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汉文游人题记史料价值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高窟论文,探析论文,汉文论文,史料论文,题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4)03-0043-17 自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和尚在鸣沙山开凿第一座石窟开始，莫高窟作为佛教圣地，吸引了无数信徒和游人前来瞻礼观光，各地游人在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的包括汉、吐蕃、西夏、于阗、蒙古等多种文字在内的题记(又称“游人漫题”、“游人题款”)。早在上个世纪初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对莫高窟进行考察时最早迻录了相当数量的汉文游人题记，并将其收入后来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①至四五十年代，史岩、谢稚柳也曾在探讨敦煌艺术的著作中提及此类题记。②1988年出版的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以下简称《题记》)，对游人题记的汉文部分做了最为全面的整理和校录，并将录文附于“石窟供养人题记”后一并刊布。③可以说，莫高窟的这部分游人题记，文献价值虽不能与数量众多的供养人题记相提并论，但也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讯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多年来，却鲜有学者对游人题记史料做进一步的梳理与系统研究，利用游人题记进行敦煌学研究的论著也十分有限。据笔者管见所及，在近年出版的相关成果中，似乎只有以下几种著述提及或利用了游人题记史料：一、《敦煌学大辞典》之《游人题记》条目及所附《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对游人题记做了简要介绍，并征引了若干条题句；④二、公维章《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一文，利用元、清两代的部分游人题记探讨了当时敦煌佛教的发展状况；⑤三、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一文，根据其多年整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照片资料的经验，对莫高窟题记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析，惜该文重在分析、揭示供养人题记的研究价值，仅在“反映洞窟时代的题记”部分简略介绍了游人题记的数目、题写时代，及对元、清两朝游人题记的概括，没有进行更多的探讨。⑥当然，以上学者对游人题记的整理和研究，为莫高窟和敦煌佛教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随着伯希和《笔记》中译本的出版，学界对莫高窟游人题记利用和研究的不足更为凸显，在材料方面也有再补充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伯希和《笔记》与敦研院《题记》所录历代汉文游人题记做一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以期对这部分特殊史料的文献价值有更深入的挖掘。 一、莫高窟汉文游人题记的数量、时代与来源 莫高窟的汉文游人题记绝大多数为刻画、墨书、土红书、淡褐书，主要题刻在南窟40余个石窟的内外檐壁上(北窟仅数条)，即有题刻的石窟约占南窟总数的10%。与多由开窟塑像的“窟主”或与窟主有密切关系的姻亲眷属，在固定位置上依一定顺序题写，形式整齐规范、内容严肃的供养人题记不同，游人题记既无固定的题写位置，也无一定规矩可循，有些甚至是随意刻画、诸如“到此一游”之类的文字。莫高窟历经千年风霜侵蚀，许多游人题记至今已漫漶残泐，且一些题刻还经过多次覆盖与恣意涂抹，文字和年代都难于辨识。总之，由于游人题记无法像供养人题记那样表明与某一石窟的确切关系，这种局限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游人题记史料研究与利用方面的难度。 笔者综合伯希和《笔记》、敦研院《题记》所附“游人漫题”录文，以及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一文所做的统计，将历代游人题记的数量(条)依时代顺序进行了重新梳理，简示如下表：
据表可知，以上三家所提供的不同时代游人题记的数量存在一定的出入。对此，可作进一步的解释：伯希和在敦煌仅一个月时间，除去在藏经洞筛选写本，他抄录的洞窟题记自然不是全部。而据他后来回忆称：“一共有近200多条”“汉文题榜”，这大概是其接触到的游人题记的总数⑦。但由于抄录时间较早，故伯希和抄录的清以前的录文往往字数多、详细，很多内容为敦研院《题记》所无。但敦研院录文条数最多，且有大量清代以及若干条民国时期的游人题记，内容丰富，如有长篇题诗完整抄录，十分难得，恰可补伯希和《笔记》之不足。总之，《笔记》与《题记》各有千秋，可互为补益。至于徐自强先生统计的莫高窟全部游人题记(汉文)条目总数为187条，由于没有注明题记所在洞窟编号，故无法与伯希和《笔记》、敦研院《题记》相比照。而根据本人的不完全统计，伯希和抄录汉文题记约108条，⑧敦研院《题记》抄录约146条(两者明显互重者数十条)，加上前述史、谢著作分别提及的4条，⑨则莫高窟历代汉文游人题记的总数约近250条，若以每条平均20字左右估算，总字数大约在5000字左右。 以上题记中，年代最早的，为唐长安二年(702)的一条无名氏题记⑩。稍晚一些的，则是后晋天福十四年(949)、十五年(950)以及北宋开宝九年(978)等归义军政权统治敦煌时期的文字。至于最晚的游人题记，题写于敦研院编第365窟门入口北壁上方，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11)。总之，现存莫高窟游人题记的时间跨度约1200多年。具体来说，唐、五代及宋仅存十余条，西夏时期十余条，元代数量最多，在80条以上，明代仅6条，清代60多条，中华民国时期5条，另有60余条时代不详。不难看出，因年代久远，唐五代时期的游人题记已所存无几；其次，明代游人题记也较稀少，元、清则是游人题记最多的时期，近150条，超过全部游人题记总数的一半以上。 漫漫千年间，都有哪些人在莫高窟留下了足迹？