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优质教育：“基础教育的使命——努力办好优质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使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向所有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是胜利，但如果不能向他们提供保证质量的教育，那不过是一种空洞的胜利”——这是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达喀尔会议”上通过的《全民教育行动纲领》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世界教育的发展目标应从全民教育向全民优质教育转变。
事实上，在“达喀尔会议”前，即20世纪80～90年代，优质教育问题就已经引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特别关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欧美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若干重要举措。
在中国大陆，近几年，“优质教育”一词的“点击率”不断上升，优质教育成为圈内圈外人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之所以“热”，一是因为“现代教育已进入了一个以追求质量为特征”的时代；二是因为它与一系列同样“热”的教育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如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学校乱收费问题，择校热，名校扩招热，出国留学热，校外补习热等）联系在一起。人们以种种特有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优质教育的渴求。这种渴求之强烈，以及这种渴求与可满足这种渴求的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之强烈，恐怕是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
与优质教育问题在实践领域的持续升温相比，我国学者对优质教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
较早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的当属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他在题为《以整体优化思想推动优质教育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优质教育既是人们从古到今对教育的追求，又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热点问题。我国当今诸多因素推动着时代呼唤优质教育。他认为，发展优质教育要处理好几个关系：(1)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关系。(2)优质发展与均衡发展的关系。“优质教育不同于精英教育，它不是追求使少数人可以享有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与机会，而是追求教育的整体的优质化。教育优质发展和教育均衡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方式的重要原则。不能把公平与优质对立起来，既不能单纯追求不公平的优质，也不能追求低水平的公平。我们应当创造可选择的公平。”“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寻找兼顾公平、优质、选择与活力的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思路。”(3)课程改革与考试改革的关系。陶西平在该报告中特别提出“整体优化”的思想。在他看来，“优质教育既指教育总体的高水平，又指标志性学校和教育机构的高水平；既指学校校舍、教育设施、现代教育技术等硬件的高水平，又指教育思想、课程教材、教师队伍、教育管理等软件的高水平；既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又有优质教育内涵的开掘。”因此，“整体优化”思想应成为优质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理论支柱。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教育学术交流中心的“21世纪学校优质教育研究”课题组（该课题为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也正在较大范围内对“学校优质教育”问题进行理论与应用研究。在该课题组坚持的“重要的教育理念”中，“优质教育是高质量与高效益统一的教育”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于2003年岁末召开的“第九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育学术研讨会”将“基础教育的使命——努力办好优质教育”确定为会议的主题。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北京、上海、广东6个地区的近百位代表与会。大家围绕“优质教育的时代内涵”、“优质教育与教育创新”、“优质教育与教育资源的配置”、“优质教育与教育的均衡发展”4个子课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优质教育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现综述如下。
优质教育是什么？
如同人们很难对“什么是素质教育”给出一致的答案一样，学者们对“什么是优质教育”的理解也见仁见智。大家普遍认为，“优质”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优”是一个历史范畴（广东教育学会许任之）；同时，因切入点的不同，优质教育的内涵可以是多面向的（台北市国中林美娟、兴雅国小刘建男）。
与上述认识有关，在讨论中，很少有学者按照严格的逻辑要求给优质教育“下定义”，大家更多的是从优质教育的价值取向、基本要求，优质教育的时代意义等方面来逼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的。代表性的观点有：
▲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培养完整的现代人，是知识经济时代优质教育内涵的集中表现（广东教育学会刘达中）。
