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经济发展:一个从过去到未来的分析框架_市场经济论文

产权与经济发展:一个从过去到未来的分析框架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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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号召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产权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内在联系。回顾人类围绕着产权明确,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过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产权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更加理性,更加自觉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颇具裨益。

一、最初和最基本的所有权是劳动力的所有权

十一至十三世纪这个时期,欧洲殖民运动源流枯竭,对处女地的开垦也行将结束,只剩下最贫瘠的土地来满足人口增长引起的需要,农民以个人支付的方式向领主交纳的“捐税”(在领主土地上的无偿劳动)的值下降了。于是,一种新制度诞生了,它旨在把农奴从义务劳役中解放出来,而代之以交纳年度税。更确切地说,就是使农民可以用现金交纳定额年度税以赎买个人在领主土地上的无偿劳动,现代“税收”就这样产生了。随之出现的是个人所有权的初期形式,即给交纳年度税的农民全部占有个人劳动力的权利。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在介绍新经济史学派的思想时曾经写道,这种对自己劳动力的第一个“所有”是现代权利的真正鼻祖(《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71页)。

继之,已经成为自身绝对主人的“自由”的农民,请求采邑的领主在一定时期内,以缴纳年租为条件,向他们出租曾经由他们无偿耕种的土地。于是,“地租”的概念也出现了。

劳动力所有权的确立,不仅产生了“税收”,“地租”这样的经济关系,而且催生了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曾经写道:“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最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着劳动者的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佣者的正当自由。妨害一个人,是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害另一个人,使不能雇佣自己认为适当的人。一个人适合不适合雇佣,无疑地可交由那么大利害关系的顾主自行裁夺”(《国富论》上,第115页)。

在马克思的论述里,劳动力所有权的确立引致了自由劳动。自由劳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具体表现在:①劳动力所有权的确立,改变了自然经济的狭窄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诞生了商品经济。②由于劳动力所有权的确立而产生的商品生产及专业化,促进了社会分工。而在此之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在狭窄的空间结合着,基本上谈不上社会分工。③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圈地运动和十七世纪的农业革命

圈地运动发生在当时的英国,并且圈的是公地,并由此导致了十七世纪的农业革命。

英国当时的情况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自耕农阶级。与此同时,人们仍在继续承担着某些共同义务。在畜牧问题上,牧场依然是共同体的公有财产。这个时期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两种现象成为改变公有牧场的诱因:一是羊毛价格大幅度上涨,二是由羊毛价格上涨引起的过度放牧,每公顷牧场上承载的畜牧头数过多。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人们最初设想共同限制公地上允许放牧的头数。但是由于机会主义的道德祸因而导致监督、管理这种协议既困难,费用又高。于是,人们试图寻求一种成本最小,收效最大的办法,这就是在个人之间划分牧场并给以经营专属权,于是出现了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对拥有最大蓄群者有利,一开始遭到了比较广泛的反对,后来由于王权态度的改变,才开始席卷了英国。由此造成的所有权结构极有利于促进农业革命,并由此诞生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较之于小农经济,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

三、发明创造的所有权保护与产业革命

诺思在他与罗伯特·托马斯合写的《西方世界的兴起》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稍后有一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近来,有些学者又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然而使人疑惑不解的是,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的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理想的结局呢?诺思的答案是,人们所讲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或者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而真正的经济增长是他所讲的制度和所有权。

由以上的总的见解出发,诺思认为对发明的所有权的保护与产业革命的发生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在他看来,正是所有权革命使得发明创造的所有权明确、并得到保护,从而激励了发明创造。他说:“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地界定,从而在提高了创新收益率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了根本性的降低。正是这样一系列变化为联结科学与技术的真正技术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产业革命)——铺平了道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80页)。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在介绍诺思的上述思想时,说的更为简单明了。他写道:“人们很容易看到所有权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明确规定每一个人的专有权,为这种专有权提供有效保护,并通过缩小对革新带来额外利益可能性无把握的程度,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富于革新精神,并且能够使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规定个人权利的制度不明确,如果该社会的保护结构没有效力(或故意限制个人专有权),那就会提高革新活动的费用,并减少发明者努力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进步就更慢,更难使经济增长”(《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103页)。

四、所有权与统一市场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教授,不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纵向的说明,还进行了横向的比较,特别说明了统一市场的极端重要性。

对近代欧洲的英国和法国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当时的英王在议会的参与下,明确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而直到1789年,在法国,确定和推行所有权的垄断权仍然不受限制地掌握在王室手中。这种情况延续到大革命爆发,法国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始终被分割成三十来个地区市场。王室的政策从来不是统一这些市场,而是维持它们的分割状况。这是当时法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这和后来德国的情况差不多。十九世纪初,德国在政治上还是分散的,被分为数百个小邦。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小邦的数目虽然减少到38个,但是其中每一个小邦仍然都有自己的关卡,每一个关卡就要纳税,这就使得商品流通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受到很大阻碍。后来的统一的关税同盟,才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统一市场对国内市场经济的形成,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名牌产品脱颖而出,走遍全国,使优胜劣汰机制发挥应有作用,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统一市场问题,意义十分深远。

