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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丁美洲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
在过去两个世纪，拉丁美洲已经试验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在其独立后的第一个百年期间，拉美通过基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追求更多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面对的是引致周期性金融危机的开放而动荡的资本流入。其结果总体上是积极正面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超过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该地区总体的人均GDP超过了日本，是东亚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
然而，当美国经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需求的发动机之后，这种政策动摇了，并在面临初级产品价格崩溃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发达国家的贸易限制时，最终变得不可持续。面对其外部出口需求的崩溃，随后二战期间从欧洲进口基本工业品的跨大西洋贸易中断，于是拉美的自然反应是实行内向型工业化。这种政策强调国内需求对于建立国内工业、取代欧洲进口的重要性，并重视保护国内产业(它不同于战争年代外部强加的保护)免于外国竞争的威胁，最终该政策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
与欧洲重建的经历相似，拉美在这些政策下也经历了飞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从1950年到1970年，8个主要的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以超过5.25％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36％，巴西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则达到3个百分点以上。
然而，这种国内发展战略后来却被证明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资金流动的日益全球化是格格不入的。石油美元的循环导致了外部借款的急剧增长，进而引发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80年代“失去的10年”。依靠“布雷迪计划”(the Brady Plan)的危机解决方案要求采取措施吸引国际私人资本流入，以供偿还外债之需。这通过回到19世纪基于开放贸易的战略而实现，并要求废除内向型发展制度，让依靠外部资源融资的比较优势贸易充当增长的引擎。这些政策被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9)编纂成“华盛顿共识”(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以作为解决“失去的10年”问题的方案。但是，这种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复兴，却并未提供类似于战后来自内部的工业化时期的增长率，而且该地区的许多经济体还遭遇到类似于19世纪的金融危机。
二 拉丁美洲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学术基础
随着应对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发展战略的转变，学术界关于发展中国家应遵循何种发展战略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发达国家学术观点的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提供高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转向70年代使货币主义在抗击通货膨胀中脱颖而出的反革命，最后在80年代回到了前凯恩斯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因此，无论在发展政策还是经济理论上，前凯恩斯主义正统地位的回归都最终战胜了后来被视为是“背离”正统的东西。偏离市场效率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以及为支持国内工业化而背离国际市场比较优势的贸易管制，都被拒绝接受，以支持回归古典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传统。
联合国经济学家如普雷维什、富尔塔多、辛格和刘易斯等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本地政策的成功，试图为拉美地区面临的特定问题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法，然而这种立场的优势却好景不长。在华盛顿共识宣告前差不多十年，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就攻击当时被视为为发展中经济体寻求特定解决办法的“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它们不过是基于对正统经济原理的歪曲、仅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理论上的好奇心”，而且它们“错误地否定了理性经济行为的普遍适用性——依赖于此标准经济理论才取得了其成果”(1983，p.95)。①在拉尔看来更糟糕的是，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内工业化的政策是基于“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对发展中经济体是无效的”(同上)这一荒谬论点。
