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真理论文,历程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20周年。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而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它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以及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无论从其所产生的理论意义还是历史作用来看，都值得纪念与回顾。
对本世纪中国共产党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再认识
20世纪即将过去，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内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而每次历史性巨变都与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回顾思想史，这无疑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冲决封建罗网，破除了以孔夫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使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睁眼看世界”变成较为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上世纪末由求索救亡图存之路的维新变法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先进分子，由于思想解放了，面向世界，才能接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发生。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除了穿插开展的“抢救”运动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外，党内斗争一度出现的偏激、过火、乱上纲，也是一个缺点。但是，从思想路线上说，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以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是非为是非、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批判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及其正确的政治路线，因而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在40年代末建立新中国，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胜利。
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20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破除了那种以晚年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极大地冲决了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20年的“左”的思想罗网。就历史的具体发展而言，它为后来召开的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在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作了舆论准备。从历史的宏观发展来看，它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革命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不可能有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辉煌历史。因此，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时，反思历史，应该对它的伟大作用进行再认识。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历程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来看待，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确的。它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精神，党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因此，讲解放思想，首先要从全局来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曲线、波浪式、台阶状发展。有时表现比较突出、集中，甚至尖锐、激烈，即呈现出高潮状；有时则相对地缓和、平静，呈非高潮状。
就思想解放的高潮而言，从近20年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主要表现为两次“最大潮”和若干“次大潮”，即高潮的峰状等级不完全一样。这种区分是相对的。高潮的等级不是讲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其社会影响的力度，掀起波澜面的广度。
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最大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它解决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首先就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否则，一切无从谈起。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由于是非被扭曲，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巨大的混乱。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去掉了精神桎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
真理标准讨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也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在1978年这个“最大潮”之后，还有三次“次大潮”。形象地说，是一个波掀起了三个浪。
第一个“次大潮”，是80年代初起草和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有4000人的广泛讨论，以后又有全党的学习讨论。《决议》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或者说是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来重新审视党的历史，是对党的历史问题认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它否定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说，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否定了对党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错误结论。
第二个“次大潮”，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要制定全面改革的经济政策，但从指导思想来看，开始触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过去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根本不相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属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外壳”，而不是它本身的内在要求。这个决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搞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不能跨越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在某些表述上还不很顺当、彻底）。因此，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由于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就为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以这个决定为标志，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影响很大的思想解放。
第三个“次大潮”，是1987年的十三大。邓小平同志对这次大会评价很高，认为十三大的精神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会，比如，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初步地建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等等。理论上的这些新认识，充分地体现了思想的大解放。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大会，比如提出了事实上的“科教兴国”战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机制、“两个一切”（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的生产力标准，以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重大决策。完全可以说，十三大是继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道路上的探索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这样，将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就不能仅限于1978年产生的影响来认识。有如上述，1981年的《历史决议》、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1987年的十三大这三个“次大潮”，都是真理标准讨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最大潮”的直接延续。后来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发生一度打断了它继续发生影响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最大潮”，是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为发端的。“南方谈话”从总体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这次谈话的背景，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们国家处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同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样，仍然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西化、自由化，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易帜”，改换门庭，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作出明确回答。二是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要不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像一些人所要求的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是坚持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回到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走1957年以后“左”的老路？面对当时的各种议论，不少人感到困惑。“南方谈话”的发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南方谈话”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宣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些鞭辟入里的论述和分析，坚定了人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
同时，“南方谈话”又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新宣言。邓小平同志以同样明确的态度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又消除了长期束缚人们的许多困扰。
“南方谈话”是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直接历史成果就是十四大，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由“南方谈话”引发的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其震撼力不亚于真理标准讨论那一次。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那一次思想解放，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南方谈话”则标志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两次思想解放，都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具有划分历史阶段意义的巨大影响。因此，就思想解放的历程而言，“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次“最大潮”。
党的十五大是又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从历史长过程来看，这次思想解放是“南方谈话”那次思想解放的继续。
十五大是在邓小平同志去世后召开的。国内外都很关注中国在这个时候向何处去，即新的党中央是否继续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和路线。十五大在党的重要文献上第一次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新的称谓，向全世界明确宣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对党章作了重要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指导思想。如果要说思想解放，这是第一位的内容。回顾历史，自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概念以来，实际上就已提出了党在新时期是否要增加新的指导思想的问题。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直到十五大，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很不容易。这是从根本理论层面讲的思想解放。从实践层面看，这次思想解放同“南方谈话”那次一样，仍然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四大着重解决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十五大是进一步要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怎样搞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怎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并胜利地到达彼岸。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以及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强调，都是认识的新发展。相对于过去固守的一些观念而言，是又一次大的思想解放。
一般地说，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与理论认识前进甚至飞跃的幅度和改革的力度成正比的。思想越解放，新的认识就越多，改革开放就越活。但是，我们不能片面追求什么思想解放的“最大化”。那种脱离客观实际，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所谓“思想解放”，只能是主观的空想和胡闹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度不是也被视为思想大解放的成就吗？但是，中国人民备尝苦果。这样的“思想解放”决不能再要，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每次思想解放提出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当然，而只能是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满足实践的要求，使主观认识不断符合发展着的客观实际。因此，讲思想解放决不能与实事求是相割裂、分离，甚至对立，而应当把两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作为党的完整的思想路线来认识。这是使我们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
2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奇观，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解放思想没有止境，实事求是要永远坚持。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实践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提高到党的十五大所要求的水平和境界，提高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