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4)01-0004-33 当今人类正在走向深度“全球化”，①“全球生存共同体”、“全球知识共同体”、“全球传播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体验催发人们的全球“共存”与“共享”意识，“普遍性威胁”与“生存性焦虑”的现实境遇也使得与“低政治”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成了一个备受各国重视的概念。21世纪初以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九一一恐怖袭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日本核灾难、西亚北非特别是埃及的持续骚乱，加之美国的波士顿恐怖爆炸案、斯诺登事件、美国海军司令部枪击案等种种“非传统安全危机”②不断地造成世界新恐慌，因而人们不得不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为了明了当前世界的非传统安全研究现状与中国安全范式的选择，我们需要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源起和演化进行回溯，对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进行评述，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范式进行分析，以阐明“共享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探求“共享安全”作为既体现中国价值又符合世界语境的安全话语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 “共享安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话语 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与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方式紧密相联。为了确保作为生存发展最基本条件的安全，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者”与“他者”结合起来形成特定的共同体以应对更大范围内的“威胁”。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和平”成了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取向。在取代冷热兵器的核武器时代，大国间开始用“威慑”取代“入侵威胁”来扩军备战以形成“冷战”，在增加“确保相互摧毁”战争危险的同时也筑高了防止战争爆发的堤坝。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发展”成了人类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于是贫困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不断凸显成为人类的普遍性威胁，面对冷战以降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接踵而至，人们发现没有战争的“和平”已经不能与“安全”直接画上等号，由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的“不安全时代”③正在到来，人类必须反思和寻求新的生存方式以解脱现实的困境。 (一)“共同威胁”引发各国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 “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应理论的产生，并非是理论家们出于理论研究兴趣的“虚构”，也非是政治家们出于政治需要的“图谋”，而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对新的普遍性威胁与生存性焦虑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化”努力，也是人类面对非常态危机所迫切需要寻求新安全方案的一种“前景化”④探索。最早把非传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张蕴岭教授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是新现象，它们早就存在，如今之所以被纳入综合安全的范畴，自然有它的内在缘由。在我看来，主要是，一则它们成为具有‘集合性特征’的安全种类，也就说形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二则它们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很大，成为必须给予极大重视的问题。”⑤ “共同威胁”必然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和对“共享安全”的诉求。人类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视源起于对“非军事问题”的关注，20世纪中叶起首先是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发展失当、贫困严重、发展难题等进入安全研究的视界，进入21世纪后更大范围内的恐怖主义问题、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信息安全问题等成为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参与以及“非对称”的安全挑战开始被置于次国家、国家、跨国家以及全球的多重安全时空交叠之中，成为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时，人类面对的安全威胁突破了传统的主权边界，安全维护方式突破了传统军事武力方式，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以外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成了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于是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考虑。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影响整个人类的环境、粮食、人口、贫困等非传统安全问题。70年代，联合国开始关注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安全问题，如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的报告，并指出：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生存息息相关，生态环境的破坏、食物的缺少、人口增长等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生存面临的十分迫切的事情了，特别是“当前的环境趋势不能继续太久，因为人类正在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⑥80年代，联合国开始把环境、发展、粮食、人权等问题直接提升到安全高度来认识，并提出了相应的“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等安全话语。90年代，联合国提出了“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及其相应内容。21世纪初，联合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首要议题，积极关注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问题等。在应对人类的“共同威胁”中，“联合国在国际关系的规范性演变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它是各国建立共识的平台、变革和倡导者和作为规范性参考的法律渊源。”⑦联合国一直试图将安全、人权与发展三者结合起来，把三者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倡导这“三位一体”的综合安全观。⑧联合国是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深化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与应对的领航者。 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共同威胁”以及传统的安全理论与观念严重不适应等，是促使我们思考与提出“共享安全”战略性话语的现实语境。共享安全的价值前提是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考量，寻求“共存”、“共依”、“共有”、“共和”、“共建”、“共创”的方式。“共享安全”的基本内涵有：以人的生命为价值基点、以人类共和为价值原则，以互信合作为实现路径、以共赢共享为价值目标。“共享安全”的价值理念，凸显了当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的太空救生艇”、“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各国共享和平安宁”⑨的全球生存紧密关联的认知。“非传统安全不是由某个国家制造，不是被某一个国家认知，也不能由一个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不是国家之间的相互安全威胁，而是国家群体乃至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思考如何应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问题了，而是国家群体思考如何合力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问题，是大家如何共同维护和改善全球公地的问题。”⑩非传统安全威胁使国际安全国内化，国内安全国际化，要求各国应当从人类的整体上来反思与建构新时期的安全方略。如果在公共卫生安全上不实行“共建共享”，人类如何共同应对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疾病？如果在国际公共安全上不实行“共建共享”，人类如何共同应对像海盗、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如果在全球环境治理上不实行“共建共享”，人类如何能够走出气候变暖、生态危机的困境？如果不对安全进行“共建共享”，世界性的恐怖主义威胁、金融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水资源危机等如何才能有效治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由非传统安全所引发的种种频繁出现的全球性危机、地区性危机乃至国家内的危机，不仅需要我们在安全理念上进行反思与提升，而且不同国家在自身发展中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理念、经验、知识与做法，也应当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应让国际社会来共享。 至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正改变着各国的安全理念与各国的安全环境，安全的探讨和努力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范畴，也超越了传统安全的研究边界，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非传统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方略的重要位置，把国家间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动视为国家安全方略的重要方面。 (二)“共患意识”促成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持续升温 “非传统安全”一词最早见于冷战后西方国际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界。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国际关系教授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H.Ullman)于1983年发表在《国际安全》期刊上的《重新定义安全》(11)一文把人类的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环境退化等均纳入安全的范畴中，因而他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最早提出非传统安全概念的人。(12)此后，一些新兴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环境政治学的学者对扩展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建构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框架做出了许多贡献，并成为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学术渊源。目前，国外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大学里非传统安全的课程与专题开设越来越普遍，(13)非传统安全方面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不断产生，(14)其他还有关注非传统安全的各研究社群包括由各研究机构或自由主体所形成的群体网络(community network)；传播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知识公共化的各种途径，如出版物(主要包括期刊与专著)、论文、网站、讲座、媒体报道等。