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群体的基本特征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群体论文,及其他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2－0094－05
一、精英群体的涵义及构成
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常态”存在和有效合作，是一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尽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都不可或缺，但需要承认的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是客观的、合理的，即便是在一个平等、公正的现代社会中也是如此。
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就是精英群体。当然，如果背离历史发展趋势，离开特定的经济基础，违背广泛而持续的民意及其他阶层和群体的有效合作，精英群体也无法发挥其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精英群体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要明显大于其他阶层和群体。米尔斯指出，“他们的决策可能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1－1] 莫斯卡认为，精英群体“在维护秩序和保持社会结构的统一时，他们创造了生产性劳动能够最好地得到执行的条件，并且通常他们以技术和管理人员补充了生产”[2]。
现代社会当中的精英群体由三个部分构成，即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按照精英理论创始人帕累托的看法，全部社会成员分为两个阶层：下层阶层和上层阶层（精英阶级）。“在自己领域内拥有高分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并称之为‘精英阶级’（精英）。”[3] 精英阶级又可分为两个部分：“执政的精英阶级”和“不执政的精英阶级”。在帕累托看来，精英群体是以执政的精英群体为主，同时也包括了经济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米尔斯强调精英群体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组成的上层圈子”[1－2]。丹尼尔·贝尔则十分强调现代社会当中知识精英群体的重要性，他认为，“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精粹人物的兴起，是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知识和计划——军事计划、经济计划、社会计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有组织行动的基本必需”[4]。
具体到现阶段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大致是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的：（1）经济精英群体，包括中大型民营企业的业主及高层管理人员、中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群体当中的高层人员；（2）政治精英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的中高级公务员，以及部分准政府组织——社会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级职员；（3）知识精英群体，包括教授、研究员以及高级工程师，等等。
二、现代社会精英群体的主要特征
与传统社会相比，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精英群体大致具有以下几个一般性的、“应然”的特征。
第一，处于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较高位置。
社会分化的日益加深强化了精英群体在专业化和职业化方面的权威性。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社会的专业分工越来越复杂，社会中各种行业、职业日益增多，社会机体中各种性质不同的成分也日益增多。要对这样一个分工日益专业化、各种成分日益复杂化的现代社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就必须依赖一个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精英群体。作为主要职业活动中的创意者、组织管理者、决策者和引领者，精英群体具有一种枢纽的作用，其职业色彩越来越浓厚，其不可替代性也越来越明显。可以说，社会分化程度越高、社会越复杂，就越离不开精英群体，就越凸显出精英群体专业和职业的重要性。
应对社会风险的需要也凸显了精英群体的重要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这些风险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的畸形增长、技术的片面发展、社会结构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拉大、政治体制的不合理、环境生态的损害等等。对于社会风险的有效应对，有赖于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有效合作。其中，精英群体起着十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对社会风险的有效应对，对社会危机的有效化解，需要政治精英群体对整个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对社会的动员具有一种较强的专业化能力和手段；而对社会风险情势的准确判断，对可能发生的社会危机种种处置预案的设计，则有赖于知识精英群体的作为，有赖于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之间的通力合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社会对于各种风险的防范和各种社会危机的处置要求越来越高，由此便把在其中扮演最为重要角色的精英群体推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第二，分工明确，边界严格。
由于精英群体处在一个相对强势的位置，所以，如果对精英群体的行为不予必要的制约，就容易出现异化现象，从中滋生出有害于公众利益的力量。
现代社会是公正、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以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基本立足点，这是现代社会的底线原则，这项底线原则实际上也是防止精英群体利益扩张的要义或关键。以社会公正理念为主要依据，现代社会确立了一整套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良性互动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具体到精英群体的活动空间，现代社会基本制度的要求是：在社会阶层格局中，精英群体不能处在资源垄断的位置；在利益协调机制方面，精英群体不能处在独享话语权、单边决定重大事项的位置；在重大政策形成过程方面，精英群体必须受到来自国家和民众层面的制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精英群体的活动必须以现代民主制度为基本前提，而不能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唯有如此，方可从根本上解决精英群体活动的合法性以及正常活动的空间问题，理顺精英群体同其他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有效地防止精英群体左右一切的可能局面的出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精英群体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是，分工明确，边界严格。
