艺通报》、《大陆》、《女报》、《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大舞台》、《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国粹学报》、《民报》等。他们利用报刊，揭露清朝的腐败统治，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民的觉悟，推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发展。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继续坚持办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海内外创办和控制30多家报刊，主要有《新中国报》、《清议报》、《日新报》、《新民丛报》、《天南新报》、《文兴日报》、《东方杂志》、《扬子江》、《外交报》等。《新民丛报》是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后最重要的机关报和宣传阵地，该刊的最高发行量达14 000份，除日本外，朝鲜、越南、澳洲、香港、美国、加拿大以及国内许多省市均有它的销售处，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刊。
2.图书的出版。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西方书籍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当时有影响的有《进化论》、《天演论》、《社会学原理》、《原富》等。在这段时间还翻译出版了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如《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概评》、《虚无党》等。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广智书局、作新社和译书汇编社等也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著作，有的是关于外国独立战争的，有的是描绘一些小国受外来侵略压迫而亡国亡种惨状的，有的是介绍一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如《法国革命史》、《英国独立战史》、《苏格兰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意大利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印度灭亡战史》、《波兰衰亡史》等。这些译著内容丰富，对激励和启迪民众的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兴中会、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之后，孙中山和一些有志之士充分认识到图书对革命宣传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除了把《中国日报》等报刊作为言论宣传阵地外，还重视革命图书的编著出版。主要有三类：一是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攘书》、《黄帝魂》等；二是关于反清民族革命的，如《荡虏丛书》、《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陆沉丛书》等；三是关于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孙逸仙》、《郑成功传》、《沈茸》、《三十三年落花梦》等。
二、辛亥革命时期书刊报出版兴盛的原由
1.有识之士的重视。中日战争后，满清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的无耻行径及其极端腐朽的本质愈加暴露，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改革中国内部政治的强烈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实行变法，推行新政，而要推行新政，必须从“振兴教育、作育人才、开通民智”着手。振兴教育的具体措施就是“开设学堂、办报纸、翻译书籍、组织学会、开设公共性的藏书楼等”。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舆论和办报活动，他称革命报刊是“舆论之母”，他认为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使人民觉悟，起来实行革命，这就是革命派办报的宗旨。《兴中会章程》明确提出，“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同时强调要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将救国主张“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书刊报的出版和销售。
2.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19世纪末，随着中外交往的加速，更为先进的机械印刷技术设备传入中国。1898年日本仿欧式轮转机输入，1906年电气马达华府台单滚筒机引入，使报纸印刷速度达到每小时印一千张。与铅印有关的华文字模、排字架、铸字机不断改进，铅版、纸版、电镀铜版、石膏版、黄杨版、照相版等制版技术相继传入，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的提高。至此，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主要成果铅印、石印、机器印刷已全部引进，并被应用到书刊报的生产中。随着中文铅活字技术和石印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民间的出版机构不断建立，书刊报的出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3.出版企业的成熟。随着印刷技术的传入和应用，近代中国出版业不断走向成熟，商务印书馆的创立与发展就是其重要的标志。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创办于上海，是一所集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机构。随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小说林、群学社等相继创办。1906年，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有22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的书业商会。新式出版业在辛亥革命后不断发展，著名的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1912年，陆费逵等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这是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这些出版企业的创办和逐渐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书刊报的出版。
4.出版法令的制定和颁布。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出版机构的不断创办和书刊报的大量出版，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出版的专门法律。1898年7月，光绪帝以谕旨的形式宣布：“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准其专利售卖。”1902年，中国第一次遇到涉外版权问题，即美国和日本向清政府提出要求，申请其国著作在华版权保护。同时，国内也发出呼声要求进行版权保护。1903年，因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物一再被盗版，其创办人廉泉上书身为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要求政府出面保护著者和出版商的利益。张百熙根据其申请，下令各地严禁翻刻文明书局的出版物。就在同一年，著名翻译家和学者严复也上书张百熙，详细阐述了在中国制定版权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04年，北洋官报局翻刻文明书局的《中国历史》等4种书，文明书局提出申诉，但当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却以“出版禁书”为借口撤销了对它的版权保护。通过这件事，文明书局意识到保护版权仅依靠官方是不行的，于是在1904年初呈请可以制定专利权的商部，要求其借鉴东、西方各国的公例，制定版权法。1910年末，《大清著作权律》颁行，它具体规定了著作权的含义、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注册手续、保护期限、著作人权限、侵犯著作权的处罚等，共有5章55条。《大清著作权律》依据各国的现行法律，且以《伯尔尼公约》为参考，并修订了多年，所以制定得还是比较完善的，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版权法。清政府以国家专门法律的形式对出版机构和出版物进行管理，这就为书刊报的出版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三、辛亥革命时期书刊报的特点