根据笔者对游人题记的分析，唐、五代历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游人包含了复杂的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也是最为多见的游人，为普通信众、香客，包括到莫高窟出资塑像做功德和游历的文人，如落款“甘州油饼街周二”、“安西王大老娘”等，(12)应是来自劳动阶层；再如清雍正三年(1725)的一则题记称“武威弟子”白圣科、樊希华、刘沐、刘斌、章熹等五人前来礼拜，其中刘斌一人出资“开圣像六尊”。(13)文人留墨则有同治五年(1866)伊吾萧立衡的题诗(已残)，以及光绪元年(1875)“鸣沙丕显”的七言诗等。(14) 第二类游人，为佛教界的僧官、学者。如后晋天福十五年，敦煌三界寺院主道真，随同归义军首领曹元忠到莫高窟礼拜并留下题诗。(15)元以后，有凉州府古浪县清凉寺的住持、(16)两次到莫高窟礼拜的宁晋路临汾县普济院的僧人满师(17)、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僧、(18)宁夏某寺僧张□南、(19)西凉州普寿寺僧大千、(20)甘州普明寺普明大师一行等。(21)清嘉庆三年(1798)，兰州住持僧李心能及徒弟前来莫高窟“探究佛理”。(22)在宋代建造的454窟，共有22条游人题记，其中信众、香客与佛教僧侣类游人的题记共19条，这个比例，大体可以反映莫高窟历代游人的基本结构。 莫高窟的第三类游人，为各级官员和边镇军将。敦煌在汉唐间一直是西北边防重镇，中央王朝常部署驻军在此屯田戍边。宋元后虽然敦煌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有军队驻扎其周围，因此各级官员、军将到莫高窟游历的情况相当多见，如北宋开宝九年(976)六名官员(23)、乾祐二年(1171)节度押衙张润盈等(24)，均属此类。在元代至元、至正年间的游人题记中，出现过“刘郎中省宣使”、“张巡抚”(25)、“征西都元帅”(26)等，都是来莫高窟游历、礼拜的军政要员。明成化年间，曾有数量众多的军将集体来到沙州莫高窟礼佛进香(27)。而因年代较近，清代官员留下的题名、题诗更为多见。 莫高窟的第四类游人，是来自邻近地区的擅长凿石、塑像、绘画的工匠，如清雍正三年，有甘州工匠37人来沙州做工，工讫留下了题记。(28)清嘉庆二年，有甘泉塑工、武威画士李某、吴某等三人的题名。(29)此外，第285窟的窟檐题字，记载了咸丰九年(1859)四月，有“功德主”雇请木工匠4人为佛像染金。(30)这些题记虽然都是清代的，但工匠参与莫高窟佛教艺术创作、石窟的修缮和维护，历代亦应如此。 莫高窟历代游人不仅成分复杂，而且来自众多的地区。据笔者初步统计，自唐迄于清，来自与敦煌毗邻的今属甘肃、新疆、青海、宁夏、陕西等地区的游人最多。(31)其次，元代来自今属山西省域的游人最为多见，伯希和《笔记》中来自元晋宁路太原府的游人题记就有10条，(32)敦研院《题记》也抄录了多条元、清时期山西信众的题名，(33)其中以五台山僧侣题名为多。居于第三位的，是地属今四川省地区的游人题记，如宋合州赤水县、阆州阆中，(34)涪陵、郫县等地游人留下的题记至少有5条。至于距离敦煌最遥远地区的内地游人，则来自元真定路(辖今河北中部地区)。(35)从游人成分的复杂性及其所来自地区的广泛性不难看出，尽管五代以后敦煌的政治军事地位因丝绸之路的衰落而大大降低，但其作为西北地区宗教生活的中心，仍旧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佛教三大圣地之五台山的僧团组织与敦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此外，晚近以来西方探险家纷纷来到敦煌，其中，美国探险家华尔纳、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以及白俄兵勇在敦煌的活动，也反映在莫高窟的游人题记中。 二、莫高窟汉文游人题记的史料价值 尽管现存莫高窟汉文游人题记数量有限，且因其多为随意题写而难具系统性，但这些题记文字仍有可供挖掘的文献价值。概言之，历代游人题记有补于五代乃至宋、元、明、清敦煌地区的宗教发展史、莫高窟的兴衰史，对宋、元以来西北地区的边疆政治以及近代以来域外探险家的活动等众多问题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北朝以后，佛教艺术在敦煌不断发展。隋平定吐谷浑后，“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敦煌遂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36)隋王室笃信佛教，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现存492窟中，有隋窟80个。唐代的敦煌，政治安定，社会经济繁荣，中原与西域以及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西域僧人、诸国贡使与商旅熙攘于途，敦煌佛教和石窟艺术更得到快速的发展。然而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莫高窟隋唐以前的游人题记随岁月磨蚀已荡然无存，伯希和曾于92号洞(敦研院编号第85窟)过道处，刮去石灰层发现一条题有“太上仁庆五年大名(？)三十人张(？)□□来□”的题记。(37)按“太上”为南燕慕容超(405-410)年号，但“仁庆”似无所属朝代，因此无法确定此题记是否为十六国时期的文字。伯希和抄录的唯一一条时间明确为唐代的游人题记全文为： 长安二年六
初五日马宀……(38) 长安二年为武则天统治时期，这条题记中的“
”为武周新字“月”，“马”后面的字只存一半，因伯希和用删节号表示，不知后面的文字是否残缺难辨。据敦研院《题记》，此窟(敦研院编号第335窟)为初唐建造，有垂拱年间一条发愿文，另一条圣历年间功德记也有武周新字“
”(年)，(39)时代特征鲜明。武周新字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已不稀见，只是在这条年代最早的游人题记中出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敦煌学大辞典》之《游人题记》曾提出唐咸通七年(866)石弘载题记为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游人题记(40)，但因未明示出处和内容，且伯希和《笔记》和敦研院《题记》均未收录，故无从考察。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后，敦煌为归义军政权所统治，张氏、金山国、曹氏等政权均崇尚佛教，据P.2641文书记载，天福十三年(乾祐元年，948)，“三界寺观音院主”道真参与了修缮莫高窟南大像北一座古窟的活动，两年后，他“随台驾”、即时任归义军首领的曹元忠等一行七人“就三危圣王寺”礼拜，并在敦研院编号第108窟留下题诗及序记录此事。(41)道真主持沙州僧政三十余年，敦煌文书中有多个编号涉及他的事迹。这则题记是僧侣游人题记中最为重要的一则，集中反映了敦煌的政治力量与佛教势力相互依托，社会生活所呈现出的政教合一的特点。