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类”本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
曹莉莉 李 奕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蕴涵着丰富的“类”本质思想。“异化劳动”是贯穿“类”本质思想的中心线索。劳动产品与生命活动本身的异化是逻辑分析的起点，以此引申出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消灭异化关系，重新占有和复归人自身的“类”本质。马克思“类”本质思想中“类本位”的思维方式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追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共通性。
关键词： “类”本质； “异化劳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类”概念因被看成是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观点的代名词而长期被忌讳使用。1996年高清海先生的《人的未来与哲学未来——“类哲学”引论》一文提出，人的未来正在走向“类”，哲学作为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意识的理论体系，也必然走向类的哲学。自此，马克思的“类”本质思想也开始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多次使用“类生活”“类存在物”“类特性”等哲学范畴，多维度地阐发了“类”本质思想的丰富内涵。再次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此文本中“类”本质思想的逻辑理路，凸显马克思“类”本质思想对旧的哲学体系中“类”概念的革命性超越，不仅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紧密联结提供重要的生长点，同时也有助于培育“类本位”的思维方式，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类”本质思想分析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以及生命活动本身的异化的基本经济事实提出“类”本质思想。“异化”可以被理解为人将自身的某种力量固定在他物中，他物却反过来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转而支配人、控制人和奴役人。在人与他者的关系中，人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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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的对象化得以显现。人将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个对象中形成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构成人的对象化的“类”本质即人化的自然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劳动对象化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他与自己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变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者并且同劳动相对立的力量。“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268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劳动的现实化越来越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工人不仅被剥夺了必要的生活对象和劳动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有时也被剥夺了。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只看到劳动对象化的一些物质现象，如工资、利润、地租等不同于自然物质的社会财富，却没有看到这一现象背后劳动与劳动主体之间发生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提出，在国民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物”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并且“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成正比的。工人阶级生产的财富越多，耗费的力量越大，劳动产品对工人阶级的奴役与控制越严重，工人所拥有的东西以及自我的内在世界就越贫乏。
马克思从客体视角即主体内部的活动角度进一步揭示出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结果上，还表现在生产行为和生活活动本身。劳动产品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异化的总结。在生产行为和生产活动中，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异化即工人自身的异化。这是因为，工人之所以被劳动产品控制、支配和奴役，根源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工人的创造活动也变成一种异于工人，并同工人相敌对、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劳动本是主体的本质，现在却成为异于工人的本质的东西。劳动本身应当是幸福的，但现实却变成了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270。工人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不舒畅。只要资本的力量对工人身体的强制性劳动一旦停止，工人就会迅速地逃避劳动。所以，工人从事劳动是被迫而不是自愿的；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变成了一种为了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工具。人的真正机能已经丧失，人被贬低为动物。劳动不属于工人所有，工人自身也不归自我所有。只有在人进行吃、穿、住、生育繁殖等动物机能活动的时候，人才觉得是自由自在的。但是在运用人的真正机能时，又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271
实现人的“类”本质真正的占有和复归，就是要积极地否定和扬弃自我异化，让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否定与扬弃，重新占有对象世界，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占有与复归不是个人的、片面的，而是以一种社会的、总体的方式对人自身的全面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客体上都成为人的感觉和特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变成了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异己的、非现实化的对象，愚蠢而片面，以至于一个对象，仅仅被看作是为私有制生活即劳动和资本生活服务的手段，只有当他们被我们直接占有即被吃、喝、穿、住等的时候，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303共产主义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自然界通过人类劳动变成完全属人的世界，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然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通过生产劳动、借助于劳动产品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自我与他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劳动不再是痛苦的，而是感受到快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97人同自然界实现了内在本质的高度统一，人也因此成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类”存在物。
二、“类”本质概念的内在规定
劳动产品以及生产活动两方面的异己关系导致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即人的生命变成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对他自身的活动即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在阐释异化劳动的这一规定时，马克思对“类”本质概念的内涵给予了界定。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虽不再使用“类”这一概念，转为使用“现实的个人”“社会”等概念来表达人的本质的内涵规定，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类”本质的思想绝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尚不成熟的表现，更不能认为它是对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这一思想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社会”“社会主义”等概念的直接来源，同时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研究进程中有着重要的理论地位。从本质上来看，以劳动异化理论为逻辑出发点的“类”本质思想还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对此，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提出，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逻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居于主导地位，“异化劳动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历史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的窠臼”[2]231。用“应该”存在的人的本真“自由自觉的活动”和“真正的社会关系”作为逻辑批判尺度。这种批判是对现实存在的异化劳动的非人状况进行的哲学——伦理学批判。但张一兵教授又提出，虽然马克思在总体上依然受到人本主义异化劳动史观的统摄，“但当他越贴近经济实际也就越不自觉地从现实出发，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出发了”[2]269。换言之，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去观察人类社会的经济学逻辑越来越明晰而鲜活。这就为后来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出发，批判传统的旧的思辨哲学体系、揭露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谬误、实现世界观的根本性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地创造和改造对象世界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人的生产实践在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生产。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而人可以根据自身及“类”的需要进行生产。动物的生产是狭隘的、片面的、被动的，只生产肉体所直接需要的东西；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主动的，不受肉体需要的制约，不仅生产肉体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而且还生产用于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的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生产了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73-274通过有意识的生产劳动，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在精神上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一方面是正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的自我，另一方面是作为精神活动对象的自我，由此超越了自我生命活动的直接规定性，进而可以在自我所创造的世界中感知自我、直观自我、肯定自我。因此，马克思认为，正是因为工人阶级是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才能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悲惨境遇以及作为商品、机器一样的非人身份。正是因为如此，工人阶级也才有可能站在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立场上来审视资本主义整个剥削制度，并拿起武器来反抗资本以及资产阶级的压榨与统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类”指代同一事物的普遍性。