(15)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学者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更多使用具体的安全研究领域如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来指称非传统安全，此外，由于各国各地区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各不相同，它们所关注的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也各有侧重。 在中国，1999年发表了首篇论述非传统安全的文章，(16)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辽宁大学共同举办了全国性“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之后，一系列著作问世。(17)与之相应，一批非传统安全研究机构相继建立起来了，(18)全国有113个妇女研究中心关注妇女安全研究，(19)中国高校还开设非传统安全课程并创建有专门的博士与硕士学位点，(20)使得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进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初步“制度化”阶段。 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非传统安全的内涵、性质、特征、类型、领域划分、理论分殊等方面都有了颇具特色的深入研究，并且对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相互交织，对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对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国际治理，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的方略设定，对人类安全维护的模式思考均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但从学理的角度看，“非传统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在理解与解读上仍存在着诸多分歧。从肯定方面看，有些学者把“非传统安全”理解为一次安全思想的“革命”，(21)或理解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社会基础，(22)是以“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为基础的安全新语境的凸显，(23)是国家安全战略内涵与外延拓展的新契机，(24)是中国“新安全观”的重要理据，(25)是中国外交融入世界与各国合作的“新高地”，(26)是安全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转型以及从单学科向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转型，(27)也是高校开展新型安全教学与促进人才培养的新平台。(28)然而从持保留或否定态度方面看，有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在本质上与传统安全没有区别，“非传统安全”只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只是在安全问题的成因、重点、范围、安全主体及其特性等方面的侧重点不同而已；(29)另有学者把“非传统安全”仅理解为一个政策性概念，或是安全概念的“衍生物”，是“区别于传统安全观念与安全政策的安全关注”；(30)还有学者把“非传统安全”理解为一个综合的表征性概念，即它只是一种对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与传统安全相区别的新类型安全的统称，若要展开研究，还得用某一具体安全领域去替代，“需要学者们更精细的、分门别类的‘个案分析’”；(31)也有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重叠，而它们之间的“交织安全”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新安全领域；(32)还有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仅是安全概念的过渡性“延伸”和“拓宽”，担心“安全边界无限制扩大会使之失去自己的知识边界”；(33)另有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话语及基本问题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基本上是个“伪问题”(34)甚至有少数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为强权国家谋求利益和世界霸权服务的”，“用西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描述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分，不利于国家在维护安全利益方面整体效能的发挥”，“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35)等等。这些对非传统安全的不同理解与解读，均有其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与现实依据性，但众多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说明了一个重要现象：非传统安全作为一个全新的安全理念正在深入到生活现实与学科研究中，正日益成为世界共通的安全话语。 总体上，中国学者认为非传统安全的提出，是一次对以主权安全、领土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的深化，是一场从国家安全到跨越国家的共同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的一场拓展，也是一次从军事、政治、外交的“高政治安全”向“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的“低政治安全”的深刻转型。军事部门的学者指出：要“通过反恐、维稳、制乱、抢险救灾、维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实现对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环境稳定的保护，实现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扩展的支撑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维护和促进。”(36)学界分别从“综合安全”、“广义安全”、“全球安全”、“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交织安全”、“类安全”等视角来探讨非传统安全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从理论驱动、政策驱动、问题驱动等方式来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治理良方，从中国作为复兴大国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如何包容世界以及如何让世界包容中国，等等。学界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非传统安全正在成为人类寻求共赢的一种“共同话语”，要合理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就要对安全作新的理论反思与建构。 (三)“共享安全”：超越“安全困境”的话语转型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无论是个体、群体、社会、国家还是其他国际行为体都生存于某种特定的“安全场域”(37)中。以往由国家间关系构建起来的安全场域是以边境画线，主权划界式的地缘性场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利益画线，人权划界式的跨国利益性场域突现了；随着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形成，以文明圈画线，生存权划界式的资源性场域被建构起来；其他还有以信仰画线，民族或宗教划界的种种社会心理场域等。多重的安全场域相互叠加，使人类深处一种“本体不安全”(38)之中。复杂的安全现实造成了现实主义安全观所无法破解的“安全困境”，在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39)进而导致无法摆脱的“前提困境”、“立场困境”与“战争观困境”。(40)再从“话语安全”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所看到的“安全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一种不安全的“话语建构”，它会使我们去寻求“消极安全”，深陷于寻找和放大“敌人”的情境中，让设想的敌人或对手成为去不掉的影子，进而使对抗与复仇成为无休止的延续。 非传统安全的提出和发展意味着安全思想的一次历史性提升，其标志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四大“转换”：一是问题领域的转换，安全成了一个开放性及与低政治直接相关联的领域，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向了“个体”、“性别”、“人类”、“全球”，安全领域扩展到了军事、政治以外的社会、经济、环境、健康、发展等。二是认识论的转换，传统安全基本上是运用实证主义认识论来建构其理论的，其中包括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非传统安全研究则突破了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更多地运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来建构其理解，其中包括理念主义、历史主义、先验主义等立场与方法。这两种认识路径争论的实质在于：“社会科学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力求建构解释(国家)行为的因果理论。”(41)三是变量及其结构的转换，国际安全的驱动力变量不仅影响国际安全事态，而且还影响国际安全研究本身，国际安全研究如何从描述性和解释性状态转向分析性与规范性状态的关键是对安全核心变量的寻找及对其内在函数关系的确定。四是基本范畴与实现途径的转换，“主体间冲突”被置于“客观上威胁”与“主观上恐惧”之先，“话语安全”被置于“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之先。一般“客观安全”强调一国威胁他国基于其物质能力的可能性，“主观安全”强调心理和知觉以及恐惧形成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朋友、竞争者、敌人)的重要性，“话语安全”则强调“安全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实践，因为任何一种威胁者是相对于特定行为体的，行为体对威胁的认知与接受，直接决定着威胁是否是‘威胁’”。(42)“话语安全”的实现途径较之“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更注重对共同认知的建构性，因为“国家之间通过一定的言语行动建构起相互理解和信任，并在应付外部安全威胁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愿意共同采取紧急措施去对付其安全威胁。(43) “共享安全”话语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话语不仅会影响人们行为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任何话语的继承、改造和独创均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44)倘若我们超越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话语建构，从“共享安全”的“共存”、“共处”、“共建”、“共优”与“共赢”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安全就成了“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45)尤其是当人类面临的困境已不仅仅是关乎“领土主权持存”的军事与政治的安全保障，而且是关乎“生存权利持存”与“生命质量持存”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时，“共享安全”式的“积极安全”(46)才是我们要寻求的目标。“新形势下，安全问题的内涵既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对峙平衡的安全，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同时也超越了一国一域的安全。各国必须坚持以合作的胸怀、创新的精神、负责任的态度，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携手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47)可见，“共享安全”不仅是帮助我们考虑国内社会安全的重要价值尺度，也是帮助我们参与国际社会并共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价值立场，也应是以“全球命运共同体”共持“类价值”与共创“类安全”的必然共识。 二 构建“安全”：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启示 西方非传统安全研究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延伸、深化、扩展、转化而来。