从现存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众多张、曹家族高大的供养人画像以及题记的内容来看，此时佛事活动如出资开窟、修缮等十分频繁，这个阶段虽然仅存7条游人题记，但却十分重要，如敦研院编第108窟“节度押衙张润盈”题记： 润忝事台辈戟佐驱驰登峻岭而骤 谒灵岩下深谷而钦礼圣迹 傍通阁道巡万像如同 佛国 重开石室礼千尊似到蓬 莱遂闻音乐梵响清丽以彻 碧霄香烟满鼻极添幽冥罪 苦更乃游翫祥花谁不割舍 此条题刻时间为乾祜二年(949)六月廿三日，前为骈文，后为古诗，描绘了盛夏时节莫高窟重开石窟，万佛辉耀，梵响彻霄的祥和气氛，题主“愚情从今归真教，世间浊滥誓不归”，(42)似乎为“仙境”所感，顿生皈依之志。总之，该题记既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不乏一定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了曹氏统治敦煌时期佛教的繁荣以及宗教信仰的力量给予游人的深刻影响。 公元1036年，西夏景帝李元昊灭掉了曹氏政权，开始了对敦煌长达190年之久的统治。有关研究表明，此间莫高窟得到修缮，并建新窟76个(现存9窟)。(43)尽管石窟中除去西夏时期的壁画、塑像外，没有留下供养人题记，但却保存下来一定数量的游人题记，(44)这表明此时莫高窟的香客与游人仍络绎不绝，佛教仍在发展中。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人攻占敦煌，同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创业初期，以和林为政治中心，当时连结陆路交通的主要干线，是天山南路或北路，敦煌不在中西交通的中心地位。成吉思汗将敦煌隶属于八部大王之下。到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立于阗、鸦儿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45)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交通重新开通，敦煌附近的交通也随之逐渐恢复。(46)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设立甘肃行中书省，复置沙州，敦煌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至元十七年(1280)，元设沙州路总管府，以瓜州隶属之，敦煌作为战略要地的特点仍未改变。元朝主要以诸王、皇亲率领的蒙古军队驻扎敦煌，同时也有大量汉军参与屯田，如元曾派遣都元帅刘恩到肃州诸郡考察屯田事宜，(47)经调查刘恩认为屯田可行，元遂于肃、沙、瓜一带建立管军万户府，大兴屯田。时任都元帅、宣慰使的刘恩师次甘州，“屯肃州汉兵千人屯田，得粟二万余石”。(48)至元年间的游人题记数量激增，如伯希和《笔记》73号洞中有如下题记： 至元(？)年三月廿一日□□ 到此烧香礼拜□□ 刘郎中省宣使(49) 虽然不能断言“刘郎中省宣使”即中书省宣慰使刘恩其人，但这条题记的题主应该不是普通官员。 窝阔台时期，由于版图远过于汉、唐，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道，如何保证中央与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至关重要。大德七年(1303)，元在御史台建议下派一万蒙古军队分守沙、瓜等险要。然而，蒙元时期敦煌虽干戈纭扰，但佛教仍在继续发展，统治者也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除去伯希和《笔记》提到的多条蒙古文、八思巴文的游人题记外，元代汉文游人题记数量之多甚至超过了清代。由于元在敦煌县西南置察逊塔拉元帅府，大量军人远自川、陕、晋等地到此屯戍，他们前来莫高窟游览焚香，如至正四年(1344)成都府的军人、总兵，至元十八年(1281)秦州的军人等都留下了题记。(50)这些终年戍边、驱驰于沙碛烽火的军人前来瞻礼圣迹，既实现了求佛佑护的心愿，也丰富了枯索乏味的军旅生活。 元末，来到莫高窟的蒙元军政人物很多，如至正八年(1348)，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还出资镌刻了汉、藏、梵、西夏、八思巴蒙古等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碣》。伯希和《笔记》74号洞“在二、三条极为暗淡的汉文、蒙文题识”后，另有一条极为重要的题记： 元征西都元帅速妥奕(51) 但“速妥奕”未见史传，这里不排除伯希和因字形相近而误将“速来蛮”误录为“速妥奕”的可能。另有一条游人题记同样提示有重要人物曾到达莫高窟： 统(？)兵官朵儿只巴 中书省左丞相(？)红军至 肃州赶(？)至同甘肃省(？) 平章保□等至此(52) 按：钱大昕《元史氏族志》卷二《色目》以“朵儿”为色目人姓氏，(53)但未知何据。据《钦定元史语解·人名》“多尔济巴拉”条及《大清一统志》卷二一三《安西州·先卫》条注文，(54)“朵儿只”系元代宗室诸王之名，唐古特语作“多尔济”，金刚意。(55)在元代文献中，有多名“朵儿只”出任过甘肃省行台平章事，又如脱脱子朵儿只，泰定元年(1324)至天历二年(1329)出任过甘肃省行台平章事；朵儿只从子朵儿直班，顺帝至正廿四(1364)至至正廿八年(1368)间，为甘肃行省平章事，(56)等等。而题记中的“朵儿只巴”，应该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时担任释教都总管的朵儿只八有关，(57)题刻时间应该在此前后。这条题记说明，朵儿只八(巴)或曾亲临过莫高窟礼拜游览，这既与其释教都总管的身份相符合，也与元武宗即位伊始大力推崇佛教，“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以皇太子建佛寺”(58)等措施相一致。至于题记中的“红军”所指不详，从上下文意来看，或为“统军”之误。(59) 在元代游人题记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山西及五台山地区的佛教僧侣频繁往来于敦煌，伯希和《笔记》、敦研院《题记》都抄录了元至正九年(1349)、至正十三年(1353)两条来自晋宁路临汾县普济院僧人的题名，(60)敦研院编号第444窟窟门北柱则有墨书题记：“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僧沙□□光寺寺主……每击窟五供养□全焚香”。(61)伯希和曾由此联想到“五台山图”： ……我发现自己遗漏了一条(一共有近200多条)有关“法照和尚庙”的短小榜题，这是我的一大错误。因为法照是一位著名高僧，恰恰正是他，在其传记和有关著作中，都提到过五台山。