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实证检验——兼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服务业发展论文,驱动力论文,实证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2)05-0005-10
一、引言
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各国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方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趋向服务化特征。尽管如此，世界各国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异质性特征。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份额均超过70%，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其服务业产值和就业的平均份额也达到了53.8%，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份额均值也为46.9%。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大国，其服务业产业和就业的份额只有43.4%(世界银行，2009年数据)。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国际上流行的服务业发展理论严重相悖。
中国服务业发展之“谜”成为众多经济学者研究和解释的热点问题。虽然国内很多学者(如程大中，2004)[1]从增加值和就业份额等维度探讨了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的特征，并从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增长等角度解释这种内部结构变化的原因，但这些解释还不能完全说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问题。本文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之“谜”，应该主要从需求角度，即产业关联需求的角度去寻求答案，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形成了相应的服务业发展路径。因此，本文从国内外关于服务业发展驱动力的相关文献回顾开始，再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去实证检验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从而破解中国服务业发展之“谜”，并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服务业发展应有的战略选择。
二、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相关文献简要回顾
纵观已有关于服务业发展驱动力的文献，大致形成以下4种解释范式。
范式一，结构主义学派的解释。Baumol(1967)[2]等人认为服务部门早期就业份额的增长，是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服务业具有较高的收入需求弹性和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所致。
范式二，制度主义学派的解释。Francois(1990)[3]从减少交易成本的角度探讨了市场扩张和整合过程中的生产性服务与劳动分工的关系，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并且通过模型深刻阐释了生产性服务在联系、协作、专业化控制、相互依赖运营等方面对减少交易成本的明确作用。
Fernandes(2009)[4]则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探讨了促进服务业发展的自由市场制度，认为政策制定者如果能够通过追求进一步的自由化、去除仍然限制各部门竞争的生产市场壁垒、大力引进FDI，提供促进服务贸易的激励等措施，改善信息通讯部门的竞争以获得持续的自由化和技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就能获得迅速发展。
范式三，供给主义学派的解释。尽管先前的经济学家已经把农业和制造业相对份额的下降和上升基本归因于相对成本的变化和收入需求弹性的差异，但是Chenery(1960)[5]认为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是供给方面的要素，因为相对成本的变化和收入需求弹性的差异不能解释服务部门的份额变化，虽然能说明少数国家的某几种服务业，但对大多数服务业而言，收入的需求弹性很小，收入水平影响服务消费支出的证据并不是很明显。
Fuchs(1965)[6]也认为Fisher和Clark都没有提供一个系统的要素分析来说明服务业的增长，他们只是想强调收入弹性的部门差异以及生产率的改变，而服务产品不具有非常高的收入弹性，它们比物质产品只稍具收入弹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的需求增加，服务的产出也随之增加，但这不是服务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
Echevarria(1997)[7]认为专业高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在作为总体经济一部分的服务业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多地增加了对技能密集型服务产出的需求，这是因为相对市场提供服务而言，技能高度专业化会降低家庭提供服务的重要性。
范式四，产业关联学派的解释。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主要表现在它们与农业、制造业以及自身之间存在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农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可能引致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大量需求，而生产性服务，作为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中间投入，也会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出增加和生产率提高形成正的产业关联反馈作用(Karl，et al.，2009)[8]；另一方面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外部产业关联冲击下，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为了迎合这种外部冲击带来的积极影响而提高各自的服务提供效率会加大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通过生产性服务与其它服务业的交互关系，最终可能会形成由内部产业关联冲击引致的服务业增长与内部结构变迁的良性循环。
因此，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外部产业关联驱动和内部产业关联驱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发展主要依赖由生产性服务主导的内部产业关联驱动。这是因为后工业化时期生产性服务作为各部门的中间性投入，大大增加了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需求，而生产性服务的提供，更多地依靠服务业自身的投入，从而引致服务业发展的“自我强化”作用(Park，1994)[9]。
然而，驱动西方国家服务业增长的诸多因素在中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例如，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增加并没有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值比重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并且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的迅速增长也没有引致服务业就业和产出份额的相应增长；其次，中国服务业内部的就业和产出结构并没有表现出发达国家典型的结构优化特征，例如，中国生产性服务的就业和产出比重偏低，而消费性服务和行政性公共服务的比重偏高，并且服务业就业结构中国有比重明显偏高。
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实证检验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即中国服务业发展有没有形成同本土制造业和农业的良性关联互动，从而为制定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设计提供实证性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外部产业关联性检验
(一)假设、检验方法与计量检验方程
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制造业与农业的增长引致了服务业的增长，一方面因为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长直接需要大量的生活消费性服务，另一方面更需要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同时也需要公共性社会服务，所以，制造业和农业的产值和就业增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致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和就业增加。