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认为人是不同于动物和其他生命体的“类”存在物。一方面，他认可费尔巴哈提出“类”本质的感性的、自然的属性，提出人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类”存在物，与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生命的类，生命活动要依靠无机界。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自然界是人的精神无机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自然产品是艺术、哲学、政治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构成了人的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通过精神性生产活动对自然物质对象进行加工与改造，由此对自然界的认知不断从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知，进而升华为审美体验，自然对象便能够变成供人们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不断地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说，不管自然产品以食物、燃料、衣服、住房等何种形式存在，首先是作为人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的肉体生命存活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直接生活来源。其次是作为人的劳动资料为人的生产生活提供原料和工具。人为了能够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必须要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人还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依赖于无机界，但并非仅仅像动物一样适应自然界，动物作为类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没有区别的直接同一。人则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精神活动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成为人与动物类的根本区别。正是因为如此，人才是自由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才构成了“类”最本质的属性。
马克思认为，消除“类”本质的异化是向人与人之间共建的“类”关系的复归，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277私有财产的运动即生产和消费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是人不能自由发展的外在表现。这是人的经济生活。宗教、家庭、法律、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且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这是人的精神生活。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异化中，还有经济的异化即现实生活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它体现的是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劳动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所以，作为对人的生命占有的私有财产的积极的否定与扬弃，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应包括对观念生活异化的扬弃和现实生活异化的扬弃两个方面。随着私有财产的衰亡，人的生命的异化也必然衰亡，人也将从宗教、家庭、国家等向自我的人的存在即社会性存在的复归。
三、“类”本质的占有与复归
但是异化劳动颠倒了这种关系，以至于工人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将人的“类”生活变成一种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不仅夺走了人的劳动对象，而且夺走了人的“类”生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世界都变成了异化了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本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优点，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优点却转化为缺点。最后，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都要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274
随着国外游客的增多，各茶文化旅游区在进行国际化推广时可以建立旅游区国际咨询中心，提供咨询讲解和相关服务。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精通英文，掌握茶文化的相关知识，以便在景区内介绍和宣传茶文化。茶文化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领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服务区的建设主要以服务为主，而不是以营销为主。了解国外游客的兴趣点，并且提供专业的辅导，帮助其解决旅游中出现的问题。对景区进行改造是基础，景区自身要极富特色才能吸引游客，才能成为优秀的景区。通过建立国际咨询中心更加景区建设“以游客需求”为导向的服务宗旨，使茶文化能够得到国际游客的认可和喜爱，从而促进茶文化旅游区的和谐发展。
根据模型设定与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政府投资序列和企业规模序列不平稳，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所有序列平稳。由单位根检验结果（表略）可以看出，经处理后所有序列均为同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回归分析，对面板数据进行确定影响形式的Hausman检验，检验的统计量为19.504062，伴随概率为0.0015，因此我们拒绝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四、马克思“类”本质思想的当代启示
“类”概念是费尔巴哈哲学对宗教批判的手段、起点和归宿，同时也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在费尔巴哈那里，“类”本质是人以自己的类为对象所意识到的人的本质属性，“类”概念被理解为普遍的抽象的个体总和，他将其归结为理性、意志和爱。但是在费尔巴哈的语境中，“人”只是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因此，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类”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无法从根本上回答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普遍本质”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早期思想体系中“类”这一哲学范畴。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站在唯物主义的根基上对费尔巴哈的“类”范畴进行了创造性改造与辩证扬弃，建构了更具科学性、内涵更丰富的“类”本质概念。
当今时代，人类面临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危及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各国家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善其身。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对人和人类有一个总体的、全面的、更符合时代发展精神的理解，学会用“类本位”的思维方式去审视全球性问题。这也就要求各个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在处理本阶级、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时要兼顾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诚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未给“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通过对“类”本质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类”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即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和人与人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的辩证统一，内在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两方面。就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成而言，是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就人与社会关系的生产而言，是人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人。作为“类”，人的生命存在与其他“类”存在物有着根本的不同，人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类”存在物，更重要的是人还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是以人的独立性为前提和以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为条件的。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同于自然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这一思想彰显了一种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崭新的思维方式即“类本位”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当今时代特别重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以负责人的大国担当引领世界前行方向的思考。有人形容，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中国正扮演者“利益攸关方、关键行动者、议程设计人和变革领航员”等四重角色。面对全球性问题，在理念方面，中国强调正确的义利观，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方面，中国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实践支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内在契合了马克思“类”本质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这一思想在当代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类”本质思想前瞻性的历史证明。重新挖掘和阐释马克思“类”本质思想不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深层思想依据，而且能够为促进人们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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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题以旋转过程中点D的特殊位置关系为研究对象.前两问需抓住旋转中的不变量，注意边之间的联系与转化，“锁定”所研究的直角三角形即可解答.两问中都涉及到了坐标的计算，虽都应用勾股定理，但前者用算术，后者为方程，而后者是前者思维的跨越；第三问基于旋转对应点到旋转中心的等距性，知旋转中隐藏着以点A为圆心的同心圆.作辅助圆助解旋转问题，体现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转化.围绕求点K到边DE的最小距离，寻找此种情况下点D的特殊位置(对角线AB上)需几何直观的助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收稿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2018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政课项目“新时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创新研究”(2018SZK13)
作者简介：
曹莉莉(1984—)，女，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实践。
李 奕(1969—)，女，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编辑：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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