不过，拉尔只是涉及传统发展理论(在战后初期，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革命”实际上由弗里德曼和约翰逊提出，并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所领导的政治革命的支持。②这场反革命由经合组织(OECD)经济学家里特尔(Little)、思妥夫斯基(Scitovsky)和斯科特(Scott)等人掀起，他们于1970年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与产业的研究强烈批判了保护对于增长的影响力之说；克鲁格(Krueger，1974)有关产业保护导致不正当寻租动机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这场反革命的发展。反革命要求限制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决策的权力、向外部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并解除对国内市场的管制，从而消除政府发展政策和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错误和矛盾。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被普遍认为不过是对无效率的国家垄断部门的广泛的政府保护，因而反革命的时机在拉美显然已经成熟。
因此，威廉姆森正确地声称，他提出的共识并未包含任何新的东西，而是基于“经合组织国家所关注的早已被视为是正统的思想”(2002)。该共识也有意要驳斥威廉姆森所描述为带有“一种声称发展中国家来自一个不同宇宙的全球种族隔离”特征的传统发展理论——正如拉尔对传统发展理论更早的评价一样(2002)。这意味着，拉美在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发展经济学家制定和应用针对该地区情境的政策尝试失败的结果。按照拉尔的意思，共识进一步的含义在于，不仅不需要解决拉美发展问题的特定方法，而且也不需要经济发展的特殊理论，只要正统的贸易理论和政策就足够了。③
三 华盛顿共识的悠久历史
事实上，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正统政策的依赖是拉美19世纪经历中的一部分。在这段时期，商界和金融界常常鼓励它们的政府聘请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来制定国内政策，智利和墨西哥就是突出的例子。④
类似的方法甚至可以在联合国的早期发展政策中找到。一个为形成时期的联合国作有关发展政策工作的经济学家曾指出：“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经济问题无论碰巧在哪里发生都是经济问题。当然你想知道一个特定国家的事实和情况，但是，一个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却不会对汇率政策、投资状况抑或贸易法规的有效性产生太大的影响。”⑤
威廉姆森也正确地指出，华盛顿共识不过是被华盛顿官方圈子所接受的政策方针的如实再现。将近十年前，亚洲开发银行的美国代表就宣称，“美国完全拒绝接受存在发展经济学这种东西的想法”⑥。因而，不仅拉美不需要特殊的发展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为发展政策提供依据的“发展经济学”这样的东西。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政策并非仅仅在华盛顿中心被普遍接受，它们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已经被有影响力的拉美商业利益集团所提出。在墨西哥，代表金融银行精英和北部工业重镇蒙特雷的商业利益的组织——墨西哥雇主联合会⑦早在1977年就提出它自己的7点方案以供新任埃切维里亚政府采用。虽然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实施，然而它们却为80年代后期萨利纳斯政府最终实施的政策提供了框架。该方案包括：对国有控股企业重新私有化；结束对国家企业所有的补贴；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终止所有土地改良计划，且对农村进行“改组”。
在巴西，取代民粹派库比契克政府的夸德罗斯政府1961年从全国生产阶级协会(Conclap)接受了一套经济政策措施建议：重申私人部门和外国投资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减少国家的作用，控制民众主义倾向，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控制通货膨胀以及改善公共管理(Dreifuss，1981)。当夸德罗斯辞职后，接替他的是在选举中击败其竞选搭档的若昂·古拉特(Jo
o Goulart)，当古拉特表示他打算回归民众主义政策时，军队出来加以了干预，不过并未继续推行来自全国生产阶级协会的提议。
