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与社会阶层利益冲突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利益冲突论文,社会阶层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分层理论及其分层标准选择
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历来就有许多争论。从马克思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社会阶层，到韦伯采用财富、声望和权力等多指标体系来划分社会阶层，再到皮埃尔·布迪厄等的以消费嗜好或偏好来划分社会阶层，社会分层理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历程，其阶层划分的标准也逐渐取向实用和多元化。这些经典理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社会阶层冲突问题的认识，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线路性的指导。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阶层的边界和范围已日趋明显。在经济持续繁荣，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光环下，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冲突也逐渐的积聚并显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难以兼容并发生碰撞，造成了许多现实或潜在的社会矛盾。就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利益冲突这一特殊命题而言，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和依据，应当尽可能地把握住决定和影响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关键因素。因此针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应当从社会利益的冲突中去逆向寻找影响和导致冲突产生的因素，反推出阶层划分的依据和标准。这样的社会分层才能更有意义和针对性。通过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如城市低收入者的仇富心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及农村居民享有公共服务不足等社会利益矛盾突出问题的考察，我们认为对经济、权力、知识、身份① 等资源的占有类别和占有程度的不同，可以作为有效的社会分层依据。而这些资源的分配不均和获取机会不公平，正是导致我国社会阶层冲突的主要原因。对这些划分社会阶层的准确把握是有效探索和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关键。
二、社会分层及其阶层利益冲突
按照上述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和原则，并考虑各种资源的分配状况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影响程度，可以选取以下一些标准来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这种社会分层方法虽然未能尽善尽美的穷尽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但却对于认知和解决社会热点社会阶层矛盾和冲突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1.以经济资源占有量为标准的阶层划分及其利益冲突
竞争和淘汰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极为关注的两极分化问题。近年来，两极分化问题成为全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分配不公成为引发社会阶层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
中国作为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转型国家，一方面，具有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和农民；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在改革开放中迅速致富，因此高低收入人群都具有相当的数量。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不仅使得两个阶层在物质生活上存在着巨大差距，更使得低收入阶层心理承受压力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低收入阶层的仇富心理；另一方面，由于转型时期的制度缺失，高收入阶层中部分采用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致富也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在心理上将现实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放大。
2.以资本资源占有为标准的阶层划分及其利益冲突
目前中国拥有众多的私营、三资和外资企业，其中依据对资本资源的占有不同形成了企业管理阶层与雇佣劳动阶层。两类阶层之间的利益取向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博弈。一方面两者是共生、共赢的；但另一方面，双方又在对企业的利润相互竞争，并在其中形成了一定的冲突，表现为劳资矛盾。
这种矛盾一方面体现在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且民营企业员工福利保障不完善。另一方面也是最为普遍的问题是，拖欠雇佣劳动人员工资现象。民营企业侧重经济效益，企业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由于被拖欠工资，工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引起了工人怠工、罢工等突发事件，也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当前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间的矛盾深刻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同时也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体制上的不足。
3.以身份资源为标准的阶层划分及其利益冲突
城市阶层与农民阶层的对立，是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体制安排上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社会居民区分为了市民和农民；二是在户籍制度下，对两类人均形成的不同配套制度安排，如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造成社会冲突的直接诱因是第二个方面，即作为不同阶层的居民，他们在社会中得到的福利保障制度安排不同，农民阶层在就业、医疗等福利保障方面所享受到的国家体制支持明显弱于城市居民，从而造成了两类人群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行政体制上的户籍制度安排，正是这一安排造成了两类阶层的不同福利保障措施，也人为的加剧了这两类阶层的隔阂。
面对福利保障和实际收入的巨大差距，大量的农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涌入城市，寻求更高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而城市又没有能力容纳许多的外来人员，原有城市居民也不愿让过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影响其原有的福利水平，这一矛盾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农民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博弈与冲突。
4.以地缘因素为标准的阶层划分及其利益冲突
中国许多大中型城市都面临着外来人口急剧增多，而带来的种种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的困扰，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外来人员层次的不同，外来群体与本地居民的博弈中呈现出了两种态势。
一种是低技术无资本的农民工外来群体，在进入城市后一般游离于边缘性的行业中，难以融入城市的体制内部。而相应的城市提供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福利也没有普及到这些人群。这一群体既是其生活、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其从政治身份和体制保障上看，仍然不属于这个城市。另一种态势是外来的知识或资本资源的拥有者，进入城市后对城市本地居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首先，拥有高级知识技能的外来人员，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占据了城市许多高收入且工作稳定的岗位，挤占了本地居民就业和发展的空间。其次，外来的高级知识或资本的拥有者拥有相当数量的财富，在当前房地产价格普遍上涨的时期，他们能够承担市区优良地段较高的房价。而原有本地居民则由于拆后无力在原有区域购置新房产，则被迫迁出城市中心和热点地段。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本地居民外迁，而外来居民逐步占据城市的趋势。
三、社会阶层间利益冲突的原因考察
多方位、深层次的探究和分析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表象下的内在原因，是探寻解决当前社会阶层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1.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当前社会阶层矛盾的历史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推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安排是让有条件的地区和人群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富人群共同致富。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东部城市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西部和农村地区却发展相对缓慢。率先冲破体制束缚，投身市场经济浪潮的人群，也在政府政策的鼓励甚至是捕捉政策漏洞的背景下迅速致富；相反在原有体制内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在经济低潮期出现停滞，从而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因此当前的由于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是源自于上述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这一战略的遗留问题。
