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往的研究中，讲发生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变革，往往只是从伦理革命的意义上进行探讨，强调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变革”，然而如果从旧伦理的变革与新伦理的建构的双重坐标来考察，市场经济的伦理变革就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也许正因为它是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才会碰到许多新课题。我们当下的任务，是从变革旧伦理与建构新伦理的双重坐标即历史和逻辑两个向度，系统总结历史上进行的这次伦理变革的经验教训，全面理解伦理转换的使命，为当代市场伦理的转换定位，也为它提供直接的理论前提与经验借鉴。
一、现代中国的伦理变革与儒学的历史命运
如果把现代中国进行的伦理变革的主体认定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把伦理变革的对象看作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那么，就会发现这次伦理转换的诸多特点。其一，现代中国的伦理变革与儒学伦理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儒学伦理在中国历史命运的演化，与中国伦理的现代变革的节奏合拍；其二，中国的伦理变革是与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相关联的，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危机背景下和文化论争过程中进行的伦理变革；其三，伦理的变革是与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的，在进行道德革命的实践中进行伦理理论的变革，或者说是借助政治革命乃至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的伦理变革，政治与伦理在这里是同一的；其四，伦理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移植。这四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现代中国的伦理变革与伦理转换的特殊个性，决定了儒学伦理在中国的命运，甚至从历史的角度决定了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与伦理精神特性尤其是伦理精神的人文构成。为了理清现代中国伦理转换的思路，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的伦理变革的实践，做一历史的回顾。
马克思主义对儒学伦理的变革开始于五四运动。如果把这次的伦理变革再往前推，最重要的就是辛亥革命对儒学伦理在制度层面上的突破与否定。辛亥革命中带有宪法性质的文献《临时约法》明确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代替三纲五常，第一次从制度层面否定了儒学伦理正统地位，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又一次演出尊孔复古的闹剧，即使在袁世凯死后，国会内还进行了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难分胜负的争论。值此之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了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开启了批判“孔教”的“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发新道德”的问题。与陈独秀同时的还有李大钊的伦理批判，他的批判，主要在于揭露纲常伦理与封建专制的依存关系，揭示“道德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并提出建立“尊劳主义”新伦理的构想。
五四时期的伦理批判，在伦理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功。确立了伦理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动摇了儒学伦理的正统地位，宣告了中国伦理精神的近代转换的开始；揭露了儒学伦理的阶级实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对儒学伦理的批判。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背景与历史课题，由于当时的特殊心态，人们还未能对儒学伦理进行比较全面和辩证的分析，所做的探讨重在对传统的批判，可以说是激情重于理智，批判多于建设，当然，这与转型时期传统批判的中心任务是联系的，但由于它当时并未完全完成批判旧伦理的任务，于是日后的每次伦理变革，都是在批判儒学伦理，也就是每次都是回归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每次导致的都是激烈的文化批判，似乎中国社会永远没有、永远也不会完成批判旧伦理的任务，这与日后不断的文化批判与偏激的伦理否定有着内在的联系。
1921年以后，共产党的创始人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开始比较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儒学伦理进行批判与反思。这一时期的伦理变革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儒学的批判总是与政治斗争尤其是与国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政治斗争的必需，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二是在进行儒学伦理批判的同时，共产党人进行了“开发新道德”的实践，同时也做了一些理论上的研究与准备工作；三是对儒学伦理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层，新儒学学派形成，在知识界内部也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儒学的批判。这一时期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是国民党竖起儒学的旗帜，把它作为正统的伦理意识形态，蒋介石明确把儒学作为“立国之本”，并把孙中山解释为传统伦理的继承者。30年代中期，蒋介石利用政权的力量，发起了一个以实践儒家传统道德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以所谓“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党员的守则。由此，围绕儒学伦理的论争，直接就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方针，提倡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传统儒学。但无论如何，由于这一时期儒学与政治斗争相同一的状况，为日后关于儒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儒学研究政治化，埋下了伏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伦理正统地位的最后丧失，马克思主义伦理成为伦理生活的指导思想，儒学伦理只是在“文化传统”的意义上被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在中国命运的最后确定。