在阿根廷，国家经济委员会于1976年为新上台的军政府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经济计划“全国重组过程”，它基于以下3点：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并减少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自由化、开放化和现代化；货币的稳定。如同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个计划并未立即被阿根廷军政府所接受，然而它却成为政策讨论的背景，并在民主政府重掌政权时最终成为了政府政策的依据。
四 评价政策选择的成功与失败
评价拉美所经历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和国内工业化政策的相对成功与失败，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方法。一种观点将强调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这两种不同战略下拉美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种则会评判如下学术论点，即对于所有的情况和国家，只存在一个正确的政策途径，且异端政策选择的注定失败最终需要回归到正统的政策。
虽然普雷维什及其在拉美经委会(CEPAL)的同事们(Prebisch，1950)以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1964)对在拉美推行的进口替代政策持批评态度，但该政策在超过1/4个世纪中的积极表现却似乎不单只是一种偏差，如此则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该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表现会恶化？
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两个重要事件改变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条件。首先，基于国际私人资本流动将维持最低限度这个假定前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汇率制度崩溃。随着70年代初向更加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和浮动汇率的转变，官方鼓励增加国际私人资本流动以为石油生产商的大量盈余提供投资渠道，并且采取鼓励资本进口的国内政策。二战期间及结束后不久，拉美国家对美元债券的拖欠债务由15亿美元减少到1.27亿美元，新的流入仍然维持在适度水平，且主要来源于官方渠道或石油、采矿和公共设施行业的美国公司(其中有些在60年代被国有化)的直接投资。1947年至1952年，美国直接投资以每年大约4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不过半数以上是利润再投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去管制化之后，拉美经济体以私人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流的形式欠下了更大数额的私人债务。当追求基于外部保护的国内工业化战略的经济体为给其工业化计划提供融资而向国际私人资本市场借款时，这些资金被用于支持替代进口(通常是消费品)的国内工业的投资。因此，资本流入对出口的直接影响(如果说有的话)是很小的，但与此同时却增加了进口，导致贸易收支的初始恶化。然而，资本流入同时还以还本付息的形式创造了对外支付的义务，而这些债务只能靠增加出口来偿付。进口替代投资的外部融资如果成功的话，可能最终改善一国的贸易净收支，不过在最开始它并未产生任何额外的外汇收入可供满足还本付息的需要。此外，对消费品生产国内投资的增加会导致外国资本品进口的增加，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增加可能给国内供给施加压力，并且资本品进口不断增加会给价格带来压力。
外部融资(其中大部分根本未用于进口替代，而是被军政府用于防务开支或用于资本外逃)的迅速增长(例如在70年代发生的)给一国只能靠增加国外借款融资的国际收支带来沉重的负担。拉美在70年代似乎是这种情况：在一种庞氏骗局中，增加借款是为了偿还不断增长的债息。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直到1979年10月“沃克尔出乎意料的”美国货币政策增加了对国外借款的利息支付，由此引起美元升值，增加了贷款国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并且一下子使大多数国家破产。进口替代工业化之所以面临问题，除了因为它难以建立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以支持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以及无法避免寻租行为等方面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依靠外部私人资金流入为国内进口替代工业化融资是一种不恰当且暗含危机的结合。
无论如何，该政策在面对由庞大外部债务所造成的偿债负担时变得不堪一击，但又不能通过违约来公开承认破产。鉴于发达国家贷款银行给拉美的贷款是它们资本的倍数，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拉美许多高额债务经济体的改革是由工业化国家推动、以避免可能致使其贷款银行破产的违约行为。当为了产生足够偿债和避免违约的外部盈余而采取的各种努力导致增长率锐减并危及政治稳定之后，布雷迪计划寻求把债务减免和条件创造相结合，以使债务国能够重返国际资本市场为偿还剩余债务进行融资。