……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向您指出其他一些写经，首先是一部《五台山赞》，我在两卷写本中遇到了它；其次是对圣山的一篇简志；最后是一位可能是敦煌的和尚前往五台山朝圣的行记，他在那里对诸僧伽蓝都绘制了草图……是否就是这位我掌握了其行纪的和尚自己绘制、或让人绘制了洞窟屏背那样特别详细的大幅的五台山图呢？(62) 在伯希和看来，他遗漏的某一游人题记曾提到过“法照庙”；由此推测，留下《五台山求法行纪》的法照和尚或许就是亲自绘制了屏背式大幅壁画“五台山图”的人。但伯希和的上述说法显然不准确。据《宋高僧传》，法照是唐大历中南岳云峰寺沙门，曾入五台山礼拜金刚窟，但其与敦煌并无直接的联系。(63)至于“五台山图”，则是龙朔年间唐高宗遣沙门会颐到五台山“检行圣迹”时，由同行的画师张公荣绘制的，这种屏风式图曾在长安广为流传，长庆四年(824)吐蕃曾遣使至长安求索。莫高窟有六窟绘有“五台山图”，除五代1窟外(敦编61窟)，均为屏风式。据学者对敦煌文书P.3973、P.4648、P.3931、S.397《五台山行记》的研究，早在晚唐、五代时期，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已经在敦煌传播，两地间佛教界的往来已非常密切，“从于阗国王亲礼五台山圣迹的记载来看，沙州一定有不少僧人在当时也随着入朝使的行列到过五台山。他们回到敦煌之后以极大的热情叙述、讲唱和描绘他们自己亲眼所见的五台山”。(64)游人题记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与敦煌文书、壁画中所反映的有关史事相互印证，表明宋、元以后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不仅得到统治者的推崇，五台山的僧人前来敦煌学法求经、研讨佛理也络绎不绝，两地僧团组织间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敦煌作为西北佛教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依然存在。 明代莫高窟游人题记仅存五条，时间分别为洪武、正统、成化、万历年间，题主多为军人和官员，只有一条为万历二年(1574)巩昌普通游人所题。(65)这种状况与敦煌处在明廷、蒙古余部、吐鲁番三种势力的反复争夺中有着直接的关联。 明初在敦煌设立了沙州卫，仍由蒙古族酋长统治。但当时沙州卫遇到了哈密等民族政权的侵扰。洪武四年(1371)，置察逊卫，授土酋桑济索克为指挥同知，又为蒙古亲王多尔济巴勒(朵儿只之后)所攻，察逊卫并入安定，居乌尔珍地。永乐四年(1406)，徙安定卫于色尔腾。(66)正统十一年(1446)，甘肃镇将任礼率兵至沙州，将沙州卫属民全部强行迁入嘉峪关内，“居之甘州，凡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沙州遂空”，设置于嘉峪关外的哈密、赤斤、罕东三卫，“亦渐不能自立，肃州遂多事”，吐鲁番日益强大，每每“直犯肃州”。(67)题记中的军人，大多是来自驻守肃州(治所在今张掖)的官军，如正统十二年(1447)瞻礼过莫高窟第77窟的张杰、徐贵总兵二人。(68)而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一条“成化十三年(1477)的一方很长的题识”： 指挥师英钦奉敕命统领官军二千员名到此沙州安攘(？)夷人 当今 皇上固守后门永臻(？)国界掌(？)靖 千户董(？)和 镇捧(？)保庆其余每名不开 把总李一名阿□ 兼队捧(？)□ 赵仲俱系□中□□所 成化十三年六月初三日述 紧接着此题记的，是一方“由12行组成的题记，已呈半磨损状，包含着一些专有名词”，(69)其实，这些“专有名词”即人名和“队”名，如“刘刚队”、“韩玉队”等。显然，两方题记同为师英及部下所题，他率士兵二千人驻守沙州，“安攘夷人”，抵御吐鲁番的东进，为“皇上固守后门”。战事之余，师英前来莫高窟礼拜，随从包括了把总及镇、队长官多人。 在伯希和编第169号洞题记中，又有师英之名出现： 陕西行都司肃州镇指(？)□□□ 师英等统领安军三千兵□为因沙州 等处番达难□□□□□ 到此安抚安妥归义降□□□□□ 全(？)相感 佛盛力愿番娈安妥人民安幸(？) 成化十五年元月廿一日记(70) 题记的字面虽不完整，但可以证实距上次瞻礼莫高窟一年半后，陕西行都司属下肃州长官师英统领三千人马，仍在沙州等地与吐鲁番部交战，故题记有祈佛保佑“番夷安妥”之意。而正是在此年(1479)，明廷在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任命居留在沙州境内的蒙古首领困即来为都督签事，(71)以图控制继续沙州。但正德十一年(1516)至嘉靖七年(1528)，罕东左卫的将领已不能抵御吐鲁番的进攻与苛政，率部族五千余人归附明朝，沙州遂为吐鲁番所有。(72)明后期，一向被佛教徒视作圣地的莫高窟冷寂下来，此时游人题记的稀少与佛教的衰落正相表里。 清初，朝廷积极经营西北边疆，但康熙年间还在敦煌设置军政机构，这并未妨碍各级武人纷纷来到莫高窟礼拜，据敦研院《题记》所录游人题记，其间，规模比较大的礼拜活动有： 康熙四十年(1701)，嘉峪关把总白进中在宋时建造的“天王堂”题名； 康熙五十五年(1716)，驻防沙州及色尔腾的马营墩堡把总加一级邓洪印与其长子国子监太学邓攀龙、侄邓攀顺及文武部下九人在176窟题名；(73) 康熙五十九年(1720)，甘肃前营外委雷振海、领旗郝元魁等，率驻甘肃前营、中营、右营，永固、大马、红水、山丹等营共16营、将领数十人进香礼拜，在176窟题名的将领达30人。(74) 雍正三年(1725)，朝廷重建沙州卫，并从甘肃诸县移民充实沙州，敦煌建书院，开屯田，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修缮石窟、塑像等活动也渐渐活跃，佛教又呈复兴局面。(75)同年四月，有“陕西甘肃提标前营游击署安西镇”将领卫维康，率官兵修葺沙洲城历时月余，竣工之日官兵同来莫高窟瞻礼，而经过此次修缮后的沙州城外观一直保留至今(即今敦煌县城)。(76)现存莫高窟清代游人题记约存六十余条，除去因年代较近题记更易保存这一因素外，各地游人芸集莫高窟的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在敦研院编号第231窟，有一首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的题诗格外引人注意： 古郡敦煌远，幽崖佛洞传。建垣新日月，访胜旧山川。 宝启琳宫现，沙凝法相填。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 色相嗟多毁，丹青讶尚鲜。问禅无僧侣，稽首冷香烟。 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徘徊荒刹外，怀往意悠然。 此诗为五律，共44句，对仗工整，讲究韵律，应是文人之作，对莫高窟的兴衰有细致的描述，落款为“岁在嘉庆十八年癸酉四月丁巳盐茶所赵吉学录”。