2.经济体制转轨的体制性问题是引起社会阶层冲突的内在动因
始自1970年代末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以经济体制转轨和发展转型为特征的改革进程，是推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以至产生阶层矛盾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一变革中，原有的大同社会中一部分人由于被原先的社会体制所边缘化（无业者、劳教人员）或者所处的行业属于垄断性质，而在改革开放中率先融入新经济环境中而富裕起来；而另一部分处于传统产业或农村的人则一定程度上利益受到了损失。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体制变革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其原有的社会保障责任进行了解除，原有体制内的人群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领域的福利保障被逐步弱化，普通家庭承担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的成本逐年增加，负担日益加重。而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还没能及时建立，致使部分人群生活负担急剧加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社会阶层的矛盾与隔阂。
3.政府偏好偏差是造成社会阶层矛盾的主观原因
社会阶层间的稳定与和谐，作为一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服从于了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而相应的将社会问题放到次要位置。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更多的将政府资源投入到了发展条件优越、潜力大的城市地区，而相对忽视了对弱势群体自身发展的关注。从而造成了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并加剧了中国的二元结构。
当政府这一提供社会阶层和谐与稳定的主体责任缺失时，社会群体中没有其他主体能够有效的承担其这一职责，因此政府的责任缺失和政策偏差是造成当前社会阶层矛盾的主观原因。
4.资源获取机制不公是加剧社会阶层矛盾的客观体制原因
在众多的原因中，导致社会阶层间利益冲突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失公正、完善的资源获取机制，即国民在获取权利、知识、健康资源时缺乏公平的机会。现有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其上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从根本上限制了不同人群在获取各种资源时的机会和权限。显然这是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也造成了社会不公正。
在中国的现有户籍制度下，因为这种制度将居民天生的分为了不同的阶层，其所属的阶层不决定于其个人能力和天赋，而是决定于其出生地。这种从最为基础的资源获取机制上产生的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根源，也是导致社会阶层矛盾的根源所在。
四、调节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政策建议
面对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现状，需要从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两个层面加以设计。其中制度性的安排目的在于从长期的制度框架下，通过改进现有社会的规则，缓解和协调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制度性安排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主要手段和根本路径；而政策调节则是通过较为灵活的公共政策手段，对各方利益进行临时性的调节，政策性的调节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方的利益矛盾，但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1.制度层面——建立和谐发展的长效机制
制度层面的改革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态势，帮助弱势群体提升其自身的集体行动能力，以及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并且建立能够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质量的体制安排。同时更应注意建立一个社会人员在各阶层间顺利流动的社会流动机制。
首先，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当不分社会阶层和群体，而公平的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化服务和产品。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这些公共服务不仅能够保障公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且能够为其综合素质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
其次，重构政治利益代表机制，构建社会阶层利益调节机制。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和矛盾，归根结底是各阶层间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新制度的构建应当致力于建立一套能够让各阶层公平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利益代表机制。同时，政府应当对相对弱势和分散的群体给予政治帮助，建立其相应的群体组织，如农会、民工组织等等，让其正当的利益诉求可以有效地得到表达。政府在其中应当扮演公正仲裁者的角色，建立一个有利于各阶层进行公平利益博弈的政治制度平台。
此外，要改革户籍制度，去除社会阶层间人员流动的体制障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公共管理成本畸高以及社会公平缺失，传统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背后隐含着诸多福利和特权，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农民阶层和非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政府应积极对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安排做出调整，让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同等的待遇。这样就可以让人力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由流动，降低和缓和社会阶层矛盾。
2.政策层面——应对当前问题的应急手段
政策性手段虽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阶层矛盾问题，但是却可能暂时的缓解当前社会矛盾，从而为体制性安排的构建提供宝贵的时间。因此不仅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也要明确其紧迫性。
首先，加大政府税制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节社会贫富差距。面对当前社会阶层中存在的贫富不均、收入差距拉大的突出问题，政府应当利用自身的税收和转移支付职能，尽可能的调节社会贫富差距。通过政府对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高低收入间的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缓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尤其要对社会阶层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农民、城市失业者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并切实落实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其次，调节社会阶层间凸现的利益冲突，缓解社会矛盾。要集中政府优势资源重点调节矛盾突出的利益冲突，如保护农民利益，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筹解决城乡差别和“三农”问题，制定和贯彻城镇居民乃至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等机制是控制社会阶层分化、使其向良性方向发展、减少矛盾和冲突的最行之有效的政策安排。
最后，要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强弱势阶层生存能力。失业是造成弱势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既包括城市中的显性失业者，也包括农村地区的隐性失业者。如何积极地为这些失业者的再就业提供政策安排，是扶助弱势群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摆脱弱势和被边缘化的境地。政府应积极出台政策帮助城市失业者和下岗人员再就业，帮助城镇新增劳动力实现就业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使得这些弱势群体能够增强其自身的社会生存能力。
基金项目：大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项目“和谐社会构建与大连市社会阶层利益冲突对策研究”（06DLSK019）。
注释：
① 身份资源是指在中国特殊的户籍身份制度下，居民依据父母身份或出生地天然决定的身份属性，这种属性之所以被称之为资源，是因为在其属性之上附加了诸多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以及个别大城市（北京、上海）户口与其他城市户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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