五、对财产所有权的明确和切实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应当保护私有财产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市场经济,这是一种被实践证明极具魅力的模式。这种模式以对财产所有权的明确和保护为前提。市场经济是以交易为基本纽带的经济形态,而交易是以物品产权的不同归属为前提的。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上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商品所有者,就是商品产权的所有者。商品是资本的一种形态,商品所有者不仅是财产所有者,而且是资本所有者。

不仅从理论上讲必须产权明确且得到切实的保护,而且事实上只有财产所有权得到切实的保护,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才有资格承担各种责任。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交换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如果跳不过去,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自己。即是说,如果商品不符合社会需要,不能交换为象征社会承认的货币,商品生产者就有可能破产,甚至有可能跳楼。商品的命运就是商品生产者的命运。这样的休戚相关,使得商品生产者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也是今天浙江民营经济的老板产业选择成功率极高的重要原因——因为资本是他们自己的,如果选择得不好,亏的是自己的钱。有效率的产业选择会极大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逻辑上讲,只有切实地保护私有财产权,企业的产权才能得到保护。只有保护各个出资主体、包括私有资本的出资者的产权,现代股份公司的法人财产也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保护企业的财产,不仅包括物质意义上的财产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不被分割和没收,还包括必须切实有效地保护企业之间,企业与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合同,债权债务关系,保护企业的品牌、商标、知识产权等。如果这些方面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可以借债不还,可以剽窃假冒、可以不履行契约,企业的产权就等于没有得到保护——企业的产权是具体的,是一个权利束。

明确而得到切实保护的产权,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摩擦系数,系数越小,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就越高。产权不明确,或者不能得到切实保护,就会增大交易费用。如果政府的正规制度不给予切实保护,“黑社会”式的保护就有了可乘之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以土地的分配为例,指出了明确的产权对于市场运行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土地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给土地使用者,不需政府管制。但如果没有建立土地产权,任何人都可以占有一片土地,那么,显然将发生很大的混乱,价格机制不能起作用,因为没有可供购买的产权”。

六、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现实需求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权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保护私有财产权,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作强作大中国经济需要民营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给私有财产以切实有效的保护,民营企业家就会小富即安,就会失去继续前进,继续作大的动力,甚至会进行挥霍性地消费。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会在一天早晨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而被平均。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相当多数民营企业家的普遍担心。于是,有效的保护私有财产就显得相当迫切,它关乎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使民营企业家安下心来作大企业。

在当代中国,保护私有财产权,更深的意义是在创造和保护投资环境。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人才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大。资本的逐利性使其总是向回报高和相对安全的地方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资源和资本,而是取决于能吸引到多少资源和资本。如果我们不能给私有财产以切实地保护,它们就会流向相对安全的地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尴尬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又因为不能得到有效地保护而转移出去。一个民营企业家曾经告诉笔者,如果他们的财产权能够得到切实地保护,并且有合理的、规范的税收,他们就可能投一百万、投一百万、再投一百万,如果不是这样,后边的二百万他们就不会投了。这就是说,合理的、一视同仁的税收和严格的税收纪律,对民营企业也是一种保护。

2、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权,会更有效地保护公有财产权

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首先是根据我们对大量的经验事实的观察。在私有财产能够得到切实保护的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产权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各种事情的界限也是非常清楚的。人们会近似于条件反射地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用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会在铁一样的产权观念的支配下自觉地维护一切合法的应当得到保护的产权,其中包括公有财产。如果说这是一种觉悟,那么,这种觉悟的形成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单纯的说教。

在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是一个体系,包括正规制度安排和非正规制度安排。其中正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等各种正式规则,非正规制度安排包括道德、文化、习俗、社会氛围等。非正规制度和正规制度是互补的,是相互制约的,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按照这样的分析,在正规制度有效的保护了私有产权的情况下,就可以形成一种尊重和保护产权的社会氛围,有了这样的氛围和文化认同,不仅公有产权和私有权都能得到保护,而且可以大大降低保护成本。据研究,如果没有社会文化氛围对正规制度的认同,仅仅靠强制性执行,正规制度最多能执行30%。这就是我们在传统体制下,虽然一直在进行爱厂如家、爱社如家的教育,但却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

3、保护私有财产权,会使中国社会更加现代和理性地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寻寻觅觅,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显示了无穷的魅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既可以解释我们在当代的成功,也可以解释我们历史上的落后——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没有典型市场经济的历史,而没有市场经济,则可以归结为没有对私有财产的承认和保护,连绵不断的“平均”的结果更是淡化了基本的产权观念和法制观念。著名经济史学家,德国学者马克斯·维贝尔曾经写道:“在中国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别人,后来因为穷苦了,便要求他住进去,如果买主拒不注意兄弟互助之义的古代训诲,那就会使鬼神不安,所以这位卖主就作为不缴房租的房客搬进这所房子,市场经济无法在这样的法律基础上运行”。这样的分析告诉我们,只要私有财产得到切实地保护,我们的社会就可以更为法制和理性地稳定发展。

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产权的明确和有效保护,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现代产权制度。当我们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受惠于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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