▲优质教育包含了一种承诺，一方面是在教育服务上的优质化，即具有明晰的教育目标、严格的学术标准、优良的教师团队和良好的课程组织。另一方面，希望借助这种优质服务达成每个个体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吴刚）。
▲优质教育是一种重视人性化潜能更大发展的完善教育，包括追求全面品质的提升和注重过程绩效与附加价值。“卓越”、“绩效”、“创新”这3个词可以较好地概括台北市教育局对精致教育内涵的理解。优质教育首要强调的就是追求卓越、提升品质，它不仅要求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而且要求课程内容、教师素质的提升。优质教育所强调的“绩效”是着眼于“过程绩效”的概念，亦即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育活动时，要讲求呈现过程、方法和实施技巧；同时，要追求教育的“附加价值”，即努力在原有的教育活动中，增加新价值，如注重发挥潜在课程的功能等（台北市国中林美娟、兴雅国小刘建男）。
▲优质教育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它是一种以教育品质为根本，以内涵发展为主题，以人人享受优质教育为目标，以追求教育质量最优化和教育效果最大化为标志，着眼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品质、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以及有效地促进教育与人的持续发展的一种现代教育理念与模式体系。优质教育理念以提升教育品质为根本的特质是优质教育理念与其他主流教育理念既相区别又相融合的特征，具有不可替代性（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李季）。
▲不同时期的“优质教育”有不同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优质教育”一词在香港出现，其结果是教育改革的新措施纷至沓来。政府对优质教育的追求，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1)通过管理制度的改革追求优质教育。其关注点不是探究优质教育的内涵，而是通过怎样的管理架构和手段获得“优质”的效果。1997年，教育统筹委员会撰写了以“优质学校教育”为主题的《第七号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题为“优质学校教育”，然而纵观全书，竟无一语界定优质教育的内涵。优质教育的内涵，似乎是不证自明、人人皆知的事，无须多费笔墨了。(2)通过课程改革追求优质教育。
在香港，比较全面探讨优质教育的时代内涵的，是2000年的教育制度改革蓝图。它重新厘定了21世纪的教育目标，其中首要达至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造”的特质。为落实这一目标，教育统筹委员会的措施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学制改革，减少淘汰甄选；二是课程及教学改革，以塑造新型人才（香港教师会、香港教育学院叶建源）。
优质教育如何达成？
在此，“如何达成”的“主语”至少有二：一是“政府”，二是“学校”。而不管“主语”是什么，“怎样做”总是有赖于“怎样想”的。所以，“如何达成”既涉及若干实践性问题，又涉及一系列理论认识问题。
1.宏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推动优质教育的发展，首先涉及“优质教育与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
通过推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优质”与“公平”的统一，是京粤两地有关代表的共同思路。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感到，参与决策的有关人士在处理“扶弱”与“扩优”的关系时，其基本倾向较之前些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努力实现“均衡且优质”，成为他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的着眼点和基本取向。
广东省教育厅的刘育民在谈到政府如何处理好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系时强调：(1)教育均衡发展不能局限在简单的“扶弱”上，更不能把好学校拉下来，应在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上做文章。他认为，在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比全面铺开改造所有的薄弱学校更有成效。因为目前薄弱学校数量太多，有限的资金如果平均用力将无法取得明显效益。而且，并非所有的薄弱学校都值得改造。(2)既要重视学校硬件的均衡建设，更要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的同步进行。“扶弱”除了在经费、设备上倾斜外，还必须在内涵发展、质量提高上予以帮助。(3)既要努力缩小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要注意分区规划、分类指导，让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办出特色。
在谈到推动北京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对策时，北京教育学院的方中雄认为，要以新思路调整义务教育学校的结构布局。要将思路从取消重点校、扶持薄弱校，转变到消灭薄弱校、扩张优质校上来。要重点强调强弱学校的联合和合并，通过这种形式的撤并，使“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相结合，做大、做多强校，改造、消灭弱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他还指出，为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必须调整教育人事政策，宜按照“校际均衡、校内拉大”的思路来改革现行中小学的分配制度，使校际间的同工同酬与校内的优劳优酬都能得到较好体现。要调整教育评价导向。应将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同时，对各类示范校、窗口校的评估认定，也要特别考虑优质资源的分享水平。