这个新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在反对异端政策的反革命的推动下，通过扩大市场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将更多的效率和收益引入以前由国家支配的体系。这需要消除通胀和其他扭曲市场价格的来源，例如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以及对国家企业的补贴。这就要求采取限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向国外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国有产业私有化，以及缩减政府支出以减少或消除政府预算赤字。
第二个目标旨在创造条件，使国家重返国际资本市场为剩下的对外债务再融资，并提供额外的储蓄为增长融资。⑧这需要通过放宽资本流入的限制、准许私有化的企业向外国出售、解除对国内金融体系的管制、创造和支持国内金融市场来实现。布雷迪计划认为如果这些目标得到满足，该地区投资所提供的高预期收益率将足以产生更高的投资、就业和增长。
在该地区着手这些政策的大多数国家，这两个主要目标都迅速得以实现。尽管人们普遍一致认为，该新政策在消除通胀上比预期的更有效率，但就连威廉姆森本人也承认，这个结果“已经令人失望……尤其在增长、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200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都是新政策被期望能够解决的进口替代所存在的相同缺陷。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令人沮丧的结果，人们却存在较少的共识。威廉姆森(2002)一再指出，他对华盛顿共识改革起初的编纂并未包括把“汇率作为一个名义锚”来使用，也不包括“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这会使“货币大量涌入”(同上)并引起货币币值高估，这与该共识所提议的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背道而驰。⑨他的结论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增长乏力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是由名义汇率锚的不恰当使用、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忽视一些“第一代”改革尤其是加快劳动市场自由化和实行更加积极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以及未能引入“第二代”改革来加强市场机制所致。总之，政府因没有恰当地应用共识政策而负有责任，即使这些政策已在多边金融机构内部获得普遍认可并已成为官方贷款方案附加条件的基础。事实上，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考虑修改协定条款，把资本账户可兑换性同经常账户可兑换性一样作为会员国的义务。
然而对其令人沮丧的表现的这种解释却回避了一个问题，即如果威廉姆森所辨识的这些造成华盛顿共识在增长和就业方面失败的因素不存在，那么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具有稳定计划长期失败历史的经济体中，恶性通货膨胀是否会被消除。在评价20世纪90年代拉美经济的表现时，争论聚焦于合适汇率制度(固定或浮动)问题的所谓“两个对角”选择(two-corner solution)。官方观点支持后者，原始共识却通过主张“有竞争力的”汇率回避了这个选择，而没有指明这个如何可能实现。⑩
五 汇率锚的作用、资本流动和共识的令人失望
合适汇率制度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来自布雷顿森林讨论的战后经济政策，以至于未能找到在其汇率制度崩溃之前及之后所积累的巨大国际收支失衡的解决方案。(11)角点解(corner solution)在遏止通货膨胀这个特定目标的背景下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两分法，而有竞争力的管制汇率这种中间情况也并未出现，从而未能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对于那些具有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经济体而言，基于过去的经验，公众脑海中存在着汇率贬值与通货膨胀之间清晰可见的联系。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支持价格稳定政策的特定汇率安排——货币局制度、目标汇率区间抑或爬行盯住制度，一个可信的价格稳定政策必须一开始就做出一个对名义汇率的某种程度的正式承诺。如果经济主体将充满信心地用这种汇率承诺作为形成未来价格走势预期的参考的话，它将被期望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得以保持。此外，如果要鼓励资本流入和外国直接投资，应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信守初始的名义汇率承诺，以确保他们的预期收益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主张限制汇率过度波动(在一些情况下是有意识的以邻为壑的操纵)所导致的贸易商品国际相对价格的扭曲，出于这种相同的考虑，建议把汇率锚作为国内价格稳定政策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稳定政策的国家的经历表明，一旦一个稳定的名义汇率已嵌入市场预期，在面对赞成名义稳定而实际升值的强大内外部力量时，保持汇率具有竞争力是多么的困难。在阿根廷，公众反对在货币局内调整汇率的各种提议，而且梅内姆政府的反对派主张坚持这个政策参加竞选。在巴西1998年总统选举期间，任何贬值的暗示显然都会重新激起中产阶级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任何总统候选人如果支持贬值，其支持度都会下降。在墨西哥，只要宣称1994年新政府上台将使原本可调整的汇率方案变得稍微更具弹性，就足以引发外汇市场大崩溃。(12)即使在墨西哥和巴西转向浮动汇率制之后，它们仍然遭受着未被自动市场力量所矫正的持续升值时期。当然，今天大多数国家的惯例并不鼓励汇率灵活性，除阿根廷之外所有拉美国家的汇率制度也重新具备了与结构调整稳定政策的早期成功相同的普遍币值高估特征。
