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郁儒[1]2010年在《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文化传媒化论题的所指是特殊化的民族文化进入一般化的大众传播的过程及其相关问题。回答的基本问题是：民族文化何以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和产品?这里的“内容”和“产品”问题不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体之两面。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内容的研究,考察的是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主要是民族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产品的研究,考察的是民族文化与经济因素的关系,主要是民族文化与资本因素和商业文化的关系。本论文运用文化研究中的编码/解码理论,截取编码环节作为核心片段,研究了编码过程中民族文化与传媒本体因素、社会因素、资本因素的互动关系。本论文全面呈现了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相关问题,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基于对传媒本体编码特征的分析,探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特征；研究了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作用；将民族文化经济化的编码特征归结为奇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建构了新的市场主体框架,从宏观视角对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过程的编码机理进行了论述；将民族文化在传媒化过程中的特性归结为与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双向不合类性,对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国家责任等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论文的主要观点是：编码和解码在大众传播中是两个同构的过程；大众传媒的基本特性是建构性、故事性和拟态性；大众传播对民族文化的作用表现为移场、错位、转译、赋权等；民族文化在大众传播中具有专属性、地方性、内向性、禁忌性等特性；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借用、改造、促变、回避、忽视等作用；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具有文化资源作用、人性滋养作用、空间营造作用和社会矫治作用；奇观是民族文化经济化的主要编码特征；民族文化传媒化并非一般化的传播过程和经济过程,而是与多民族国家和谐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方面,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传媒化,政府负有“国家责任”。
韩鸿[2]2004年在《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是对当下中国非职业、大众化的民间影像生产(主要是以DV为代表的录像生产)的历史、现状、文本、功能、走向及发展对策的研究。 第一章是对影像生产的本体观照。第一节首先对本文的大众影像生产作出界定，即指个人的影视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是从专业化的转为业余的，从工业化的转变为个人的，从公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转变为小众的或个人的的话语媒介。从内容上讲，大众影像是从宏大叙事转向小叙事，从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从主流文化转向民间意识形态。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影像生产的工具(摄像机)、表述符号(影像)以及影像生产本身进行的本体追问。即摄像机、影像、影像生产到底是什么?它们具有什么本体上的功能属性?其大众化可能产生什么意义? 第二章主要以历史分期的方式，对近百年来的大众影像生产进行历时性的扫描，梳理在各个历史阶段上大众影像生产的发展轨迹。作者认为在20世纪的10、20年代是中国早期大众影像生产的初步发育时期，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中，批年轻的业余影人创立了中国电影生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此后在救亡和内战期间，虽有零星的业余影像生产，但只是雪泥鸿爪。从1949年至1977年，中国大陆的个人影像生产发生断裂。1977年之后，中国个人的业余影像生产开始复苏。“八九”前后，中国第一批民间影人开始个人影像的业余创作。1996年以后，DV给中国个人影像生产推波助澜。2001年9月的中国首届独立影像展，成为中国影像生产史上一个里程碑。此前一直潜行的民间影像得到正式命名进一步大众化，中国的影像生产开始从“中心—边缘”模式走向多极化的共存，中国的影像生产迎来了一个大众参与的时代。 第叁章文本分析，着重解读现阶段大众影像文本中表现出的彰明较着的几个特点，即影像生产的个人化、视角的底层和边缘化以及对话语权力的解构。个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人化是大众化的另一个方面。个人影像作为个人对客观存在和主体自身多样化表述的一种文本，可以折射历史时空的多种存在状态，形成对历史现实的多样化阐释，并组成历史事实的多重面向，提供一种在主流叙事之外的历史内层的个人阐释。从关注对象和关注方式来看，大众影像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平民视角，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情结与底层倾向，这是一种来自内部的观看，可以成为历史的另类书写方式和存在方式。这些对准弱势群体的大众影像作为社会良心的一种镜像，成为与社会运动互动的力量。影像生产是一个斗争的场域，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符号生产和传播体制的形态。影像生产的大众化正在滋生一种新的对抗性权力。DV作为大众化的影像书写工具，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力量。其中包括对体制内影像生产方式的反抗、对权力意识和特权阶层的反抗、对自我权利的维护、对民间意识形态的张扬与自我身份的建构。同时也将生成新的权力关系。 第四章功能分析，着重探讨影像大众生产的意义。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要件，语言文字的大众化是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初，语言文字的平民化和大众化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在从文字主导进入视觉文化主导的当代，中国影像生产的大众化与平民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进程和文化转向也将产生深刻影响，尤其在影视生产领域，对大众影像思维的启蒙、节目类型的拓展与双向传播型态的确立、影像社区与公共领域的构建、影像生产中的女性主义张扬等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章第一节首先对中国图像文化传统进行反思，认为在光影、色彩、焦点透视、图像叙事等基本元素上，中国人影像思维的开发似有先天不足之嫌。在这个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如何创造视觉文化，怎样培养我们在形象符号环境中的生存力、竞争力与创造力，意义重大。影像的大众生产无疑将从根本上对国人进行一次影像思维的启蒙。第二节在有关大众影像传播方面，作者认为在传统的“播放型传播模式”与批判理念中，大众是被动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消费选择的自由或者通过颠覆性的读解来生产自己意义和快感的能动性。