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学对话与文学审美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晋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文风的骤变往往使人惊诧。西晋(265-316)的绮美文风历来被诸家议论，这正说明文学艺术发展到西晋，在审美层面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轻绮”、“浅而绮”来评价西晋文风。①在刘勰的经典视域中，文学的新变离不开对经典的汲取与对文风的锤炼，但西晋时期的文人在实际的创作中却逐渐淡化了对经典范式的继承，从而“逐文之篇愈盛”。这与西晋文学对话的繁盛有重要联系，特别是文人交游之风的盛行，淡化了经典的成份，极大地促进了诗文华美靡丽的文学风貌，而思想对话在文学层面的展开更是促进了“浅而绮”的文学审美。因此，从思想对话的角度去论析当时文风的特征很有必要。
一 文人交游与文学对话
西晋文学对话具备鲜明的三国归晋后的特定症候。《文心雕龙·时序》对此分析：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刘勰言简意赅地概述了西晋的政治思潮与文化风尚。三国归晋，南北融合，世俗享乐之风盛行。晋武帝司马炎继位后，虽然出于整顿纲纪的需要宣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②，并出现了史家所称道的“太康之治”(280-289)，但在文化传承上并未有实质的建树。作为颇具识鉴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对西晋的统治者持批判态度。相比之下，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娓娓称道的是战国时期“开庄衢之第”的齐宣王与“广兰台之宫”的楚襄王。所以，刘勰所谓的“晋虽不文”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西晋的统治者并没有真正倡导文化学术，二是指西晋并未形成像稷下学宫与兰台学宫那样美好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西晋文坛仍能光耀后世，自然得益于像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傅咸、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这样的有才之士。正是这些高才文人，推动了西晋文学艺术的发展，让后人审视西晋时能在动乱的政治环境中看到一抹艺术的光亮。然而，这些文人大都有着悲剧的人生。永康元年(300)，张华、潘岳遇害；太安二年(303)，陆机、陆云被杀；永嘉元年(307)，张协弃官归乡；永嘉二年(308)，张载称疾告归；永嘉五年(311)，挚虞饿死。③宜乎刘勰之慨叹：“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这些文人的悲剧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息息相关。在士族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司马氏，自然以保护士族的利益为政治前提。对于西晋，司马光曾有议论：“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④西晋初年的政本不立引起了皇权的衰落下移，促进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凸显膨胀。士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不但与寒族保持着严格的界限，士族之间的争斗也非常激烈。《晋书·段灼传》载：“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这是当时门第观念的生动写照；《晋书·任恺传》载：“(贾)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这是当时士族争斗的直接表现。这样的社会境遇，对当时的文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劫难。
据《晋书》载，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傅咸、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等人，或出身寒门，或出身没落望族。西晋时期，虽玄学盛行，社会风气奢靡浮夸，但对普通的文人来说，儒学仍然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特别是晋武帝司马炎下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⑤以儒家的道德标准确立诸郡中正荐举贤才的六项准则，这让出身寒门的文人看到了仕进的希望。如挚虞有《孔子赞》、《颜子赞》⑥称道儒家的礼仪；傅咸有《孝经诗》(二章)、《论语诗》(二章)宣扬儒家的仁孝；陆云也曾上书吴王司马宴提倡儒家的“仁俭”。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念依旧深入人心，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仕进传统更是促使文人们热心事功。如张华《壮士篇》云：“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左思《咏史》云：“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陆机也曾写《吊魏武帝文》，对魏武帝曹操之死慨然叹息伤怀！希望像曹操那样成就雄图大业，是当时大部分文人的追求。在这种热衷的驱使下，向士族权贵与文人权贵靠拢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这就促成了文人交游之风的盛行，同时也促成了文学对话氛围的形成。
西晋的文学对话在文人交游的氛围中展开。文人交游是以权贵为主导的文人聚集，以士族权贵为代表的文人交游主要有晋武帝“华林园之会”、石崇“金谷之会”、贾谧“二十四友”；以文人权贵为代表的文人交游主要有以张华为中心的文人交游及以陆机、陆云兄弟为中心的文人交游。