政府当然可能单方面使货币贬值或调整浮动区间，然而，在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通常会产生对未来名义升值的预期，以至于逆市场形势的贬值企图只会强化对未来升值的市场预期，并导致投机性资本流入增加，从而证实并加强这种预期。如欲维持国内货币政策目标，这些流入将不得不通过发行国内证券予以冲销，使得国内利率升高，从而由于利差扩大而使国内证券对于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如此，受利差扩大和国内收益上升的吸引，外国投资者将有更大的理由期待未来货币升值，这会进一步提高他们对该国投资的预期收益率。
因此，几乎所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试验的非正统和正统的稳定计划都建立在汇率锚的基础之上，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汇率锚是否必要，而是为何90年代引入的计划成功了，而早期的计划却失败了。稳定计划的特点在于，通货膨胀率的即时下降引起实际收入的上升，消费者寻求在预期通货膨胀回来之前从价格稳定中受益，从而造成消费支出增加，这反过来造成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并引起外部赤字最终上升，最终导致储备流失、汇率崩溃和通货膨胀回退。然而，巴西和阿根廷的情形是，20世纪90年代的稳定均发生在采取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布雷迪计划措施之后。外国资本流入(特别是受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去管制化契机吸引的直接投资流入)足够弥补不断上升的贸易赤字，从而导致名义和实际汇率升值。外部流动的规模从而使得追求稳定成为可能，甚至在过去曾令遏制通货膨胀的企图落空的外部与内部赤字扩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Kregel，1999；2003)。
价格稳定的回归和货币高估的倾向是布雷迪计划最初成功发起的强大资本流入的结果，并通过华盛顿共识式改革的宣告而得到加强，它包括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考虑到一系列失败的稳定尝试和80年代引入的新货币，成功消除通货膨胀是由直接投资和投机性资本流入所驱动的自反式(13)、自我强化的累积过程的结果。众所周知，这种过程是不可持续的。
如上所述，该新政策旨在通过能够激发微观动机的市场力量，取代进口替代外部保护中的垄断低效率和寻租行为，从而创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结构。但是，伴随成功的稳定政策而发生的通胀迅速下降最初引起收入和财富增加；在贸易更加开放的情况下，这导致进口增加和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当外国投资者将高增长解释为提高国内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改革所带来的结果时，这些赤字很容易得到融资。但是，在高利率、汇率高估和资本流入动荡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与毁灭的创造性方面相关的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却步履维艰。因此，该共识改革政策的失败在于如下事实，即它们虽为低效率的国内产业的“毁灭”(destruction)提供了支持，但却未能通过增加投资与技术创新为转变生产结构这一“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造性”阶段提供支持。这个调整过程将仿照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进程。或如联合国2003年贸发会《贸易和发展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抗击通胀所需要的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与转变国内企业以应对国外竞争和增加出口所必需的强大微观经济基础并非一回事。
华盛顿共识的问题是，它成功消除通货膨胀是依靠高水平的资本流入，而高水平的资本流入产生了对其成功至关重要的副产品——高估的汇率、开放的资本市场和高度的资本流入，但它们却并非原始共识的一部分，并削弱了提供更佳增长和就业所需的国内重组的内部动力。并且，拉美国家在最初成功抑制通货膨胀之后的令人失望的表现则在于，它们因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汇率，而未能促成反通货膨胀调整政策向创造就业和增长的调整政策的转变。
由于初级产品市场扩大和价格上涨，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对外账户得到迅速改善，然而，这却并未使提供政策转变的进程变得更为容易，因为现在经常账户盈余与资本流入一起造成了升值压力。该共识呼吁各国保持有竞争力的货币汇率，但在对资本流入缺乏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这已被证明是极难在实践中实现的。而且即便实现了，引起货币外逃的风险将危及已取得的稳定。事实上，威廉姆森现在已表明，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可能是必需的，如若没有意识到此而使它们在最初就得到应用，那将会使稳定通货膨胀的成功烟消云散。