(77)但在宋天王堂(莫高窟崖顶北端土塔)塔壁一条同年四月十五日的题记，题主为“盐茶所信士弟子赵吉”；(78)敦研院编号第14窟又有“赵吉”题诗： 山岩开劈势隆崇，造作非凡巧琳工。意倚群曹分效职，期逾何年告功成。 云峦翠柳层楼胜，佛屋宝塔四望中。新开此境香烟盛，夷狄诸夏往来通。 落款为“嘉庆十八年六月初一沙州赵吉书”(79)。从三处题记的时间相距仅月余来看，题者应为“赵吉”，作“赵吉学”误。而“盐茶所”为宋、明时机构，清代较罕见，但敦煌地区直到道光年间似仍沿袭了这一设置，且官员不止一人。值得注意的还有，赵吉后一首题诗记录了经过修缮的莫高窟寺宇壮丽、香火繁盛的景象，与前一首“问禅无僧侣”，“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的“荒刹”已有很大不同。正如徐自强先生所说：康、雍、乾时期清国力强盛，“同时也需要加强对边疆的控制以巩固其政权”，说明敦煌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之前，“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完全是一个荒无人烟、人迹罕见之地。”(80)总之，部分学者对清代敦煌宗教生活呈现单一化、环境“荒漠化”的说法似有失片面，清代敦煌莫高窟的衰落是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乾隆年间还有一些道士来到莫高窟并留下题名，如前引第454窟乾隆元年(1736)四月初七、乾隆十四年(1749)四月初八都有武当山道士前来朝山。(81)按四月初八为“佛诞日”，武当山道士在此日前来到敦煌，定是为观摩佛教盛大节日而预先设计了行程。众所周知，道教传入敦煌很早，莫高窟出土的500多件道教文书，更是唐五代敦煌道教发达的重要依据。唐代敦煌广建道观，官、私学均设道学、置博士。据上博8958/2号《敦煌平康乡索铁子牒》以及P.2649《祈天下太平文》等文书，五代宋初，敦煌道观仍旧活跃，而归义军曹氏发布的文告也带有融合道教与民间信仰的色彩。(82)元代道教虽曾受到压制，但为时短暂。清初道人来游莫高窟，与明清后道教仍然活跃的史实相互印证，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敦煌地区宗教信仰的复杂面貌，以及佛教对其他宗教的包容。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争夺中亚地区，由各种财团甚至个人资助的探险队纷纷来到中国新疆和西北地区。在莫高窟365窟窟门入□北壁位置，题有一首无名氏七言诗，诗云： 中华民国第十年，俄人来柱千佛山。 商民各界独心寒，军队保护得安然。(83) 诗文所记之事，发生在1920年(民国十年)11月间，当时新疆政府将窜入敦煌的400余名白俄军人安置在莫高窟。这些散兵游勇不仅在窟中举火，炊事取暖，熏燎石窟，还损坏塑像，在壁画上随意涂画军队番号等。据此后到过敦煌的北京大学陈万里教授回忆，“于一四六号洞内得见《李君碑》(按：即武则天圣历元年(698)《李君(克让)莫高窟佛龛碑》)，碑于民国十年时为居留俄人所断，已折为二”。(84)由此而引起敦煌“商民各界”的强烈愤慨，时值肃州驻军周炳南营长驻扎敦煌，他力主将白俄军人迁出莫高窟，并于1921年8月出兵驱逐了白俄军人，莫高窟因“军队保护”而重获平安，民众于是为之题咏留念。(85)莫高窟第148窟甬道北壁大“龙”字间，也题有： 属沙州管……缉拿安集……并探洋人下落。七月初八日进山，十四……往□随带兵丁十余□游洞春亭□□(86) 虽然题写人身份和时间不详，但从文字和内容判断，所反映的也是西方人在敦煌与中国军民发生冲突的背景。而同在第365窟入口北壁处的墨书题记就更为重要，题云： 余关内靖远人昨年随陆君 警佐来敦今携王什长警兵等住此 预防美国技师等恐偷诸洞 壁之画余闲住无聊持□(弍)笔 登楼偶题于三层楼之中间 民国十四年闰四月廿二日弟子朱铭牖涂(87) 这条题刻的时间为1925年公历6月12日，题刻者为关内靖远人“朱铭牖”；据此，早在“昨年”即1924年，朱某就已来到敦煌，目的是为阻止“美国技师”破坏壁画。据王冀青《华尔纳与中国文物》征引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出的档案资料《内政年鉴》(四)“处理外人采运古物”部分： 民国十四年，甘肃陆洪涛以北大特派员内有美国技师数人，赴西北调查古迹，日前据密探保告，美国技师欲攫取敦煌画壁，电请内务部迅予以转令北大校长，婉饬该技师等，不得逾越调查范围，或竟与撤回，以免误会。经函请教育部转饬遵照。(88) 题记与档案中的“美国技师”，即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1881-1955)。1924年初，身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华尔纳首次来到敦煌，用事先准备的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粘走了莫高窟壁画20余片，并通过贿赂王圆箓道士购得彩塑一尊。据陈毓贤《洪业传》，当时曾担任华尔纳翻译的燕京大学学生王近仁将此事告知了洪业，洪立即上报教育部，遂有布置沿途省县对华尔纳一行严加防范之事(89)。但据题记，朱铭牖被派驻敦煌在1924年，早于内政部通电，究其原因，在于华尔纳粘走壁画的行径当时即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据陈万里日记所记： 5月20日。往月牙泉，余与陆警佐同车。……今日为阴历四月二十八日，月牙泉适有庙会，到时游人极盛……偕陆君进城。途中，陆君告我前任陆县长卸任后，行至新店子为人民所截留，非取还华尔纳所剥离之画壁不可。经陆君驰回敦煌，邀去绅士数人，始得和平了结。因此，杨县长于此番外人游西，颇为郑重，况镇、道叠有密令，不得不如此云。余唯唯。(90) 显然，与陈万里同车的“陆警佐”，即题记中朱铭牖提到的同僚，曾参与平息因阻止放任华尔纳粘盗壁画的县长离任而发生的民乱，此间，陆警佐提醒陈万里官方已对华尔纳高度警觉，(91)并对陈和华尔纳助手翟荫严加监视，二人遂匆匆离去(5月19日到达敦煌，三、四天后即离开)。6月上旬，已经到达安西的华尔纳一再提出前往敦煌的请求，但均被地方当局拒绝，(92)一周后，华尔纳不得不解散他第二次组织的福格博物馆敦煌调查团。总之，结合朱铭牖题刻的时间(6月12日)来看，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较早采取了措施，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当地民众的反对和政府军警的介入，对华尔纳第二次敦煌掠宝计划的破产，都起了重要作用。 