所谓分工明确，是指按照各自不同的职业分工要求，经济、政治以及知识精英群体应当在各自特定的职业领域中进行活动，发挥各自特有的职业功能，而不能将自身活动越过特定的职业领域延伸到其他职业领域。比如，经济精英群体的活动应当限于财富创造的经济领域，而不能越界延伸到公共权力领域；政治精英群体的活动应当限于公共服务领域，而不能延伸到经济领域。否则，便会形成种种不正当的“套利”行为。
所谓边界严格，是指精英群体的活动范围和边界必须通过相关的法律进行严格的界定。任何精英群体的活动都不得突破这种边界。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化、规则化的社会。所以，精英群体活动的清晰边界是靠种种规则和制度予以支撑和保证的。
第三，对其他社会群体保持开放。
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精英群体成为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力量。而且，在某个时期，精英群体的规模是一个常数。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精英群体通过何种途径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就此而言，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
在传统社会，精英群体的再生产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的圈子内进行的，通过后代不断地承袭、复制其前辈的途径，通过自我封闭循环的方式来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就总体而言，一个人处在何种社会位置不是由其自致性的努力决定的，而是由其先赋性的因素决定的。比如，在欧洲中世纪，封臣们普遍实行长子继承制。贵族的后代，在继承其先人地产或其他财产的同时，也继承了先人的贵族称号及一切特权。因此，“任何非贵族出身的人，休想爬上贵族的地位”[5]。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较高等级的社会成员与较低等级的社会成员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以先赋性的因素作为划分阶层或排斥他人进入较高阶层的理由，显然是极为不公正的。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是通过开放型的途径来进行的。现代社会当中的精英群体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状态。“开放型社会又被称作机会均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机会达到社会等级的最高层。”“在这个社会里，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在形式上是不受限制的。”[6] 这种开放状态，从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讲，体现出了公正性；从精英群体层面上讲，则是精英群体自身发展及生命力之所在。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的平等和独立意识开始形成，社会流动的规模急速扩大、速率迅速提升，这就消解了以往的等级制社会。以往影响社会成员发展的先赋性因素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自致性因素成为影响一个人发展前景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在现代社会，既然作为公民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基本权利，那么，一个人只要是具备了某种能力，就应当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实际努力状况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精英群体的再生产是面向全社会来进行的。罗尔斯指出，“那些处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它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亦即不管他们生来是属于什么样的收入阶层。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7]
三、精英群体的扭曲现象
虽然精英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需要看到的是，精英群体如果失去必要的制约和限制，则容易出现一些扭曲的情形，从而使社会结构畸形化，并且会损害民众的基本利益。这种扭曲情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互间利益结盟化。
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分工明确，边界严格。一旦精英群体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往往就意味着公众利益受到精英群体的侵占。本来，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分工，政治精英群体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公共物品的管理以及相应规则的制定，负责公共服务的提供，以确保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对于全部社会成员效用的完整性和最大化；经济精英群体则主要是从事生产和经营。但是必须看到，这两个群体均有着自身程度不同的利益冲动。如果政治精英群体和经济精英群体都跨过特有的职业边界，进行联盟，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政治精英群体借助公共资源的优势、以种种“寻租”的方式来扩张“自己人”利益的局面，形成经济精英群体通过非市场化的、非竞争的方式使本阶层的资产迅速增值的局面。这两种局面共同造成“金钱政治”、“官商勾结”的现象。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一方面使原本负责公共管理的政治精英群体失去了“公共”性，另一方面也使经济精英群体失去了真正的“市场”性。于是，整个社会结构便畸形化了。[8]
第二，自我壁垒化和封闭化。
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精英群体理应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但是在现实中精英群体常常会呈现出一种相反的状态，即表现出一种自我壁垒化和封闭化的扭曲状态。这是特有的利益驱动和同质性较强的特点使然。由于精英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当中身居较高的位置，因而往往会形成特定利益圈子的意识。共同的利益追求，使得精英群体一旦失去必要的约制，就会演变成利益方面的自我壁垒化和封闭化现象。比如，常见的一种情形是，“一旦被精英集团接受，新成员就开始变得保守起来。维护这个体系以及他们的职位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当成员对特定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们进行相互调节而不是打乱现存的权力结构。”[9] 同时还应当注意的是，精英群体是同质性较强的一个群体。“权力精英由相似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人组成，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是类似的，基于他们属于类似的社会类型以及更容易达成共识这一事实，他们的联合有着相同的心理或社会基础。”[1－3] 这也是促成精英群体圈子化进而演变成自我壁垒化和封闭化的一项重要原因。