未能实现向就业和创造增长政策转变所引起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国内投资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大量对外债务的继续存在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背景下利率政策的采用会导致这一状况：供给日益上升的安全的政府资产的收益远远超过投资于转变国内生产结构的回报。例如，五年期政府债券(NTNF 2010)的持有者在2005年可获得17％的固定年收益率，而像糖面包集团(Po de A
úcar group)和美洲饮料公司(AmBev)这样的大型企业报告当年的股权收益率分别仅为6.3％和9.1％。此外，经营石化产品的布拉斯科公司(Braskem)和最大的造纸商之一卡拉宾公司(Klabin)的收益率分别为14.9％和14.7％。在电信行业，恩布莱特公司(Embratel)显示3.9％的收益率。原来产生大量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的利差仅仅有利于金融资产，而无助于支持国内公司重组以提升效率，从而无法抵消汇率升值所带来的竞争力下降。
对于银行同样是如此。它们发现持有指数化的政府债券比向生产部门提供商业贷款更加有利可图。这虽然产生了稳定可靠的银行体系，但其资产组合却主要是向政府贷款而不是向支持国内重组的私人产业部门贷款。其他额外的贷款多数是消费信贷和房屋抵押贷款。
最后，汇率过度高估的影响只是加剧了这些问题。一项对巴西110家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在最容易受到汇率变动影响的行业，如造纸、纤维素、化工和运输等，币值实际高估导致其利润下降(Mandl，2006)。
这些结果还表明，华盛顿共识未能为产业转型和经济复苏提供基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虽然成功地降低了通货膨胀，但却导致一个悖论：虽为金融体系提供稳定，但却同时减少了其对产业体系融资的贡献。
因而，正如外部资本流入的急剧增长虽为进口替代下的持续迅速增长提供了融资，但却最终导致不可持续的外部失衡一样，“失去的10年”之后资本流入的回复虽为消除恶性通货膨胀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但却最终导致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提供重组、为恢复增长和就业提供支持所需的国内投资环境的恶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最近的外部盈余的复返是因其初级产品的全球需求和价格的迅速增长，但这却加强了由“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制造的国内的去工业化，而不是微观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
从20世纪的经验可得出以下结论：向外部资本流入的开放既是进口替代也是华盛顿共识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们的差异在于，后者如果采取政策管理资本流动，那么，它将未能实现成功消除通货膨胀，更不用说提高增长和就业。
六 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学术根据
有趣的是，支持给两种发展方法(14)带来如此多困难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正统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未经证实的假定和一个公认的理论误差(15)的基础之上。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假定是，国家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因而可以通过全球资源更加公平的分配而增进福利。这一立场是发展理论的一条公理：发展中国家缺乏金融资源(如国内储蓄)，因而需要外国资本流入以促进其发展。(16)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资源过剩而资本资源缺乏的特征，因此其资本的回报率相对高于劳动，而发达国家的情况则相反。维纳(Viner)给出了证明资本自由流动有道理的理论依据：“赞成国际资本投资的基本理由在于，在通常情况下，它导致资本从边际价值生产率低的国家流向边际价值生产率高的国家，如此，它倾向于使世界各处的资本边际价值收益率均等化，因而使世界资本资源对世界生产和收入的贡献趋向最大化(1947，p.98)。”
维纳论点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自由流动会使它们递减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曲线上移。尽管对分配的边际理论的批评尚不常见，但维纳的解释并非未受到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挑战。纳克斯(Nurkse，1953，p.27)和辛格(Singer，1964，pp.19-22)等人提供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是收益递增而非收益递减，因而，与维纳和大多数新古典理论家所认为的相反，投资收益率在发达国家更高。