1.内容丰富多彩。辛亥以前，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主要侧重于科技知识方面。辛亥时期，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翻译出版的内容如果以学科计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美学、逻辑学以及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以思潮计，包括了上溯古希腊时代的主要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家思潮，下至19世纪欧美流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色主张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以人物计，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欧洲古代思想家，又有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还有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巴枯宁、马克思等名家名流。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学科之繁多实为前所未有。在此期间出版的革命书刊报题材则更加广泛，内容亦更加丰富多彩，有直接号召汉族同胞奋起革命、推翻满清、打倒专制、建立民国的，有回击满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和康有为“保皇”论的，有直接宣传革命党领袖和死难革命先烈之事迹，记载反清革命史实的，有从汉族的立场叙写亡国惨史及前代抗清史事的，还有许多带有浓厚民族主义思想的文艺作品。
2.政治色彩鲜明。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报刊产生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中，其创办人大多又是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极为重视报刊的政治宣传鼓动作用。他们把报刊视为一种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强有力的舆论利器，形成了这一时期所出报刊不同于西方报刊的特殊性，从而开创了政论性报刊的先河。政论性报刊的投资出版人多为有政治抱负、信奉某种政治观念，他们出报纸不以商业营利为唯一目的，能赚钱固然好，但赚钱是为了办报，办报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念。政论性报刊往往观点鲜明，具有明确的倾向性，言辞也十分激烈醒目。近代报刊上的言论导向可以直接引起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表现最突出的是，革命派报刊《民报》和维新派报刊《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结果使得保皇派的社会力量大为削弱，许多人纷纷转而加入革命派，革命力量空前壮大。
3.报刊文体的演变。早在维新运动时期，一些维新派报人就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欲民智大启，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无锡白话报序》）。1900年1月，陈子褒在《知新报》上明确提出，报刊应改用白话文体，“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在陈子褒的影响下，一时白话报刊风行。其报名一般是前面冠以地区名称，后面则以“白话报”、“俗话报”、“通俗报”、“官话报”命名，如《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湖南通俗报》、《北京官话报》等。《白话》是秋瑾于1904年秋在日本创办的，“体裁采用白话，文字力求简明，目的是要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陈独秀等也于同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用白话形式传播浅近的学问，让穷人长见识，为的是开通风气，倡导革命。胡适多次在回忆文章中谈起他创办《兢业白话报》（旬刊）的经历。1906年，在中国公学的胡适与同学创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兢业旬报》，“其主旨是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白话报刊引导了一场广泛的白话文运动，其注重面向知识阶层以外的中下层民众，为增强效果，主办者在办报中自觉实行“著述概用浅近俚语”，以白话写论说文，所表述的道理也十分浅近单纯，力求让识字不多甚至文盲的商贩苦力、妇女儿童看懂，出版后极受欢迎，其销路也比较好。
4.妇女报刊的兴办。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妇女教育的勃兴和女子留学的兴起，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资产阶级知识妇女组成的知识妇女群，她们中的一些先进分子率先冲出封建的牢笼，走向社会，为妇女争地位、争自由奋力呐喊。杰出的妇女代表秋瑾、陈撅芬、唐群英就是这个时候涌现出来的。她们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把报刊看成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启迪妇女思想觉悟、激发爱国热情、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最佳舆论工具，于是出现了一个创办女性报刊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全国各地约有60多种女性报刊陆续出版发行，影响较大的有《女学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和《女报》等。这一时期妇女报刊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1）办报刊活动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妇女报刊成为民族民主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2）办妇女报刊和创妇女团体紧密结合，以妇女团体为阵地，妇女报刊为工具，开展妇女解放运动；（3）妇女报刊的编者、作者合二为一，女作者、女报人、女社会活动家三位一体，在近代报刊史上独树一帜；（4）妇女报刊内容丰富，文字浅显易懂。
四、辛亥革命时期书刊报的利用
1.海外阅报书社的创办。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在海外创办报刊，宣传革命，口诛笔伐，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对保皇派攻击革命进行批驳，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海外开辟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华侨创办报刊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华侨群众，但由于许多华侨文化水平有限、经济困难及受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能够订阅报刊和有能力学习书报的华侨人数非常少。针对这种现状，在东南亚一带侨居地，一些带有义务服务性质的华侨阅报社纷纷涌现了出来。1903年，新加坡华人郑聘廷创建的星洲书报社是最早的华侨书报社，各地出版的报刊书籍书报社均有陈列，广大华侨可昼夜免费阅读，从而开阔了视野，培养了爱国意识。继星洲书报社之后，其他各地的华侨革命党人在各自的活动地域纷纷创办书报社，当时要数新马、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支那等地的数量最多。除这些国家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建立过书报社，如日本的文经书店和“三余轩”，墨西哥的知行阅书报社，暹罗的中华阅书报社，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等。当时，凡是海外各地出版的报刊书籍，尤其是革命的书报，各阅报书社都有收藏。这些书报能够激发华侨的民族革命思想，华侨白天工作，晚上便利用空闲时间前往阅书报社阅览书报。世界各地华侨纷纷创建阅书报社，收藏各类书刊报，通过各种方法吸引华侨前来阅读，启迪智慧，宣传革命，有效提高了书刊报的利用率。
2.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萌芽时期。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开始系统地介绍西方的图书馆，并主张在我国遍设藏书楼。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我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官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大学图书馆。官办图书馆的建立，随着光绪末年教育改革的进行而加速了步伐。光绪末年、民国初年所建高等学堂仿照京师大学堂章程，都陆续开设了图书馆，如沪江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同年，我国第一个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而创办的，面向社会开放的私人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在绍兴诞生。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的同时，为传播革命思想需要，非常重视书刊作用，在各地积极倡办各种形式的书报社、图书馆，以促进革命活动与民众阅读活动。一批省立图书馆相继成立，另有一些市立图书馆（保定直隶图书馆）、专门图书馆（东三省陆海军图书馆、武进商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上海工部局华童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涌现出来。报纸、杂志和图书等出版物均为传播革命思想的最佳载体，刚刚萌芽的近代图书馆往往大量收集，并对外开放，吸引有志之士前来阅读。据统计，到1918年，京师图书馆藏书有中文图书127 000卷，日文图书600卷，西文图书400卷。北京通俗图书馆藏有中文图书2 100余册，英文书23册。1919年清华学校新馆落成时，藏有中文书籍34 000册，英文书籍10 000册。
辛亥革命时期，书刊报的舆论宣传效果是巨大的，它在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促进思想启蒙，启迪和鼓舞广大有志之士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走向高潮。
［收稿日期］201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