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则认为安全研究演化的发展脉络是：到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研究的转型出现了“两大阵营”(48)，一方是战略研究与和平研究重新整合成的“后冷战传统主义”，另一方是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平研究的“扩展—深化”派(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的安全、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后者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那么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中的价值取向如何？研究路径有何异同？对中国有何启示？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一)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构建及其价值取向 冷战结束后，为了回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安全研究必然要超越军事安全研究的范畴，冷战时期的战略研究、和平研究以及军备控制研究随着“和平”向“安全”转移，均因其“军事国家中心主义”立场，被归入“后冷战传统主义”。(49)而对传统主义安全理论的初步扩展与深化，形成了建构主义安全研究(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哥本哈根学派(The Copenhagen School)、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Poststructuralist Security Studies)。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提出的“安全互构说”为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扩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论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被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常规”是指安全指涉对象仍是国家，它的研究重心与战略研究相似，即重视对国家行为的研究。“批判”是指更多的立足于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去关注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理论取向是超越传统安全研究的“物质支配主义”，用“观念因素”取代“物质因素”来对安全进行分析，强调“集体自尊”作为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方面，(50)由于观念因素如认同、规范等是由主体间的互动建构起来的，所以建构主义认为任何安全的终极状态不是由所谓的客观物质因素“先定”和“支配”的，而是由观念因素“施动”和“建构”的；威胁或者安全都是一种“施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互构”，而社会结构又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构，“共有知识”与“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模塑社会结构本身。 哥本哈根学派则成功地把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安全研究中，提出了基于“主体间性”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理论，从而“深化”了国际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主要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哥本哈根和平研究中心，安全化概念最早由奥利·维夫(Ole Weever)提出，随后巴里·布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安全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某个公共问题只要尚未成为公共争论与公共决策问题以及国家并未涉及它，这一问题就还不是安全问题。当这个问题被政府部门作为“存在性威胁”而提出，并需要多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甚至这些措施超出了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而仍然被证明不失为正当，则这个问题就成为安全问题了。为此，“安全化”不仅使“宣布或认定为危险”成为一个合理的施动过程，而且还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安全重点，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安全重心。巴里·布赞认为，哥本哈根学派主要是聚焦于安全化研究，一方面要求扩大威胁的来源及其指涉对象(特别是社会/认同)的范围，另一方面呼吁要更多地关注地区层次的安全分析，并针对传统安全研究中物质主义的威胁分析，提供了一种建构主义的回应，在这种回应中，“社会”也成了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从而将安全扩展到了个人和全球层面，开辟了“认同安全(identity security)”研究。(51)事实上，哥本哈根学派引入建构主义的安全分析元素，聚焦于安全化概念的研究，使得“言语行为”(speech act)成了安全建构中的重要途径，同时使得“认同安全”和“话语安全”成为安全的重要论题。“至少在欧洲，‘安全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概念”。(52) 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在建构主义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具有独特理论视角的“话语安全说”。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北美，但90年代初期在欧洲更加流行，其主要特征是凸显“话语”、“认同”等范畴在安全中的特定作用。后结构主义认为由于安全化的权威主体往往是国家，所以会出现种种“沉默的安全”(53)问题，但身处不安全中的行为体往往无权把现实苦难安全化为安全问题。由于“‘认同’是由话语构成的，国家(或者国家的代表机构)可以通过指引和动员认同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的合法化”，(54)因而决定“安全化”成立与否的是其背后的“话语环境”与“话语结构”。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安全是一种话语，甚至威胁本身也是一种话语，其基本的理据是任何物质都无法离开话语的表征而独立存在，比如将何种对象建构为威胁，其实就是创造一种关于“危险和安全的话语”，并将威胁自我的那个他者置于一种特殊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当今世界大量的媒介信息与话语正在不断模塑和创造出一个个关于“我们－他们”、“牺牲者－拯救者”、“发达－不发达”、“文明－野蛮”的认同标识与安全图景。因而，无论何时当我们表述“无政府世界”、“冷战结束”、“权力的性别关系”、“全球化”、“人道主义干预”、“金融资本”这些概念时，我们就开始进入抽象、呈现和解释的过程之中，即使是所谓最“客观”的“镜像”理论，也不可避免其解释的必然性与不可或缺性，从而政治领导、社会活动家、学者和学生都被卷入对“世界”和“安全”的解释之中，“知识”也就成了一种合法性的“权力”。(55)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传统主义理论经过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安全互构说”、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话语安全说”这三个流派的扩展与深化，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进入安全研究领域敞开了大门，在接纳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为安全重要领域的同时，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等传统安全的二元对立性也被逐渐解构，特别是这些研究为后来的女性主义安全研究(feminist security studies)、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人的安全研究(human security studies)和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post-colonialist security studies)的构建提供了理论的先导。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批判了传统安全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其贡献在于不断指出传统安全研究中的“性别盲区”(gender-blind)，(56)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性别安全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从美国和英国传播至全球，其研究工具包括从和平研究到后结构主义等各种研究方法，其研究路径普遍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分析战争在微观层面的影响。“女性主义构成了一个多元共同体，其成员有激进的怀疑者、宽容的反对者、有主体生活体验的知识探索者、社会安全认同体制的抵制者，他们破除原有边界的行为使得享有特权的安全防御难以为继。”(57)“女性主义将自己定义为一种政治学范式，不单纯是一种性别政治学，而是一种体验政治学、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58)因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特别关注来自性别领域的特殊安全问题，关注身份建构和性别，其研究更多地是采用“知识论视角”，(59)其研究的领域与体现“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有更多的交集，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危机”进入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视野，种族歧视、性骚扰/强奸、人工流产、家庭暴力、儿童问题、营养不良、机会不均、经济剥夺、秩序混乱、环境危险、流行疾病、生活焦虑等都曾是长期“沉默的安全”而成为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进而在研究中提倡“互相依赖的国际安全”和“星球意义上的全球安全”。(60) 批判安全研究的贡献是以人的安全为基点提出了“解放安全说”(security asemancipation)。(61)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后，在英国特别兴盛并形成有批判安全研究的“威尔士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在方法论路径上源自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源自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使用的主要是后实证主义方法，它否定实证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性、社会科学价值的中立性，强调所有知识均反映了研究者的利益、价值、群体、党派、阶级、民族等，因而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存有其偏见。(62)批判安全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安全的指涉对象进行扩展，重视安全的“主体间”维度的分析，将个人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认为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作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本体论上的国家主义，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63)特别强调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以“解放”(emancipation)作为核心概念，提出“人的解放”的目标是要消除“生存性焦虑”与保障“本体性安全”，(64)安全的终极状态应是“真正的安全全球化”。(65) “人的安全”概念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3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并于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一概念后来被一些国家所采用，特别是受到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国的重视。“人的安全”概念包括了人类整体与人类的个体。(66)人的安全研究的贡献之一是把“安全”与“发展”合并研究，使国际安全研究的议题扩展至包括贫困、不发达、饥饿和其他威胁人类整体的问题。这一转向极大地扩大了威胁的类型和安全适用的领域，粮食、健康、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的差距、移民、毒品运输和恐怖主义等均在其中，安全进而被视为一种根除“贫困”和“不发达”的全球性努力。