我们首先检验农业、制造业部门增长对服务业各部门增长的引致情况，然后检验服务业内部结构产值变化同农业、制造业的外部产业关联性。
如果用制造业增加值作为解释变量，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时间序列/截面数据的变系数计量模型，我们就可以直接检验制造业和农业的产值增加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生产的引致情况。建立的时间序列/截面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如下：
在该模型中，假设制造业和农业产值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的引致既存在个体影响，又存在结构变化，即允许个体影响由变化的截距项
(i=1，…，9)来说明的同时，还允许系数随个体成员的不同而变化，用以说明个体成员之间的固定结构变化，采用1978—2010年时间序列的非平衡数据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
制造业增加值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的引致效果检验结果见下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均有显著的引致效果，但是这种引致效果在目前还是比较均质和比较微弱的。制造业增加值对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引致弹性系数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公共性政务与国防安全服务业、公共性社会事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业、家政与其他服务业。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发展还没有对生产性服务，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业形成较高的引致需求，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自我增强”机制缺乏制造业强有力的“外部冲击”。因此，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这种交互关系很难引致服务业发展由生产性服务带动的内部增强从而形成的服务业良性循环发展，这也是中国目前生产性服务发展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如果用农业产值增加值作为解释变量，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时间序列/截面数据的变系数计量模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检验农业的产值增加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生产的引致情况。计量检验结果如下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增加值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均有显著的引致效果，农业增加值对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引致弹性系数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公共性政务与国防安全服务业、公共性社会事业服务业、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家政与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
制造业和农业增加值对服务业增加值引致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形成对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生产性服务的大量引致需求，说明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中生产性服务作为其中间投入或者使用份额还是比较小。但与制造业与农业增加值对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引致需求弹性的排序有很大的差别，制造业增加值对传统生产性服务增加值的相对引致效果明显大于农业，而农业发展首先更多的是依赖公共性服务业，包括公共行政性服务和公共社会性服务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增加值对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的引致效果目前比农业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要大。如制造业增加值对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服务业增加值的引致弹性系数为1.06，而农业产值增加对批发零售餐饮住宿服务业产值增加的引致弹性系数为1.03，这说明目前中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增加相对于农业而言，制造业的贡献更大。
这种情况更加印证了目前中国服务业增长不是主要由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外部产业关联冲击引致驱动的。是由农业和制造业的外部产业关联驱动还是由服务业内部产业关联驱动，则需要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的内部产业关联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上文经济计量检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出中国制造业和农业增加值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产业外部关联引致效果，那么服务业各行业自身作为制造业和农业的中间投入，它们的相对使用量(份额)会对制造业和农业的产出增加值产生何种产业关联的反馈效应，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检验服务业内部结构产值变化同制造业和农业的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弹性。
(二)服务业内部结构产值变化同制造业和农业的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弹性的进一步检验
检验服务业内部结构产值变化同制造业和农业的外部产业关联弹性需要的实证检验经济计量方程为：
采用1991—2010年时间序列的非平衡数据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服务业内部结构产值变化同制造业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弹性的回归检验结果如下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增加与生产性服务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金融保险业以及公共性政府服务业形成了正的外部产业关联反馈，但与生产性服务中的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业、公共性社会事业服务业、家政与其他服务业没有形成正的外部产业关联反馈。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制造业的产值增加形成了显著的正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产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制造业产值增加0.85个百分点，可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产值增加的重要作用。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金融保险业等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正外部产业关联反馈说明了这些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对制造业的产值增加发挥了应有的产业关联反馈作用。
但问题是为什么同样作为生产性服务的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以及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对制造业生产没有形成正的产业关联反馈效应，相反公共性政府管理服务对制造业有正的产业关联反馈？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第一，中国的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善，不像国外的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市场一样，是主要作为中间的生产性投入服务于制造业生产的，中国的房地产主要作为居民家庭的一种投资品在市场上炒作实现价值升值，更奇怪的是中国许多其它行业的大型企业也纷纷进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第二，中国的产学研机制对制造业生产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绝大部分企业自身的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还是存在制造企业生产与科研机构研发的“两张皮”现象；第三，中国的制造业生产与行政干预关系紧密，或者制造业生产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程度较大，制造业企业税负的比重较高。
