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批评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的理论贡献
这里，首先说理论上的贡献。《册府元龟·国史部·序》和《新唐书纠谬·序》在这方面有突出的代表性。
北宋官书《册府元龟》的《国史部》在编纂思想上有很明确的批评意识，其《公正》、《采撰》、《论议》、《记注》、《疏谬》、《不实》、《非才》等门的序，以及《国史部》总序，在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论议》门序说：“至于考正先民之异同，论次一时之类例，断以年纪，裁以体范，深述惩劝之本，极谈书法之事，或列于封疏，或形于奏记。”这是对前人“论议”问题作了归纳，也反映出作者在史学理论方面所作的思考。其以《公正》、《恩奖》等门称赞史学上的“执简之余芳，书法之遗懿者”与“鸿硕之志，良直之士”；而以《疏谬》、《不实》、《非才》诸门批评史家撰述上的种种弊端，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
《国史部》总序在评述自上古至五代的史官制度之沿革流变后，强调指出其所记内容的宗旨是揭示史官修史中的经验教训，因而直接关系到史学批评问题。总序最后是这样讲的：
原夫史氏之职，肇于上世，所以记人君之言动，载邦国之美恶，
著为典式，垂之来裔，申褒贬之微旨，为惩劝之大法。故其司笔削
之任，慎良直之选。历代审官，莫斯为重。今之所纪者，凡推择简
任之尤异，讨论撰述之始末，家世职业之嗣掌，扬榷雠对之裁议，
冲识方正以无忒，恩遇宠待而隆厚，咸用标次，以彰厥善。其有疏
略差戾受嗤于作者，构虚失实有紊乎书法，乃至以鄙浅之识，贻叨
据之诮，亦用参纪，申儆于后。其有注录之部次，谱籍之名学，方
志之辨析，世绩之敷述，皆司籍之事，资博闻之益，咸用缀辑，以
成伦要。
所谓“以彰厥善”种种和“申儆于后”种种，是为《国史部》撰述思想的核心，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批评内容，反映出对史家修史活动中之主体作用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与分析，尤其是“疏略差戾”、“构虚失实”、“鄙浅之识”等，实有碍于史学的发展，应引起后世史家的警惕。从《国史部》总序的宗旨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说刘知几的《史通》对以往史学的总结和评论，在表述方法上是把他自己的认识同具体实例融为一体加以阐述的话；那么《册府元龟·国史部》的表述方法则是从宏观上提出一种认识上的框架，对以往史学活动中反映出来的不同方面、不同问题作出区分与综合，以类相从，胪列实例，以表明其对于史学的思想旨趣。简言之，《史通》是一部以论说为主的史学批评著作，《册府元龟·国史部》可视为一部以史实为主的史学批评著作，二者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册府元龟》国史部在撰述思想上继承了刘知几《史通》，是显而易见的。其《选任》即近于后者的《史官建置》，其《公正》即近于后者的《直笔》，其《采撰》一目即直接沿用后者篇名而内容当类于后者《古今正史》，其《论议》则意近于后者之《鉴识》，其《自序》更是后者《自叙》的扩大和延伸，其《谱牒》、《地理》皆出于后者《杂述》，其《疏缪》、《不实》、《非才》当源于后者的《纰缪》、《曲笔》和《叙事》。《纰缪》篇已佚，无从作具体比较。《不实》门序称：
《传》曰“书法不隐”，又曰“不刊之书”。盖圣人垂世立法，惩恶劝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宜当秽史之名，岂曰传信之实。垂于后世，不其恧欤（注：《册府元龟》卷562，国史部9。）！
这些话，同《史通·曲笔》不仅思想上相通，而且在用语上也极相近。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撰述的过程来看，“曲笔”是现象，“不实”是本质；现象可能有多种多样，而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再看《非才》门序所说：
夫史氏之职，掌四方之志，善恶不隐，言动必书。固宜妙选良材，图任明职，广示惩劝之义，备适详略之体，成大典于一代，垂信辞于千祀。若乃司载笔之官，昧叙事之方，徒淹岁月，空素编简，或绎之靡就，或颁次之无文，昧进旷官，盖可惩也（注：《册府元龟》卷562，国史部9。）。
这里主要是批评那些占据了史官位置而又昧于“叙事之方”的人；这种人既无“绎”之才思，又无“颁次”之能力，怎么能担任史职呢？“绎”是着重于见识，“颁次”是指的表述，这与刘知几讲“叙事之美”有所不同，更加着重了“叙事之方”中的历史见识。
《册府元龟·国史部》的编纂旨趣所表达出来的史学批评思想，其理论上的意义并不止限于“国史”方面而具有普遍的价值，是《史通》之后的重要著作。
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都是专就一部史书的“谬”、“误”进行评论。如《新唐书纠谬》按其所挞举之谬误，取其同类，加以整比，厘为20门，即：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它能列举出这么多的批评项目来，虽然未必都很中肯，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的。作者指出《新唐书》致误的八条原因，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史学批评理论方面，吴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信史”？他给“信史”作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给“信史”作这样的规范、下这样的定义，在史学上以前还没有过。第二，史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注：《新唐书纠谬·序》。）。
这一段话，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之于史书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
首先，吴缜给“事实”作出了明确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如是”地即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他说的事实或历史事实，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的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见解。
其次，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撰写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于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可能得益于刘知几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史才三长”论。它们的区别是：在理论范畴上，后者要比前者内涵丰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后者来得明确。