与莫高窟全部游人题记为刻画、墨书、土红书、淡褐书不同，在第443窟外西侧，有一处用铅笔题写的题记： 大日本京都吉川小一郎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二十日(93) 第428窟(北周)甬道南壁，另有一处用铅笔题写、署名“橘”的题记： 明治四年五月一日晦日昔闻千□(佛)洞历览 □洞……□(开)□范……□对 橘(94) 按：“明治”系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的年号，“橘”则为日本古姓。(95)此题记应为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的笔迹。橘瑞超(1890-1968)，1909(明治四十一年)开始与野村荣三郎到吐裕沟、喀喇和卓、阿斯塔那、和阗等地进行探险。1911年，野村带文物回国，(96)橘瑞超则继续逗留在新疆若羌一带，搜购经卷。因其与日本国内失去联系，大谷光瑞又派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探询下落，1912年初(明治四十五年)，两人在敦煌会合。在等待橘瑞超的四个月中，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留下了题刻。但橘瑞超题刻录文中的“明治四年”显然存在脱误；“晦日”，指朔日前一天，而五月一日为农历三月十五，为望日，前后文义明显不通，“日”字也略小(97)。据《橘瑞超探险记》： 在敦煌停留期间，我访问了那个著名的石窟寺即千佛洞。……我去的时候是2月，路边的树还没有发芽，两边地里也看不到一片绿叶。(98) 因此，橘瑞超题记的录文恐有讹误。 以上数条题记，对近代西方探险家在莫高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也以另一种文本形式纪录了近代以来莫高窟国宝流失的沉痛往事。 众所周知，游人题记是在游历活动中慢慢形成的一种行为习惯。由于古代社会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普通人远涉山河的机会往往非常稀少，行旅也大多充满艰辛，因此文人常把远游称作“壮游”，登临胜地也多题咏赋诗，游人即兴题刻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使然。当然，其弊端亦尤为明显，即对文物古迹带来了破坏，但另一方面，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一种体裁特殊的文献。 早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初，伯希和第一次将莫高窟的各类题记进行了分类，并抄录了供养人题记、发愿文、功德记以及大部分相对完整的用汉文题刻的游人题记，开辟之功，尤不可没。对此类题记的价值，伯希和有如下认识： 游人题记，它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是用汉文书写。我已经向您讲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的游人题记，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数量不大。属于第一类的(西夏文)大约20余方，属于第二类(八思巴文)勉强只有10余方左右。它们几乎全部无法利用了。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以常用字书写的蒙古文以及少许的婆罗谜文题记，但这些附记均指某名当地乡民声称他曾在洞窟中焚香之事，它们只具有一种不太重要的价值。整个背景都是中原汉地式的。(99) 可见莫高窟的汉文游人题记不仅数量居最，其书写形式和内容也影响到了其他民族文字的题记，只不过相较于其它题记，伯希和对其评估不是很高。其实，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曾经说过：“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00)莫高窟这类游人“刻词”，虽不像敦煌碑铭墓志、供养人题记那样被学者所重，但它同属重要的古代文献遗存，更具原始性、真实性，它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敦煌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因而独具价值，正可谓：石窟千载游人迹，片羽吉光补丹青。倘能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等西北地区众多石窟尚存的汉文、吐蕃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多民族文字的游人题记一并重新辑录并加以整理和考订，则必将为敦煌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 ①[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莫高窟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比较文化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年；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③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以下简称《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80-181、949-951页。 ⑤公维章《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第22-31页。 ⑥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收入郝春文主编《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6-339页。 ⑦[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莫高窟笔记》附录《敦煌藏经洞访书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2页。 ⑧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称107条，第324页。 ⑨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称107条，第324页。 ⑩伯希和编号第149号洞，《笔记》第348页。 (11)敦研院编号第365窟，《题记》第143页。 (12)伯希和编号第6号洞(敦研院编号第144窟)，《笔记》第5页，第74号洞(敦研院编号第98窟)，《笔记》第136页。 (13)敦研院编号第342窟，《题记》第139-140页。 (14)敦研院编号第454窟，《题记》第173-174页。 (15)敦研院编号第108窟，《题记》第54页。 (16)敦研院编号第431窟年代不详题记，《题记》第165页。 (17)敦研院编号第78窟至正九年、十三年游人题记，《题记》27页。 (18)敦研院编号第444窟，《题记》第168页。 (19)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敦研院编号第98窟)，《笔记》第134页。 (20)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笔记》第134页，又见145页另一条题记。 (21)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敦研院编号第98窟)，《笔记》第145-146页。 (22)敦研院编号第450窟，《题记》第171页。 (23)敦研院编号第108窟，《题记》第55页。 (24)录文见《题记》第53-54页。 (25)伯希和编号第73号洞(敦研院编号第99窟)，《笔记》第132页。 (26)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敦研院编号第98窟)，《笔记》第146页。 (27)敦研院编号第176、98窟，《题记》第80、48页。 (28)敦研院编号第427窟，《题记》第160页。 (29)敦研院编号第450窟游人题记，《题记》第167页。 (30)录文见《题记》第119页。 (31)敦研院编号第444窟前室西壁门南侧刻画题记，《题记》第169页。 (32)分别来自伯希和编号第66、118f、118p、120、120a、120g、123a、135b、145-146、168、169号洞，详见《笔记》第123、211、231、256、261、264、295、373、374页。 (33)敦研院编号第45、428窟，《题记》第16、163页。 (34)伯希和编号第181号洞(敦研院编号第464窟)，原文为：“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居住房。”按《宋史》卷89《地理志五》，合州属成都府潼川府路，赤水为五县之一。《笔记》第383-384页。 (35)敦研院编号第45窟前供养人题记北下角；原作“真定园是县南城□□村至元二年”，《题记》第16页。据[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8《地理志一》：“太祖十五年，割栾城、元氏隶真定。领七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57页。)“园是”(元氏)或因同音而致讹。 (36)[唐]魏徵等撰《隋书》卷67《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37)《笔记》第168页；又见敦研院编号第85窟，《题记》第30页，“太上”作“大上”。 (38)伯希和编号第149号洞，《笔记》第341页。 (39)编者注云：“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361页云‘张思艺姓名上尚隐约可见圣历二字’，今已看不见。”《题记》第137页。 (40)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第181页。 (41)敦研院编号第108窟，《题记》第54页。道真行迹见于敦煌研究院藏345号文书《道真题记》，藏经洞(第17窟)有其题写的经卷多件，其所在的三界寺与莫高窟的封闭有着密切的关系。参阅荣新江先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页)以及《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的相关研究。 (42)敦研院编第108窟，《题记》第54页。 (43)参阅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44)如伯希和编号第117号洞大庆三年(1038)题记、第135b号洞题记，《笔记》第193、298页；再如敦研院编号第427窟贞观三年(1103)，第78窟乾祐三年(1172)，第229窟天庆元年(1193)、四年(1197)，第61窟天庆五年(1198)以及第205窟天庆九年(1202)的题记，见《题记》第160、28、104、25、96页。 (4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世祖纪五》，第153页。 (46)[日]大岛立子著，高然译《元代的敦煌》(下)，《民族译丛》1984年第3期，第42页。 (47)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第15章《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第457-458页。 (4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世祖八》，第232页；卷166《刘恩传》，第3896-3897页。 (49)伯希和编号第73号洞(敦研院编号为第216窟，但《题记》无收录)，《笔记》第132页。 (50)敦研院编号第98窟，《题记》第48页；敦研院编号第397窟，《题记》第152页。 (51)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敦研院编号为第145窟，但《题记》未收录)，《笔记》147页。 (52)伯希和编号第84号洞，《笔记》第163页。 (53)[清]钱大昕《元史氏族志》卷2《色目》，《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334-8336页。 (54)《大清一统志》卷213《安西州·先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8页。 (55)《钦定元史语解》卷15《人名》“多尔济巴拉”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6册，第451页。 (56)[清]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第8277-8278页。 (57)[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504页。 (58)[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6页。 (59)元代有驻扎甘肃、为也速带儿率领的原山东军阀李全的军队称“红袄军”(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第15章《甘肃行省诸色军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7页)，但此题记中的“红军”一词是否指此，不详。 (60)敦研院编号第78窟南壁经变交界处偏东题名；其中至正十三年游人题记误作“宁晋路”，《题记》第27页。 (61)敦研院编号第444窟，《题记》第167页。 (62)[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莫高窟笔记》附伯希和撰《敦煌藏经洞访书记》，第432页。 (63)[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21《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8-542页。 (64)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65)伯希和编号第169号洞，《笔记》第374页。 (66)《大清一统志》卷213《安西州·先卫》，第738页。 (6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30《西域传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8562页。 (68)敦研院编号第77窟，《题记》第27页。 (69)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敦研院编号第98窟，敦研院《题记》亦抄录，见第48页)，《笔记》第135页。 (70)伯希和编第169号洞(敦研院编号第5窟，敦研院《题记》亦抄录，见第5页，但残损过甚，仅余20余字)，《笔记》第374页。 (7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30《西域传二·沙州卫》，第560页。 (7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30《西域传二·沙州卫》，第567页。 (73)敦研院编号第176窟，《题记》第80页。 (74)敦研院编号第176窟，《题记》第80-81页。 (75)参阅公维章《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第25页。 (76)敦研院编号第176窟，《题记》第81页。 (77)敦研院编号第231窟，《题记》第105-106页。 (78)《题记》第178页；此页还有一条题记上有“大清道光元年八月初六日盐茶所信士弟子赵源隆”。 (79)敦研院编号第14窟，《题记》第8页。 (80)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第339页。 (81)敦研院编号第454窟，《题记》第174页；敦研院编号第166窟，《题记》第78页。 (82)参阅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之《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篇，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第307-308页。 (83)按：“来柱”为原始录文，或为“住”之误，《题记》第143页。 (84)陈万里《西行日记》，北平：北平朴社，1926年，第92页。又见[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二陈万里《西行日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5页。 (85)[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三师侃《最早保护敦煌文物的官员》，第373页。(又见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编《陇史掇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127-128页)。 (86)敦研院编号第148窟，《题记》第71页。 (87)敦研院编号第365窟，《题记》第143页。 (88)[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三王冀青《华尔纳与中国文物》，第371页。 (89)[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三王冀青《华尔纳与中国文物》所引《洪业传》，第355页。 (90)[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二陈万里《西行日记》，第254-255页。 (91)陈万里日记还提到一位“商会”“朱会长”，也在月牙泉参与接待活动，此人是否为隐瞒身份的题记中朱铭牖，尚不可知。见[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二陈万里《西行日记》，第253页。 (92)[美]兰登，华尔纳著，姜洪源、魏宏举译《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附录二陈万里《西行日记》，第253页。 (93)敦研院编号第443窟，《题记》第168页。 (94)敦研院编号第428窟，《题记》第163页。 (95)[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36“橘”条：“《唐(书)·日本传》：贞元末，遣使朝贡，其学子橘免势，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免势等俱还。”王力平点校，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2页。 (96)参阅[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等译《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97)敦研院编号第428窟，《题记》第163页。 (98)[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橘瑞超探险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93页。 (99)[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附录《敦煌藏经洞访书记》，第409页。 (100)[宋]赵明诚《金石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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