由于对儒学伦理正统地位的破除是伴随着政治革命，或者说是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实现的；由于儒学在政治革命中曾经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由于儒学伦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影响，决不会在上层建筑建立后立即丧失影响，因而对儒学伦理批判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伦理变革的任务更远未完成。建国后，随着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关于儒学伦理的讨论从政治性质的研究转向学术，曾一度出现儒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对儒学伦理的研究与批判都有不少突破性进展。但50年代末以后，在儒学伦理的研究中就出现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左”倾思潮，表现为否定传统，片面强调阶级分析，套用路线术语，扣帽子打棍子已开始出现，形成一种文化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6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中国的政治革命或政权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精神革命还未完成，在这些领域中，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于是便提出并发展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便有所谓“破旧立新”。“破旧”即从各方面即现象层面、形式层面到精神层面消除儒学伦理的影响；“立新”即以反传统为标尺建立“新伦理”与“新道德”。这就是所谓“史无前例”的伦理变革。
现代马克思主义对传统伦理的突破，有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为启蒙与开启阶段，它以陈独秀号召“伦理觉悟”与“道德革命”为标志。儒学伦理是当作封建伦理的代表而反的。第二时期为以暴力革命冲击旧道德的时期。儒学伦理不仅是作为封建主义，而且是作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伦理代表来反的，蒋介石对它的推崇，又为这种判断提供了佐证，二者之中，作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伦理的性质是主导方面，它与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有关的。第三时期是以革命运动冲破旧道德的阶段。儒学伦理又是作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双重代表来反的，作为传统社会的经典，当然是封建的，但林彪对儒学的推崇，又使它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消除资本主义伦理的影响自然就必须批儒学伦理。于是，在现代对传统伦理的突破中，儒学伦理就具备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三重性质，从而成为每一次革命的对象。
二、新伦理的开发与建构
中国伦理的现代转换，必须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旧伦理的突破，一是新伦理的建构。在伦理现代转换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与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实行彻底决裂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建立现代的新道德，这就是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这一建立的过程分两个方面，一是在现实的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以及社会的道德实践上建立；一是现代伦理理论与道德体系的建立。两个方面是一体两面，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和总结，后者又是前者的指导。总体说来，在大半个世纪的实践中，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新的伦理体系的框架与新的伦理精神风貌。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一任务还只说是正在完成中。其一，纵观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基本是在“革命”与“继续革命”中渡过的，伦理的转换、旧伦理的突破，基本上是与政治革命同一的，因而在民族伦理传统的延续性方面，在对传统的自觉继承和扬弃方面，理论上还未解决，而这一问题不解决，新伦理就会缺乏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就很容易造成行为的失范与社会的失序。其二，在中国，作为新伦理基础的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到底如何建立？如何建立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很强活力和生命力的经济制度？这些都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可以说现在仍处于探索之中。转换过程中新伦理的建构，现在只能说是确立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形成了某些框架结构，还不是它的完成乃至自觉的形式。
新的伦理精神的形成，表现为自觉形态的伦理体系与现实形态的道德生活、道德品质两个方面。我以为，对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伦理转换产生最大直接影响的是如何诠释战争年代与“文革”以前中国的道德变革与道德生活状况。因为，从理论上说，伦理的变革或转换，归根到底落实为道德生活的变革，伦理理论的变革只是对道德生活变革的理论体现，当然也是理论指导；而且从现实性上说，对目前处于伦理变革中的中国人的伦理心理与伦理情结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对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的道德水平与人们的道德风貌的怀念。新道德的建构总要努力寻找参照，这种参照或者是西方的，或者是中国传统的，而传统则又有古代、近代、现代的不同，对这个历史阶段中道德状况的怀念情结，潜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道德理想，因而在理论与现实上都有必要对这个时期中发生在中国的道德变革，进行一个历史的回顾与梳理。