其一，晋武帝“华林园之会”。依据逯钦立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武帝华林园之会留存的华林园诗歌在晋诗卷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主要有荀勖的《从武帝华林园宴诗》、《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王济的《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应贞的《晋武帝华林园集诗》，张华的《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这些都是典型的侍宴诗，不仅内容侧重于歌功颂德，而且辞藻华美典雅。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包含有四层意义：第一层歌颂西晋是天赋皇权；第二层赞美晋武帝乃仁义之君；第三层褒美西晋内外和睦，四海归一；第四层谈宴会情景。诗人歌功颂德之心溢于言表，这是公宴诗的典型特征。诗中还随处可见用典，而语言模拟严重，“文繁意少”正是该诗的突出之点。《文选》之“公宴”类收录西晋诗三首：陆机的《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云的《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和应贞的这首诗。辞藻典雅华美是这三首诗歌的共同风格，符合萧统《文选》“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晋书·文苑传》说此诗“极形言之美，华林群藻罕或畴之”，实非虚谈。
其二，石崇“金谷之会”。“金谷之会”在当时影响很大，特别是元康六年(296)的金谷雅集更是名噪一时。石崇将这次文人的创作汇编为《金谷诗集》，并作《金谷诗序》。可惜《金谷诗集》已佚失不存，现存的晋诗与金谷宴游相关的主要有潘岳的《金谷集作诗》、《金谷会诗》、⑦杜育的《金谷诗》。⑧
根据《全晋文》所载的石崇的《金谷诗序》记述，这次金谷宴游的目的是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送行，所以潘岳的《金谷集作诗》也是一首送别诗。诗人不但记述了金谷涧中的美景，而且借清泉茂林抒发离别之情，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这种“睹物兴情”的思维方式具有审美意义。“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情感委婉真挚，语言一如古诗般自然清丽，把这种离别之情推向极致。这种文人置身自然宴游雅集的风尚，最易被崇雅的士大夫们效仿，后来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就是追慕金谷之会的文人雅集。
其三，贾谧“二十四友”。根据《晋书·贾充传附贾谧传》，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杜育、左思等西晋富有创见的文人都是以权贵贾谧为中心的“二十四友”的主要成员，“金谷之会”正是二十四友相互交往的明证，除此之外，有关他们交往的记载很少。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赠答唱和诗是“二十四友”成员交游的主要方式。比较有影响的唱和诗有：潘岳的《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陆机的《答贾谧诗》(十一章)、《赠潘岳诗》、《赠弟士龙诗》(严格来说陆氏兄弟之间的赠答诗不可与其他“二十四友”成员的赠答作品同日而语)，陆云的《答兄平原诗》，挚虞的《答杜育诗》，杜育的《赠挚虞诗》。从这些诗歌的内容来看，或相互夸赞，或借赠答为名追述先祖伟业，或以交流为名寄托情感；从艺术形式来看，大都有刻章雕句的嫌疑。特别是潘岳、陆机、左思等西晋文坛的代表性文人，虽然同列在“二十四友”，彼此间的情感却远非朋友间惺惺相惜的真情，而是相互攀比附和。《续谈助》记载：“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⑨《晋书·左思传》也有记载：“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可见，陆机欲与潘岳、左思一较高下的心理。陆机的这种心态，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心理。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当时“二十四友”间的交游应该是为谋求政治利益的交好，赠答唱和诗便体现了这种状况。依据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赠答唱和诗在西晋文坛比比皆是，相比之下，“二十四友”之间的赠答唱和诗显得单薄无力。
其四，以“张华”为中心的文人交游。张华是西晋文人中的政治领袖。据《晋书·陆机传》、《晋书·文苑传》和《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张华直接或间接地荐举了陆机、陆云、成公绥、左思等禀赋大才的文人，这些文人都与张华有着密切的交往。不仅如此，张华还与部分文人应答唱和，如何劭有《赠张华诗》、张华有《答何劭诗三首》、《赠挚仲洽诗》等。钟嵘在《诗品》中对张华五言诗的评价是“巧用文字，务为妍冶”。文字精巧清丽，情感平淡雅致，是这三首诗歌的典型特征。其中“散发重阴下，抱杖临清渠。属耳听莺鸣，流目翫鯈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榆”，借“散发”、“抱杖”、“莺鸣”、“儵鱼”、“桑榆”等意象，不仅表现出一种无拘无束的高逸情怀，字里行间还传达出一种“穆如清风”的艺术风貌。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称赞道：“茂先凝其清”，可谓深味张华诗作之趣。遗憾的是，根据现存的史料，我们已无法窥见张华与西晋文人交游的全貌。但值得肯定的是，张华与众多文人的频繁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晋文学的发展，甚至影响了西晋文坛的文学批评。如作为西晋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陆云的《与兄平原书》，就多处可见张华的文学观点。