但是影像技术下移之后，他们可望介入符号生产领域，参与符号编码过程，打破以前影像传播的一对多的模式，形成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多元化。第叁节在有关影像社区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方面，作者从发生学的角度，认为当下民间影像运动的开展类似于哈贝马斯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即可能形成与哈氏描述的早期“文学的公共领域”相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类似的“大众影像的公共领域”。通过开发一系列替代性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及影像社区的传播模式，给影像专制和舆论一统的当下中国社会传导出一种多样化的声音。在新型社区关系的构建中，在边缘群体、亚文化群体及少数族群体的生存中，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将有助于沟通和对话，成为这些族群自我维权和实现社会连接的文化纽带之一。第四节认为，影像生产的大众化对女性来说也是一次新的话语机会。作者认为在摆脱了笨重的摄像(影)机的束缚和职业化生产的压力下，中国的女性影像作者的女性意识开始真正出场，这一方面是对好莱坞式的父系秩序的意识形?
王迎新[3]2013年在《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人民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这种文化消费模式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梳理、分析、借鉴西方思想家有关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功能分析的理论,全面研究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全文基本内容分述如下：首先对于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的澄清,研究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主要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梳理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选取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和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抵抗理论,进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论分析。论文主体从政党、大众文化生产制作商、受众个体角度出发,从大众文化承载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渗透功能和意识形态逃离功能叁个维度进行了研究。从政党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控制是现代社会政治国家进行统治的重要方式,拥有文化领导权是执政的根本要求。意识形态控制的关键就是采用哪种方式和渠道进行,大众文化正好是最佳形式。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与阿尔都塞的文化的意识形态论述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理论基础,阐述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特点和主要方式,最后分析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实现机制。从大众文化制作商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功能,大众文化的渗透性是为其获得商业利润的杀手锏。消费社会的存在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环境,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推动器,大众文化生产制作者利用视觉符号的技术手段操控着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源头；大众集体无意识、平民意识、现代受众意识是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共谋的主要表现形态；大众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分析展示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作用形式。从大众个体角度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逃离功能,大众文化是大众自己积极能动的选择,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大众的能动性,作者式文本和大众的主动抵抗性是分析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逃离的动力；注重娱乐消遣狂欢化、选择沉默、积极建构新的文本意义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逃离的主要特征,意识形态逃离为大众提供心理抚慰,宣泄大众情绪,化解现实社会矛盾,同时后现代思维会解构主流价值文化、导致人文精神失落、造成文化生态失衡；选取女性文化,青年亚文化,草根文化形态分析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抵抗或逃离的意义。最后论文论述了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的构建策略。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大众文化与多元意识形态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都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思考的问题,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战略思考,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以现实为基点,着眼于未来发展的远见,提出坚持一元引领与多元发展的引导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本土化发展原则；处理好自主发展和学习借鉴的关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从宏观上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中国特色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构建,从微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寻求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契合点,提升自身建设质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大众文化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优化文化发展环境,促进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正确规范和引导大众文化,把它纳入到国家管理的范围和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让大众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家悦[4]2014年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面临着无形的以说服和信仰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传播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包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传播和意识形态认同叁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其中，意识形态建设是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认同则是根本目的，意识形态传播是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就是将党的意识形态相应的价值、理念和信仰内化到人们的心理层面的过程。