“人的安全说”突破了传统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局限，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内最具“非传统”的理论。“人的安全”研究直接把“人”(类及个体)确定为安全的指涉对象，超越了“国家对其公民可能造成不安全时”的传统安全理论的困境。“人”这一指涉对象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研究的历史转型，标示其与以保障国家主权和政权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的基本分界。 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反传统安全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强调“非西方本体”的安全研究，提出了“‘非西方’安全说”。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中心主义受到挑战的同时，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和“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到了90年代，产生了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形成了“非西方主体”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对国际安全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因此，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将批判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的话语称谓，其主要是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67)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认为，非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应该把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史、第三世界国家的形成等纳入安全理论，从而开创了一种关于“非西方主体”的不同理解，建构了一套“安全”研究的“非西方”词汇。 (二)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启示与问题 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构建起了有别于传统的安全指涉对象如“性别”、“个体”、“人类”、“非西方国家”等，不同程度地对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除了关注人类安全与个体安全，更加关注包括发展问题、贫困问题、饥饿问题等更多涉及低政治领域中的安全问题。后殖民主义则对西方中心主义安全话语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这些非传统安全理论在安全的指涉对象、安全的实现途径、安全研究的方法视角等方面做出了新的理论创新，特别是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对超越传统国家安全的本位与追求“人的安全”的取向十分明显与强烈，使得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具有了其自身新的视角、范畴、内容与特色。 西方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一是安全指涉对象的重新寻找，二是安全研究领域的多向扩展，三是安全实现路径的创新式探索，四是人的安全话语的构建，五是全球安全话语的不断凸显。首先，以安全化理论为例，“安全化理论的贡献在于可以把诸多原属于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既有的安全框架内进行考虑，或者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通过安全化的路径成为重要的新安全议题，从而把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人的安全、全球安全整合在一个思考的框架内。”(68)然而基于亚洲的语境看，安全化理论能否在以下的追问中得以扩展：当安全化的行为体不作为时，安全化如何达成？“安全化”的实现路径除了“政治化”，是否还可以有“国际化”和“社会化”？安全化行为体的建构是否可以扩展为“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当安全治理的主体变得多元时，或者即使安全化对安全问题的解决有效果，是否以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的路径作为长期的政治目标更为合理？ 其次，以批判安全理论为例，批判安全研究指出国家可以是不安全的一部分，强调开放的全球政治与全球安全，认定个体是安全的最后指涉对象，并探寻以“人的解放”来实现“人的安全”与“真正的安全全球化”的理路，为非传统安全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从其个体安全与国家安全“二元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反面来认识，“中国的安全应该是复合的和双向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下的人的安全；以关注和参与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为世界关怀的国家安全理念，以确保国家安全为底线的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理念。”(69) 再次，以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为例，“话语安全”的独特视角与理论创新非常有意思，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论路径，改变了人们对认同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国家与安全之间关系的认知，强调了安全是一种(指涉对象)被建构的实践活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安全研究从“理论进口”、“问题进口”到“议题进口”走过了很长的弯路，迫切需要在“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之上对“话语安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启示意义是：共同体对自身安全的评估不再从对共同体面临威胁的客观分析中获得，而是从共同体对特殊认同进行建构的过程中获得，同样，“共享安全”也可以在对全球认同和类认同进行建构和再建构中得以实现。 虽然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大大超越了传统安全理论的局限，丰富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内容，并且在安全指涉对象、安全威胁来源、安全维护方式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研究创新，但西方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也存有严重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缺陷，主要问题有三：一是以“原子主义”为特征的本体论局限，二是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方法论局限，三是以“西方中心”为特征的价值立场局限。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前者的延伸。基于“原子主义”本体论思维的安全研究，非常重视行为体的“单位”界定与不同行为体“单位”建构起来的“体系”性质，至于单位之间的“关系”则是从属的、第二位的。这种研究思维方式的好处是权利的边界比较清晰，体系中的“层次”比较明确，安全变量的设定有比较“客观”的依据。但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是对“行为体”间冲突的消解，对体系中的“异质”性“单位”的处置，难以超越传统安全研究的“国家本位”立场，或者难以超越行为体冲突消解过程中的“两元对立”模式，致使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在不同程度超越传统安全困境的同时又陷入新的安全困境。 比如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在安全实现路径上做出了重大扩展后，在安全指涉对象上却没有超越国家自身，“国家”仍然是其最重要的安全“单位”，因而不仅没有使安全研究跨越军事和政治的领域，也没有使自身成为独立于传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哥本哈根学派在没有跳出“国家本位”安全立场上与建构主义有其相通之处。在哥本哈根学派看来，安全是一个消极词，是“危险和安全政治的特殊符号”，(70)“安全化”带来的仍然是“冲突”，而国家多用超政治的方式与手段解决被安全化的问题，安全的逻辑陷入暴力中，故在安全化中生成合作基本不可能，国家似乎更应在“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上进行努力。安全理解的消极性与安全化主体的局限性是哥本哈根学派的致命性弱点。为了安全理论框架的“严谨性”，哥本哈根学派还担心在安全定义上太宽泛而不可收拾，不想把发展问题全都置入安全领域进行研究，为此公开批评“积极和平”。(71)巴里·布赞甚至不同意“人的安全”概念的使用，认为这是一种“还原主义”而结果会使国家对安全的维护产生难题。(72) 再比如，后结构主义颇具理论深刻性地解构了僵化的国家安全概念，“允许那些与国家不相关的主体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确定一种区分模式以避免陷入单纯的敌友划分或全球无冲突的理想化陷阱。”(73)但是后结构主义在根本上把国家与其他安全行为体对立起来，国家不但是安全威胁的来源，而且实现安全还要以消除国家为前提，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导致其理论研究的新安全困境；另外，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虽然把话语安全置于客观安全与结构安全之上，但在话语的主体如何选定上仍存诸多疑惑。再以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为例，“像其他非传统安全理论一样，女性主义也具有浓厚的反国家安全色彩。因为看到女性在冲突与战争中受到更多的伤害，‘他们质疑国家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认为在今天的战争中，国家实际上可能正在对自己的人民形成威胁’”。(74)但女性主义在国家批判与性别批判中的“二元对立”倾向同样较为严重。与上述相应，批判安全研究同样认为：“以国家定位的安全意识和政治认同是以其他的实体和集体的不安全为代价的，如种族、恐怖主义、人权限制、不发展、饥馑、性别歧视、环境退化等等，而后面这些概念已经是当代安全讨论中最重要的部分”。(75)但批判安全研究对国家安全的过度批评，对解放安全的过度强调，很难适合现实语境，以至于“我国学术界如同对‘批判理论’一样，对‘批判安全研究’，也近乎完全的忽略。”(76) 人的安全理论颇具争议，主要是围绕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人的安全与发展关系的处理，形成了众多甚至截然相反的不同观点。从积极的角度看，“人的安全”研究作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方面“已经成功地为那些支持发展以及支持人道主义外交的政治行为体提供了一个理论支点”。(77)人类安全委员会(GHS)认为人的安全并不替代国家安全，但其对国家安全的补充有：关注个体、共同体和社会，关注那些常常被认为是没有危及国家安全的威胁，关注国家以外的更多的行为体，提供给人们的不只是保护还有授权(empowering)。(78)但不能否认，不少西方学者没有看到国家安全对人的安全维护的独特作用，没有看到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互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更多关注个体安全而忽视类安全，甚至一味用个体安全来代替一切。在中国，“人的安全”研究被视为是与“国家安全”研究相互补充的，也被认为是促进发展研究与安全研究联系的重要方面，甚至“人的安全”研究还能够帮助政府切实有效地提升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治理能力，以至使长期研究中国人的安全的专家承认“中国在改善人的权利的努力中会发现(不同于西方)的中间道路，即能整合与和谐其面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79) 至于国际安全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则是上述各非传统安全理论或学派所共同持有的。虽然西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越来越被置于一个非西方的情境中”，(80)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传承很难超越西方学者身处环境的局限，连尖锐批评这一点的巴里·布赞也承认自己无法超越这一点，他承认自己难以从“西方式”阐述中超拔出来，“一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语言技能，二是因为所有这些非西方安全研究本身已经构成一套可包含多卷本的内容翔实的书”。(81) 后殖民主义理论包含很多不同的视角，但它们都反对“大国”的强权安全政治而重视“小国”和“弱国”的安全困境，都支持超越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以承认第三世界的特殊性与获得和平的正义性。