再次，吴缜认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和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事实未明”，则“失为史之意”，褒贬、文采也就毫无意义了。他认为《新唐书》的弊病正在于此。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究竟如何，另当别论，而他关于事实、褒贬、文采之对于史书关系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史学批评的标准，乃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新发展。这个认识，极其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是格外值得重视的。
二、曾巩和洪迈的史学批评
曾巩和洪迈都任过史职，于史学亦多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显示出在史学批评方面的各自的特点。
曾巩撰有《战国策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文，反映了他的历史见解和史学思考。其中《南齐书目录序》则集中地表现出了他在史学批评方面的一些原则性认识。他论作史的目的，认为：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幸，郁而不发，而 机嵬琐奸回凶恶之形，可幸而掩也。
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认为客观历史中有价值的那些部分即“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欲使之成为后人“法戒”，并“能传于久”，那就必须有一种载体即所谓“必得其所托”，这就是人们作史的目的。这实质上是讲到了历史的鉴戒作用是通过历史撰述作为中介来实现，其中包含了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区别开来的思想。至于说到“所托”当得其人，那是特别强调了史家的重要，所谓“意”、“实”、“析理”、“设辞”则包含了史家在历史见识、历史撰述上的要求。“意”与“实”，“析理”与“设辞”，是两对相关的范畴，也可视为判断史家的尺度。
曾巩还提出了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即“良史”的标准，他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是对史家提出了“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修养及其所应达到的标准，即落实到“理”、“用”、“意”、“情”之上：前者是内涵，后者是实践效果。曾巩提出的这些概念，同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相比较，一是在理论上更加丰富了对史学的认识，二是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更加强调“适天下之用”。这是曾巩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
但是，曾巩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即缺乏通变的意识，他看不到史学的发展，反而认为自两汉以来的史学是在逐渐退步。他这样写道：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注：以上曾巩语均引自《南齐书目录序》，见《曾巩集》卷11。）。
尽管曾巩也肯定司马迁是“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但仍然认为他明、通、智、文四个方面并未达到“良史”的标准。其实，曾巩所说的“圣贤之高致”的那种境界，在史学上是不曾有过的；他既然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他就应当从“圣贤”的笼罩下走出来，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史家。这是曾巩的史学批评同史学实践存在着的不相协调的地方。至于他批评司马迁“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只是重复了班彪、固父子的一些说法和唐人萧颖士等的陈说而已，多不能成立。
洪迈的史学批评，见于《容斋随笔》者，上自“三传”下至《资治通鉴》，均有论列，广泛而零散，但其见解却十分了然：一是指出前人所撰史书存在的疏误，二是以比较的方法揭示前人所撰史书的各自特点或长短得失，三是对前人所撰史书在表述上的审美判断。现依次略述如下。
关于指出疏误。洪迈根据《史记》的《殷本纪》与《周本纪》考察，认为在世次、年数上皆有不确处，他指出：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
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
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年。王
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
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
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注：《容斋随笔》
卷1“史记世次”。）。
洪迈经过推算而提出的问题，是有其合理性的，说明他读史的细致和讲求于“考信”。当然，司马迁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同时推崇孔子的“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注：《史记·三代世表序》。），但他“集世”记殷、周事，在年代上毕竟不可能做到比较准确。这是文献不足的限制，固不可苛求司马迁，而洪迈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与此相类似的是，洪迈也批评魏收《魏书》所记世系及史事上的讹谬，他根据魏收自序其家世写道：汉初的魏无知为魏收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注：《容斋三笔》卷2“魏收作史”。）。 据《北齐书·魏收传》记，魏收撰成《魏书》后，一些门阀子弟哗然而攻之，多是有关世系及先人事功方面的纠葛；魏收也确曾奉诏进行修改。洪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同样，洪迈还批评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谬误”。他举出沈氏为例，因而乃上及于沈约。他经过详考古有两沈国的事实后写道：
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嗤诮，又不分别两沈国。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注：《容斋随笔》卷6 “唐书世系表”。）。