全球化、信息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中国大众文化，使得大众文化在社会转型期，在多维文化视野中崛起。文化转型是最深层次的转型。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大众产生普遍和深层次影响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所显示的弱意识形态性和非强制性、商业性和功利性、娱乐性和世俗性等特点，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传统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大众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是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必然选择。构建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的前提是主体构建，即提高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实现传播关系优化；核心是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即形成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关键保障是优化传播环境，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管理。论文运用阶级分析、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基本方法，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出发，厘清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逻辑，在分析大众文化对党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总体思路。论文包括导言、正文五章和结束语叁个部分。导言部分阐释了本选题的原因和背景、研究价值、研究现状、核心概念、研究思路、结构框架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总结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理论逻辑。该章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和传播学原理出发，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从社会传播学视角分析了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内涵，总结了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经验教训和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第二章着重分析了大众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影响，包括机遇和挑战两个方面。该章从大众文化的生成、内涵、基本特征和功能出发，重点挖掘大众文化对人们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对党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等方面带来的的挑战。最后从宏观上总结了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选择:双向互动的大众传播模式，其中主要包括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方法、传播环境媒介等主要因素。第叁、四、五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具体路径研究，是本论题研究的重心之所在。和第二章对接，主要从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方法、传播环境媒介这叁大部分进行研究。第叁章主要从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出发，探求如何优化传播主客体关系。传播主体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和主动性地位，因此该章主要围绕意识形态传播主体，从提高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力，重视受众心理需求，实现传播关系优化等层面进行论述。第四章是传播体系的建构，目标是建立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该章主要从传播体系建设的原则、内容和方法叁个层面论述如何建立兼容并蓄的话语体系。第五章重点探讨如何优化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环境。主要从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和对信息网络等新媒体的管理两个方面论述。结束语简要地对论文进行了概括，同时对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进行了展望，提出以“中国梦”的提出为契机，推动党的意识形态传播。
梁庆婷[5]2011年在《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这句话暗含了这样的意思:每一个统治阶级总是对其所统治的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为当一个阶级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其思想并不是自然的就成为了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同的思想。因此,统治阶级要运用国家统治的手段与社会资源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阶级性或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从思想政治教育媒介的历时性演进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这样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媒介都在承担着对人的建构与解构功能。20世纪以来,大众传媒凭借其庞大的信息传播网络以及对信息等文化资本绝对的级差式占有的先天优势,架构起与受众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显示出具有支配性和替代性的力量。在我国,大众传媒已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生活在传媒环境之中,接触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同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相比,大众传媒拥有更为多样化的符号表达系统,这些符号系统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同时也极大的丰富和深化了人们自我表达的方式。