(82)后殖民主义还与后结构主义相呼应，更强调对认同的话语建构，其“安全研究还对西方政界和学术界构造‘南方’、‘东方’、‘不发达’和‘失败’的他者意象进行批判”，并把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失败”或“不发达”看作是“西方殖民主义打压的后遗症”。(83)但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把南北、东西问题对立起来，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压迫者，没有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相融之处以及可以相互促进之处。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试图用“非西方”来取代西方，同样陷入另一种安全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三 共建“安全”：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探索 与西方的“原子主义”本体论思维方式和“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立场不同，中国的“关系主义”与“整体主义”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安全思维方式与安全实现路径。基辛格以中国的围棋与西方的国际象棋作对比，认为国际象棋“全胜全败”的安全思维在战略层次上远不如中国围棋的“共存共活”来得高远与博大。(84)事实上，中国在历史、理论与现实三个维度上对“共享安全”可行性的探索与实践均有着丰富的资源。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安全思想为“共享安全”的理性建构提供了价值坐标，中国学界的安全理论建构为“共享安全”的可能性认证提供了理据，中国外交上保持特色的安全实践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一)“保合太和”：“共享安全”的思想渊源 “共享安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共存论”与“和合论”思想，其代表性著作便是《周易》。《周易》明确提出了“保合太和”(85)的安全价值目标、“万国咸宁”(86)的共享安全理想、“协和万邦”(87)的安全实现路径。“保合太和”作为社会安全的理想之境，生发于“易”的“和易”之义。(88)《易经》中“易”包含有体现着价值本体一致性的五种不同含义，即变易、简易、不易、交易、和易。易的“和易性”是易之为易的终极价值的体现，具有本体之意义，“如果不能认识到不易之易的终极目的是天地的和谐生态，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的存在之意义也在实现一己存在的和谐充实以及更进一步彰显天地万物的和谐繁荣，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的生命的可贵及所包含的无穷无尽的价值内涵，易的变化就只是过眼烟云、镜花水月，徒增人的空虚失落、迷惑沮丧而已。故真正知易者，不能不正视易的和谐化的价值”。(89)如果说“和”是易之“本体”，“太和”是“和易”的至高目标，那么，“保合太和”则是要和而不同地保持合作或融合，共存共赢地高度和谐与永久和顺。“保合太和”作为安全理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词语，充分体现了社会安全所应趋向的“至和境界”。 “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意蕴表征着“自强不息”精神与“厚德载物”德性的完美统一，反映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合”待人情怀与“中庸”处事原则的完美结合。(90)在历史的合合分分的悠久变迁中，“保合太和”生发出了中国人“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人道理想。“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社会构筑的“共享安全”的最基本结构性元素，它们既有地缘上的“安定”内涵，又有文化上的“安宁”意蕴；既有层次上的“安全”区分，又有超越民族关系上的“安好”倾向。西方学者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将“和而不同”视为通过利用差异模糊性而达到“大同”境界的一种有内在逻辑的灵活的方法论，(91)这是对“和而不同”的较正确的解读。赵汀阳认为“给定世界的差异状态、差异可能形成冲突，于是至少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同’，就是消灭差异成一统，这个方案不可取，因为‘同则不继’；另一种是‘和’，就是在差异中寻找并且建立互相利益最大化的协作关系。(92)所以，以“不同”之“和”达成“大同”之“天下”，是中国“共存先于存在”(93)的“生存论”思想的根本内容，也是中国“不同融于大同”的“和合论”思想的价值追求。“保合太和”式的以天下为怀的“安全观”，既有着“天下太平”的统称意味，也有着“天下一家”的指称意义。在国家间的维度上，“保合太和”的价值取向是“协和万邦”基础上的“万国咸宁”。(94)《易经》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万国咸宁”是被明确提出的“天下”安全的最终理想，这一理想追求也贯穿于中国悠长的历史演进中。与此相应，中国典籍“《尚书》中的‘天命－人事’王道秩序观，《诗经》中的‘华夷对峙-交融’民族文化观，《周礼》中的‘天下-五方’地缘政治观和《春秋》中的‘尊王－黜霸－大一统’历史哲学观”(95)等，都从不同程度上传承与突现了“共存论”、“和合论”与“王道论”的治世理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中庸、礼让为国”的传统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外交伦理原则，铸就了“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外交目标与文化自觉。 应该说“保合太和”的社会安全理想是中国人对世界安全的独特贡献，也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96)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视及最有能力以“和”为本位来维护安全的国家之一。“共享安全”在西方现实主义以对抗思维为主导的安全观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里都不存在紧张对抗的激进的观念，中国文化里没有上帝与魔鬼、信徒与异教徒之类的紧张对抗结构以及‘末日审判’之类的想象。西方以西方之心去猜测中国之心就难免出现错误判断，单方面想象了一种只有自己单独上场的最后决战。”(97)事实上，“从传统思想文化与长程历史演进来看，中国文化中‘重和’的方面是主流和整体的，‘尚争’的方面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中华文明中内敛的、防御的和合作的一面，多于扩张的、进攻的和竞争的一面。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渐，中国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经历，复兴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景。这种复兴愿景建立在对落后苦难的同情理解之上，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礼制律令影响，中国复兴的立足点是解除世界上相同处境的苦难，而非对施暴者的子孙进行报复。”(98)中国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从传统上看，中国即使在自身实力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往往也只追求相对有限的对外目标”。(99)“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在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家是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育和影响作用。这样的模式所体现的‘和合文化’传统，在当代仍然有重要影响。”(100)可见，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传承，证明了中国人爱和平、重防御、讲团结、求统一的安全思维与防御性国策，也正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安全梦”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伦理精神，促成了中国人爱公平、重共存、讲中庸、求和合的安全态度与共享安全的价值追求。 也正是中国的“关系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伴随着历史上的“共存论”、“和合论”与“王道论”思想的传承与几千年的“外交实践”的积累，促成了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和合主义”范式的生成。“和合主义”的核心价值“类生存”、“类伦理”与“类安全”，安全内涵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理性原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安全共同体的实现途径是行为体间的“和合共建”。在“全球命运共同体”不断生成的当下，“共享安全”是“和合主义”(101)范式的极好标示，也是非传统安全维护方略的根本价值导向。 (二)“和合主义”：“共享安全”的可能性探索 “共享安全”是否可能，除了历史的思想资源的挖掘，还需要针对当前的世界安全环境进行理论的考量。在中国走入现代、走向世界的当下，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着力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安全理想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式，出现了一大批与“和合主义”范式相关联、相辉映的极有价值的安全思想成果，并从不同的视角探索“共享安全”在当代的可能性。 1.以“全球安全观”来探索“共享安全”的可能 王逸舟较早从“全球政治”的视角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观”，并用“王道霸道说”解读中国外交思想，用“创造性介入”理念探索中国如何融入世界。他认为安全的保障与预期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能容纳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新出现的社会安全问题，容纳国家和国家以外的多种行为体，容纳“全球性共同利益”和“人类的类安全”。他强调“新安全”必定是既包括民族国家的安全，也包括其他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或均衡安全”，因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安全观将是一种“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102)王逸舟深入探讨了“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以及中国外交如何顺应这一变化并有所作为，(103)并针对外交现实的场景提出了其创造性介入方案：如解决台湾问题的“两岸中程架构”，突破中日结构性困境的“中美日对话”，解决南海争端的“两区分、两联动”思路，联合中非两个巨大国际行为体的“中非新合作”构想等。(104)这些思考成为“共享安全”可能建立的新的价值取向，不仅具有理论的独特性，而且具有外交的导引性。郑先武倡导“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实践与探索，通过对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的研究，揭示了东南亚安全的历史演进规律：从“集体内部安全”到“防务共同体”的形成，继而向“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的“强安全机制”转变，再向“东盟安全共同体”这一“安全连续统一体”提升。郑先武深入考察“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发现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因，而安全区域主义的施动力量又是由多元行为主体和复合关键变量(如权力、利益、相互依存、规范、认同、信任和制度等)构成，因而，全球化和区域化所达成的体现某种共享性的“多元安全共同体”，为“将现实主义传统进一步改进为超越冷战框架的国际研究中的更普遍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105) 2.以“中国思想的世界性转换”来探索“共享安全”的可能 阎学通在区别王道与霸道的基础上，强调要“以‘仁’促进国际公平规范，以‘义’促进国际正义原则，以‘礼’促进新型大国关系，以‘道义’提升政治软实力”，(106)并指出：“中国古代的‘仁、义、礼’近似于近代‘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者分别是高于‘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崛起大国，中国应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107)赵汀阳在对中国“和策略”以及对“非合作博弈发展出合作的博弈”的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比帕累托改进更有利于形成合作的“孔子改进”。(108)赵汀阳十分重视“天下主义”的世界性转换，他“从世界思考世界”的角度考察“天下体系”，认为它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是比温特所谓的西方政治家的“三种文化”更有潜力解决冲突问题的“第四种文化”。