从逻辑与历史上分析，中国现代新的伦理精神的建构，开启于战争年代的斗争实践，在1921年以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曾提出了一些新伦理与新道德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在对传统儒学伦理的批判中阐述的，而且此后不久就开始了政治斗争的实践。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的伦理境遇，我们把它称作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伦理变革。这一时期伦理状况的特点是伦理变革与政治革命同步，伦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作为政治的理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相联系的，而新道德的实践则与道德主体的政治觉悟、生活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革命队伍内部，形成了一些新的也是可贵的伦理精神与道德品质，这些精神与品质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开启了现代道德的优良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道德的形成是与当时特殊的伦理境遇相联系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作为以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为使命的阶级，作为精神支撑的是一种政治使命感与道德使命感二位一体的伦理信仰，这种信仰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现实的推动力量；其二，在战争环境下，人们间的共同目标具体而明确，共同的利益关系真实而直接，建立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特殊的伦理关系与道德准则，这种伦理关系与道德准则的维护与巩固，对每个人的前途与命运都有着直接的联系。于是，集体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与伦理精神比较容易培养与实践，形成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之所以称它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是因为它并不是在具备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建立的新伦理，而是在共产主义政治目标的激励与军事生活这种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新伦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伦理精神，一旦这种特殊的境遇消逝，这种新伦理精神就会部分地失去现实的基础，从而导致“道德滑坡”。
“文革”以前的伦理，是建设时代的伦理，应该说，这一时期新道德的建构在实践上是成功的，形成了许多道德上的楷模。但是，对这一阶段的道德状况的分析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一时期的现实道德在相当程度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道德的继续，所不同的是，在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下，这种道德风貌从少数人的道德实践成为全社会的道德风尚，这种状况在刚刚取得解放的国家民族中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事实上，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不能不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乃处于“准军事共产主义”阶段，且不说内部各种政治运动，“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联的压力等民族的危机，就使得中国不仅在政治体制上保留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特点，在人们的思想上也很容易认同那一时期的价值观念，因而在相当时期内军事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与形成的优秀道德品质，具有很强的延续惯性与内在的感召力。其二，这一时期的道德状况有其产生的客观基础，这就是“一大二公”、愈来愈“公”的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体制。“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的确立，为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曾经作为理想而存在的新道德有了实践的机会与现实的可能性，同时它对这种经济制度本身，也是必不可少的道德精神的支撑。其三，政治运动与政治体制的保障。为了保护新生的政权，也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文革”前的近20年开展了许多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除了对人们是一种政治上的“换脑”外，也是道德上的“洗礼”。而且，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诚信仰，政治上的感召力强，人们具有很强的道德上的神圣感，新的道德具有很强的道德上的保障。正因为如此，在自觉的道德变革与人们积极的道德努力下，新道德的形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已经潜在着道德上的危机。
不管对以前的道德状况如何评价，不管对它们如何怀念，我们现在面临的总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伦理变革这一现实，道德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这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的变革，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经济变革，如果说，“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道德境遇与道德传统还有某些吻合的话，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则与它体现出了根本的区别，于是在经济转轨之际，必然会出现理论与实践上的伦理与道德的混乱，更何况这种经济转轨与文化冲突、社会转型是三位一体的；在现实上，人们总相信，十年“文革”，腐蚀了人们的道德灵魂，于是在转换之际，加深了伦理的阵痛。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最明显的原因就是，以前的道德转换与新伦理的提倡，都是在政治的强有力的推动与保障下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人们接受的告诫就是，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一切观念与生活方式都要发生深刻的影响，而由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由此所导致的一切似乎也就具备了不证自明的现实性。这样，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儒学伦理的激烈的乃至摧毁性的否定；由于在战争年代与建国初期形成的现代伦理传统的特殊境遇条件的丧失；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上与伦理上的虚无主义；也由于新的伦理精神与道德体系未能完善与巩固，市场经济下的伦理转换阵痛就格外的剧烈，人们付出的“代价”就格外巨大。当然，新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观念正在形成，只是在此过程中如何自觉地加以导向，使其更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以防止市场原理对伦理生活的盲目作用的问题。