这些全新的表达符号,诉诸人的感官,又大大强化了人对媒介的依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传媒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其身份属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符号中介到组织中介、从单纯的工具性到主体性的变化。这样的身份是社会系统间力量博弈的结果,并成为人们期待传媒行动的依据。新时期传媒的身份表现为传媒中介化,即联结社会与个体的主体性组织。这一身份为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提供了认知视角。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我国大众传媒的阶级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意味着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政府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载体的双重角色。大众传媒可以采用议程设置、理论灌输、典型示范、情感激励、身体力行、双向互动、舆论引导等方法对受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大众传媒本身既是一种可以为善的工具,也是一种可以为恶的工具。它对人的思想既有建构功能又有解构功能。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媒介化社会里,应该如何趋利避害,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向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使其负向功能逐渐弱化甚至消解。而解决这个问题必然需要我们对导致大众传媒产生思想政治教育负向功能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对当代大众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大众传媒对受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大众传播的过程,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路径设计与制度安排需要教育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确立和谐统一的传媒身份与传媒人的角色认同、大众传媒的道德自律、大众传媒版图的合理分布与传媒生态的优化可以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明确身份、健康发展,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前提;在对受众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受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更好的为教育对象所接收与接受,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关键;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叙述方式的创新、符号系统的升级可以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优化,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点;传媒法律规范的健全、传媒管理水平的提升、传媒监管体系的完善、社会思潮的正确引导则可以使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环境得到改善,这是提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外在保障。
周海玲[6]2011年在《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政治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托尼·本尼特是继威廉斯、霍尔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重要领军人物,在1980年代,他帮助定义了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并促进了“转向葛兰西”的学术范式转向。同时他是1990年代兴起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核心人物,他引领的文化政策研究成为文化研究多元格局中重要的一翼。托尼的文化研究始终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发展、转向等兴衰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托尼·本尼特的个人专案研究,对于厘清文化研究在1980年代之后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以及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重要概念,推进国内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本互演进的方法,以文化研究的发展变化的历史顺序,贯穿文化研究发展转向中面临的问题和争议,比较托尼与同期文化研究学者的理论应对,分析托尼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再到文化治理性研究的几个关键点理论转轨的内在逻辑。论文分为绪论、上编、下编和结语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托尼的学术轨迹、研究领域、理论贡献、研究现状、研究价值,以大量的资料和事实论证托尼的研究意义。上编“文本、读者与阅读构形”论述托尼从1975年至1980年代末期的大众文化研究。托尼是把英国文化研究从“文化”拓展到“大众文化”的重要推动者,威廉斯、霍加特等人的早期文化研究并未与利维斯主义形成完全的决裂,这留给霍尔、托尼等后继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如何为大众文化的学理性做出解释。托尼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方法确立了大众文化的文本学研究价值,围绕着大众文化、文本、读者的关系,提出了“历史中的文本”、“阅读构形”、“转向葛兰西”、“受限的积极读者”等理论观点。第一章《尚未完成的决裂》分析托尼的学术研究起点,即文化研究面临着从文学理论中决裂进而向大众文化研究理论转轨的使命；第二章《大众文化作为文本研究的发生学分析》闸述托尼接受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方学理论,解构利维斯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等具有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文论的文本形而上学逻辑。第叁章《历史中的文本》研究托尼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文本理论。托尼提出“阅读构形”(reading formation)概念说明文本与文本、文本与读者(大众)、文本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动态性相互生产的构形关系,文本是处于构形中的“历史中的文本”；第四章《转向葛兰西与大众文化文本研究的限度》阐述阅读构形中的文本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发生卷入、争夺、赢取、丧失、协商、谈判的斗争场域,并分析在转向葛兰西之后大众文化文本研究的泛化和去政治化倾向,这引发了托尼对大众文化文本研究限度的思考；第五章《阅读构形中的读者与受限的积极读者》研究了托尼的阅读构形中的读者理论,托尼认为读者是在话语实践的物质性机制和机构的组织和调节下进行的阅读,因而是受限的积极读者。托尼在阅读构形研究中发现了物质性要素(文化机构和话语制度)对文本和读者的限定性生产作用,预示着托尼的理论框架从葛兰西向福柯的延伸趋向。下编“文化治理性：塑造审美主体的文化技术”论述托尼从1990年代初到当下的文化治理性研究。