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起源与发展分析_社会价值观论文

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起源与发展分析_社会价值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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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5]02-0028-05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任务提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面前。毫无疑问,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必须与当前我国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相一致、相协调。同时,我们也必须从古今中外汲取正确合理有益的思想观念,以使我们正在构建的当代中国价值观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为此,有必要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来龙去脉进行疏理,弄清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世界文明的关系,确定它在当代世界和人类历史上的方位,阐明它应具备的优势和特色。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拟从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西方近现代价值文化的关系角度,对当代中国价值观与它们的关系进行考察,对应从它们中承继、吸收和借鉴什么作初步的阐述。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当代中国正致力于构建的主流价值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真正源头在哪里?答案应是不言而喻的,其真正的源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

      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到今天,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时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目标,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国策。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新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非本来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状态的错误估计,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使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从实行改革开放到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另一方面必须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传播到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得到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普遍公认,而且它是我们中国人找到的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正确性和独特魅力突出地表现在:它深刻揭露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由于其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规律;大胆预测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是以资本增值为终极目标的社会,而是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显示出并将进一步日益显示出资本主义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今天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

      正在构建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始终都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相关文献的所有这些要求,既是对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提出的明确要求。

      当代中国价值观并未建成,尚处于构建的过程中,还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首先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原则,使我国构建的主流价值观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今天已经过时。还有些人认为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然而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灭亡,从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我们知道,西方今天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一般认为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洛克。自由主义虽然经历了从自由放任主义到国家干预主义的转变,但它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原则没有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比自由主义还要晚两个世纪,我们没有理由说它到今天必定过时,而洛克的自由主义不会过时。至于说资本主义到今天尚没有灭亡,并不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破产。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及其后果依然存在,今天没有灭亡并不意味着它不会灭亡。资本主义今天仍然充满着活力,主要得益于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两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未曾充分预料到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当代资本主义也正在朝着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方向发展。就是说,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国家干预的实施,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一定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它的发展方向,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都是马克思所预示的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今天我国构建主流价值观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人类理想境界。对于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而言,不可能也不应该像苏俄那样回头再走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丰富和发展中坚持。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双重的任务:其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对接、结合,在有效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中国最先讲的价值观,成为价值观多元时代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其二,也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实践对接、结合,在有效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过程中使之成为世界最先进的价值观,成为价值观多元时代的世界主流价值观。这两个方面不是分离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新情况下,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完全分不开,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兴起以来暴露的许多问题与其他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相似。这种新的情况要求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必须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和研究解决,如果缺乏世界视野,中国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当代中国价值观也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思潮,是近代产生的、在今天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思潮之一。中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兴旺发达的国家。因此,当代中国不仅有解决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责任,而且也肩负着研究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世界性问题的重大使命。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作为具有世界意义、全人类意义的价值观来构建,使之成为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其先进性可以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抗衡、相竞争,不仅不被自由主义价值观战胜,相反要通过超越它而最终战胜它。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在当代弘扬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融入与开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是在当代中国构建的国家价值观,它原本是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历史延续,是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一脉相承的,本质上也是一致的。然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价值观不仅对国外特别是西方封闭,而且对传统文化也是封闭的。如此一来,就提出了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在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也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否定,这种彻底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举国上下“破四旧”“立四新”,与传统文化实行最“彻底决裂”。应该承认,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与中国文化传统隔断的,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对国外打开了大门,而且也对传统文化打开了大门。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新儒学热”和“国学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是要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而且也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实际上,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中国社会现实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当代中国现实也在创造着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革了文化传统的命,但中国现代生活中处处都依然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因素。显然,试图将当代中国现实与中国文化传统割裂开来,既不可能,也会使马克思主义丧失民族文化的根基和血脉,从而没有了活力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极其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习近平同志也明确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当前我国主流价值观的构建正在着力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努力将当代中国价值观融入到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使之实现伟大的复兴。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在对传统文化开放的过程中正在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开始自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正在成为中国式的(而非苏俄式的)、有中国特色的。当前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构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当代中国价值观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使它在其中生根、开花、结果。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提供丰富内容和有益启发。当代中国价值观要融入中国文化传统,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当前已经形成的普遍共识。不过,在处理与传统的关系上,也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时注意和明确:

      第一,当代中国价值观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要使之湮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而是要使之成为新的中国文化传统。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传统,其内容极其丰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就其主体而言是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皇权主义文化传统。当代中国价值观不能简单地融入这种传统,而要根据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对这种专制主义文化进行进一步的革故鼎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融入是革命性的、创新性的,而不是与已有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混合,不是在它已经被打碎后再拼接起来。它是在新的时代、新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的一种包含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同时又与现代世界文明接轨的先进价值观。这种情形类似于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与西方古代(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价值观的关系。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观不是西方古代主导价值观的自然延续,而是完全适应西方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尽管它从西方古代价值观中吸收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价值观弘扬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要把传统文化嫁接到现代文明上,而是要在弘扬传统的过程中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失效,而且西方文化也已经衰落且不适用于中国,因而主张用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来解决当代社会问题。香港学者胡国亨先生就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仿效西方的现代化未必有前途。那么未来的中国应该何去何从?他提出复兴孔子学说是唯一出路:“孔子思想(不是儒家学说)的复兴,可能会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最健康、最扎实及最平衡的基础。”他实际上是主张用所谓“大孔子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代中国弘扬和传承传统优秀文化,从根本上说,是要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服务,使当代中国价值观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是接地气的,是具有民族认同感和亲和力的,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如果以为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就是要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回到传统价值观(无论是诸子百家的和后来的思想家的,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专制主义的)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传统价值观,那我们就会犯致命性的错误,其实践后果不仅仅会是人们的思想混乱,更会将中国引入灾难的深渊。