(109)在赵汀阳看来，可以“共享”幸福的世界观，在于它的包容性，不仅不排斥任何他者，而是试图把“他者”都化为“自己人”，“这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观，想象着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110)任晓在对“中华世界秩序说”、“华夷秩序说”、“天朝礼治体系说”、“东亚共生体系”、“进贡体系说”进行分析阐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东亚‘共生体系’原理”。(111)任晓认为，共生体系“软结构”下的“东亚内生秩序的特征是大小国家各安其位，小国尊大，大国容小，政治和经济上相互往来，基本保持了和平的地区秩序。”(112)其共生体系的内在要素有：互认式的多样往来，互惠式的朝贡贸易，自愿式的资源交换，共生式的身份与规范建构。(113) 3.以“全球安全治理”的路径来探索“共享安全”的可能 秦亚青强调，要用“多元治理”、“关系治理”、“整体治理”(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综合)、“全球治理”、“有效治理”等模式代替传统的“利益治理”、“垄断治理”、“霸权治理”、“低效治理”等。(114)庞中英提出要推进“全球政府”的实践，甚至设想转化目前的“国际法”为“全球法”，联合国大会转化成为“世界会议”，以强化对“全球治理的治理”等。(115)李东燕则针对冷战后凸显的“全球安全威胁”提出了“全球安全治理”概念，其主要含义有：全球安全面临着威胁与挑战，需要有全球性制度安排以促进共同的战略、决策和行动，多种行为体(政府、国际组织、多边集团、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部门及大众媒体等)都是相关者与参与者。(116)同时，李东燕提出了相应的“大安全治理”与“核心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经济、金融、环境、能源、粮食等安全问题被归入大安全治理范围，(117)并且“通过全球安全治理，有望达到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积极的安全合作关系，进一步在地区和全球范围缓解安全困境，建立起基于合作、和解、和谐的新型安全关系。”(118)汤伟提出了“地球系统治理”设想，(119)李淑云提出了“可持续安全治理”方案，(120)张胜军提出了“全球深度治理”对策。(121) 4.以“大国责任与全球安全关系”的视角来探索“共享安全”的可能 朱明权是一位从大国与国际安全关系的视角来探讨“人类共享安全需要”的学者，他把“人类免受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视为国际安全内在目标之一，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超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乃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可以指望超越狭隘的传统的安全观，将本国的安全与国际社会的安全结合起来，即本国的生存与发展应当有助于世界的和谐，世界的和谐又会促进本国的生存与发展”。(122)因此，朱明权认为大国应以“责任优先”观来取代以往的“国家优先”观或“国家至上”观，因为真正的国际安全需要有新的理念进行奠基，所有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所建构起来的和谐世界，而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只有在这样一个和谐世界中才能得到保证。(123)朱明权在批评美国奉行美国第一原则(124)对国际安全起到反面作用的基础上，强调任何大国必须认识到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在本质上具有的一致性，“实现了国际安全，大国也就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没有国际安全，大国的国家安全也就成了空中楼阁”。(125)刘江永提出了大国关系转变基础上的未来国际格局的理想模式：从目前“一极多元”的格局发展到“多元共存”格局，再和平过渡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而建立一个“后霸权”的国际体系。(126) 5.以“中国的理念定位与方略选择”来探索“共享安全”的可能 杨洁勉在研究“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全球强国外交理论最终任务是要实现从“和平共生”到“和谐共生”的提升，在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过渡的十字路口上，“如果人类社会能够把握历史机遇，或许就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全球强国共生共赢的伟大理想。反之，人类社会就会丧失机遇，仍将长期摸索。”(127)王义桅则从超越“和平崛起”的角度提出了“包容性崛起”战略。(128)王义桅认为，在安全与发展并重的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因而中国需要确立现代世界观与国家安全观，改变线性进化思维与历史经验论，建立重视“利他关切、全球关切、未来关切”的“包容性崛起”(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价值共享)理念。(129)可见，“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实质是要淡化中国模式，建设共同安全机制，让世界从中国崛起中普遍受益，实现权力共享和责任共担，让世界包容中国的发展，也让中国包容世界的发展。石斌提出了“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国际安全战略”，并对“共同安全”的诸多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解读。石斌认为国际安全的实现必定基于一定的权力结构与物质条件，也有赖于一定的价值基础与思想前提，但相对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国际安全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在安全问题上共同价值、规范与原则的确立与调节，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是一种最佳的选择。”(130)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颇有思想创新与理论开拓的对“共享安全”可能性的有价值探索，因篇幅限制而未在这里被一一指出。综上所述，无论是“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包容性崛起”、“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多元安全共同体”、“和谐共生”、“可持续安全建构”的探索，还是“新天下主义”、“东亚共生体系”、“全球安全治理”、“全球深度治理”、“地球系统治理”的解读等，都反映了中国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维护方略与求解人类生存危机的探索，反映了中国“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思想与“和合主义”安全范式在历史与文化上的连续统一的内在特质，反映了“共享安全”作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安全理念与战略性话语，既是中华民族独特思维方式的凝聚，又是人类普世精神共在特性的表达。 (三)“共建共赢”：“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探索 非传统安全的“普遍性”、“复合性”、“多维性”、“广义性”以及与传统安全之间的“交织性”的诸多特点，使得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多地与风险、危机、紧急状态、日常生存性威胁相关联；也使得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往往连成一体而相互缠绕与转换。正因为如此，非传统安全成了全球性紧缺的公共产品，这一公共产品的生产需要“共建”，而这一公共产品的使用则是“共享”的，这其中共建和共享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共享安全”的可能性若在历史的维度和理论的维度存在，那么它在现实的维度中是否可行？特别是国家之间尚存有利益冲突、资源争夺、边界争议、危机外嫁以及国内社会动荡、难民外涌、群发事件猛增等现实，“共享安全”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行？这是诸多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对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普遍质疑与拷问之一。 初看起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确也会产生现实主义安全观所认同与持有的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资源开发措施，会被其他国家视为相对减少其资源利用可能性的举动，因“公地悲剧”而引发的不安全感是非传统安全困境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与享用过程中重新探索“国家与主权”关系的新本质。可以说，“条件主权”(conditional sovereignty)与“责任主权”(reponsible sovereignty)(131)的提倡与落实，或者以适当让渡主权为前提参与全球治理，应该是国家间共同超越“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关键。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邦德(David Miliband)指出“当国家不仅要留意本国公民的本土需要，还要关心其他国家公民的国际义务时，国家主权就变成了责任主权。”(132)中国学者张胜军认为这种“责任主权”应当是“相互的”才合理，否则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之间就会失衡，要实现“全球深度治理”就需要提倡“相互责任主权”(mutual responsible sovereignty)，而以相互依存与“相互性责任主权”为基础的“全球深度治理”才是各国应对共同危机的有效良策。(133) “共享安全”必须要超越当前国际社会在安全共识不足、安全观念冲突、安全战略矛盾、安全策略竞争以及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体制滞后等现实困境，这就必然需要通过“共建”以达成“共享”，而安全的“共建共享”的最困难之处，便是如何对待现存的不同层次的“异质性”因素：既包括“文明”、“文化”、“宗教”、“民族”、“社会”等种种“异质”的历时性遗在，也包括因历史、地缘、利益、资源、制度、方式甚至误解引起的冲突与对抗而转化成的“异质”的现时性此在，也包括因对未来走向持有不同图景与追求的“异质”的可能性彼在。然而，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我们无疑会发现，正是在共同威胁不断地扩大范围并对人类生存造成普遍挑战的情景下，人类社会不断经历着从努力实现小型共同体的“同质性”共建共享逐步甚至是艰难地走向能包容“异质性”的更大共同体及至全球性的共建共享的过程。 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提出过诸多的国际安全观如“威慑与核威慑论”、“地缘政治论”、“权力均势论”、“安全博弈论”、“安全困境论”、“霸权稳定论”等。这些安全观点尽管是以自身的利益与权力为本位，但也强调“同质”国家利益圈内的“共建”与“共享”。自由主义安全研究则顺应世界交往扩大与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日趋融合的趋势，提出“相互依存论”、“制度共建论”、“民主和平论”等安全观，试图来创造一种建基于国际制度的国际安全新局面。建构主义的安全研究则强调由“社会关系”来规定国家角色，由“社会认同”来构建国家的利益与安全，由“社会文化”来影响国家的安全战略，由“社会规范”来创造安全的行为模式。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温特甚至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它们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特征。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34)这使得“社会认同”与“共有观念”成了安全的根本变量，即使国家趋向追求利益本身，“这些利益的真正意义也在于它们驱使国家认知它们，解读它们的含义，并依次决定应该定义主观安全利益”。(135)不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安全观如何，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共建共享”过程中的“异质性”因素，非传统安全理论中的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人的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理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等较之以往的安全理论虽更具有共建安全的向度，但也回避不了共建中的“异质性”难题。应该说，消解人类社会诸多现存的“异质性”状态的途径有很多，如通过强调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来提升对安全维护的共同认知；通过以生命保护为国际社会伦理底线的坚守，来扩展国际维和行动与人道主义干预；通过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内容与方式的扩展，来形成更大的共同体生存方式；通过建构“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寻求全新的共建共享体制的确立等。