福柯关于自由主义政府、审美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政府治理性理论(Governmentality)特别符合阐释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托尼将福柯的这个政治哲学概念拓展为文化美学概念,文化治理性是自由主义政府利用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运作审美知识去塑造公民主体的一种文化技术。托尼从治理性实践(practices of governance)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以及美学的实践作用,将治理性延伸到文化体制(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机构)、文化政策、知识分子研究中。第一章《转向福柯：文化治理的发生学研究》探讨托尼从葛兰西转向福柯理论框架的现实需要和理论必然。第二章《从政府治理性到文化治理性》,从福柯的政府治理性出发,说明托尼文化治理性对福柯治理性理论的发展,探讨托尼文化治理性的内涵。第叁章《文化治理性与审美历史化》将托尼的文化治理性研究放在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两条链条上比较和审视,说明托尼的文化治理性研究的理论贡献。第四章《博物馆与文化治理》探讨了文化治理性如何实现的问题,公共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和主体塑造的表征空间,实践着自由主义政府的治理功能。结语部分对托尼的文化研究进行评价和反思。评价托尼的文化研究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位置和贡献,反思托尼文化治理性研究的得失。附录部分《群体记忆、审美仪式与治理性——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渡江战役纪念馆新馆为例》,以现代战争纪念馆的审美观感来说明托尼的文化治理性理论的现实意义。
范红霞[7]2013年在《基于性别视角的媒介暴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们对于媒介暴力的问题关注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介的普及,人们开始担忧媒介中的暴力内容会引发现实中的暴力行为,而儿童和青少年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媒介暴力的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这个时期,关于媒介暴力的效果研究成为主导范式。当媒介日益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我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并且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建构起媒介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关联,“媒介化生存”成为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由此也进入了“媒介化社会”。如此一来,媒介暴力的内涵也随之扩大了,由媒介呈现的暴力内容这一客体化的存在发展到媒介自身成为施暴者,“媒介暴力”的内涵延伸为话语霸权和象征性权力(符号暴力)。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媒介暴力对儿童或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以及论证媒介暴力与现实暴力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但针对其他群体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事实上,媒介暴力也往往与性别、阶层、族群或某个群体相关,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受到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规训,成为话语／权力的潜在受害者。作为权力实施统治的形式之一,媒介暴力成为针对女性等弱势群体与阶层的一种隐性暴力。通常,性与暴力是媒介极力表现的内容,并因此成为媒介暴力的体现之一。而女性,往往是性与暴力指向的最终客体。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女性形象的再现与表征,话语／权力操控与争夺方面所体现出的媒介暴力,并揭示这种以符号暴力形式对女性实施的性别规训、权力宰制和“象征性歼灭”。而且,女性作为一种相对弱势的社会性别,以及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别,这种由媒介产品和媒介文化构成的符号暴力从社会意识和象征性权力层面对女性产生了性别与阶层的双重压迫,尤其值得学者关注和思考。本文主要从媒介文本(微观)、媒体机构(中观)和宏观政治场域叁个层面着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媒介内容再现性别刻板印象、媒介机构再生产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机制,以及媒介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功能发挥建构社会性别秩序,推行男权文化和性别政治。本文立足于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的批判性立场,审视当前媒介文化中的暴力内容和意识形态偏向对女性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弱势阶层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复制和再生产的社会权力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旨在从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视角出发,对中国的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希冀个人的见解与观点能够为推动中国的性别传播与女性主义理论建设,对实现性别公正和文化民主有所启示。
何镇飚[8]2010年在《媒介安全论：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文中指出摘要21世纪,“安全”成为全球化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非传统安全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转而关注“人的安全”,特别是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世界各国对打击恐怖主义、实现环境安全等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高度重视。大众传媒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传播通讯工具,在非传统安全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本文的切入点。针对安全的时代命题,本文提出了媒介安全的论点。媒介安全是运用大众传媒战胜恐怖、恐慌和恐惧的非传统安全,分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群体安全叁个层面。安全是大众传媒的现代功能,大众传媒可以让社会更安全。论文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对安全和非传传统安全的跨学科研究着手,论述了传播学从拉斯韦尔、李普曼、施拉姆等早期学者到最近的阿什德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运用了议程设定、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框架理论等多种传播理论,梳理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研究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与学科脉络。通过默顿大众传播“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理论,论证了大众传播传统四大功能(监测、协调、教育、娱乐)中的“隐性”功能——安全,并使之显性化,同时论证了安全作为现代功能,独立于传统四大功能的特征。沿着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向,论证了媒介安全的基础是媒介安全话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安全的数学模型,媒介安全是一种介于媒介恐慌和媒介失语之间的动态安全,并通过1151份中国大学生问卷和122份美国大学生问卷,比较了在大学生眼中,中美媒介安全的异同及各自特征。美国的媒介安全更需要防范媒介恐慌,而中国媒介安全的不足在于媒介失语。最后,根据我国媒介安全的现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媒介安全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媒介安全特点,提出了发展、完善我国媒介安全的对策和建议。