沈约不知有两沈国，因而述其先世而致误，欧阳修据而不审其实，亦致误。洪迈对此考察详明，足见其功力之深。上面三例，都涉及到世系问题，亦可见洪迈的治学兴趣颇留意于谱牒领域。洪迈还批评王通、苏辙对《史记》的批评不当。他引用王通《中说》所谓“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的话，继而指出：“（王通）《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不知能出迁、固之右乎？”他又引用苏辙所谓“太史公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别为古史”的话，继而指出：“今其书固在，果能尽矫前人之失乎？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之已甚，后之学者不敢谓然。”洪迈由这两个事例而发论，认为：“大儒立言著论，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乃为至当。”（注：《容斋四笔》卷11“讥议迁史”。）当然，要完全做到“使后人无复拟议”是不可能的，但由此可见洪迈在史学批评上的严谨精神。
关于比较得失。这是洪迈常用的史学批评方法。他就“秦穆公袭郑，晋纳邾捷穀，‘三传’所书略相似”，而分别列举《左传》、《公羊传》、《菑梁传》的有关史文，予以比较，最后评论说：“予谓秦之事，《菑梁》纡余有味，邾之事，《左氏》语简而切，欲为文记事者，当以是观之。”（注：《容斋随笔》卷3“三传记事”。）显然，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比较而作出的评论，可见洪迈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史学批评方法都具有突出的自觉性。他还批评《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之文而改动《进学解》文字、《新唐书·吴元济传》载韩愈《平淮西碑》文亦有所改动，均不妥，“殊害理”。又以《新唐书·柳宗元传》所载柳文与《资治通鉴》所载柳文相比，认为司马光的“识见取舍，非宋景文可比”（注：《容斋五笔》卷5“唐书载韩柳文”。）。 这里所用的比较方法又有所不同，前者是以改动之文与原文相比，后者是以抉择取舍相比，足见洪迈对比较方法在运用上的变化。
关于审美判断。洪迈论《史记》、《汉书》文字表述之美，写道：“《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他举出《周勃传》、《夏侯婴传》、《灌婴传》、《傅宽传》、《郦商传》，指出：“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注：《容斋续笔》卷9 “史汉书法”。）洪迈的这一段文字也写得很美，可谓审美判断之佳作。他称赞《史记》、《汉书》善于叠用同一字、词，使所叙人物、史事有声有色，深沉凝重。他写道：
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汉书》因之。《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注：《容斋随笔》卷7“汉书用字”。）。
叠用字或用叠字是《史记》文字表述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对于反映特定的历史环境、史事氛围、人物性格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汉书》在这方面是赶不上《史记》的，洪迈此处所举《汉书·沟洫志》一例，实为贾让用字，同他举出的《史记·陈涉世家》不是一回事。尽管如此，洪迈史学批评中的鲜明的审美意识，突出地显示了他的史学批评的特点之一。
洪迈的史学批评，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如他认为范晔的《后汉书》史论“了无可取”，甚至说“人苦不自知，可发千古一笑”（注：《容斋随笔》卷15“范晔作史”。）。他根据宋人笔记中所记三件史事不确，便断言“野史不可信”（注：《容斋随笔》卷4 “野史不可信”。这都过于武断，但类似的事例在《容斋随笔》关于史学批评方面的只是少数，不至于影响其积极的主流。
三、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
叶适论“史法”、朱熹论读史，都包含了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且亦各有特色。
叶适在他的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有许多关于“史法”的议论，并对《春秋》、《左传》、《史记》以下，至两《唐书》、《五代史》，均有所评论。叶适反复论说，董狐书赵盾弑君事、齐太史书崔杼弑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当时史法”，或称“旧史法”，但孔子也有所发展。他认为：
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卷9“春秋”，参见同书卷10“左传一”杜预序、僖公、宣公，卷11“左传二”襄公二、总论等。）。
他根据这个认识，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见解，认为“《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叶适的这个见解趋于平实，不像儒家后学或经学家们赋予《春秋》那么崇高而又沉重的神圣性。
叶适“史法”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批评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并殃及后代史家。通观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史法遂大变”。第二，司马迁“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故其记项羽“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注：《习学记言序目》卷19“史记一”本纪。）。第三，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天子必当有异耶”，这是“史笔之未精”；至《隋书》述杨坚“始生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足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甚矣！”（注：《习学记言序目》卷19“史记”本纪、卷36“隋书一”帝纪。）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惟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浅近复重”，“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注：《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书三”。）。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马迁“变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注：《习学记言序目》卷38“唐书一”帝纪。）。像这样的批评，还可以列举一些出来。