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民族国家主权、利益冲突与资源紧张等原因，不同层次的“异质性”是国际社会一个长时期存在的固有特征，如果不能消解与容纳这一“异质性”，“共享安全”可行性就会打折扣。对“异质性”问题的政策回应，基本上形成了美国、欧盟和中国的三大类型。 美国惯用自己的善恶去判定美国与别国之间的“异质”冲突，用自己的制度尺度去衡量美国与别国之间的“内在”紧张，因而美国主流安全理论的“误区”从本质上反映了美国主流国际安全理论价值立场的某种缺失，即对“异质”世界的独断与强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霸权护持”与“霸权安全”，因而“霸权稳定论”的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权力霸权”与“制度霸权”，这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表现得非常鲜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的共建，最后因美国国会的否决而导致美国没有加入；九一一恐怖袭击后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完全以自己的单边行动置联合国于“虚设”；源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导致的世界性金融风暴，美国不断转嫁危机致使形成“美国生病，各国吃药”的怪状，等等。可见，所谓的“霸权稳定论”说到底是“霸权自利论”，这种对“异质”世界的独断、强制、排斥、打压等，在当今国际安全的“共建共享”中日趋不可行。 欧洲的国际安全观与安全政策有其自身的较为包容与共享的特色。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创建的“国际社会”理论，正不断地扩大影响而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接受；巴里·布赞以及哥本哈根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世界社会”理念和区域复合安全理论，为欧洲更大与更为紧密的安全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繁，两次世界大战又使许多国家再度成为“宿敌”。但欧洲从“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的历史性拓展，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元的问世，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构成以及欧洲共同努力应对欧债危机等，均是在让渡主权基础上共建共享的“一体化”实践，从而表明了“共建共享”安全在欧洲的现实可行性。欧洲国家的“契约式安全”、“机制化安全”、“法理性安全”是对国际社会“共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创造，但欧洲如何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而更多地关注与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尚有很长的路程。 中国在安全的“共建共享”上更有着独特的努力与贡献：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岛屿争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方针，处理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方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出的“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强调在文明多样性前提下的合作与共享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方略以及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合作共赢”思想，均凸显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36)的可行性探索。当今世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将会是影响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重要议题，由于不同的大国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不同的文明传承与价值追求，大国之间充满着“同质”与“异质”的现象，如何在这样复杂的现实中设定大国间的安全互动？为此，中国领导人新近提出了处理大国关系的重要原则与办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良性互动、合作共赢”，(137)应该说这是大国间实现“共享安全”的非常切实可行的外交原则与路径。 其实，自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综合安全”、“协商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安全理论、安全政策、安全外交与安全治理都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与不同程度上寻求与践行着安全的某种“共建”与“共享”，特别是“合作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倡导安全的“分享”(shared security)，客观上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某种现实的佐证，但这些安全实践均没有最终摆脱国家行为体的局限。而“共享安全”则以人类共同体作为安全的中心立场，以人的生命保护作为安全的价值基点，以社会的安宁繁荣作为安全的优先目标，以和谐共建与合作共赢作为国家间安全互动的至上原则。或者说，“共享安全”的共享并非是共同而无差别的平等性享有，而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性享有；并非只是基于民主的合法性享有，而且还是基于民主合法性的正义性享有；并非是基于自由权利的无约束性享有，而是基于自由权利与文明规范的约束性享有。 总之，“共享安全”是国家间“伙伴关系”的提升、“合作关系”的推进，也是“共赢关系”与“和谐世界”的开创。在全球日趋一体化的“生存关联”与“命运关联”的图景中，“共享安全”不能不说是这样一个重要理念与话语：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还是共建的。“共享”的价值前提是安全行为体对生存资源的“共有”、生存条件的“共依”、生存方式的“共存”、生存发展的“共向”的认同共建。以共建共赢为前提的“共享安全”现实可行性体现在：共建主体的多元性、共建内容的开放性、共建目标的共赢性、共建领域的广泛性、共建形式的多样性、共建行动的建设性、共建战略的非对抗性。(138)因而，“共享安全”的国家行为，将是一种超越单边立场的“不可分离”的多边性行为，是超越“危态对抗”的“非竞争性”的协合性行为，也是超越一己利益推进全球责任的“安全感递增”的共赢性行为。“共享安全”不仅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人民希望通过实现中国梦，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共圆世界梦。”(139) ［收稿日期：2013-08-25］ ［修回日期：2013-10-09］ 注释： ①深度“全球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加深，全球产业的互补性加强，全球问题的挑战性加大，全球发展的利益攸关性增强，全球城市网络与政策网络的一体性加强。参见除秀军：《制度性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92页；汤伟：《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97页。 ②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92页。 ③［英］拉里·埃里奥特、丹·阿特金森：《不安全的时代》，曹大鹏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④前景化的英文是foregrounding，巴里·布赞专门讨论过“前景化安全”(foregrounding security)，指安全以“指涉对象”或“领域”为轴不断扩展与深化的过程。参见：［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9页。 ⑤张蕴岭：《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序一第1页(注：张蕴岭教授曾两次与本文作者谈起，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就在国内的某些重要会议上转引了“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 ⑥［英］芭芭拉·沃德、［美］勒内·杜博斯： 《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⑦S.Neil MacFarlane and Yuen Foong Khong,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A Critical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Chinese version Preface.参见［英］奈尔·麦克法兰、邝云峰：《人的安全与联合国：一部批判史》，张彦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⑧李东燕：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2-54页。 ⑨《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7/07/c_112383009.htm。 ⑩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6-7页。 (11)Richard H.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 (Summer 1983),pp.129-153. (12)戴维·鲍德温(David A.Baldwin)在《安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Security)一文中、沙鲁巴·乔杜里(Saurabh Chaudhuri)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定义》一文中均指出理查德·乌尔曼是提出非传统安全定义的第一人。 (13)牛津大学在硕士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课程中有“非传统安全”专题，哈佛大学在“国际关系与外交”课程中有“非传统安全与外交”专题；与非传统安全专题相关的课程还有哈佛大学开设的“国家与国际安全研究”、耶鲁大学开设的“环境政治与法律”、麻省理工学院开设的“信息安全”和“核反应堆安全”、美国塔克商学院开设的“气候变化与商机”、伦敦大学首创的“能源与气候”硕士课程等。 (14)如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理查德·马修(Richard A.Matthew)带领的“非传统安全事务中心”(The Center for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Affairs,CUSA)由政府、非政府、商界领袖组成顾问团，在七大洲的25个国家(包括北极)致力于关注21世纪的人类与环境安全、全球变化与人的安全议题，并在严重影响家庭、社群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为研究者、领导者与公务员提供安全维护意识与技能。还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是亚洲开展非传统安全研究较早的，也是较为全面、深入、系统且影响较大的机构。该研究所通过国际会议、正式研讨、政策咨询等方式，展开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出版了大量理论成果，还不定期发布非传统安全研究(主要为气候变化、环境安全与自然灾害、能源与人类安全、粮食安全、健康与人的安全、跨国冲突等)报告，反映世界各地最前沿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研究。