冯发金[9]2016年在《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的政策监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和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深究其原因,其中包括权力监控不力这一方面。对此,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叁严叁实”具体要求,其中“叁严”中提到要严以用权。2016年“两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这说明监控权力的重要性。而政策监控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所以,政策监控也需要依法,有效和全面地实施。政策监控贯穿整个政策过程,是政策系统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对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研究,能保障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系统顺畅地运行,更好地和更有效地提升政策实施的效果,从而,纠正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执行偏差。进而,提升政策监控质量、完善政策监控理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依法治体”的重要体现。根据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第一,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理论基础及要素构建。依据控制理论、政策控制理论、教育政策控制理论和体质健康政策控制理论,构建出政策监控的五个要素,即政策监控主体、政策监控内容、政策监控工具、政策监控机制的运行和政策监控的质量保障。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第二,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主体。要解决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问题,明确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及层级关系就是基础。就目前来说,教育学界、法学界和体育学界等学术界对政策监控主体的内涵界定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并出现监控主体单一、权责不清、功能弱化和机构不独立等问题。因而,关于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主体,亟待学界商榷和论争,进而解决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存在的问题,提升政策监控的质量。第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内容。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内容是监控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有关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内容繁多,难免存在监控内容不全面,一些监控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待商榷等问题。所以,需要对不同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内容的现状进行了解,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问题,因此,必须从实践层面调查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内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内容的问题。第四,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工具。在政策监控中,其监控工具众多,因此,政策监控工具具有多样性,所以采用何种监控工具更为有效,也是我们重点探讨的问题。第五,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机制的运行。虽然我们已在前面叁个研究内容中解决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及层级关系、监控内容和监控工具存在的相关问题,但这也只是厘清了其归属问题,我们并不能保证其主体能够有效地完成监控任务。因而,我们需要对现行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机制行运行的状况进行分析,剖析其中的问题,畅通其运行梗阻。第六,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质量保障。在政策监控主体、政策监控内容、政策监控工具和政策监控机制运行畅通的基础之上,仍需分析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质量保障的问题,从而,有力地保障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质量。第七,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具体对策。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具体对策是依据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监控内容、监控工具、监控机制运行和监控质量保障这五要素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提出的。主要包括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方面的对策,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内容方面的对策,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工具方面的对策,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机制运行方面的对策,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质量保障方面的对策。很明显,以上七个研究内容是前后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且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的,即第一个研究内容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为本研究指明方向。第二至第六是对第一个研究内容的扩展和深入。