总结马克思主义伦理在现实建构上的这三次大的历史转换，可以发现，它们不仅逻辑地相互关联，不仅各有其发生经济政治方面的必然性，不仅与各自特殊的境遇直接关联，而且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学伦理在中国的命运，与新的伦理传统的形成与发挥作用的条件相关，更与伦理转换与伦理建构的政治保障与政治环境有着深刻的和直接的联系。考察这些因素，对现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历史的变革与现实的转换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伦理精神所实现的现代变革，是从对传统的突破与对新道德的建立两个方面进行的。对传统伦理的扬弃，主要是与旧的伦理观念实行决裂，其主要的途径则是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新道德的建立，在伦理理论体系上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更直接的是对新的道德精神的培育，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建立新道德的实践。而在伦理理论与伦理体系的建构方面，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有着悠久的伦理传统，但也正因为传统的强大，也因为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政治革命的彻底性，转换初期的基本工作是对旧伦理的突破。在新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建立以后，由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由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实现伦理与道德的转换，不仅整个传统伦理，而且伦理本身似乎也成为保守甚至封建的代名词，因而最具有伦理传统的中国，伦理学在相当一段时期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虽然近20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总体说来，由于这段时期仍处于伦理研究的起步阶段。
总的说来，构成现代中国伦理转换背景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要素：民族生存发展的压力，革命时期的伦理，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的双重伦理任务，苏联模式的移植。
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明显的特点：它是在革命状态下或者说是与革命相同一的伦理转换，政治觉悟与伦理觉悟同一，政治革命与道德革命同步，而“革命”的形式又与解救民族危机的任务二位一体。这些构成伦理转换的特殊社会环境。建国以后，作为社会建设与伦理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是“继续革命”，其隐含的意义是“革命”的使命并未完成，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因而需要把“革命”推向前进，于是政治运动不仅成为政权建设与社会变革的形式，也成为伦理变革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的伦理转换不仅是在政治的推动下以政治运动为形式的变革，而且也是以政治为内涵、为实质的变革。这就决定了伦理转换中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基本态度，决定了儒学伦理在现代中国的特殊命运，也一旦走出“政治社会”后所必然出现的伦理失控。但是，在民族危机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中，共产党人具有的新的优秀品质与伦理传统中合理的文化基因会自发地结合到一起，形成革命时代特殊境遇下独特的伦理精神与道德风貌，这种境遇下形成的伦理道德也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不仅如此，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中的伦理突破，必然表现为对传统的过激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因为且不说那段历史中蒋介石对儒学伦理的利用，以及儒学在历史上的封建性质，“革命”本身就必须要求在文化精神上找到伦理的根据与支撑。不过，当人们走出这个历史阶段时，支配人们伦理精神与道德生活的文化逻辑就会发生变化，社会可以在一段时期在伦理道德上表现出文化上的惯性，但如果没有及时的转换，这种惯性一旦消逝，就会产生新的伦理问题；而对传统的过激批判所导致的人的精神结构上的伦理真空的消极方面会潜在地发挥作用，因为，当传统的伦理精神大厦摧毁、新的精神结构还未建立时，人们在变动着的社会面前，必然是“无所措手足”。这是“文革”时期道德沦丧的重要逻辑缘由。
中国现代的伦理转换，它既面临反封建的任务，又面临反资本主义的任务。人们把儒学伦理认定为封建伦理，当然也肯定对它要“批判继承”；可是在这个时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因素的渗入与影响，道德变革又面临反资本主义道德的任务。于是很多道德观念，即使是“新”的观念，也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兼容。特别是在建立新道德的过程中，由于缺少资本主义道德对封建道德的充分否定，在向“社会主义道德”转换的过程中，一些封建的因素很容易渗入其中，使人难以辨认，于是反资本主义道德的任务很容易掩盖反封建主义道德的任务，在对封建道德的否定中，极易出现全盘否定的倾向，因为它会在不知不觉中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伦理体系作为评判的标准。因此，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面临的是十分复杂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自觉的伦理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对现代中国的伦理体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是从苏联接受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的，在50年代以前的中国，苏联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化身。因而新道德的建设，新伦理体系的形成，当然要以苏联为范式。在这种情况下，讲传统伦理，乃至在伦理体系中肯定传统伦理，是令人不踏实的，因为它容易滑入“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于是，伦理体系中的民族性内涵是不多的。因为缺乏民族性，不能民族化的伦理说教，是很难入耳入心的。人们可以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接受这种伦理，但离开了这种氛围，走入了政治的“圣地”，伦理体系、伦理理论的说服力就难以支持了。因而，一旦中苏交恶，苏联被宣布为“修正主义”时，伦理学就再也难以讲下去了。这种情况有点像西方的宗教伦理走出教堂的神秘空间，那环绕在头顶上的神圣“紧箍咒”就不灵验了。政治的神圣可以导致伦理的神圣，但一旦政治丧失了它的神圣性，伦理就会导致危机；伦理需要与政治结合，但伦理政治化却只能最终导致伦理的悲剧。这就是我们从中引出的经验教训。