其五，以“二陆”为中心的文人交游。陆机、陆云兄弟在当时才名远播，以致张华感叹“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们虽与张华友善，与贾谧交好，但他们作为由吴入洛的南人，为了避免尴尬的社会境遇，团结部分文人，形成以他们为核心的文人交游也有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义。西晋时，北人对南人有着严重的偏见。根据《世说新语》和《晋书》的记载，三国以来，北方人就骂吴人为貉子，就连孙权也蒙此称，更别说一般的士人了。例如孟超仅为统领万人的小都督，就敢公然斥骂作为河北大都督全军统帅的陆机为貉奴。陆云在《答张士然诗》中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可见其入洛后的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论“君子小人”时说：“温氏太原望族，故目寒族出身之陶侃为小人。顾荣虽是吴中高门，然在洛阳则地位未必高于来自南方之陶士行(陶侃)也。”⑩作为吴中高门望族之后的陆氏兄弟，其入洛后的境遇由此而知。“与贾谧亲善”并赫然在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列的陆氏兄弟，似乎并非专为趋时唱和，实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此，作为由吴入洛的文人，陆氏兄弟能在北方立足，这跟他们与北方文人的交好，并善于团结自己的同乡文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反映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不仅陆机有《荐贺循郭讷表》、《荐张畅表》、《赠顾令文为宜春令》(五章)、《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诗》(六章)、《答潘尼》、《赠冯文罴》、《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答张士然诗》等与他人相互友善的诗文，而且陆云也有《与张光禄书》(三首)、《与严宛陵书》、《与戴季甫书》(七首)、《与杨彦明书》(七首)、《答车茂安书》、《赠鄱阳府君张仲膺》(五章)、《赠顾彦先》(五章)、《答顾秀才》(五章)、《答张士然一首》、《赠郑曼季往返八首》等与他人互通友好的创作。在二陆的这些诗文中，不乏表达朋友间真挚情感的佳作，如陆机的《答张士然诗》，陆云的《答张士然一首》、《与杨彦明书》(七首)等。即使这类诗作，也多见颂德溢美之句。特别是《赠顾令文为宜春令》(五章)，诗中“芳林”、“明哲”、“鸿族”、“振玉”、“贞观”等词语字字珠玑，鲜明华美，极尽铺张之能事。尤其是“我有好爵”一句，更是体现了陆机急于与他人交好的情感。“我有好爵”语出《周易·中孚卦》，其卦辞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高亨先生注解“我有好爵”：“我有美酒在杯中，与尔共饮之。”(11)陆机的这类作品与他用以荐举他人的“表作一样，多溢美之词，并呈现出“清文以驰其丽”(12)的艺术风貌，无太多深层内涵。陆云与其他文人相互赠答的诗作，也大都是敷衍应酬之辞，无真情实感，其在《与兄平原书》中自云“四言、五言非所长”，并非自谦之语。
由上述对文人交游诗文的探讨可以看出，他们的作品大都为谋求政治利益而作的唱答诗，这类诗作多有模拟，形式上以四言、五言为主，艺术风格则以华美清丽为宗。这些文人交游的产生是文人与权贵对话的产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他们对话的工具。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文学，难免会带上雕琢之迹，正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所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总之，西晋的“轻绮”诗风，正是当时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突出反映。
二 思想对话与文学审美
西晋政局的变化，豪门望族的掌权，文人交游的盛行，都对文学思想与文学审美产生了影响。当然，也和玄学的发展有关。玄学在西晋更为兴盛，特别是向秀、郭象《庄子注》追求“独化”的阐释智慧颇具影响，它改变魏正始年间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由追求永恒转为关注当下人生。所谓“独化者，物各自然，无使之然也”，“老庄之得势，则是由经世致用至此转为个人之逍遥抱一”。(13)“独化”与“逍遥”是同一层面的哲理概念。(14)《晋书·郭象传》云：“(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清”言正是现实中追求逍遥之境的生命体验。“清”是魏晋艺术鉴赏的审美概念，它融合了老庄精神与玄学义理，带有一种清虚玄远之美。《世说新语·排调》记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弓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在这种重才性、清谈的社会氛围中，特别是当文人之间的交流蜕变成贫乏无味的相互褒扬时，能涤除烦恼，追求逍遥之境的玄学就成了他们的思想皈依。于是玄理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使“思想对话能够成为审美趣味而不是认识的手段”，(15)使文学在与玄学的对话中上升到审美之境。“游仙”诗与“隐逸”诗文正体现了文学的这种审美化。
“游仙诗”在萧统《文选》中被列为文学体裁，它在西晋的文化思潮中有着别样意义。张华的四首《游仙诗》，除第一首外，其它三首都有残缺，但还是能从中寻出主要特征。“云霓垂藻旒，羽袿扬轻裾。飘登清云间，论道神皇庐。”张华首先展示了一个虚无飘缈的仙境。如此美妙的仙境，需要“守精味玄妙，逍遥无为墟”的心灵修养才能把握。“守精”、“玄妙”、“逍遥”、“无为”虽然都源于老庄，但其追求独化逍遥的审美体验却来自向秀、郭象《庄子注》的玄理。“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16)这种玄妙的逍遥之境，只有真正的得“道”之人才能体悟。张华在诗中描述的“王后”、“王母”、“湘妃”、“汉女”、“神妃”等仙人意象，无疑就是《庄子·逍遥游》中得“道”的“神人、至人、真人”的化身，也是向秀、郭象《庄子注》所谓的“无待之人”。张华在诗中建构如此美妙的灵境，希望通过与仙人对话来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释放，说明这时的游仙诗与正始年间何晏、阮籍、嵇康游仙诗的虚无飘缈相比，更多了一层亲近人类的意味。
虽然同为“游仙”题材，张协、成公绥、何劭的“游仙诗”在艺术表达上却不如张华挥洒自如。张协的《游仙诗》仅仅是通过逼真细腻的景物描摹在想象中营造出一个“清丽”之境，体现了张协“巧构形似之言”的艺术风格。而成公绥、何劭的“游仙诗”也只是停留在慕仙的层面，运用浅显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对神仙的渴慕之情。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诗人希冀在与玄学的对话中获得本于自然的逍遥之境。