叶适的“史法”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是不足取的。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剖析。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子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还是对的。
要之，叶适的“史法”论，大致涉及到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这些，在结合史学批评方面，有的论述较多，有的论述较少；而对于批评本身，都是要作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的。但这并不影响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这就是他对“史法”这个范畴给予突出的重视，并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是从刘知几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朱熹论读书，讲到读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注：《朱子语类》卷11。）这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可以作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看待。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伦理”？朱熹论《春秋》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庄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他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载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首便讲到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都讲到了。从《春秋》经文来看，这里有的说法比较勉强，有的说法也还存在着争议，姑且不去论它。这里要说明的只是：所谓“大伦理”，当是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基础上的大是大非。朱熹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注：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83。）这或许就是他认为的“伦理”中之“大”者。他反对经学家把《春秋》“穿凿得全无义理”的做法。王夫之也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得有君臣者也。”（注：《读通鉴论》卷28。）这是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伦理”。
什么是“大机会”？朱熹没有明说。他论读史时还讲过下面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大机会”或与“大机会”有相近的含义：“人读史书，节目处需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注：《朱子语类》卷11。）他又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一段，邓禹初见光武一段，武侯初见先主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注：《朱子语类》卷135。）显然，在朱熹看来，这几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契机，带有转折性质的。朱熹论三国形势，可以看作是“大机会”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脚。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注：《朱子语类》卷136。）。孙、 刘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的政治家。
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比较容易理解。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注：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83。）《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于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自是弊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注：《朱子语类》卷134。）这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大机会。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的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
四、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
目录之书的发展是宋代文献学成就的一个方面。同时，目录之书的史类部分，也包含了许多值得总结的史学批评思想。《郡斋读书志·史类》、《史略》、《直斋书录解题·史类》在这方面各有成就。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含史类有十三目，第六目为“史评类”。这是史书分类上较早把“史评”独立出来的做法，足以证明人们评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晁公武所说的“史评”，既包含了《史通》、《史通析微》、《五代史纂误》等史学评论之书，也包含了《历代史赞论》、《唐史要论》、《唐鉴》等历史评论之书。可见，晁公武并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但是，《郡斋读书志》既是目录之书，其性质决定了它的主要评论倾向当是在史学批评方面。
晁公武的史学批评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史学有一个提纲挈领、统观全局的认识。他在《史类》总论中写道：