尽管这是一个事实问题，然而也存在着较强的理论论证挑战维纳的立场——依赖资本密集度和收益率之间的反向、单调的关系以及资本密集度可以独立于其收益率而加以度量。然而，在剑桥资本理论争论之后，我们如今知道，在资本密集度和收益率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确定关系，因为不可能界定独立于该资本收益率的资本密集度的明确计量单位(Harcourt，1971)。事实上，很少有经验证据表明，外国资金流入会增加国内投资；但是却有证据表明(正如在成功的价格稳定政策的早期阶段所指出的那样)，流入拉美的外国资本带来了消费增加而不是投资增加。如果资本资源密集度和资本收益率之间没有关系，那么支持自由资本流动以确保各国之间资本分配更加平等和全球高速增长的理由就没有理论根据。它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求。
七 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回到哈瓦那
如上所述，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它们无力有效地动员它们丰富的劳动和自然资源(Kregel，2004)。这或是因为国内缺陷，如缺乏组织或企业家能力(Hirschman，1958)，或是由于国际贸易组织和金融制度所导致的系统性问题(Prebisch)，而不是资源缺乏问题。主要系统性问题是在贸易领域，第一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呼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待遇，以让它们脱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贸易条件恶化所代表的不平等交换。其他较少为这篇论文所说信服的发展经济学家声称，比较优势是发展政策的一个不恰当的理论依据(Nurkse，1953)。或者认为，对市场稳定运行的正统解释应该被一种累积因果的过程所取代(Myrdal，Kaldor)。所有这些态度都引起如下事实，即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脱离对初级产品出口依赖而转向管理贸易的政策，以便建立国内工业部门。赖纳特(Reinert，2007)令人信服地指出，这实际上并非背离正统思想，而是自英格兰亨利七世以来一直被每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所遵循的政策。(17)
因此，尽管国际金融体系的规范是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应该记住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标是，确保汇率变动不妨碍基于国际相对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国际金融体系因而成为商品和服务自由贸易体系的侍女，而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它看作是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凯恩斯认识到将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措施与国际体系纯粹的金融方面结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支持成立一个“国际商业联盟”以配合其“清算联盟”的提议；他也认识到商品稳定基金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支持全球需求。将贸易方面的举措同国际金融体系的举措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然而，重点并非在于嵌入的自由主义，亦非凯恩斯建立一个全球新秩序的提议所隐含的对多元化国家政策的推崇，而毋宁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目标。
布雷顿森林讨论的结果是支持美国基于最惠国原则建立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决定，它包含在《大西洋宪章》第21条中。丘吉尔接受了这个决定以换取美国对英德战争的支持。给定这种约束，凯恩斯的目标是确保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不会对足以提供充分就业的全球需求造成障碍。
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二者的立场都不适合它们的状况。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三根支柱即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处理商业政策的国际贸易组织，在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被讨论时，发展中国家恳求免除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关于向发达国家制成品开放其国内市场的要求(WTO，2002)。这实际上是因为它们想使用保护，不是作为支持国内就业的途径，而是作为创造国内制造业部门的手段。同时，已加入支持充分就业的渥太华优惠贸易体系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认为确保充分就业的政策是保证所有国家从贸易中获益的前提。(18)这两个迫切要求都反映在《哈瓦那宪章》中。然而，待到美国国会批准的时候，其看法却已超越了1944年的就业法案，国会强烈反对给任何发展中国家的豁免或进一步加强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承诺。融合充分就业和发展中国家国内工业化目标的《哈瓦那宪章》被献祭在自由贸易普遍应用于所有国家的祭坛之上。因此，对华盛顿共识的反应要从凯恩斯观点中更全面的描述和对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去找寻。