“隐逸”诗文也体现了这种文学与玄学对话的审美趋向。萧统的《昭明文选》收录有左思两首《招隐诗》与陆机一首《招隐诗》；欧阳询在《艺文类聚》的“人部”也将“隐逸”作为单独的一类，共收晋代招隐诗11首。两者的收录有所不同，《文选》仅限于有明确题名者，《艺文类聚》则是按照与隐逸相关的主题加以收录。值得注意的是，隐逸的主题也是西晋文人与玄学对话的内容。虽然这些隐逸诗作有的已难窥其全貌，但还是能从这些幸存之作中品味到诗人遗世独立的精神面貌。如张华的“隐士讬山林，遁世以保真”；张载的“去来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张协的“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左思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陆机的“清泉荡玉渚，文鱼跃中波”，在特定的语境中都体现出诗人希望超物外、淡然无为的隐逸情怀。这些清丽淡雅的语言背后是对玄理的思索与探求。
“游仙”诗与“隐逸”诗文在西晋的流行，如刘大杰先生所说，是“把老庄的无为遁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厌世，各种思想一齐糅杂起来，再借着古代许多神话传说为材料，描出各种各样的玄虚世界”，(17)是各种思想杂糅的结果，但玄学的影响仍是重要因素。宗白华先生说：“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18)对清静之境的追求，既是西晋文人的文学思想，也是他们的人生理想。
由上述对“游仙”诗与“隐逸”诗文的分析可见，语言清美、思想单一是其主要特征。对玄言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谓“何晏之徒，率多浮浅”、“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钟嵘《诗品》斥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刘勰、钟嵘对玄言诗的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游仙”诗与“隐逸”诗文受玄学影响表现出的近乎玄言诗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说：
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可以看作“魏晋浅而绮”之“浅”的最佳注解。从艺术形式发展的层面来看，“质、辨、雅、艳、绮、新”的演变，完全符合艺术发展趋于审美化的规律，也与刘勰所谓的“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一致。然而，从文学发展的本质来看，由“淳、质、丽”到“侈、浅、讹”的变化，明显背离了文学演变的正常规律，也不符合刘勰所谓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19)的征圣、宗经观。由西晋诸位文人在创作中的思想追求可以看出，他们希望现实的荒凉能在文学的审美中获得救赎，他们的文学世界是虚构的、梦幻的。“浅而绮”与“轻绮”是同一层面的审美概念，刘勰不仅批评了西晋文学绮美雕琢的文风，也批评了西晋文学玄虚平淡的思想。
总之，西晋一朝，基本处于文化的混乱状态。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大批文人却熠熠生辉，这除了他们自身“摇笔而散珠”、“动墨而横锦”的才气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文人交游与玄学的发展。文人交游的盛行提供了文学对话的氛围，影响了“轻绮”诗风的形成；而玄学的发展演化更是直接引发了思想对话在文学层面的展开，造成了“浅而绮”的文学风貌，并影响了后来南朝的“唯美”思潮。西晋文学的繁盛正得益于这种对话氛围。
注释：
①《文心雕龙·通变》篇云：“魏晋浅而绮”，虽并非专为西晋文风而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勰对西晋文学审美的认识，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下文引《文心雕龙》语，均据此本。
②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8页。本文《晋书》语，均据此本。
③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503页。
⑤《晋书·武帝纪》。
⑥除特别标注外，西晋文人诗作均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⑦残句，见《文选》卷59，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注。
⑧残句，见《文选》卷30，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诗》注。
⑨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页。
⑩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页。
(1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480页。
(12)《文心雕龙·章表》。
(1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第196页。
(14)袁济喜：《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16页。
(15)袁济喜：《从〈世说新语〉看思想对话与文学批评》，《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
(16)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一册)，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17)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18)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9)《文心雕龙·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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