      第三,当代中国价值观要利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只是儒家思想,更不只是以儒家价值观为依据构建的宗法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包括西周及以前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后来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后形成的文化、宋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文化,以及自鸦片战争开始形成的“新文化”等思想文化,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要利用思想文化,更不只是要利用儒家思想文化,而是要利用各种文化资源;不仅要直接利用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而且要总结其经验教训,将历史经验教训作为今天的重要历史借鉴。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通常说要弘扬和传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对的,但我们在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时,就不只是利用优秀的,也需要利用那些糟粕的,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引以为鉴,这即是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实际上,历史文化资源本身也通常是良莠兼具的,并没有绝对优秀的或绝对糟粕的,只是优秀或糟粕的程度差异而已。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历史文化资源中挑出纯粹优秀的内容来继承,而只能以批判的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总之,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传统的开新,是在这种开新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融入和延展。

      三、对西方近现代价值文化的借鉴与超越

      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境遇中进行的。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对我国当代主流价值观构建具有直接的“触媒”作用。在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之初,我们感到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当时虽然意识到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体制的改革,但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要从更深层次上更新和重构我国主导的价值观。我国国门打开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繁荣使我们深感自己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也使我们逐渐感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和价值观的强大力量和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使急于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人感到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同时也感到要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构建与日益变化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

      实际上,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对于我国构建当代主流价值观不仅具有“触媒”作用,还具有其他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现代价值观的思想资源。我们大量地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进行日益广泛深入的文化教育交流,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文化热潮。我们不能否认,西方近现代价值文化的资本主义性质,也不能否认其中有很多糟粕,但是我们也必须肯定其中有不少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法治、现代科技相适应的东西。这些东西为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选择和借鉴的内容。其次,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及其构建也给我们提供了构建主流价值观的经验教训。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和文化是西方资产阶级自觉构建的结果。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提供了各种可供选择的价值观理论方案,西方近现代政治家则从这些方案中选择了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主流价值观,并将其付诸实践,使之现实化。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的构建使我们意识到在现代文明条件下自觉构建主流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意识到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不适应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及其构建的局限性和难以克服的各种难题,也使我们力图避免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建设走过的弯路和已经显现的偏颇。正是鉴于这种经验教训,我们意识到我国不能走西方近代构建价值观的老路,不能搞“全盘西化”,而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正确地意识到了西方价值观对我国主流价值观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被冲击”到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始的“主动引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就是力图用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抵御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事实证明这是不能完全奏效的。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改变了以前的被动应对的策略,在更自觉更主动地对外开放的同时,开始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自觉主动地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种自觉主动的价值观构建不再对西方近代价值观采取敌视的和简单抵制的态度,而是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合理内容,真正采取了“洋为中用”的积极开放态度。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党的十八大把过去被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重要内容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作为其中重要的理念,并赋予其社会主义的新涵义。

      在对待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的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上看路子是正确的,而且卓有成效。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应当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这就是党的十八报告提出的八项“必须坚持”中的“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我们在构建我国主流价值观的过程中,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调整策略。具体地说,有以下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我们需要进一步在学习借鉴西方近现代价值观的基础上致力于超越。西方近现代价值观是西方资产阶级经过几百年的艰苦探索和奋斗构建起来并使之现实化的。它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构建的最完整系统的价值观,而且至少在近代它也是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其独有的实力和魅力彻底战胜了在西方占统治地位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会的统治和世俗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并且造就了繁荣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曾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上述判断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西方资产阶级又解决了不少面临的新问题,并使近代确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得到完善。我国是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西方近代几百年来通过理论和实践不懈探索形成的价值观,其中肯定有不少内容是值得我们有批判地学习和借鉴的。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但是这种学习借鉴远没有完结,相反,我们还要以更博大的胸怀学习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今天的学习借鉴应该更自觉更主动,更要着眼于超越它来学习借鉴。要明确,我们学习借鉴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当代中国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问题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许更在于构建比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更先进的当代人类最先进的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战胜或代替自由主义而成为当代世界的最强势思想体系和文化体系。

      第二,我们需要调整以前的做法,从学习吸收为主借鉴比照为辅转向以借鉴比照为主以学习吸收为辅。经过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中的不少内容已经为我们所了解和吸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主流价值观构建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策略方面应作相应的调整,要从以前以学习吸收为主,转向以借鉴比照为主。学习吸收主要是一个“拿来”的过程,使其为我所用,其对象是西方已经取得的成果;借鉴比照则主要是一个“参照”的过程,将其作为对手,其对象是西方当代怎么做。中国的崛起已经使西方国家将中国看作是它们的竞争对手,同样,我们也必须有意识地将西方世界作为我们构建价值观和新世界的竞争对手,了解对手,研究对手,在博弈和合作中超越它。这即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第三,我们要超越西方价值观,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有了对待西方文化的正常心态和博大胸怀,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是,我国有不少人将西方近代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西方某些反华势力的“西化”和“分化”图谋混为一谈。我国对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国家文化实行开放政策,以及西方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使得西方价值观在中国大陆得到较广泛的传播,西方价值观至今仍然在中国有相当影响力。出现这种情况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人却简单地将这种情况看作是西方反华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并因而反对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确,西方有些反华势力试图分裂中国、使中国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坚决地粉碎这种图谋,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学习借鉴西方的必要性。实际上,问题很简单,西方反华势力用来分裂中国的东西一定不是西方优秀的文化,而只能是西方用来对付别人而自己不用的东西。我们向西方学习借鉴的不是这样的对付中国的东西,而是西方人自己用的且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将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及其构建的有益内容和经验与西方反华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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