并且,第二至第六个研究内容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七个研究内容是在第二至第六个研究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的,并且与第一个研究内容前后呼应。鉴于以上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模糊数学的Vague方法和案例法进行研究。其中,应用文献资料法收集了管理学、政策学和体育学叁类资料,为建构研究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应用问卷调查法对西南地区的部分中小学校长、教师和学生等进行了调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政策监控的现状。针对一些特殊问题,进一步应用了访谈法进行了深入了解。然后,应用模糊数学的Vague方法对获得的信息进行了量化分析。鉴于以上这些方法的主观性较强,本研究还应用了案例法从客观上进行了弥补。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方法体系。通过以上方法的研究,发现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的定位不清、权责配置不合理和主体之间协作壁垒,政策监控内容中的政策语言使用有待规范,政策监控内容不够全面和一些内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亟待商榷,政策监控工具中命令性工具过溢,能力建设工具不足和激励工具缺失,政策监控机制运行和保障中分别存在政策监控机制运行梗阻和政策监控的质量保障不力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构建了研究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的理论框架,理清了解决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政策监控内容、政策监控工具、政策监控机制运行和政策监控的质量保障存在问题的思路,明确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主体、建立了主体责任清单、强化了法治善治规制、构建了主体协同机制、完善了政策监控文本、审查了政策监控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调整和终结了一些政策监控内容、构建了政策监控内容体系,重新确立了政策工具的地位、重塑了政策监控工具的分类理论、建立了政策监控“工具箱”和构建了政策监控工具选择模型、构建了政策方案设计的“研设程式”、规制了政策监控主体的权力、优化了信息传播路径、转变了政策监控的理念、构建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质量的叁级保障模式等。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六位一体”的政策监控理论,即平衡利益、规范权力、保障权利、决策民主、巧用工具和落实责任。总之,以上研究结论是保障体质健康教育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基石,也是促进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监控机制运行畅通的重要举措,还是引导学校深化体育改革,推动学校体育工作,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更可以有效提高政策监控的质量,完善政策监控理论。另外,本研究将政策学理论及研究范式应用于学校体育领域,通过外部透视内部问题,拓展学校体育领域的研究范畴,通过政策研究范式与体育研究模式的结合,创新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和扩大研究的场域,为从政策学的角度探索体育问题,以及为研究政策监控提供借鉴和参考。显然,其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不言而喻。但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局限在于以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也是以此为基础得出的,故而,研究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使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还需要紧紧围绕政策监控主体、政策监控内容、政策监控工具、政策监控机制运行和政策监控质量保障这五个要素深入研究,不断完善政策监控理论。
王淑华[10]2013年在《互联网公共性的建构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的公共性不仅成为大众传播领域的重要主题,也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关注的共同话题。通过互联网行为主体的实践过程,我们可以解读出互联网公共性的意涵：互联网是网络公众基于公共利益进行表达和沟通协商的网络公共广场。首先,计算机科技的发展形成了高速和高容量的信息传播公共广场,这虽是虚拟的象征空间,但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公共广场,也是网络公众实现自我建构的公共空间；其次,网络公众因共同议题和公共利益而聚集在一起,自主参与理性、思辨性的讨论和论辩；再次,网络公众通过表达沟通形成虚拟社区的传播网络,弱关系下的桥接式交往更有利于网络公共参与,其中言论表达以有效性、深刻性和反思性为依据,沟通协商以互动性、理性和多元性为依据；最后,网络公众表达沟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以公共议题为基础,以共同之善为理念,以公共舆论发展为表现,而网络协商民主作为网络公众实践中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治理方式,促使网络公众积极参政议政,有助推动社会变革和民主发展。从网络公众的实践来看,商业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等外部环境因素,网络公众的道德自律、价值规范以及沟通传播的经验范围等内部因素,都会对互联网的公共性造成影响。互联网中充斥着各种权力的斗争和合谋,这使公共性时刻面临结构转型和功能转化的危险。但互联网上的网络公众并非是消极被动的,他们能发挥积极性和自主性,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智慧,采取策略性的抵制战术进行反抗,在与权力资本的博弈中维护公共性的纯洁。这种“弱者的反抗”对公共性的促进作用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因此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D]. 程郁儒. 云南大学. 2010
[2]. 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D]. 韩鸿. 四川大学. 2004
[3].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D]. 王迎新. 南开大学. 2013
[4]. 大众文化影响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D]. 全家悦.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5]. 大众传媒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 梁庆婷. 中国矿业大学. 2011
[6]. 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政治美学研究[D]. 周海玲. 南京大学. 2011
[7]. 基于性别视角的媒介暴力研究[D]. 范红霞. 浙江大学. 2013
[8]. 媒介安全论：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D]. 何镇飚. 浙江大学. 2010
[9].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的政策监控研究[D]. 冯发金. 西南大学. 2016
[10]. 互联网公共性的建构与实践研究[D]. 王淑华. 浙江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