同样的，如果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加值作为解释变量(自变量)，农业产值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建立时间序列/截面数据经济计量模型，我们也可以检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产值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的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弹性。下表4给出了该经济计量检验结果。
从表4可以看出，虽然生产性服务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通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金融保险业对农业的外部关联反馈弹性也是正的，但与制造业不同的是对农业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弹性显著性最大的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服务业，而不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这说明中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技术水平不高，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很少，还是比较传统的粗放式经营，这与生产性服务中的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和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业对农业的负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弹性是相吻合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与制造业相反，公共性政府服务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外部产业关联反馈弹性是负的，这说明中国农业生产还依赖政府的财政税收支持，农业的产值增加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没有直接的作用，反而需要政府的大量财政转移支付。
四、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内部产业关联性检验
与前面考察服务业结构动态演化的外部产业关联不同的是，实证研究服务业结构变迁的内部产业关联的经济计量模型稍有不同。这是因为每一种服务业的前期产值水平会对下一期其它服务行业的产出值产生影响，而不同种类的服务行业之间这种内部产业关联弹性系数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构建的经济计量检验模型是时间序列/截面数据的AR(1)模型。
由于存在解释变量的时间滞后项，我们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截面数据AR(1)模型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整个时间序列/截面数据的AR(1)模型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为“一阶单整”的平稳序列。
我们进行实证检验的具体方法是分别以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各服务行业前期增加值对数作为解释变量(自变量)分别检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的相互引致情况。结果如下表6。
从表6可以看出①，对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服务业引致弹性由高到低的行业排序分别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公共性政务与国防安全服务业、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业、公共性社会事业服务业、家政与其他服务业。通过同样的排序，我们可以发现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的引致弹性系数中，富含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对其他各服务行业的引致弹性并不是主要的，这说明了高端生产性服务对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但如此，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的相互引致弹性系数相对于农业和制造业对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引致需求弹性系数而言更小，且存在均质化特征，特别是对生产性服务中技术知识含量较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的引致需求较小。由此可见，中国目前服务业增长和结构变迁的主要驱动力还是在于农业和制造业的引致性需求作用，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对服务业增长的引致需求作用更加明显，但总体上来看，农业和制造业对服务业增长的引致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并且后工业化时期所特有的服务业增长内部的自我强化作用还没有表现出来。
五、主要的结论与政策性涵义
本文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同农业和制造业的外部产业关联良性交互关系还没有很好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制造业和农业发展对服务业发展的引致效果较微弱，而且制造业产出对服务业产出的引致呈现出均质性特征，特别是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大量引致性需求，因而难以形成由外部产业关联冲击引致的服务业增长与内部结构变迁的良性循环。
中国服务业增长与内部结构变迁的这种产业关联现状同中国制造业和农业发展的现状是相吻合的。虽然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在整个经济中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还相对较大，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代工”生产，整个生产过程基本上是一种简单的加工与装配过程，而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产品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工程管理等服务环节并没有在国内，国内只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生产，因而价值增值的空间较小，加工环节就业份额较大。
本土制造业的自主创新程度较低，技术水平较低、生产过程与产品结构较单一，因而对生产性服务，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以及专业技术与商务服务的引致性需求较低(魏作磊，2010)[10]。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主要还是政府推动型的服务外包，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低端的服务外包来发展中国的服务业，这也只是一种服务业的“代工”，并不能提高中国本土服务业与本土制造业和农业的产业关联引致和反馈效率。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中国服务业的这种发展战略同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如出一辙，是地方政府部门热衷于追求GDP政绩和招商引资由制造领域转向服务领域的新表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只是要转变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同时也要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不能再次在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中重演。我们强调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也应该强调服务业的自主创新(曾世宏，郑江淮，2009)[11]。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同本土制造业和农业的产业关联程度，提倡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要真正为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服务(张国强，郑江淮，2010)[12]，这才是我们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战略目标，而不是为了服务外包而进行服务外包！
注释：
①表中的gdps1，gdps2，……，gdps9分别对应表4中解释变量的9种服务行业的国内生产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