后世述史者，具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月日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始终，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已，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旧以职官、仪注等，凡史氏有取者，皆附之史，今从焉（注：《郡斋读书志》卷5。）。
他以编年、纪传、实录三“体”，统率史学，表达了对史学的独立的见解。他认为编年、纪传“各有所长”，但仍倾向于编年。他解释职官、仪注之书何以入于史类的原因。这些，构成了他对史类之书的整体认识。人们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论点，但必须承认他认识问题的方法确有高屋建瓴之势。
二是他从史学发展趋势出发，认为必须给“史评”一定的地位。他写道：
前世史部中有史钞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钞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钞云（注：《郡斋读书志》卷7《史评类·刘氏史通》。）。
晁公武能够根据史学发展趋势而变通目录书的分类，是很高明的。这段话很确切地表明，评论在宋代有了突出的发展。
三是他在评论史家的思想和著作时，能够深入地分析史家所处的环境和遭际，如对司马迁、陈寿的评论，是能反映他的这种思想和方法（注：参见《郡斋读书志》卷5《正史类·史记》及《三国志》。 ）。他的分析或许难免有穿凿之处，但他的方法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高似孙的《史略》是一部目录书，也是一部论史学之要略的书，有鲜明的史学之简史的特色。同时，高似孙也有突出的史学批评意识。他自谓“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注：《史略·序》。），并在书中有所贯彻。《史略》卷四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赞、史草、史例、史目等并列；但它只是因旧史之名而分别胪列，故“史评”之下仅著录“王涛《三国志序》”和“徐爰《三国志评》”，足见其在史书分类上的思考远不及晁公武。《史略》卷一有“诸儒史议”一目，列举扬雄、班固以下20人对《史记》的评论，则是很典型地反映出高似孙对重要史书之批评史的重视。高似孙对唐人撰《隋书》及《五代史志》颇为推崇，他评价说：
唐贞观中，诏诸臣分修五代史。颜师古、孔颖达撰次隋事，起文帝，作三纪、五十列传，惟十志未奏。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共加
缀，高宗时上之。
志乃上包梁、陈、齐、周，参以隋事，析为三十篇，号《五代志》，与书合八十五篇。按《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准《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以班、马只尚虚言，多遗故实，所以三代纪纲，至“八书”、“十志”，几于绝绪。《隋志》独赅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殽乱未易贯穿之事，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学，故但修纪传，而以十志专之志宁、淳风，顾不当哉（注：《史略》卷2“唐修隋书”。）！
这里所论，除对《史记》八书、《汉书》十志有失公允外，对《隋书》的分工修撰与评价，是中肯的。尤其是他强调《隋志》包含五代、囊括南北，把“纷然殽乱未易贯穿之事”写得清晰了然，于史学见解之中也透露了他的历史见解，即南北本应贯穿为一体思想。《史略》一书所包含的评论，有引自前人而交代了由来的，有作者自撰的，有借鉴前入之论稍作变通而未交代由来的（注：如《史略》卷2 论“颜氏所注重复”，采自《容斋续笔》卷12“汉书注冗”；《史略》卷4“史草”论《新唐书》载韩柳之文有不当处，采自《容斋五笔》卷5 “唐书载韩柳文”。），故在史学批评之整体面貌上显得逊色。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解题”名书，表明着意于批评。此书仿《郡斋读书志》而作，故在形式、内容、评论方面，多受后者的影响。然其史部之书在分目上与后者颇有异同，凡十六目，多于后者三目。在学术批评上，陈振孙往往提出独到的见解。他在评论《史记》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艺”之后，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凭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注：《直斋书录解题》卷4《正史类·史记》，）？
这里，讲事实，讲伦理，讲文体之变，讲史体之易，“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确是卓见。陈振孙论赵明诚《金石录》一书时写道：
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多矣，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为祖丁；“举”字，即以为伍举；“方鼎”，即以为子产；“仲安区”，即以为偪姞之类。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夥矣，而仅见于简册者几何？器物之用于人亦夥矣，而仅存于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书跋尾独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诚，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为作后序，颇可观（注：《直斋书录解题》卷8《目录类·金石录》。）。
这一段文字反映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历史信息，即宋人多有“蓄古器物”的风气，可见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同时，牵强附会之论亦颇流行，于是更可见《金石录》的可贵。《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史部目录类》称此书云：“其解题与晁氏相类。马端临作《经籍考》，以《读书志》及此编为蓝本，则其典核可知矣。”（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8《史部十四》。 ）这反映了《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二书在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两宋时期，史学批评获得多方面的成就，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呈现出繁荣景象，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位置。这里所论述的，远不能尽其详；而有的史家的史学批评思想如郑樵的“会通”理论，笔者已有专文论列，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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