最后，凯恩斯关于清算联盟建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可以消除对就业政策不对称调整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在于如下事实，即它本可以使美国和英国限制国际私人资本流动的意图变为现实。它本来还可以通过限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运行所产生盈余的规模，消除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问题。因而，资本自由流动对发展进程的负面影响，以及巨额国际债务的积累都本来可以被消除。
*本文英文原文是美国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的工作论文，后经修改发表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8年第30卷第4541期。本文在《拉丁美洲研究》的发表已获得作者授权，在此特向作者、美国利维经济研究所以及M.E.Sharpe，Inc出版社表示感谢。
注释：
①这种攻击不是在学术文章中，而是在一本政治小册子(Lal，1983)中作出的。
②托依(Toye，1993)把约翰逊所写的一篇预示弗里德曼理论的著名文章称作是反对剑桥(英国)支配宏观经济和货币理论的“反革命”。
③赫希曼(Hirschman，1981)所称的“单一经济学”(monoeconomics)提供了一个绝佳例证。
④在19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让—古斯塔夫·库塞尔—塞纳尔(Jean-Gustave Courcelle-Seneuil)被聘为智利财政部顾问，以帮助其制定欧洲政策；并被圣地亚哥大学聘请为教授，以培养年轻经济学家去实现它。在墨西哥，在迪亚斯政府统治下，新经济学家也引入自由的欧洲政策。到了世纪之交，美国派出如普林斯顿教授肯梅勒(Edwin Kemmerer)等经济学家遍及拉丁美洲制定政策，以便从欧洲夺取对该地区的主导权。
⑤科波克(John Coppock)，来自联合国口述历史项目的美国国务院经济学家，引自托依(Toye，2004，p.26和p.306，n.47)。
⑥引自托依(Toye，1993，p.94)。
⑦墨西哥雇主联合会(Copamex)在1986年拥有15000名附属会员，旗下会员所控制的企业雇佣200万名工人，相当于墨西哥全职私人部门工作岗位的24％(Cypher，1990，p.100)。
⑧鉴于在该地区的美国银行的贷款损失远远超过其资本，并且已陷入资不抵债境地，因而其第三个隐含的目标是防止债务人违约。
⑨尽管当时允许直接投资流入自由化，现在几乎构成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和墨西哥)全部的资本流入，并在1992-2000年期间满足了阿根廷80％的对外融资需求。
⑩最明显的参考是威廉姆森所提出的旨在解决80年代美元不稳定的基本均衡汇率(FEER)的建议(Williamson，1983；Williamson and Miller，1987)。这意味着一个围绕“可持续”汇率的广阔的可调整区间，其中包括长期资本流动的某种估计。浮动汇率这种替代性做法将要求国内工资和价格具有灵活性，在华盛顿共识看来这是可取的，但它却无力施加足够控制以保持汇率有竞争力。在亚洲危机之后，这种对中间解决办法的偏好开始明确显示出来(Williamson，2000)。
(11)转向浮动汇率这一方案在同一时间得到那些同样寻求经济理论的反革命和回归正统经济学说的经济体所支持。但是，对浮动汇率的支持是建立在提供价格稳定的严格的货币增长规则这一先决条件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浮动汇率将同时提供国际自动调整和汇率稳定。
(12)除了公民和政治家，中央银行家们也强烈偏好一个稳定且在其控制之下的汇率。因而，一个稳定汇率的高估容易被忽视。如果市场通过对货币的信心来评价政府的政策，那么贬值只能向市场发送这样的信号，即政府认为其政策还不足够，从而导致可能失控的汇率超调(overshooting)。
(13)乔治·索罗斯确认了这种过程，认为它支撑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美元高估。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经历似乎同他所描述的过程很相似。正如美国的汇率高估被供给面政策出台所致的可得收益增加所合理解释的一样，拉美有人认为，高估实际上只不过是源自基于市场化改革的更高收益率的反映。
(14)根据上文，应该是指进口替代国内工业化和华盛顿共识这两种发展方法。——译者注
(15)理论误差又称方法误差，是由测定方法本身造成的误差，或是由于测定所依据的原理本身不完善而导致的误差。——译者注
(16)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立场并未反映在“传统”发展理论中——它强调缺乏依靠技术改进来利用资源以提高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的能力。他们大多怀疑外国资源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17)赖纳特关于发展政策史的研究还表明，正统的理论和政策才是对传统的背离。
(18)有趣的是，米德(James Meade)主要负责英国关于商会的提议以及它在哈瓦那的表述。在哈瓦那，英国重申凯恩斯的立场在布雷顿森林中的重要性，主张如果所有国家都处于其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即在充分就业上，那么它们将会从贸易开放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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