自我壁垒化和封闭化必然会进一步导致精英群体的排他性，阻碍正常的社会流动，或是扭曲社会流动的渠道；会增大社会的离心倾向和隔离感，对社会团结和社会合作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
第三，膨胀低效化。
如果失去制度和规则的有效制约，精英群体自我膨胀的冲动就会变为现实。客观地看，对于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越来越依赖各种技术手段和专业技能。这就使得以精英群体为主的机构有了迅速扩张的借口。更为重要的是，有时精英群体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会主动大力扩张相应的机构组织，从而加重了精英群体的膨胀化趋势。比如，“通过设立庞大的官僚职位等级，制造大量直接依赖国家养家糊口的人，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们对国家的支持。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走向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一方面，从国家的角度看，它能够提供大量官僚职位；另一方面，公民对官僚位置有着更为广泛的需求。”[10]
既然精英群体有着膨胀化的可能，那么进一步带来的潜在问题便是，必须相应地突破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精英群体人数和规模的“常数”要求，降低精英群体的门槛即入门的职业标准。于是，精英群体的膨胀必然又会造成精英群体的低水准和低效化，这样，从职业分工的角度看，精英群体的膨胀低效化，难以有效履行精英群体本应履行的职业职责。
四、中国现阶段的精英群体
在分析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的基本状况、基本特征及主要问题时，必须将之同中国精英群体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予以考虑。这里所说的历史条件分为“一般性”的历史条件和“特有”的历史条件。正是“一般性”的和“特有”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既具有现代社会“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特征，同时也具有许多自身所“特有”的秉性。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扼制了现代化进程中正常社会分化（包括职业分化）的出现，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出一种十分不正常的情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精英群体的发展难以正常、顺利地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开始得以有效启动和正常推进。相应地，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也开始了正常的发展，逐渐具有了现代社会当中精英群体所应当具有的“一般性”的特征，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现时代“特有”的一些历史条件对于中国精英群体发展有着更不可忽视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些“特有”的历史条件值得人们关注。一是对于财富的追求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同这之前的30年相比，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由以往的“原罪”走向了合法正当。作为社会成员普遍的基础性的要求，加上对于以往30年近乎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反弹，中国社会各个群体对于财富的追求充满了比较强烈的冲动。同时，这一阶段中国的财富呈现出一种迅速积累和扩张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形下，处在何种社会经济位置，对于取得何种数量的财富来说便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二是新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利益结构重新分化组合这样两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在同步进行。适应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新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同时，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一种大规模甚至是全方位调整的现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当中占据着何种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利益结构调整过程中是否处于有利的位置。三是社会正处在规则体系的重建时期。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这样一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原来的许多规则不管用了，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中国目前正处在规则体系的重建时期，社会经济领域在某种意义上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缺乏规范健全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这样，对于一些社会群体来说，实现怎样的利益、获得怎样的位置、达到怎样的目标，往往无章可循，伸缩余地很大，只能靠自身“实力”大小、遵循一些“潜规则”来进行。四是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必须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政府主导性，即必须保持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性和高效性。[11] 这就意味着政治精英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由上可见，“一般性”和“特有”的历史条件，一方面凸显了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的位置，使之迅速崛起，在现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使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开始趋于正常化，从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着引领性的、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利益冲动、普遍的社会焦虑氛围、规则缺失以及过度依赖政府等原因，容易使中国现阶段的精英群体形成一些特有的问题，出现一些诸如越过职业边界扩张自身利益、侵占民众利益以及自我壁垒化的现象，从而不同程度地造成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化，有碍于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进程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
［收稿日期］200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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