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变革，从总体上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其最成功的在于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铲除了旧道德即封建道德赖以滋生的土壤，建立了新道德即社会主义道德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在与旧的传统实行决裂，消除旧道德借以生存传播的载体方面，也是成功的；无论如何，结束了儒学伦理延续几千年的正统地位，开辟了新伦理，这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成功。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失误。这些，既是形成今天的道德状况的直接原因，也是对我们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转换的理论启示。主要集中在三个关系方面：如何看待伦理与经济的关系，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如何看待伦理与政治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下的伦理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由政治时代的伦理向经济时代的伦理转换。它不是要解决或者说全部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它是一种政治制度、道德形态内部发生的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直接由于经济体制、经济运作方式变化而导致的伦理变革。从经济运作方式看，计划经济是通过行政即政治的途径发展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用经济本身的手段发展经济。虽然以前的伦理转换建立的是政治时代的伦理，而且这种伦理建立得是相当成功的，但如何在伦理转换中使伦理与经济相结合，使伦理不仅作为政治的要求，而且作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原理，作为经济发展内在的人文动力方面，以前的转换并没有进行这方面系统的努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转换，基本任务就是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及其内在的人文原理，调整伦理的价值系统、运行原理，当然同时也要对经济生活进行价值导向，使市场经济具有伦理的合理性。市场经济决定着伦理的转换，但伦理在经济面前决不是消极的对象，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使命。市场经济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本身具有二重性，伦理的参与，就是要对它进行价值的引导，使之更健康、更健全、更符合人自身的目的性。如何把伦理与经济相结合，建立起经济时代的伦理，这是今天的伦理转换面临的新课题与新任务。
如何处理批判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今天的伦理转换得到的另一个启示。如果说以前的伦理转换在冲破旧伦理方面是成功的，也就肯定了对旧伦理的批判是有力的，那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种延续性，如何在扬弃传统的过程中为新伦理寻找到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又是它向我们提出的另一课题。现代化、民族化、世界化，是伦理转换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以前的伦理转换，总体说来所完成的是对传统伦理的批判任务，而且这种批判是通过政治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实现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批判的同时进行建设，如何使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赋予新伦理以深刻的民族性内涵，这项细致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而现代新儒学伦理在这方面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传统的角度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把重点由批判转向建设，着力于新伦理的建设，从新伦理建设的角度扬弃旧伦理，而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就是说，在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系上，建设性应当是基本的方面，否则很容易导致转换时期伦理精神的失重和社会伦理的“真空”。
如何处理伦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现代伦理转换给予的第三点启示。从理论上说，伦理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复杂。在现代的伦理转换中，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特殊的形式，政治不仅成为伦理的先导与保障，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伦理。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强了伦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使伦理丧失或者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伦理与政治的根本不同，伦理与道德的独特本性，就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组织性与个体的主动性力量，而当以政治代替伦理的时候，这些本性实际上很难保持，于是一旦伦理走出政治的光环，就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伦理的政治化显然是不行的，虽然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但它决不能丧失自己的个性。但是，伦理是否能够完全脱离政治，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说，现代伦理的转换以政治与伦理的同一为特征，那么，当代即市场经济下正在中国发生的伦理转换则以伦理与政治的分离为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政治放弃了或一段时期放弃了对伦理的要求，造成“一手软”；另一方面，伦理缺乏政治的有力推动与保障。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伦理似乎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伦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它的功能，事实却远非如此。伦理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保障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政治通过政权的力量建立起社会的强制性的基本秩序，而伦理是在这个秩序中对价值的追求，伦理与政治间有一种张力，表现为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某一部分人中超出政治的局限，但缺乏政治的保障，伦理的基本秩序无论如何难以建立，最多只能表现为某些人身上的理想品质。因此，对当代中国的伦理转换来说，一方面要摆脱政治说教的框框，另一方面，伦理缺乏政治的强有力的保障。当然，传统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是完全不能适用的，伦理建设是一个深入人心的精神层面的人文建设，外在的强制或激情的冲动都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只有细致的价值调适与人文积累，才能建立起民族伦理精神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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