再如，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GCSP)，1995年建立，有45个成员国，宗旨是通过培训、研究与对话，加强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其于2013年8月举办的第九届专训课程的专题名称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及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民主建设、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15)在亚洲较多关注非传统安全的研究机构有：Asia Human Community (AHC),Japan; Asia-Pacific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PR2P),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Australia;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BIISS),Bangladesh; Bangladesh Institute of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BIPSS),Bangladesh;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CAS),University of Hong Kong,Chi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ISS),University of Sydney,Australi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CSDS),Indi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Indonesia; 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Chulalongkon University,Thailand;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IAP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China; La Trobe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Human Security,Australia; Ilm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itute (IIRI),Korea University,Republic of Korea;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SDS),Philippine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WEP),Vietnam; Refugee and Migratory Movements Research Unity (RMMRU),Bangladesh; Regional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CSS),Sri Lanka; Women In Security,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WISCOMP),India; and The World Fish Center,Malaysia.See:Mely Caballero-anthony,Alistair D.B.Cook,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Asia:Issues,Challenges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Singapore:ISEAS Publishing,2013,p.x. (16)傅梦孜：《从经济安全角度谈对“非传统安全”的看法》，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第2-4页。 (17)陆忠伟主编： 《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查道炯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非传统安全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杰主编：《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寿晓松、徐经年主编：《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丛书”(［印度］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李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新加坡］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等编著：《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段青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英］奈尔·麦克法兰、邝云峰：《人的安全与联合国：一部批判史》，张彦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加］马克·扎克、［加］塔尼亚·科菲：《因病相连：卫生治理与全球政治》，晋继勇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赵远良、主父笑飞主编：《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郭延军：《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的国家能力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开盛：《人、国家与安全治理——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余潇枫等：《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理论、范式与思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潇枫等：《边疆安全学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研究(第一期)》，北京：知识版权出版社2010年版；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研究(第二期)》，北京：知识版权出版社2012年版。 (18)主要有：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浙江警察学院东盟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等。 (19)李英桃：《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妇女安全研究与中国妇女安全现状》，载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20)2004年浙江大学在国际政治专业开设“非传统安全概论”课程及2008年设立二级学科博士点与硕士点“非传统安全管理”，2009年北京大学开设“非传统安全”课程，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通过“非传统安全”二级学科博士点评估。 (21)何忠义：《“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48-55页。 (22)参见王逸舟：《中国与非传统安全》，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6期，第32-35页；王逸舟：《“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中国》，载赵远良、主父笑飞主编：《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98页。 (23)王逸舟认为：“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国际合作的基础。”参见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22日第7版。 (24)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86-95页。 (25)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47页。 (26)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廖丹子：《非传统安全：中国外交的新高地》，20H年4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中国和亚太国际关系圆桌会议”(Roundtable Conferenc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上的发言，该会议由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n Studies,American University)主办。 (27)刘中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载赵远良、主父笑飞主编：《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7页。 (28)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9页。 (29)余潇枫、林国治： 《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104-105页。 (30)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6页。 (31)参见查道炯： 《非传统安全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2页。 (32)姜维清：《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33)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第49-55页。 (34)叶知秋：《谁之“非传统”，何种“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38-43页。 (35)孟宪生：《不能忽视整体安全——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评析》，载《光明日报》，2007年6月6日第9版。 (36)寿晓松、徐经年主编：《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37)“安全场域”一般指能够影响乃至决定安全态势的特定情境，如地缘场域、利益场域和社会心理场域。参见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90页。 (38)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57-68页。 (39)［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40)余潇枫等：《非传统安全概论》，第356-358页。 (41)［英］巴里·布赞、［丹麦］琳·汉森： 《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37页。 (42)余潇枫：《国际安全研究是一门“学科”吗？》，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9页。 (43)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Regions and Pow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491. (44)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和议程》，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第12-29页。 (45)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 (46)余潇枫：《安全治理：从“消极安全”到“积极安全”》，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6期，第44-47页。 (47)习近平：《就维护世界和平安全提出五项理念和原则》(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发言)，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7-07/4015510.shtml。 (48)［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201页。 (49)［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166-167页。 (50)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6-237. (51)［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154页。 (52)［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227页。 (53)［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229页。 (54)［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210页。 (55)Tim Dunne,Milja Kurki,Steve Smi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Discipline and Divers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04. (56)Brooke A.Ackerly,Maria Stern and Jacqui True,Feminist Method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 (57)［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58)［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42页。 (59)Brooke A.Ackerly,Maria Stern,and Jacqui True,Feminist Method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1. (60)［美］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225页。 (61)Soumita Basu and Joao Nunes,"Security as emancipation," in Laura J.Shepherd,ed.,Critical Approaches to Securit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3,pp.63-76. (62)Robert H.Jackson,Georg S