◆在宏观层面推动优质教育的发展，还必然涉及“优质教育与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在讨论时，不止一位学者倾向于反对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
首都师范大学王万良、孟繁华对以解决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为初衷的初中入学“电脑派位”政策质疑。他们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是力所不能及的。要想获得健康、持久、稳定的效率，就必须“遵守”、“基于”公平的原则，而不能是“兼顾”。基础教育的严重不均衡正是这种“兼顾”造成的恶果。他们认为，“电脑派位”实际上成为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方法是一种理论上的、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真正的公平（应既包括程式的公平，也包括内容的公平）。从实际效果看，伴随“电脑派位”出现的权、钱择校已成为一个严重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电脑派位”还加剧了校际的两极分化，形成了重点校不“义务”，而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普通学校又受冷落这样一个怪圈。他们主张，加大改造基础薄弱校的投入力度。同时，按照“计划”与“市场”联合的方法对基础教育资源进行配置。“计划”与“市场”两者的含量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有所区分。
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的吴刚认为，优质教育资源与优质教育并非一种因果关系。教育资源本身并不起决定作用，不同的收效取决于不同的使用方式。由此他提出，我们在对教育资源的理解上应有新的转向，即从已往注重物质或资金的资源观念，转向通过合理的教育领导和资源运作而发挥资源的效益。他还指出，在公立学校之间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时，必须采取“客观公正、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他建议，对于国家允许适当收费的少数公办学校，不仅要减少拨款，而且要从学校的收费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教育统筹。此外，还要通过学校制度的重建，提高已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
会上，有关代表还介绍了本地区在向均衡优质目标迈进过程中的一些做法。
2.微观层面
这里主要涉及学校优质教育的问题。在代表们的讨论中，“学校文化”、“管理绩效”等词汇频繁出现，表明“优质”与“文化”、“优质”与“高效”有着天然的联系。此外，“重点学校”向“优质教育品牌”的转型问题，也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
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吴颖民认为，校园文化的优势，表现在形成一种能够深刻地影响学校成员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学校精神，形成一种学校成员广泛认同并引以为自豪、历届校友交相传递并不断优化的学校传统。
上海进才中学的袁小明认为，提高教育管理水平，是教育内涵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追求现代学校的管理时，要关注以下几点：(1)轻“管”重“理”，在管理中求发展。长期以来，学校内部管理突出的是“管理”二字，“物件”是教职工，目标是建立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其实，管理目标的重点应放在“发展”上，把通过“管”来提升队伍素质，变成通过建立发展机制来完成教职工各自的专业发展。(2)重在建设管理文化。名校的一半是文化。好学校不是被“管”出来的，而是靠领导方式、创业型文化发展起来的。管理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管理文化，决定学校特质的是学校文化。(3)淡化和消解管理中的行政意识，增强学术意识和服务意识。(4)关注教育产业发展。(5)抓住发展机遇，预见发展趋势。
台北市国中的林美娟和兴雅国小的刘建男介绍了台湾通过提高学校的管理绩效，达成学校优质教育的做法：(1)实行策略规则。即学校领导人必须将目标转化成实际执行的策略，并和成员一起讨论，以形成行动的方案，而且必须关注后续的执行情况。(2)进行组织再造。即本着增加弹性和机动性、形成团队、提高效率等原则，进行包括组织结构、作业流程、组织文化及应用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再造。通过组织上更多元化的安排、人事制度上更弹性的设计或是业务运作上更有效率的调整，提高教育的营运绩效，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3)实施绩效管理。(4)鼓励教育创新。包括实施创新管理、知识管理等。
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吴颖民在分析了“重点学校”的历史局限性后断言：从历史优越性中超越出来，走向“优质教育品牌”的转型发展，重新界定自身的功能，重新确立自身的追求目标，是“重点学校”必须共同面对的一种新的历史抉择。他还指出，一个“优质教育品牌”要赢取市场优势，取决于以下4个内部因素：(1)学校在管理效能方面形成的优势。(2)在教师群体方面形成的优势。(3)在学生整体发展方面形成的优势。(4)在学校精神、学校传统等学校文化方面形成的优势。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徐斌艳则从学习创新的角度关注学习过程与学习方法的优化问题。在她看来，现代学习理论为我们深入思考优质教育打开了新的视野。优质教育应该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进一步而言，优质的课程与教学应该为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创新学习提供广阔的空间。她以数学教育为例，分析了如何应用现代学习理论，通过学习专案的设计，实现优质教育的功能。
较之一些教育理论问题而言，优质教育研究虽然没有很强的学理性，但却不乏挑战性。我们希望，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大家加深对优质教育的理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加入到这项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